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赢得民心、获得广泛支持、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始终初心不改，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楷模，周恩来率先垂范，用自己的模范言行，积极倡导和践行党的三大作风，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要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修养才是全面的”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深刻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既要重视理论学习，掌握思想武器，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想问题、办事情。
（一）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体现在加强理论学习上
1950年4月，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是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要防止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和什么实际结合呢？最好是和自己的实际来结合”。6月，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指出：“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他强调，我们“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少碰钉子。1951年11月，在青年团一届二次中央全会上，周恩来指出，“学习必须和生活实际、革命实践结合”，要在学习与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20世纪60年代，在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过程中，周恩来通过对我国形势和环境的分析，进一步思考如何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他指出，尽管我国所处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但“西风总还要反扑”，“西方搞起了反华宣传”。然而，“反对我们的总是少数人，是暂时的现象，总会过去的”。作为“不断革命论者”，必须要有从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长期改造的认识”，彻底摒弃资产阶级思想，加强个人修养，“要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修养才是全面的”。
周恩来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知识”，我们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因为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领导思想。他强调，“把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点，就是理论同实践相结合。1949年5月7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号召全国青年向毛泽东学习。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那么，如何正确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指出，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就要学习他“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风格”。毛泽东思想“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要求，青年人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要懂得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工作深入实际。
（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贯彻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
周恩来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体现在将这个作风贯彻到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开展农业生产、指导科学研究乃至开展外事工作中，他都反复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党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1951年1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会发言时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自觉的学习运动，“一方面固然要加强理论学习”，“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生活的体验和革命的实践”。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主题报告，除了分析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外，还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作出了指导。他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具体落实到措施上，他提出，“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这为知识分子在工作中贯彻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还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贯彻到指导农业生产工作中。1965年2月，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作有关国内外形势报告，在讲到农业生产如何入手时说，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农业科学研究和现场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家和党政领导、老农、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要总结一些现场经验，提高生产的科学水平。他还建议科学家们多读读毛泽东的“四论”（《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去学，把农业科学的技术研究和现场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至于实践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要强求一律”。
对于科学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样强调，要正确处理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他在1954年1月召开的政务院第204次政务会议上指出，首先是“方针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今天与明天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了理论，一定要实践，才能有创造、发现，才能提高”；其次，“我们要提高理论，还一定要有基础科学”，“如果只想到实践，不把基础科学的根基打深一些，那也只是照顾了一面”。总之，“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要与实践结合，实践要有理论指导”。他从科学院工作的实际出发，对科研工作进一步提出要求：“学了技术还要学理论，已经有相当理论基础的，要实践。一个搞农业科学的，一辈子没到农村去过，当然是不对的。”1956年1月，周恩来强调，为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在做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提醒要处理好“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并鼓励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周恩来还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经常在对外交流和外事工作时，与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们分享经验。1957年1月，周恩来在出访苏联时说：“中国共产党经常在思想上教育自己的干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并且保持警惕，力求少犯错误，避免重犯错误。”在1958年3月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周恩来谈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问题。1964年10月，在接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他谈到中国革命的历史时说：“我们革命的经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从实践到理论，再提高思想。”周恩来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贯彻到工作的各个方面，使党的这一优良作风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得到发扬光大。
（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体现在求真务实上
周恩来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总结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中汲取智慧，善于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并深刻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他一贯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囿于书斋和条文，把理论融于实践，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切实做到求真务实。
周恩来坚持求真务实，集中表现在反急躁反冒进上。1956年初，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针对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出现的急躁的苗头，提醒大家应小心谨慎。他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要求各部门订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当时，全国从南到北都在推广新型农具双轮双铧犁，周恩来了解到这种农具在南方有“水土不服”问题后，立即指出：“既然不行，何必提倡？绝对不要强销给农民。”要求双轮双铧犁的生产，有些省如果还能压缩的，还可研究再行压缩。同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增加20亿基本建设投资的问题展开讨论。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困难，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于是竭力劝阻追加预算。会后，他坦率地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周恩来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奔走各地，广泛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周密制订生产方案，在反对急躁和反冒进方面作了重要努力。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治理长江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提出来了。于是党中央开始酝酿三峡大坝建设计划。在几年的酝酿过程中，各界对于修建三峡大坝还存有很多不同意见，周恩来决定沿江实地考察一下。经过实地考察，他对制定长江流域规划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报告，提出了“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的以三峡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方针。4月15日，中央政治局同意了由他主持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但是，有人批评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十几个文件都是“促进”的，唯有这个文件是“促退”的。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作出正确决策，避免了三峡工程的匆促上马。
二、“永远不与群众隔离”
