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
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
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话说1945年1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等问题给冀鲁豫分局的指示，他写道：
冀鲁豫分局并告北方局：
一、黄（指黄敬，1944年冬到延安治病休养——笔者注）病假期间，由宋任穷兼代冀鲁豫分局书记与军区政委。
二、冀鲁豫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务必在今年彻底发动群众实行。在太行山整风的1000多平原干部可否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工作后，望北方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向他们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派回平原去发展大减租运动。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
中央 子东
1月3日，毛泽东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一文，他写道：
延安权威人士发表对于蒋介石元旦广播的评论。该评论称：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8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地反省和一致地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80%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受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1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2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3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哪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候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么？“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么？“候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么？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1945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1925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政，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么？
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步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1月7日，西北局和边区的主要负责人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李维汉，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他们向毛泽东反映，党外对区乡干部有意见。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原因，这才知道一是区乡干部文化水平低，缺乏理论修养，独立执行政策的水平差；二是区乡干部处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上级机关在下达任务时，有时不考虑实际，下达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他非常生气，他说：
“热过头了，要泼点冷水。”
稍后，毛泽东平静下来，接着说：
“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也不可生硬。”
1月9日，毛泽东为了使初步建立起来的与美国的合作关系不致破裂，他又打出了一张牌，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如果罗斯福把他们当作中国主要政党发言人接待的话，共产党愿意派出毛泽东或周恩来，或者他们二人，前往华盛顿同总统本人会谈。
毛泽东在信中还要求，如果罗斯福不打算邀请他们，请予以保密，以免激怒正在与共产党进行不愉快谈判的蒋介石。
第二天，周恩来也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嘱咐他务必不要让赫尔利知道此事，因为共产党对他持不信任态度。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送给在重庆的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可惜事不凑巧，此时的魏德迈并不在重庆，而魏德迈与赫尔利之间有代为拆信之约，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这两个信件全落在了赫尔利的手中，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赫尔利电告罗斯福说：“国民党是能治理中国的唯一力量，中共势单力薄，不成气候。”赫尔利建议罗斯福总统不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对话。
这正是：事缘不凑巧，外交并非一边倒。中美交恶数十载，始自小丑捣。
1月1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会议上向463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见《毛泽东选集》）。他说：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3种长处，起了3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边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经济工作，他说：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3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月18日，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他写道：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1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给北方局的指示，他写道：
北方局：
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2000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但减租减息大半尚未实行，各种政策尚未完全上正轨，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尚不巩固，而黄敬又因病离职。为此，中央特向你们提议，北方局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并从太行、太岳抽调一批减租减息有经验、群众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普遍发动冀鲁豫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求得根据地进一步地巩固。在有数千万人口的根据地，中央土地政策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认真贯彻。北方局必须亲自负责到平原去工作至少半年至一年，协助分局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冀鲁豫因地区广大，须要成立3个至4个区党委与军区，并须增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工作。其次，总部与野政仍留太行继续掌握与收集各大城市及交通线上的情报，以及甄别抢救运动中的干部，领导军事生产等。以上望你们与分局商量后电告。
