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领袖的崇拜、尊敬、爱戴，通过形象的语言、口号、比喻，最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心的激情。对历史上有关毛泽东的那些闪光的语言、口号、比喻等，可以看出毛泽东威望提高、确立的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和不可替代性。
《群众日报·副刊》刊登的《毛主席万岁!》
一、是谁最早喊出了“毛泽东万岁”
很多人都认为，最早喊出“毛泽东万岁”口号，是1939年7月20日下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举行的开学典礼上。当毛泽东在讲话中讲到“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时，全场报以热烈掌声，同时高呼：“女大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但据史料记载，最早喊出“毛泽东万岁”口号的时间，是1935年，地点在莫斯科。
1992年第2期《党的文献》公布了一篇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毛泽东传略》。有学者考证，这一传略可能是高自立于1935年底或1936年所写。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次世界大会的代表王明，现在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主席之一。当他在七次世界大会这个世界讲台上说话的时候，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底列宁——斯大林底路线，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底战斗火焰里锻炼出了成千成万的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培植出了许多忠实善战和智勇双全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不怕困难，而且善于克服困难。’他指出，这些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为首的一个便是毛泽东。而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经全世界代表听到之后，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呼万岁的空气，延长到五分钟之久。”由此记述看出，1935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大家庭中已经具有很高的威望，与会人员不仅为其高呼“万岁”，而且是“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时间长达5分钟。由此说明，毛泽东在1935年已经受到共产国际大家庭的尊敬和敬仰了。而此时，毛泽东正在长征路上，不仅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而且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国内最早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是在1937年1月。据肖思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山坳圣地——红色大本营延安纪事》中记述：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一行从保安启程前往延安。欢迎的群众中，有机关干部、学生、战士，还有扶老携幼的延安市民，以及从甘泉、鄜县(今富县)赶来的农民代表，聚集了1万多人，从大砭沟口到城北门排了几里路长。毛泽东穿着灰土布棉衣，戴着八角帽，走到哪里，哪里便掀起狂欢的波涛。他清瘦的面庞上，浮现着亲切而谦和的笑容，不时地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人们更加兴奋地跳跃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鼓掌声、清脆的锣鼓声，震荡着山谷与平静的延河水。这一记述清清楚楚地写着，1937年1月，延安人民已经呼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了。也就是说，“毛主席万岁”口号在国内喊出，最早是在苏维埃区域的延安，时间是1937年1月。
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早公开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是在北平创办《解放》报的同仁。据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记》记载：《解放》报是中共代表团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期间，于北平创办的报刊。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军警、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突然闯入解放报社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编辑部所在地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捕去《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等34人。是日，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军事顾问滕代远的住地也遭骚扰搜查，李耕涛等3人被捕。事件发生后，滕代远立即发表谈话，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等百余团体发出通电，《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北平市出版业联合会、《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抗议国民党北平当局的暴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也纷纷声援。4日下午，国民党北平警察局被迫全部释放被捕人员，并表示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加以歧视。当日，钱俊瑞率领被释放人员在城内游行，沿途高呼“保障人身和言论自由”“要求实现民主”“取消特务机关”“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最早以《毛主席万岁》为题撰写的新闻通讯，发表在1947年11月27日中共北平学委秘密出版发行的《新闻资料》上。文中记述：
194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大会上，当我们出席青年节的解放区代表高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绘像走到那里，那里的欢呼声就又一次被轰动起来。8月17日，当我们的代表又一次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参加了世界青年的游行行列时，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团在会场旁边排成整齐的队伍，在统一指挥下，高声呼喊着：“万岁!毛泽东!”