周恩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明确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忘初心，牢记宗旨，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保持高度热爱，急人民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他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了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共忧乐、共奋进。
（一）不忘初心，牢记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的源泉
周恩来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始终不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感慨地说：“没有千千万万人民的决死支持，绝对不可能设想这样巨大这样迅速这样彻底的胜利。”他告诫全党，“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他毫不含糊地说：“离开了人民，共产党有什么本事？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嘛！你做得对，人民拥护，做得不对，人民就不拥护。”1957年12月，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说：“我们是从人民中来的，我们过去的胜利都是在人民的支援下取得的，不能忘本。”1964年10月，周恩来在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他在讲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时说：“一个党，如果不是联系群众的党，那这个党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革命力量源泉的，光有个人的英勇，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联系广大的群众。在群众中生了根的党，那才是有领导力的党。”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周恩来始终心系人民，服务人民，注意从广大人民中间不断汲取奋斗的力量。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周恩来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改进政府工作提出要求，强调中央机关工作的负责人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每年下去4个月，去接触实际和接近群众。1966年1月，他在听取第五次全国棉花会议情况汇报时强调：“革命胜利靠群众路线，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周恩来还认为，开展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他强调，开展调查研究要坚守毛泽东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
周恩来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清楚地认识到，“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影响深远，危害极大。他尤其反对高高在上、对群众打官腔、官调。他有针对性地指出：“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他严厉指出，对人民的需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
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1963年5月，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对官僚主义问题作了集中剖析，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把“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放在第一条。周恩来严肃指出：“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为此，他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
（三）坚持为人民服务，把密切联系群众融入勤政为民的工作中
周恩来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总服务员”，为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利用各种可能机会，深入基层，走到群众中去，开展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1961年5月，他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深入调查，走访了几十个贫下中农家庭；1962年6月，他在大庆油田视察时，同工人拉家常，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1965年7月，他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与知青亲切交谈，鼓励他们艰苦奋斗，奋勇前进；1966年3月，他冒着余震危险，三次亲临邢台地震灾区，慰问灾民，指导抗震救灾。
周恩来作为总理，身负国家重任。为了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他夙兴夜寐，日理万机。邓小平曾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1951年5月下旬至7月初，周恩来因积劳成疾，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大连休养。在休养期间，他并没有完全放松，先后到当地军校、工厂和港口视察，走访群众，指导工作，还去医院看望慰问志愿军伤病员。1972年，74岁高龄的周恩来，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1974年6月，他病重住院，病房又成了他的办公场所。周恩来在生命最后的587天里，约人谈话220人次，谈话最长时间达4小时20分钟；会见外宾65次，每次都在一小时左右；开会32次，最长一次开了3小时45分钟；还有一些外出活动，看文字材料、批阅文件等所耗用的时间已无法统计。他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无私地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三、“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
勤于自省、敢于作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周恩来一贯坚持和推崇的作风，是他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思想武器，把它融入党内生活之中、融入日常工作之中。他表示，“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真诚而深刻直面问题。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一）掌握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重要武器
周恩来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武器之一”，要把这个武器掌握和运用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从新的历史任务的高度，强调在全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我们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共产党处在领导地位，又有新的历史任务要我们来完成，这就是建设新中国。在胜利以后，我们共产党所以重新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使得胜利了的党，处在领导地位的党，不要有任何骄傲，不要有任何自满，这是非常必要的。”
周恩来还倡导将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到全党乃至每一位共产党员的日常行为和组织生活中。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周恩来指出：“我们应该把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贯彻到全党。”他强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勇气和诚意，态度要端正。“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他还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承认错误后要及时改正。“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错误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倡导和带领下，全党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氛围。
（二）领导干部要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周恩来认为，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该经常反省自己的缺点。“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关键所在，是要反对骄傲和自满。这一点，对于一个胜利了的党、执政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更应当引起警惕”。1954年2月，周恩来在参加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发言时说：“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1962年2月，在“七千人大会”福建小组会上，周恩来在检讨对经济工作指导中存在的问题时说：“我们检讨的原则是：肯定成绩、前途光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有利于事业前进出发。”检讨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要求领导干部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批评和自我批评，应该“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指出，批评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判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他认为，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从领导做起，不光要带头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有责任帮助有关人员克服缺点错误。
（三）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关键时刻敢于担责、维护大局
周恩来用模范的行为诠释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涵与价值。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作自我批评，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1960年3月，周恩来从南方出差归来，发现身边工作人员趁他离京期间对西花厅进行了维修，当晚就拒绝入住，并要求把屋内陈设全换成原来旧的，才回来居住。他说：我要求勤俭节约，自己没有做到。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1961年7月，周恩来在上海与文艺工座谈时，有人提议他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一本书。周恩来答道：“如果我要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的错误。但这可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要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时刻维护党的团结，主动承担责任，从不居功自傲。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他都能够敢于承担责任，首先作自我批评，彰显了一名伟人的崇高品格和高风亮节。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他情辞恳切的自我批评，减轻了中央各部门和地方的压力，同时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带动了各部门、地方作自我批评，汲取经验教训，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三大作风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周恩来通过言传身教，为弘扬党的三大作风树立了光辉典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都应以周恩来为学习榜样，牢记初心使命，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赓续红色血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奋斗。
张谨，系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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