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的思想是一阵席卷世界的东风，对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阿尔都塞、巴迪欧和齐泽克等产生了重要影响。齐泽克集中谈论毛泽东的文章较少，但是他眼中的毛泽东形象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特殊性，折射出西方激进左翼对20世纪革命和革命领袖的复杂认识——既是值得尊重的，又是亟待被超越的。本文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审视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依托齐泽克《狂欢之王》及其三篇相关文章的英文原版，本文将在先前学者的研究上更进一步，较为忠实地分析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具体来说则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的朋友同时也是黑格尔的“敌人”、丢失“明天”的雅各宾派；最后，结合对毛泽东的著作及其思想的系统考察，理清齐泽克对毛泽东的真正误读所在，从更宏观的角度展示这些形象给我们的思考。
关键词：齐泽克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 黑格尔 狂欢
一、引言：席卷世界的东风
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称赞毛泽东为“我们时代的巨人”[]。这并不过誉，他和他的思想的确席卷了世界。这一阵温暖且强烈的东风，从巴黎的香榭大道[]吹拂到秘鲁的穷乡僻壤[]，从火红的东京[]吹拂到春雷滚滚的纳萨尔[]，从中国的广大田野乡间吹拂到美国的黑人社区[]……
无数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者在不断探讨着或复杂或基本，或宏大或琐碎的诸多问题——毛泽东与妇女问题、毛泽东与现代主义以及现代性，毛泽东的社会形态学，毛泽东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的影响……众说纷纭之中，毛泽东的思想棱镜折射出“民粹主义”“乌托邦主义”“唯意志论”“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性别本质主义”等光芒……
阿尔都塞在这面镜子中看到了“多元决定论”的雏形，巴迪欧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超越无主体的结构辩证法的进路的可能性，郎西埃从“人民群众”看出了“无分之分”。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一场跨世纪的全球风暴吗？
这场风暴对齐泽克这位西方激进左翼思想家的代表也有所影响。但是，与上述的阿尔都塞、巴迪欧等人相比，齐泽克集中谈论毛泽东的文章较少，以毛泽东的英译著作选编《实践论和矛盾论》[7]的序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后文简称《狂欢之王》）和与之相关的另外三篇文章[]为代表。此外，2021年末，齐泽克在《天上大乱》的序言里再次谈到毛泽东。
同样，与阿尔都塞、巴迪欧等人相比，国内学者并不热心于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涉及此话题的学者主要有韩振江、陆寓丰、张剑，他们基本上都基于王芳翻译的《狂欢之王》的中译本《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展开论述。他们都谈论到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论》和辩证法的解读的新颖和误读之处；其中，陆寓丰从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将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视为后现代式阅读，批评其脱离了历史辩证法；张剑则指出了齐泽克对毛泽东的“钟情”是因为毛泽东的矛盾观与其“具体的普遍性”的见解的契合；
在国外学术界，彭丽君、刘康、理查德·沃林等均对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提出了批判性见解。这方面，刘康《诗化革命：齐泽克对毛泽东和中国的误读》有典型性，他直白、全面而犀利地批判了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指出齐泽克对毛泽东的援引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革命政治策略，齐泽克在用一种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
这些文章在理解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时也有许多不足。比如说，他们对齐泽克的批评多是简单的外部批评，而非内部批评[]，甚至给齐泽克贴上了不适宜的“政治标签”[]；再比如说，缺少基本的文本考据，《狂欢之王》并不只是毛泽东的《矛盾论》解读或辩证法解读，我从英文原版中查证发现，齐泽克实际上引用的毛泽东的文献主要有：《矛盾论》《读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论十大关系》《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但诸如韩振江、陆寓丰等人均忽视了这些文本本身的不同（亦即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而将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看作是对《矛盾论》或其中的辩证法的解读，事实却是，后面饱含争议的内容全部基于《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还有像是“概念滥用”这样的问题，“后现代”“东方专制主义”等概念用于剖析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时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归根到底，这些概念没有得到合适的运用，它们只是被当作静止的标签和工具……
可以说，现有的论文轻易将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看做是后现代式解读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后现代的——同齐泽克不那么在意“真实的、历史的”毛泽东一样，他们也根本上否定“真实的”齐泽克。如果说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是一个“稻草人”，那么这些学者眼中的齐泽克形象同样是一个“稻草人”。
当然，我无意为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辩护。只是因为，唯有不彻底的甚或是虚假的分析和批判之迷雾散开，对其的批判性透视的光芒才会到来。
可以说，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折射出西方激进左翼对20世纪革命和革命领袖的复杂认识——既是值得尊重的，又是亟待被超越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同时，现有的学者研究中存在上述一系列问题，并没有较为忠实地展示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他们的批判中因而也有诸多弊病。
