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谁主沉浮
第1章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
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
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
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话说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给毛泽东一封电报，电文中写着：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蒋介石这封电报打破了由陈布雷起草的惯例，是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起草的，事先连《中央日报》社的社长、主编都不知道。蒋介石如此保密，是要给延安的毛泽东来一个突然袭击。毛泽东一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他决定来个虚晃一枪。
8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第二天，将其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今日以说帖一件分送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英驻华大使薛穆爵士，苏驻华大使彼特罗夫，请其转达美、英、苏3国政府。说帖原文如下：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
（1945年8月15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220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19省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东北4省不在内）和伪军的95%。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94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我们中国解放区的全体军民，虽然受尽了日顽两方面长期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我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15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微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作‘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谁。”“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8月16日中午，毛泽东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报（见《毛泽东选集》）。电报中说：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2亿6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毛泽东在声明部分中写道：
“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8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1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1百万的正规军和2百多万的民兵，”在“19个省区内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1亿6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94万大军包围和进攻他们。”“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
接着，电报中提出了6点要求；并再一次谴责蒋介石8月11日的“命令”。电报中还说：“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
8月16日下午，毛泽东就蒋介石14日的邀请电，发了一个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毛泽东发完电报，接见了此时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说：
“我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请你们转告蒋先生。”
在此期间，也就是8月16日和18日，斯大林先后两次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争端；他还说要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否则内战打起来，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斯大林似乎是和蒋介石一唱一和。毛泽东看了电文，非常生气，他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
也就是在8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了。后来到8月30日，苏军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全境和朝鲜北部，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苏军俘虏。此役，苏联红军歼灭日军8万人，俘虏60万人；苏联红军也伤亡了32000人。
8月19日，山东解放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建议，将部队统一改称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立即复电罗荣桓，同意他的建议。
8月20日，蒋介石再次电邀毛泽东赴渝：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抗战8年，全国同胞如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临为感。
蒋中正
这一封电报同第一封密电不同，电波尚未传到延安，中央社已经在新闻电中发表了电报的内容。显然，他的这一封电报纯粹是为了政治宣传。蒋介石的目的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蒋介石是要和平的，而他毛泽东却拒绝和平。否则，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邀请，到重庆来共商建国大计呢？
毛泽东既看清了蒋介石第2次来电意在搞政治宣传，就决定针锋相对，奋力反击：你可以将电报公之于众，我何不来一个对社会的宣言呢？于是，他就起草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准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8月20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北方局，除了已经设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外，成立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以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为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常务委员，由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刘伯承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滕代远任第1副司令员，王宏坤任第2副司令员，薄一波任第1副政委，张际春任第2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成立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为书记。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电示华中局，应华中局的要求，将京沪杭地区部队改称“人民解放军”。电文中还对华中局提出发动上海起义的要求指示说：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贯彻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它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这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指苏联红军——笔者注）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3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4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3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1500。必须明确宣布去东3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3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1个团，晋绥军区配备3个团，中央配备1个干部团，共5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3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未号
毛泽东还致电晋察冀中央分局并告各分局说：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的人民武装起义，以便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8月21日，毛泽东根据形势变化，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撤退已经到达上海市郊的新四军部队；同时也放弃了在北平、天津等地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安排。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他写道：
各党委、各军区：
一、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二、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三、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中央军委
8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穿蒋介石的真实图谋，表明共产党的和平诚意，第2次给蒋介石复电。他在电文中写道：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20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延安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国共谈判问题。24日就要出发到前线的林彪、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应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3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我们现在的新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够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