中央 子梗
1月27日，王震、王首道率领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到达鄂豫边的大悟山根据地，与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会师，向第5师移交了从延安带来的900余名干部。
1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他写道：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商量，加以布置。
中央 子俭
1月31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见《毛泽东选集》）的社论，他写道：
“根据1月28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5钱油和盐，1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1945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彭雪枫举行追悼会。毛泽东痛悼爱将，以他和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名义，为彭雪枫撰写了一幅挽联，其词云：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毛泽东还为彭雪枫题写了挽词，他写道：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地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2月11日，毛泽东为转发胡宗南给蒋介石的密电，起草了军委的指示，全文如下：
此报转发5师、北局、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笔者注）、刘子久、太岳、五台。
胡宗南给蒋介石密电
自去年8月以来，共党刘伯承129师主力，向黄河南岸窜扰。入豫旅长陈赓（军校一期，湖南人），设豫西指挥部于登封附近，向豫西各地，乘隙窜扰，建立根据地。渑池有韩钧，3000余。偃师有一支挺进军，2000余。汜水有李静，1000余。临汝有王焕成统帅之豫西独立第2支队，10000余人。叶县、舞阳、鲁山，有董必谦豫西独立第一支队，1000余。桐柏山脉有13旅周坚志，5000余。确山有李先念第5师，1000余。汝南有14旅吴林焕，1500余。正阳有华北支队李卓英，900余。汉川有萧华南支队赖朋，1000人。光山有15旅杨经营，3000人。信阳有豫南挺进纵队周映升，1000人。此皆匪军精锐，近来人数虽不多，但预想半年后，共党活动诱惑力量必更大。这些部队相当精干，及因经费充足，政工人员善于诱惑欺骗，对民众要给之粮食、柴草，均以现金法币付价，且有超过原市价者。因而彼对豫西民众，政治上成功，收获甚大。而我方游击队，挺进队，及地方团队，吃百姓，穿百姓，百姓正当担负以外，又额外摊派。额外摊派外，甚至勒索、欺压、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因此，代表抗战之国民党，所给人民之印象，与奸军恰相反。自去年6月后，河南2000余万人口，现仅余700余万。而现存之700万人，亦正动摇于匪我之间，不能确保，此乃极大腹患，亦为吾人特应警惕者。在此局势下，如果我们不动，则5个月后，一切皆非我有。无论美方对我军队整训如何之精，美国装备如何之好，也难打出去。再过两月，刘伯承指挥部必移豫西，国军陷入包围封锁，联络切断，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应请中央下最大决心，对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之奸匪，进行清剿。虽用很大兵力，用多少金钱，在所不惜，方能挽回这一局面。基于上述，拟定对策如次：
一、派新一军，以两个师，分两个纵队，给以特种装备，特种组织，及经费，以伏牛山为根据，向渑池、新安、洛阳、临汝、登封、鲁山、叶县、漯河渐进。另以周贵昌部，编成6个纵队，经侯马，临汾，向太行山，中条山区前进，以为策应。详细办法另拟。
二、在灵宝、卢氏、南阳、洛阳、登封、鲁山、叶县、驻马店、温河、新郑、郑州，各设战地学校一所，收容高中以上学生，训练两个月，分配各地区，秘密使用，组织民众。详细办法另拟。争取民枪，不如争取农民。争取农民，不如争取青年。有青年，自有农民，有农民，自有民枪。青年归我，则我胜利。青年归奸军，则奸军胜利。此应请中央认识。
三、毫不犹疑，毫不顾虑，在不脱离生产，不增加人民负担之原则下，大量发展河南地方团队。如陕州、洛宁、渑池、新安、伊阳、临汝、鲁山、叶县、襄城等地，请中央竭力帮助，以军队掩护民众组织，以学校收容知识青年，以团队阻止奸军发展。如此必可歼灭奸军，争取胜利。一得之愚，恭请明察。
（上件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皮徐、刘韩，指皮定均、徐子荣和刘聚奎、韩钧——笔者注>3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5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
军委 丑真
2月12日，毛泽东读了《解放日报》刊登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后，写信给博古说：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请全文分数日播放。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2月14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告别新四军第5师战友，向鄂南挺进。前方最大的障碍是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特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两个团一起渡江，挺进鄂南。
此时，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都被日伪军占领。国民党军在江北岸大别山一带有桂系65军和鄂东挺进第16纵队守备。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将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穿越日伪军和国民党军占领区。
国民党军获悉南下支队要南渡长江，立即调集了3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企图把南下支队消灭在长江北岸。南下支队在新四军第5师第44、第41团配合下，于2月19日至23日从湖北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月24日拂晓，全部踏上长江南岸，进入了鄂南地区。
2月13日是农历新年大年初一，毛泽东起得很早，他对朱德说：
“今年赶个早，咱们到老乡家去拜年吧！”
朱德表示赞同，他还说：
“是要早些去，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
枣园人刚吃过饺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提着年礼，来到乡政府给乡长、文书拜年。乡长杨成福见毛泽东和这么多领导来了，笑嘻嘻地迎上来。毛泽东大步上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杨乡长，你们辛辛苦苦一年了，年可过得好吗？”