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中，以《毛主席万岁!》为题发表的文章，发表在由《群众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于1948年3月5日出版的第4期《群众日报·副刊》上。文中记述：
游击队走过的地方，墙壁上、门板上、石碑上、木柱上，都满满地写着“消灭胡宗南”“打倒蒋介石”等各式各样的标语。当中最大、最显，老远便看得清清朗朗的，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
一天黑夜，游击队标语组，提着烟墨葫芦，拿着传单，溜进蒋军据点的村子。将红绿传单散在路上，土地法大纲贴在门板上，在一堵又光又平的房背墙上，用仿宋体写了“毛主席万岁!”
第二天一大早，村子群众知道了，悄悄地传开：“游击队夜黑地回来了，刘家房背墙壁上写下标语啦!”保长饭也没吃，就跑到连部报告，连长气凶凶道：“活见鬼，我保证，游击队的魂也不得进来。”话刚落地，哨兵进来道：“报告连长，发现游击队标语和传单。”说着，将红绿传单掏出交给连长，连长命令保长：“快派人把标语擦掉。”
保长走出连部，派了几个人去擦标语。老百姓用铁铲，依笔画道道铲掉黑迹，越铲道道越深，字越显。“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比先前更显了。下午连长出来看了，大骂一通：“老百姓混蛋!”叫士兵刮去“毛”字，用笔写了个“蒋”字，扬扬得意地走了。第二天早上“蒋”字不见了，照旧是“毛主席万岁!”保长又连忙去报告连长，连长又将“毛”字换成“蒋”字。第三天早上，“蒋”字又不见了，照旧是“毛主席万岁!”
这样改来换去，连续了几天，敌人害怕起来。
由此看出，至迟在1948年，“毛主席万岁”已成为解放军和游击队所到之处必定书写的宣传标语了。
二、是谁最早说出“你是全党公认的领袖”
中国有一句俗语“墙内开花墙外香”，毛泽东就正应了这句话。
1935年末，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俄语版上，相继刊登了犹太裔俄国报人哈马丹执笔的毛泽东传。此后，这一传记被德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的《共产国际》均冠以“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字样先后转载。1936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的宣传活动中，于莫斯科出版了党和红军著名领导人的传记文集，其俄文版书名定为《中国人民的英勇领袖》，其中的领袖人物就有毛泽东。
1935年至1936年间，高自立在莫斯科撰写的《毛泽东传略》中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苏维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这位领袖处理政事的坚决果断和敏捷，那真要算是治国的天才”，“毛泽东是个伟大的军事天才家”，“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且也是世界革命底领导者之一”，是“一个完全群众化的伟大领袖”。传略中还说：“大革命时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第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在许多群众大会中，当他出现于大会中那种代表们所表示的热烈紧张狂呼，鼓掌的情绪看来，那么这个伟人便是全国、全世界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党所公认的领袖。”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生了分歧。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如实地汇报了中共党内的情况，并谈到了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原代表王稼祥即将回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召见他和任弼时，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分别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上述指示。
作为领袖，毛泽东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敬仰，人民对毛泽东的崇敬、赞美之词不断涌现。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报道，边区党政群众团体及全体人民于新年节在给毛泽东的联名致敬信中说：“敬爱的毛泽东同志：……你，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全中国人民所爱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领袖。”“你是被压迫者胜利的旗帜!你是光明的象征!”5月7日《新中华报》报道，延安各界青年万余人举行纪念五四二十周年及庆祝西青救成立二周年和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活动，延安市全体青年献词说：“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毛泽东)——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意。”献旗上书：“献给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此时，在延安，“中国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人民所爱戴、世界朋友所敬仰的领袖”“被压迫者胜利的旗帜”“光明的象征”等对毛泽东的赞美词已经开始出现。
1940年5月3日，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上，王明在讲演中说：毛泽东同志“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6月11日，《新中华报》刊登了晋西北五四中国青年节纪念会致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你是中国人民领袖，你是革命导师，你领导了中国人民进行着伟大的革命斗争，你指示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你才是中国青年最爱戴最亲切的导师，我们一定而且已经在追随着你，为革命奋斗到底。”