因此，本文选择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为研究对象，力求产生批判性的认识，展现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的魅力与缺陷。
二、狂欢之王——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
在深入分析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之前，不能绕过的乃是他所使用的令人疑惑且具有挑衅意味的修辞性称呼——“狂欢之王”（Lord of Misrule）。
“狂欢之王”本是指在欧洲中世纪大家族选举出的角色，他负责“主持那些短暂颠覆或戏仿社会经济等级制度的狂欢”[]。可以说，他是被人们赋予合法性的暂时的敌基督徒，率领众人以歌舞打破戒律，追求现世幸福。此外，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还提醒我们：乌托邦式的狂欢及其内在的讽刺和斗争属性实际上不过是宗教的病态自毁。狂欢必须身处与宗教的敌对状态之中，又保持其自身同宗教的亲和性[]。
而齐泽克在使用这一名词时显然将其引入了政治领域，当然，它与“暴君”[]仍然相去甚远，不妨说它指的是自我牺牲并执着于埋葬静态世界的革命者。“革命不是临时的安全阀，而是在一个清醒的早晨注定会发生的狂欢爆炸”[]俄国十月革命难道不是这样一场“爆炸”吗？它的意义是如此重大，不仅启发了人们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的想象力，也回溯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过去，“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和起源。
“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现在听起来似乎就不太刺耳了。毛泽东向来反对思想顽固的保守派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对“政治运动”的“着迷”（晚年发动了一场影响巨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似乎都可以作为一些佐证。另外，他晚年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不断强调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同过去宗教土壤之上的狂欢之王的不同——他拒绝狂欢中的仪式要素和犬儒色彩，拒绝承认同狂欢的生长土壤的任何亲和性。
这就是齐泽克眼中毛泽东的整体形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狂欢之王”。
不过，齐泽克虽然以“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定位毛泽东形象，但是具体来说，他呈现出的毛泽东形象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的朋友同时也是“敌人”、丢失“明天”的雅各宾派。
（一）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会在自己的历史上恶意地背叛自身吗？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应该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发生错误转折的那一刻”[]吗？齐泽克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他始终坚持毛泽东是一位“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的正是针对青年马克思、晚期恩格斯、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列宁还有毛泽东的“审判”。这种“审判”本质上是智性的懒惰，是教条主义的体现。马克思被这群教条主义者供为先知，一切失败都源于对它的背离。真相乃是，他们坚持一种虚假的普遍真理，坚持认为这种真理能够直接容纳一切潜在，能够为自己预设完好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在坚持自己的话语霸权，就是把自己当做神庙的祭司，而把原初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当做神学教义。
齐泽克以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普遍必然性不是一种从一开始就起作用，拨弄琴弦，推动进程，保证幸福结局的目的论力量，正相反，这种普遍必然性总是具有回溯性，它是从过程中的根本冲突中产生的，并标志着偶然性的自我扬弃。”[]与之相关的还有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只有事情发生了，我们才能弄清楚它是何以可能的。我们应当抛弃一种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线性发展观，那种发展观无疑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就蕴藏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相，列宁主义只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脱胎而生。对理论的虚假普遍性的偏执只会带来无休止的争论：原教旨的反共分子和纯正的马列毛主义者都宣称马恩列斯毛逻辑上无条件的一致性；温和的左翼委婉批判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需要为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变异负责；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被这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背叛了[]。
什么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线性时间观中我们沉溺于上述三个错误答案和它们之间无休止的争吵。而在回溯性的时间观中我们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答案：马克思必须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负责”，这种“负责”不能被量化为100%、50%、0%，因为它有着自己不可比较的特异性，它是通过回溯性的方式而产生的。换句话说，不需要真实不变的“原版”马克思裁判“正统”与否，需要的乃是列宁的“马克思”、斯大林的“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马克思”混合而成的“具体”马克思。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回溯性地创造着自己的开端和传统。他必然意识到理论在外部环境的暴力移置下不完全是被动反应，它还必然是（作为普遍真理），在克服资本主义的策略上的内在转变[]。
齐泽克有关“具体的普遍性”的教诲导我们捍卫毛泽东作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完成了对马克思的第二次“变形”：第一次是革命发生地的转移——从最发达的国家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列宁），第二次则是革命主体的质变——用“装配式的革命主体”（人民）辩证混合了“假设知道的革命主体”和“亟待充实的革命主体”[]。
