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有一张毛主席和康生合影，他们中间有两位戴墨镜的“神秘人物”，经过仔细观察，原来是两位元帅，陈毅元帅比较好辨认，陈老总经常戴墨镜，这是人们熟悉的，至于另一位贺龙元帅则在公开场合这副打扮倒是比较少见，不过二位元帅的潇洒形象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肯定是很深的。过去岁月的各种印记，就是器，都可能成为历史的某种依据，因为由器而道的过程，由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就是这么来的。至于说如何描述这个过程，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历史终究会得出结论——那能够说得通，能够以理服人的结论，反过头来证明历史上究竟什么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这是1963年7月20日晚上，康生作为我党代表团主要成员访问莫斯科回到北京时的场景。那次访问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彭真，代表团和苏共的会谈基本上是辩论。过了几天，毛主席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公开信的事（即“九评”），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
01
几个历史资料供参考
1945年毛主席和康生在延安
上图：康生、吴桂贤（在第十次党代会上作为工人代表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讨论
下图：江青、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02
这几年为何人们开始集中谈论“九评”？
从2019年5月14至5月22日，《人民日报》就中国与某大国关系，连续发表九篇署名为钟声的评论文章。
由此，人们自然联想起1963年到1964年，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场针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展开的全面系统的批判，史称“九评”。
这个“九评”，就是九篇文章，写作上是由毛主席点将康生负责，写作班子集中了中国顶级写作人才，这一批人，也由此得到毛主席手把手的教诲。
一评、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
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载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蘑菇云的升起，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时传来消息，赫鲁晓夫下台！
11月21日，《红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告一段落。
毛主席当年领导了“九评”，既是给苏联人看的，也是对中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一次系统的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苏联，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喜欢赫鲁晓夫的人？
几十年过去以后，俄罗斯有识之士也好，我们国内的各方人士也好，终于领悟到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良苦用心。
毛主席当年抓了赫鲁晓夫这个反面教员，意义深远。
苏联在斯大林领导的时候，就已经在器层面，物质相当富有了。
那些财富是怎么来的？
是列宁斯大林带领苏联各族人民干出来的。
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也是先在精神上富有，然后在物质上富足的。这恐怕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
卫星上天并不一定红旗落地，那这个“定”，还是“不一定”，显然不取决于器层面的物质因素，而取决于道层面的精神因素、思想因素。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否迫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上衰弱，思想上贫乏，就必然会怎么样呢？
道变了，器本身也许不会变，卫星还是卫星，可卫星属于谁，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道变。苏联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就出现了道变的趋势，勃列日涅夫后来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了调整，但那至多也只是变道而已，并没有解决“道变”的 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道层面的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那么精神不足，思想贫乏的趋势最多只是延缓，并没有彻底消除，隐患始终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量变就会导致质变。
03
吴冷西、乔冠华：得到毛主席真传
九评写作班子成员里面有两位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位是吴冷西，一位是乔冠华。乔冠华，我以前写过很多有关他的文章。这里再说一下吴冷西。
毛主席逝世以后，吴冷西出版过两本书《忆毛主席》和《十年论战》，他是中苏论战的亲历者。
读吴冷西《十年论战》，始终用的是“毛主席”，而不是“毛泽东”，令人感动，他写的内容，极其珍贵，读后，无不为毛主席替斯大林辩护的勇气与智慧所打动。
毛主席和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
当年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轻率否定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舆论上极大被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混乱，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搞得赫鲁晓夫本人也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还是主席出面，给他出谋划策，才解决了一些大问题。
毛主席当时的决策，今天看来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这一点在斯大林问题上尤为突出。
这本书《第二章 第十节 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非常精彩：
【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过的稿子。会上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文字的意见，原则性的意见，都在逐段讨论中提出来了。意见比较多的，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条：
第一，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大家强调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各国革命基本点相同，但形式各有不同，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也是与它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别的国家不能照搬。大家主张在文章中可以讲一讲我党历史上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别人怎样我们不去讲，只讲我们自己。但是反对教条主义不等于允许修正主义泛滥。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文章中一定要进一步讲透。大家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恰恰在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错了。匈牙利事件也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搞好，没有把反革命势力肃清，反革命势力起来叛乱时没把他们镇压下去。这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都没有运用好。文章要把这个问题讲清。