1941年4月30日，《解放》周刊发表张如心《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提出“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伟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论家、战略家，他是一个中国最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是我们党政治领袖与军事战略家品质兼优的最好的典型人物”。由上看出，这个时期在中国国内或者说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根据地内，毛泽东已经深受人们的尊重和敬仰，人们愿意把人世间称颂领袖的最美好的辞藻赋予他。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其中讲道：“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22年来在各种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久经考验的，精通马列主义战略战术的，对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抱无限忠心的坚强伟大的革命家。”7月13日，博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文中说：我们有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
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内形势给毛泽东来信写道：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后，它过去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不能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从私人友好的动机出发，不能不就中国共产党内的状况在我心中引起的不安向您进言几句……请原谅我这同志式的直率。但是，正因为我深为敬重您并且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愿意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我才对您如此直言不讳。
在这封信里，季米特洛夫说毛泽东是“全党公认的领袖”。虽然此时的季米特洛夫已不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但他即便作为国际友人，作为毛泽东的同志、朋友，说出这句话来，依然很有分量。
《生活》杂志刊登的《毛泽东是我们的太阳》诗歌
三、是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是太阳”
1942年，在抗日根据地的街道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大救星。”陕北葭县(今佳县)城关农民李有源到葭县县城办事时，看到了这条标语，由此受到启发，酝酿写作了《东方红》歌词。
1943年3月，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俩，带领70人的移民大队，从葭县到延安，南下开荒。他们一路走，一路唱着“骑白马挂洋枪调”的《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后来，经过文艺工的加工整理，就成为逐渐唱遍全中国的《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这首《东方红》歌曲，开头写的是东方泛红，太阳就要升起来照亮大地，给人们以温暖的自然规律。而像太阳升起一样，顺应时代的需要，中国出现了一个毛泽东，拯救苦难中的人民，领导人民谋求幸福新生活。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毛泽东就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随之，这首称颂“共产党像太阳”、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歌曲，从陕北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普遍唱开了。
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纪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号”，也鲜明地提出“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宣言》中也沿用了这一提法。《宣言》中说：“感谢我们劳动人民的救星毛主席。”星火出版社编辑部于1946年出版的《陕甘宁劳动英雄劳动诗人孙万福之诗歌》《民歌杂抄：田间选》中记载，在1943年11月时，甘肃曲子县翻身农民孙万福，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荣获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称号。12月9日，毛主席在杨家岭接见了孙万福等陕甘宁劳动英雄。孙万福即兴创作了一首诗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无比爱戴之情和对陕甘宁边区新生活发自肺腑的热爱：“咱们劳动英雄来开会，看了生产展览品，延安的头一景。咱们毛主席号召——盘龙卧虎高山顶，高楼万丈从地起，咱们劳动英雄回家，个个心里喜。咱们毛泽东比如一个太阳，比如东海上来一盆花，照到咱们边区人民是一家，比如空中过来一块金，边区人民瞅到一条心……”
孙万福诗歌中虽然出现了“毛泽东比如一个太阳”的句子，但为了传唱，作家贺敬之为其修改润色并谱曲，使之更押韵，此后传唱的歌词中都用的是“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的提法。到了1946年，“毛泽东是太阳”的比喻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是年1月1日，苏皖边区华中新华书店发行的《生活》杂志新一期，在读者园地刊登了张覆的一首诗歌《毛泽东是我们的太阳》：
你——
毛泽东，
是冬天里的太阳，
海洋里的灯塔。