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然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在讲话中既考虑到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可能性，同时也清醒地估计到和平的暂时性。他说：
“一场严重地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党必须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准备。战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休养生息，应当在不放松武装自卫准备的前提下，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尽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改造中国社会，或者通过谈判，延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如果不能实现和平，也可通过谈判，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没有做好内战的准备。在谈判中，我们要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但并不是无原则地让步，要以斗争求团结，对蒋介石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蒋介石打打停停，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甚至可能打痛蒋介石，逼他让步。”
毛泽东对即将上前线的指挥员们说：
“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打的胜仗越多，我就安全一些，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回延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打得不好，谈判就困难一些，我就危险一些。”
有人问：
“主席，你是否真的要去？”
毛泽东说：
“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5人开会。”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
经毛泽东提议，会议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及不可避免的新的大规模战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组成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有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陈毅 聂荣臻贺龙 徐向前 刘伯承 林彪 叶剑英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4人，他们是：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由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以八路军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刘少奇兼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程子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任军委秘书长。后来在9月2日又任命杨立三担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
会议决定：为促进国共合作，谋求国内和平，中央军委所属部队继续使用八路军（第18集团军）、新四军及华南各游击纵队番号。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忙着，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他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就把和平的调子唱得更高了，要再将毛泽东一军。
8月23日这一天，蒋介石又匆匆忙忙第3次电邀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8月24日，毛泽东第3次复电给蒋介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好一番电文斗智，实在精彩。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他就可以宣布共产党拒绝和平，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去了，他就通过谈判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借此时机，部署内战，赢得准备全面内战的时间。毛泽东历来是洞察秋毫，正像前边所说，他对蒋介石的图谋，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各种应对准备。
是日，远在美国的胡适也要凑凑热闹，也给毛泽东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文中写道：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22日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18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20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佛生10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50年前仅得44000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1200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兄谈话要点，今特陈达，用供参考。
毛泽东对胡适的这封电报根本不屑于回电。后来，胡适也承认他给毛泽东发这封电报是一种“天真”的做法。
8月24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高层会议，商讨关于东北地区的问题。
原来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内部在军队是否进入东北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白崇禧、戴传贤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放弃东北，巩固国民党在华北的实力地位；而以熊式辉、杜聿明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主张进军东北。
蒋介石在这次高层会议上，最终采纳了熊式辉、杜聿明等人进军东北的主张，决定将东北列为“国民革命最重大的目标和最迫近的工作”。
后来在8月30日，国民党政府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将东北划分为9省2市，任命了各省省长和市长。
8月24日这一天，准备赶往山东的林彪、李富春、张闻天、高岗和赶往其它战场的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薄一波、陈赓、陈锡联、陈再道、张际春、滕代远、萧劲光、杨得志、邓华、宋时轮、李天佑等20名高级干部，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由延安飞抵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此前，毛泽东找陈毅谈话，要他重返华中。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将来要开辟华东战场，非陈毅压阵不可。陈毅说，我回华中无事可做，不如去其它战场。毛泽东坚持要陈毅回华中去，他说：
“你到华中，什么事也不要做，只须呆在司令部里下下围棋，摆摆龙门阵即可。”
8月24日晚，毛泽东致电饶漱石等，提出了《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他写道：
饶张赖并转粟叶（即张云逸、赖传珠、粟裕、叶飞——笔者注）：
各电悉。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九、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泽东
8月25日晨，新华社正式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全文如下：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8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地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
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4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任挪威首相，因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1945年被处以死刑。因此，“吉斯林”便成了“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笔者注），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碍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抒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5年8月25日
后来在8月27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宣言，拥护和支持《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强烈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问题。中国民主同盟还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文中，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方针，并提出了10项主张。
8月25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大庾岭。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王震、王首道的指示电，电文中说：
“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3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给平原分局的指示电，他写道：
平原分局：
敬电的意思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敌伪能歼灭者则歼灭之，不能歼灭者如有可能则让其集中大城市，以便我们能占领许多的中小城市，应付即将到来的新局面。