杨成福连连说：
“好，好！毛主席过年好！首长过年好！”
他把毛泽东一行人迎进屋里，又是拿烟沏茶，又是张罗酒席。朱德笑着说：
“杨乡长，我看你不要忙乎了，毛主席要到乡亲们家里去拜年，你就领我们挨家走走吧。”
杨乡长心想，枣园山高路窄，怎敢劳领袖大驾，便脱口说道：
“使不得，使不得！挨家拜年就免了吧！毛主席的美意，我一定转告乡亲们，我回去开个群众会，代您向群众拜年就行了。”
“拜年要乡长代理，你这个主意可出得不好。还是领我们去吧。”
毛泽东的风趣话，逗得大家乐呵呵的。杨成福想了想，他说：
“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我看，可以把一些群众代表请到乡政府来，一来主席能见上面，二来这样更热闹些。”
毛泽东问朱德：
“你看怎么样？”
朱德笑着说：
“这样也好！”
毛泽东转身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那你就和杨乡长一起去请老乡，能来的都请来。”
杨乡长转身就去通知人，毛泽东几个人动手收拾桌子，摆上了他们带来的烟、酒、茶和花生。
在乡政府的团拜会上，世代受苦的百姓们，受到了领袖们的热情款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敬茶敬酒，无微不至；乡亲们一个个喜形于色。毛泽东询问大家：干部战士砍柴时，砍了老乡的树没有？借东西还了没有？损坏东西赔了没有？对老乡态度好不好？乡亲们争着回答说：
“他们好着哩，说话和和气气，哪年不帮咱耕耕种种，收收割割，亲热得像一家人。”
毛泽东还是请大家多提意见，他说：
“批评他们，就是帮助革命。只有通过批评，才能改正错误，把工作做好，革命就能早日胜利。”
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毛泽东一行人要走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为他们送行。毛泽东对大家说：
“我是这里的一户居民，和你们接近得少了。今年，得和大家多接近，希望你们常到我那里去。”
他回到住处，板凳还没暖热，新市场、柳树店、裴庄、杨家岭、桥儿沟的乡亲们都赶来拜年了，他和朱德、任弼时围坐成一圈，观看他们的扭秧歌和吹拉弹唱。
2月15日，毛泽东穿着一套打着补丁的灰色布军装，站在中央党校礼堂的正中央，给党校5部、6部的学员们做《时局问题及其它》的报告，他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他说：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5部、6部发起的。5部、6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5部、6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3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3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么，3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摩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80个师，苏联出了200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3个国家团结，3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作‘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作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4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8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关于“山头主义问题”，毛泽东说：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
关于“审查干部问题”，毛泽东再一次主动承担了在审干中出现的错误的责任，他说：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作坏处，一个叫作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作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么，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
说到此处，他立正身姿，把右手举到帽沿下，给被错戴帽子的干部敬礼。全场的与会者，被毛泽东严以律己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一边敬着礼，一边巡视了一下会场，见大家高兴了，就微笑着说：
“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
他的话音刚落，全场的人们纷纷起立，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就这样，台上领袖的陪礼，台下部众的敬礼，来而有往，使领袖的心与干部的心贴得更近了。毛泽东也激动了，他放下手，继续说：
“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作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作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4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关于“其他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3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摩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作‘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作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3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10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10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3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100%，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欲知毛泽东以后有何重要活动，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是毛泽东身后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是一部分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刺激的人，公然站出来发泄私愤；二是一些社会沉渣泛起，趁机搅浑水。尽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敢公开辱骂毛泽东，但他们却采用项庄舞剑的老伎俩，指桑骂槐，从而达到否定毛泽东的目的。延安整风究竟有没有必要？延安整风及审干运动到底是对是错？本传已经对其前因和整个过程及最后结果作了全面的真实的叙述，毛泽东也曾多次对延安整风作出过评价。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礼堂所的报告《时局问题及其它》，又一次讲到了审干问题，而且讲得那么客观，那么真诚，那么感人！只要认真地对这些重要文献加以研究，是不难搞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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