第二，关于国际主义。大家一致认为，国际团结要加以强调。现在苏联犯了错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是，过去一直提出的“以苏联为首”还是对的，现在仍然要这样提。我们的文章应针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的所谓“多中心论”，明确地提出以苏联为中心，因为这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人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还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历史事实，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以苏联为中心应明确提出。但应同时指出，以苏联为中心不等于苏共与其他党的关系是父子党的关系。兄弟党之间应当独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帮助和支援。要讲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还可以点一下，苏联虽然犯错误，但大家对苏联要公平。对苏联援助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工人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功绩，应作充分的肯定，不能加以抹煞。
要说明苏联10月30日声明的积极意义，同时要强调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要团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团结，还要团结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把三种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推进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
第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国际共运的历史比较短，前途是光明的。在这次文章中应再次引申这个观点。要指出国际共运只有92年，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只有39年。而资产阶级革命也曾历尽艰辛，几起几落，经过多次反复才取得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因它更伟大，也就更艰巨，有曲折、反复也是正常的。要有经受更严酷考验的思想准备，也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我们的条件比十月革命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的力量不知强大了多少倍。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取得建设的胜利。要使人看了文章之后，更加有信心。
毛主席在会上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他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
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时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
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毛主席讲的第二个意见是：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人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做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苏联过去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反映他的错误。毛主席说，我不大喜欢他的文风，非常生硬，盛气凌人，老是摆出教训人的样子，不是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同鲁迅的著作不同。他的文章不大好读，我不大喜欢读，但我还是读，也劝同志们还是要读。因为只有这么一个人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苏共成长的经验。没有别的权威的著作。但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态度读。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那是不对的。
提交会议讨论的这个修改稿中，原来有一段专讲关于和平过渡的。这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报告中提出来的，是中苏两党当时主要分歧之一。前几次会议中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修改稿中作了回答，正面提出要准备两手。从战略上讲，要准备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为了争取群众，从策略上讲可以提出愿意和平过渡。毛主席反复考虑在这篇文章中讲不讲这个问题，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讲。政治局会议也同意了，于是删去了这段文字。
经过政治局12月23、24日两天会议的讨论，这篇文章原则通过了。会议最后一天确定文章的题目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要我们修改后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会议之后，我们就抓紧时间修改。因为毛主席吩咐：不迟于12月30日发表这篇文章，把1956年的事情在年底之前了结。
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开会，讨论经过修改的稿子。会上又提了一些意见，并要我们马上修改。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着看。我们修改完一段，他看一段。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工作到第二天12月28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同上一篇文章一样，还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并写明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题目已改成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差不多全文加以转载，只删除了他们认为对他们不利的几小段。其实，整篇文章对苏联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且文章中有些话还是有保留的，没有彻底讲。比如对抗性矛盾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考虑还是保留一下，只提出命题，没有展开讲。对铁托作了批评，而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问题的态度，肯定他正确的，批评他错误的，说得比较委婉，但原则性的意见都提出来了。