中央未有
8月25日晚，毛泽东与政治局成员和回到延安的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连夜磋商，进一步研究关于他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家觉得可以去重庆，可以答复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今日的来电。
魏德迈在来电中称：“美国驻华大使愿意继续调解国共两党关系，并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方都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在回复魏德迈的电文中写道：
“鄙人承蒋委员长3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意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赴重庆谈判的重要性和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方案作了报告。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蒋介石电邀他到重庆谈判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争取备战时间，推卸战争责任。毛泽东说：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7同志与若飞同志商谈，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可以彻底戳穿国民党诬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
有人提出疑问说，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面？毛泽东说：
“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做一些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
毛泽东设想了作出让步的限度，他说：
“第一步是广东至湖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苏联、美国都不愿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4个条件，所以决不怕，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毛泽东提议，在他去重庆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
会议正式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说：
“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
此后，中共中央给魏德迈发去电报说，请他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同机前来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
8月26日这天，毛泽东为了使全党了解他去重庆谈判的意义和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全文如下：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59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175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3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毛泽东还担心着华中局的事，他致电华中局说：
“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出致中共山东分局及罗荣桓的电文，他在电文中写道：
“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军区。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的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接着，毛泽东起草了军委关于目前军事部署的指示，他写道：
刘邓滕薄、子华转尔陆并贺吕林（指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程子华、赵尔陆、贺龙、吕正操、林枫——笔者注）：
关于目前军事部署提出以下意见：
一、晋冀鲁豫军区：（子）太行应即集结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2分区协助赵尔陆部夺取正太铁路，重点置于祁县、太谷段。7、8两分区继续向道清路进击，消灭伪顽，造成配合冀鲁豫平原主力包围新乡。（丑）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尽速发动民众、民兵，以游击方式包围封锁敌伪大据点，夺取小据点，彻底破坏同蒲路，控制平陆、垣曲一带黄河渡口，造成迟滞与打击胡宗南北进之有利条件。（寅）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控制黄河铁桥，必要时破坏桥梁保持桥基。以地方游击队民兵配合适当基干兵团，拔除平原根据地内敌伪据点，逼敌向大城市集中或投降。
二、同意晋察冀分局军区24日部署外，赵尔陆部主力应即进占正太铁路之榆次、娘子关段，控制该路，夺取阳泉兵工厂。同时以次要力量破坏同蒲路中段，发动群众造成包围封锁阳曲有利条件，促进阎锡山内部变化。
三、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夺取大同，巩卫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战斗，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在山西方面须尽量消灭阎锡山部，夺取离石、汾阳、孝义、文水、交城，一时不能取得，亦须造成包围封锁之势。威迫阎锡山内部变化。并将情形电告。
军委 26日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复电给河南区党委，他写道：
河南区党委：
来电悉。对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中央 未宥
8月26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进入湘粤赣边境五岭山区，第二天越过五岭进入广东省南雄县，随即被广东余汉谋的一个军和薛岳所部的追兵前后围堵，与华南部队会师的道路被切断了。
后来在8月29日，南下支队第一梯队从南雄突围，进入一个叫沙坑的小山村。王震、王首道等人决定避开顽军优势兵力，立即北返中原，与新四军5师会合。这一天，王震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说：
“我们对会合广东力量的中央指示，是抱极高的热情和决心去执行的，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对我极为不利。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20天行程可达湘鄂边。”
中央军委在9月4日复电中说：
“日本投降，引起了时局的迅速变化，过去中央给你们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截击，达到保存自己，站稳脚。”
王震、王首道见军委指示中并没有明确指示他们北返，而只有北返才有可能实现中央军委复电中所说的“保存自己”的这一指示精神，遂于9月5日再电中央军委（请参看李少瑜《关于中原突围前后几个问题的商榷》），“请求北返”。9月7日，中央军委复电给王震、王首道，这才明确地说：
“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以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
后来王震、王首道率部于9月23日返回鄂南地区，接着渡过长江，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5师第2次会师。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说：
“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5师主力（张体学部——笔者注）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中共中央在10月17日也致电王震说：
“南支在王、王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
再说8月27日晨，蒋介石第4次致电毛泽东，电文中写道：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偕同赫尔利将军于今日乘专机来延迎驾，特电先闻。
蒋中正
这一天，延安军民得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各界群众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央办公厅请求毛泽东不要去冒险。他们说：重庆是国民党统治的窝巢，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时，蒋介石是一个反复无常、极其阴险的阴谋家，人们对他扣押张学良，软禁胡汉民等事记忆犹新。
吴玉章专程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说：
“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
毛泽东笑了笑，对吴玉章说：
“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
一些根据地的负责人也发来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去重庆。
此时因日军侵入新加坡而流亡在印度的陈嘉庚，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也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打电报劝毛泽东不要到重庆去；又打电报给周恩来说：
“若望国民党官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于与虎谋皮。”
8月27日下午，赫尔利、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出生于1890年，比毛泽东年长3岁。他只有一点和毛泽东相同，就是典型的农工子弟出身。张治中是完全靠个人的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了军旅之途。张治中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他又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过的将军。本传在前几卷中已经叙述过，张治中曾几次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过，有“和平将军”之称。
如今张治中静静地坐在飞机上，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重新显现：
他与周恩来曾经在黄埔共事，在合作中建立了友谊。1925年，张治中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表示欢迎，告诉他请示组织后即予答复。后来，中共中央决定，不吸收他加入共产党。因为国共两党有约，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加入共产党。自此，周恩来与张治中约定：“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此后，张治中一直同情共产党，一贯主张国共合作。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两党之间虽然不断商谈，但久无成果。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他曾多方劝慰，力主合作。在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紧急约见张治中。蒋介石开口就说：