你把世世代代陷在贫穷里的中国农民，
从有一顿没一顿的饥饿里，
从冬天里光着屁股的寒冷里，
引到丰衣足食。
你到了那里，
那里就像久旱的田禾得到了甘露。
你到了那里，
那里的工人农民就都翻了身。
你是救命恩人，
你是深沉的午夜里
挂在天边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
这首感情浓郁而又朴实无华的诗歌，称毛泽东“是冬天里的太阳”“是海洋里的灯塔”“是救命恩人”“是深沉的午夜里挂在天边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反映出了当时的翻身农民对毛泽东的钦敬、感激之情。
到了1947年12月，辽南群众书店开始以《毛主席像太阳》为书名出版图书，第一次即印刷了5000册。
1945年，凌子风代表鲁迅艺术学院为向党的七大召开献礼而制作的毛主席像章
四、是谁最早制作了毛主席像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凡是重大会议召开，各单位都向大会献旗、献词和献礼。
曾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凌子风作文自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决定，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献礼，让其刻一枚毛主席像章作为献给党的七大的礼物。于是，他借来了两把刀，一大一小，大的用来雕刻轮廓，小的用来雕刻细微部分。他找来了一块用青石板做的砚，又到鲁迅艺术学院后勤处领了一大把蜡烛。晚上，他就在桥儿沟半坡的土窑洞里，就着烛光，凭着看过的王朝闻刻的毛主席浮雕的印象，一夜没睡觉，一点一点地刻出来一个毛主席像章。天一亮，陈强等“西战团”的同志不约而同地一起行动起来，大家找来了砖头瓦片，砌成鼓风小炉子，从伙房灰堆里拣来煤核做燃料，从桥儿沟后沟的西坡上挖来上好的胶泥，把像章制成了模子。他们又用自己的津贴到桥儿沟街上的延安新市场买来锡料。万事俱备，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就诞生了。大家看着像章，感到美中不足：既是给七大献礼，就应该有个装像章的盒子才算完美。“鲁艺”的同志们又制作了一个小盒子，外面涂上油漆，盒内衬上红粗布，把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放在里面。中共七大开幕的时候，“鲁艺”把毛主席像章献给了大会，也送给主席团成员每人一枚。
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194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时，中国解放区代表团携带到会的毛主席像章。据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记述：
在捷克布拉格城里，各国的青年活跃着，在相互的交流中，大家觉得再没有比交换纪念章更有意义的了。中国解放区代表团代表在胸前佩戴着的毛主席像章，成了许多青年最珍爱的纪念品。苏联代表以他的联共党的纪念章来交换;印度的两个代表接到这宝贵的礼物后，小心地佩在衫襟上，高兴地叫了;匈牙利的代表拿了他的胸章来交换，中国解放区的两个代表把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都已经送出了，没有了，他们恳切地要求再给他找找，直到送了一个给他，他才高兴了;巴勒斯坦的青年戴上送给他们的毛主席像章后说：“我们要做毛泽东的学生，我们要好好读毛泽东的著作!”吃过饭出来遇见了北朝鲜的代表团，他们说要加紧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纷纷佩带上我们送的礼物，站在毛主席的挂像下，和中国解放区代表团代表一起合影照相。电车上一位匈牙利的女孩子，看着中国解放区代表团代表佩带的那银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时，也向代表要。代表说：“这是我们现在仅有的一个了。”她说：“你摘下来给我看看。”等像章到了她的手上，却顽皮的不还回了，则把一个匈共的红旗章送给代表作为交换。
中国解放区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带去了许多毛主席像章。这是毛主席像章作为国礼，首次走出国门，首次走进国际政治大舞台，而且备受各国代表追捧。
中共胶东北海地委编辑出版的《支部生活》内页
五、是谁最早说出“毛泽东同志是咱们党的一盏灯”
“毛泽东同志是咱们党的一盏灯。”这句话应该有两层内涵：一是说毛泽东是全党的旗帜、楷模、学习榜样;二是说毛泽东是指路的明灯，引导我们前行，指导我们到达胜利的彼岸。
“毛泽东同志是咱们党的一盏灯”这句话，据目前能够看到的文献史料，是中共胶东北海地委于1945年7月1日编辑出版的《支部生活》中提出的。但这个名句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酝酿、发展、演变的过程。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根据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议在延安开办青年干部学校，将中央党校青年班和安吴堡青训班的学员转入该校学习。会议批准了这一提议。学校筹备期间定名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2月14日的《新中华报》报道：用毛泽东的名字作为这所学校的名称，“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是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同时也是中国青年解放的旗帜，中国青年在这一旗帜的指导之下，将得到光明的自由和幸福”。
开学典礼于5月3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副校长冯文彬在报告该校创办经过及教育方针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所最敬爱的领袖”，“把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校名，即是要全体学生来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学识、革命方法、伟大的精神”。王明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说：“对于青年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最后他说，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各方面的特点多得很，上述五点，不过是举例而已。集中总的意思，这不过是一点，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5月7日出版的《新中华报》，报道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7月5日出版的第2卷第9期《中国青年》，全文刊登了王明的报告。
