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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周年，值此又一个人民节之际，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4010件毛主席文稿档案。
其中两封手稿作为案例由“国家档案馆”微信公众号晒出——
1956年9月13日，毛主席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1950年9月20日，毛主席关于立即停止在他家乡修建房屋和修筑公路给黄克诚、王首道的电报：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这两封手稿极为典型性的反映出毛主席无比谦逊、寡名淡誉的崇高人格，以及自始至终将群众感受放在第一位的作风。
尤其是第二封手稿中的修路事件，值得小叙。
当时是1950年的5月，主席派岸英回韶山省亲，并且刻意没有知会湖南省委以防省委派人陪同。那时从湘潭到韶山还是走小路，岸英从湘潭骑马，在离韶山三十里远的银田寺下马，步行回韶山。
此事让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感到修建一条韶山公路很有必要。
但是湖南省的公路建设规划当时还只在县级公路阶段，韶山公路属乡级公路，尚无规划。况且正在进行艰苦的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军民都在勒紧裤腰带支援东北前线，资金紧张，根本拨不出这笔钱。但黄克诚和湖南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商议后，还是批建韶山公路，经费由湘潭县自己解决。
而待岸英自韶山省亲后、把亲眼看到的韶山亲人和乡亲们的生活状况汇报给主席，主席立刻批示黄克诚停止修路。
……………………
多少年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往主席身上泼的脏水中极大部分都是涉及所谓“个人崇拜”…
然而一桩又一桩比钢铁还要坚硬的事实一次又一次摆在世人眼里，应足以令今天的后人重新审视过去二三十年的舆论生态，并向主席致一份由衷的敬意。
2
以一句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口号为例：
毛主席万岁！
这句话我们一直在喊，一直在传播，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最早的出处，以及主席本人对这句话的态度。
1943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们非常感怀自己翻身做了主人、目睹了地主老财的远去，十分感激主席、朱老总等共产党领袖，纷纷给主席发去献词。
在这其中，吴满有、赵占魁、申长林、杨朝臣等45位英雄代表，在献词中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随后，献词就被刊登在1943年12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
当时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等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代表，给主席的献词中也有：
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是已知的、根据史料可以查证的最早的“毛主席万岁”。
1945年4月七大召开，朱老总在做完军事报告后，在现场热烈的会议氛围感召下，激动地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
在建军、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中，主席不止一次与朱总发生过意见相左，但是往往最终事实都证明不拿枪杆子的主席总是能够引领枪炮兵马走向正确的地方，比如盲目支援湘南暴动，比如在盲目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
朱总在七大这场历史意义重大的党代会上脱口而出的这句“毛泽东同志万岁”，可谓肺腑。
随后，周恩来在大会讲话结尾时呼应朱德的敞怀，也喊出了这两句口号。
从此，“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民间便流传开来，在成为党刊党报习惯引用的口号。
两年后的秋天，主席去佳县城看黄河时，在城楼上被老乡认出来，老乡们远远高喊：
毛主席来了！
看到的人注目望去，纷纷激动的向主席招手：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一句澄澈动人的感言，老乡们在喊，游击队员们在喊，解放军同志们在喊，党内也有人在喊。
那么，主席本人对这样的拥戴场景是什么态度呢?
1947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曾给周恩来发来电报，想要在华大建校典礼上提出：
主要的就是要学毛泽东主义。
意思是想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让周恩来去和毛主席商议。
原本，连“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主席都反复强调：
以我名字命名，可以；但这是全党同志的革命智慧结晶。
那么，对于所谓的“毛泽东主义”，主席又是如何看待呢?
两天后，8月15日，主席亲自回电：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把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
约一年后，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并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这一历史事件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而当“五一口号”的初稿送到主席案头的时候，他阅后思绪万千。
经过思索，主席将口号的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时，他还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直接划掉删除，并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主席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也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
一年后，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夕，主席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委托，起草并宣读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其中有一句话语是“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这是毛主席生平唯一一次给自己“戴帽子”，冠以了“领袖”一词。
但其实，这也并非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在会议代表们原本强烈要求加上的“爱戴”、“万岁”、“领袖”等词语中，折中挑选的。
即便如此，他还执意在“领袖”前面加上了“人民”。
1956年，田家英曾在党内通气会上披露，主席早就对他说过：
现在喊万岁，谁知百年后如何？
3
时间来到2010年4月，其时，有一本著名的杂志《XX春秋》刊载了一篇文，引述了一段“史料”，一本正经地声称：
陈友群谈及道，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劳动节口号，最后两句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而毛泽东则在后面亲自批注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这件事当时引起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关注，研究人员特地去查阅了档案。
最后找到原件时发现，1950年那次《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共5页纸，一共35条，最后两句即第34、35条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并非《XX春秋》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草之后，胡乔木先是送给刘少奇审阅，刘少奇删去了第34条，并把第35条“毛主席万岁”改成了“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继而交给了主席本人审阅。
当年的4月18日，稿件被送到主席的案头。
4月21日，他对其中3条作了亲自修改：
① 将第14条中的“坚决贯彻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改为“坚决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② 将第19条中的“不动富农财产”改为“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
③ 将第24条“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努力协助全国解放事业的完成”改为“台湾、西藏和其他待解放区的人民，准备一切可能条件，配合人民解放军的适时进军，解放自己，完成统一！”
其他地方没有改动。
在这份档案上，胡乔木起草用的是钢笔，刘少奇批改用的是毛笔，主席批改用的是铅笔，一目了然，毫无争议。
可以看到，给毛主席加上“万岁”的是刘少奇，而不是主席自己。
《XX春秋》当年搞这样的造谣把戏，无非是想把脏水往主席身上泼，特别是所谓“大搞个人崇拜”这桶最脏最脏的恶臭污水。
除了反对个人崇拜，主席在对五一口号的修改中还体现了极具个人政治个性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4月29日凌晨5时，早已完成修改的主席又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予以说明：
报告略有些修改，已送恩来阅后还你。陈云在请假中不看文件，没有送他看。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我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面一段去。国际形势一段说得策略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应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可付印，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
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同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自己的声望降温。
1966年7月8日，在武汉考察工作的主席给夫人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彼时的心诉。信写好后也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随后由周恩来带到上海交给夫人。