“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
张治中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连忙答道：
“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蒋介石当即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张治中。此时，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当晚在家中为他饯行，并把蒋介石的信，交给林彪带回延安。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邀请未作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有向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
抗战胜利后，当人们都在狂欢胜利的时候，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不错，抗战是胜利了，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国共两党的商谈已陷于停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于是，张治中和吴鼎昌就积极活动，力主国共和谈早日恢复。蒋介石将计就计，这就有了3次电邀毛泽东的举动。
张治中正想着往事，飞机已经到了延安，在机场徐徐降落。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早已守候在延安机场，热情迎接赫尔利和张治中。
这是毛泽东和张治中初次会面。毛泽东给张治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之前，张治中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使张治中对毛泽东还有过怀疑，他怀疑毛泽东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中共中央为了确保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特意安排由陈龙和颜太隆负责警卫，还配备了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参与警卫；此外，由八路军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由李泽纯专门为毛泽东做饭。周恩来还嘱咐陈龙、龙飞虎、颜太隆这“3条龙”随时跟随毛泽东及其一切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他还亲自到飞机上检查毛泽东的座位和安全带。
是日晚，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来到了毛泽东家里，毛泽东叫他吸烟，他不吸；叫他喝茶，他不喝；叫他坐下谈，他说：
“我坐不住呀！毛主席啊，你领导我们抗战，大生产，没离开过我们一步。如今要去重庆，延安人民都不愿意你去！”
说着说着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毛泽东安慰他坐下来，自己坐在他对面，解释说：
“延安人民的心情我很理解。你转告大家，我去谈判好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杨步浩说：
“他们既然要来代表接你，那就在延安谈判不一样吗？”
毛泽东笑笑说：
“他们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嘛。”
杨步浩说：
“那你也派代表去就行了呗。”
毛泽东说：
“跟敌人斗争，要讲策略。今天，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共产党是最忠实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如果我不去，恰好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会借此欺骗全国人民，说我拒绝和平，想发动内战。因此，这个‘鸿门宴’我应当去，必须去。”
杨步浩明白了，可他还是忍不住说：
“蒋介石这个大坏蛋，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看太危险！”
毛泽东呵呵一笑，站了起来，说道：
“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有八路军、新四军做后盾，蒋介石即使耍流氓手段，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一再保证……”
杨步浩心直口快，他不等毛泽东说完，就说道：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说话不算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毛泽东给他倒了一杯水，又坐下来耐心地解释说：
“为了人民的利益，个人得失不能计较。蒋介石虽然从来不讲信用，但谈判订个‘协议’，以后他再要翻脸，就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人民就会站在我们一边。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杨步浩见说不动毛泽东，就起身告辞，他紧紧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去了要格外小心。你啥时平安回到延安，我们心里这块石头才能落地。”
8月28日上午，毛泽东要去飞机场了，江青准备完毛泽东穿戴的衣服帽子，又检查了给毛泽东带的书。她又叮嘱跟随毛泽东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说：
“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当她们赶到机场时，看到的是人山人海。
原来在这一天大清早，人们就自发地从枣园、桥儿沟、王家坪、杨家岭等地向延安机场拥来，等着给毛泽东送行，他们的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沉重、焦虑、疑惑、不安。
时近11时许，汽车的马达声传来了，人们都扭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周恩来、王若飞下了车，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又一辆吉普车驶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个长腿美国人，戴着黑墨镜，叼着纸烟，他就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
不一会儿，一辆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机场驶来，人们不由自主地朝前涌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走下车来，环视着送行的人海，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平日不同，身着崭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考克帽，整个装束像出门作客一样。站在人群最前面的中央负责人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
江青母女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来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望着江青激动中带着忧虑的脸庞，自信地点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抚了一下，又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毛泽东为了争取人民所需要的和平与民主，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含笑举起右手，与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走去。
一位送行者曾经这样描写那难忘的一幕：“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站着，千万双眼睛随着主席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走到飞机舱口，转过身面向送行的人群。送行的人群又一次像波浪一样向前涌去，拼命地挥手。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做出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无比的决心和无尚的光荣。”
当毛泽东的面容再一次出现在飞机窗口时，人群又一次涌上去。直到飞机升空，在头顶上盘旋，人们还是仰着头，目送着毛泽东渐渐远去。参加送行的萧三用诗歌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他写道：
毛主席坐车一进飞机场，
千百人立即大鼓掌，
千百双眼睛从此都目不转睛，
一直送他到飞机上。
毛主席站在飞机的门口，
慈祥地望着众人一挥手，
众人鼓掌然后手齐飞，
场中顿时长出千株柳。
人民感谢他救民于水火的精诚，
人民信任他的大智、大勇、大仁，
人民衷心地祝福他康健，
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维护他的安全！
毛主席飞去了，
脸上含着几分忧色，
他一贯忧国忧民，
今天更加显得深刻。
且说此时的毛泽东，斜躺在机内座位上，神态安祥。他问身边的警卫员：
“这次去重庆，你怕不怕？”
警卫员回答说：
“和主席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毛泽东点点头说：
“是的，用不着怕。我们到重庆去，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扣留不放，回不了延安；另一个可能，反动派畏惧人民力量强大，不敢冒险，谈判可能有成果，我们胜利回来。”
欲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如何智斗蒋介石，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大智慧在去重庆谈判前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自8月15日始，从《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到回复蒋介石的邀请电；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到《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从“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的指示”，到“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等，以及有关军事领导人、领导机构的安排，和一系列会议讲话或私下谈话，细细读来，无一处不精彩：一是对内做了周密的安排，二是争取到了美苏、特别是美国保证共产党谈判代表安全的承诺。未赴渝已操胜算，其谋略超迈千古，着实高明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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