1941年9、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了党在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李维汉)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这些发言，给予毛泽东很高的评价，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学习榜样，应该向毛泽东学习。由此可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次扩大会议后，学习毛泽东已不仅仅是在学校开展，而是在全党逐渐开始了。
1942年2月18日，延安文化俱乐部举办“毛泽东日”。徐特立报告“毛泽东片断”;理论工张如心报告“怎样学习毛泽东”，指出毛泽东的路线是中国革命之路，亦即人民——青年应走的道路;萧三报告毛泽东的童年，并朗诵在莫斯科的作品——《毛泽东传》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此时在延安，学习毛泽东已经蔚然成风。
7月1日，《盐阜报》发表陈毅的《伟大的二十一年——建党感言》说：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
1943年4月22日，周恩来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7月13日，博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说：毛泽东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8月2日，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12月5日，《中央对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方针的指示》，号召“各根据地党委……详细检查自己的生产、工作与工作作风，是否符合于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必须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实行一个彻底地转变，并把这种方向与作风运用到发展生产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
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晋察冀分局讨论并贯彻了中央的这个指示。随后，分局宣传部根据讨论制定了《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强调：“在党内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使全党彻底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指导下。”基于这一思考，晋察冀中央分局还决定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
经过一系列的宣传，中共胶东北海地委于1945年7月1日在编辑出版的《支部生活》中，高度概括出了“毛泽东同志是咱们党的一盏灯”的名句。这个《支部生活》是专供党员学习的刊物。这一期又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4周年而出版的“七一特刊”，首先刊登了一段未说明出处的警句：“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之后，则刊登了牟斌的文章：
毛泽东同志是咱们党的一盏灯
今天是咱们党的生日，咱们的党，经过了二十四年和一切反动力量斗争，一天比一天壮大，今天已经成为一支最强大的革命力量了。
大家说，咱们的党怎么能变得这样壮大呢?首先就是因为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使咱们共产党员都照着他的方向去干，有了他的领导咱们什么难事都能做好，怎么凶的敌人，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咱们也能打倒他。
……
二十多年来，咱们党不知受了多少艰苦，也不知碰上了多少危险，可是，一碰到了困难和危险，都有毛泽东同志给咱们把住了舵。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咱们党成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大党，一百万党的军队，有二百二十万民兵，解放了一万万人民。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咱们党建设了十九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老辈就受地主气的穷人，才翻了身，经过了大生产运动，无论穷富，都有饭吃有衣穿。
现在快反攻了……毛泽东同志又告诉咱们，叫咱们团结一切老百姓，成立联合政府好反攻，咱们更要照着办。
这是基层党员的声音，牟斌说出了全党的心声。建党24年来，正是毛泽东这盏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进道路，正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共产党员都照着他指引的方向干，才能克服一切艰难困苦，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所以1949年时，人们在传唱由劳动诗人的诗歌修改成的《歌唱毛主席》时，歌词就明确写明：“咱们的毛主席，他是咱人民的指路灯。”
正因为如此，1945年5月14日和15日，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说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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