信的内容比较长，其中在谈到当时党内正日益膨胀的对主席的崇拜之风，他说了这样的话：
……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就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他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他就说过：
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一年后，1968年元旦前夕，《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元且社论，社论的草稿上又提了“四个伟大”，主席不同意，他让汪东兴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同志删掉。
汪东兴当时问主席：
“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
主席想了想说：
那就留下一个吧！
汪东兴又问：
留下哪一个？
主席说：
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
再两年后，1970年12月18日，会见老朋友斯诺时，主席曾这样“吐槽”：
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此前在1969年5月下旬，主席又来到武汉，视察谈话说到所谓自己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一事”的口号时，他无奈地对工作人员说：
人的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
还是这一次，主席在观看“九大”纪录片时，看到银幕上尽是自己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很生气，中途愤然退场。
他满是牢骚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
这年9月，主席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的航向》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全部都删掉，其中还删掉了这段话：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列宁义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
为此他仍心有不甘，专门写了一个批示，告诫负责起草文稿的写作班子：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此前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初稿中，初始时就写上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正是在送给主席审阅时，主席都把它们划掉了。
关于所谓“天才”说，后来1973年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时任马里共和国总统的穆萨·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也称赞过主席：
我们非洲人都认为毛主席您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
主席听罢摇了摇头：
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做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
1971年8月25日，主席会见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看到他胸前配偶带着自己的像章，立刻就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丝毫不留情面：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
这年的9月3日，主席南下来到杭州，在对浙江省委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话时，针对各地纷纷立自己塑像一事，表现了很大的不满：
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四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谈及毛主席雕像，不妨再多说点。
我国最早的毛主席雕像现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雅玛里克山上，建于1952年。当时为见证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在苏联援建的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内，修建了毛主席塑像，至2006年8月迁往雅玛里克山。
其实更早一些，在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就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同时想在塔上铸一尊毛主席铜像。
沈阳市政府那时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主席全身站像图片以便塑像。
当时主席就“修筑纪念塔”旁批：
这是可以的。
然而对“铸毛主席铜像”则旁批：
只有讽刺意义。
老人家一贯反对个人崇拜，特别是从抗战、解放战争到建国，他亲身经历见证过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的政治氛围，对个人崇拜就更加厌恶。
同年10月，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造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
对此提案，主席在10月27日又为《建议》旁批：
不要这样做。
建国后比较著名的毛主席雕像，就是以前清华大学的那尊，修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尊清华毛像落成后不久的1967年6月28日，林帅发出指示：
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
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
林帅的指示发出三天后，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就将他的指示引用在下发的《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中。
再九天后，即7月10日，林帅便将这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执行林副主席批示建造毛主席大型塑像的通知稿》送主席审阅。
毫无意外，主席再次在《通知稿》上旁批：
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这个“中央已有指示”，指7月5日的批示，即主席对《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报道作如此批示：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但是革命运动期间、尤其是1966-1969年间，遵林帅的指示也好、保H π出于私心也好，毛主席雕像作为一种象征还是在各高校被不断修筑——特别是在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以及两个月后又追发《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之后，造毛主席雕像的风潮如火如荼。
虽然主席本人对建造自己塑像早有明确态度，但各地热潮难消。
一些雕塑家还回忆，建造期间确实因《713指示》而暂时停工，但民间对毛主席的热情和崇敬，当时却也成为违背《指示》充足和正当的理由。
直到1969年6月12日，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下发，民间才终于降了温。
跋
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版书册最多的十年里，他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的稿费（见吴连登的访谈），甚至连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方面送来的海外稿费，主席也要求中央办公厅一一退回。
1964年，谈到读《毛选》的问题，主席的回应就别出一格：
《毛选》，怎么是我的东西呢？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那一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后有外宾发问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老人家答：
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5年会见斯诺，斯诺在畅谈之余感叹：
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听后，顿了顿，慢慢的回答道：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还曾感慨：
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读着这些话，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领会为什么主席晚年常常会独自哭泣，泪流不止。
正如伊谢里克曾反复提请人们注意毛主席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评论那样：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主席在山上悠悠感叹：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
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现在干部的特权对他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条件优越，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还可以看内部电影…
电视剧《十送红军》中有过这样一段：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于是有人问他们：
往前走就是死，你们为什么不怕死还要往前走呢？
红军战士在寒风中颤抖着、握着冰冻的钢枪回答道：
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为了把这个狗日的世道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谁人没有私心，谁人没有私欲？
可是为什么他就能吐露这样的悲言：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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