这篇文章的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它是第一篇的续篇和深化。它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且它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物和舆论的重视，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读了吴冷西的回忆录之后，十分惋惜乔冠华过早离世，本来乔冠华是准备写回忆录的。
不过，我们现在只要下功夫，还是可以从历史的蛛丝马迹里，发现线索，由器而道，由道而器地认识、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新中国的理论工，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如何批判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的艰苦历程。
毛主席是掌握唯物史观的大师，一贯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先搞清楚社会存在，然后才有社会意识嘛。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对赫鲁晓夫有一个观察过程，但对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无疑是最早察觉，也是最早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先是给予善意的提示和批评，这些都是作为兄弟党之间非公开进行的。但赫鲁晓夫这个人的确十分差劲，也就是做人上很不像话，是他公开挑起两党之间论战的。毛主席完全是被迫给予还击的。这是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的。以上之所以把毛主席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展示出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说明在公开的场合，毛主席是给足了赫鲁晓夫面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毛主席在道层面的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而在器层面的具体做法上，则是十分灵活的。
由此完全可以说，毛主席的思与行，在道层面的想法也好，说法也好，做法也好，都是讲原则的，决不会搞修正主义者那样的机会主义、折衷主义那一套，毛主席领导的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上，从来就是旗帜鲜明的，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含含糊糊；而在器层面，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则是有充分的灵活性的。审视这么多年的历史沿革，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毛主席的那一整套想法说法做法，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顺应历史潮流变革趋势的，也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实践证明，那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不得不说一点，赫鲁晓夫之流花了那么大的气力，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否定斯大林，结果是怎样的呢？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决定的。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民从痛苦的教训中，看清楚了赫鲁晓夫之流的丑恶嘴脸，他们依然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是赫鲁晓夫之流无法比拟的。
我们不要忘记了，毛主席在评价斯大林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那是赫鲁晓夫之流能够比的吗？
把握了道层面的原则性，才会有道器变通之根，也才会有原则性指导下的灵活性；同样，没有原则性指导下的灵活性，那也就谈不上什么道器变通之变，道器变通之源也就无从谈起的。而能够将原则性灵活性有机联系，游刃有余加以掌控，这是对伟大领导者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领导者道器变通之器，此器就是下一轮道器变通之基，这个基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必须是能够让被领导者深深印在脑子里，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跟着领导者一起干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才可能一起进入到“推而行之谓之通”的境界和状态。
通，道器变通之魂。
通是贯穿道器变通全过程的，想法说法做法，都得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被领导者不通，用强制的办法，用反动统治者“抓壮丁”，搞“法西斯专政”那一套，搞得了一时，搞不了一世。
还有些人始终不想放弃蒙骗群众的做法。
你蒙骗了一时，你还能够蒙骗得了一世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旦群众识破了你的鬼蜮伎俩，你可就遗臭万年了。
历史上的那些反动统治阶级都是奉行唯心史观的，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企图来左右历史发展进程，那最终还是行不通的。
历史，最终不是由少数的所谓“英雄”来创造，历史最终是由人民，由普通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来创造的。
谁能够让老百姓想得通，谁的话在老百姓那里说得通，老百姓才会跟着他走，他的做法才行得通。
那样才会有符合历史潮流的道器变通。
马克思恩格斯的忠诚继承者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如此。
马恩列斯的忠诚继承者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如此。
李克勤（jixuie）后记：毛主席生前领导的那场持续的深入的彻底的批判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在道器两个层面让中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尽管在毛主席逝世后，西方舆论曾经用贬损斯大林，抬高赫鲁晓夫的手法，作了不少动作，但随着苏联解体，尤其是普京总统在俄罗斯重新评价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名声不仅没有得到好转，相反我们更加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差劲，真是臭不可闻，由此我们自然就会感觉毛主席当年抓了这个反面教员，的的确确是非凡的举措，是毛主席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了不起的贡献。毛主席的想法说法和做法，是经得起历史推敲的，是完全想得通说得通的——无与伦比的道器变通。
李克勤后记：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必然就要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九评”告一段落的时候，正是1964年原子弹爆炸之时，赫鲁晓夫也是这个时候下台的。“九评”的说法，今天看来完全可以借用王老将军的那句名言概述——“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接下来的“抓革命，促生产”，在道层面深化升华了“九评”的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因为道层面的超前意识与器层面的超前工作，1970年以后中国呈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局面，就不是偶然的，完全可以说那是顺理成章的，是水到渠成的道器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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