除此之外，齐泽克同样提醒我们注意这种“变形”的暴力性，它虽然奠基在马克思主义之上，但并不只是其内在逻辑的延续。保罗·赫斯特作为新左翼的代表，他断言，“根本没有什么‘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谓“正统”其实是“特殊理论建构”[]。从这种“正统”的解构中，我们同样能发现上文所提到的齐泽克关于“变形的暴力性”的教诲。当然，赫斯特的解构方法也明显背离了齐泽克关于“具体的普遍性”的论述，而对他的回应，尼克·奈特在《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关于“正统”的问题》中用另一种视角已基本完成[]。
齐泽克的这些辩护还可以启发我们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原初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关系：原初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基，同时，二者又有分离之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用新语言重述并突破了原初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
总之，在这一方面，齐泽克所讲述的毛泽东形象几乎不会引起争议，相反，他的黑格尔主义路径能帮助我们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理性。
（二）黑格尔的朋友和“敌人”
如果说第一个形象是齐泽克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肯定，那么第二个形象则是齐泽克戴上“黑格尔牌眼镜”后对毛泽东辩证法的剖析。在这种剖析中，毛泽东既被他看作黑格尔的朋友，也被当成是误解黑格尔的“敌人”。
借助《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齐泽克把握到了毛泽东的“矛盾观”里“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相关论述中黑格尔主义的成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多次反对教条主义者对矛盾的普遍性的僵化理解，毛泽东指出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就是说，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黑格尔的重要遗产——“具体的普遍性”，他将其用于对不同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比如，当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民族矛盾俨然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这时就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作用，力求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积极力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阶级矛盾本应该是社会的支配性矛盾，但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它并不总是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普遍的维度离不开特殊性，只有特定的矛盾（如民族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占据主要矛盾的位置时，让一切其他矛盾都服务于它，更高层面上空洞的主要矛盾的根本解决才得以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大智慧就在于此，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对阶级斗争的片面专注就是对阶级斗争的反对[]。而在谈论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的作用时，毛泽东也说：“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这涉及历史唯物主义中“最终决定性”和“相对自主性”的要义，或者认为毛泽东并非简单强调上层建筑等的自主性，而是持有一种“复杂的化约论”（保罗·希利）[]。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这仍然属于毛泽东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转化关系的阐明，对一种“具体的普遍性”的阐明。齐泽克提到的最后一例是毛泽东眼中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即，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不是自然状态，而是由斗争维持的结果。
在处理矛盾的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理解“具体的普遍性”的问题）时，毛泽东是黑格尔的朋友。但在谈论“否定之否定”时，齐泽克则认为毛泽东成为黑格尔的“敌人”。齐泽克在《回应：当邪恶在邪恶之墟上跳舞时该做些什么》中甚至激烈地批评毛泽东“根本不懂得‘否定之否定’”[]。
那么，到底什么是“否定之否定”？借助一种粗糙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结构，常常有人认为“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和否定的一种模糊的辩证综合，它保留了肯定中的一部分，去除了否定中过激的一面。然而，这种理解难道不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批判的“蒲鲁东辩证法”的宗旨（保留好的部分，去除坏的部分）吗？
这也正是齐泽克的观点：“否定之否定”不是肯定和否定在更高层次的统一体中的和解（与对立面的斗争消弭在这种统一体中），不是以否定（反题）当中的形式加工肯定（正题）当中的内容得到的结果。到这里，黑格尔主义者齐泽克的理解同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理解是一致的。他指出，毛泽东对于斗争的优先地位的强调[]正是在拒绝一种庸俗的与对立面的和解。
然而，齐泽克认为毛泽东的拒绝行为虽然是正确的，但拒绝方式是错误的。齐泽克称之为“宇宙论—本体论”上的“与对立面的永恒斗争”。其主要证据来自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的秘密讲话《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实际上，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的“秘教教义”所在地：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
……
这非常接近于一种原始的异教“智慧”——万物忽生忽灭，无不有其竞时。这种“智慧”还延伸到了人类、猪牛羊、微观粒子和共产主义[]。遥远的未来即使是悲观的，又与你我有何干呢？你我不过太仓一粟，甚至于人类在宇宙中间也不过微末涓埃。这被齐泽克视作与“庸俗的理性主义与诺斯底主义精神性的诡异结合”[]相呼应，视作毛泽东自己的“否定辩证法”——任何与对立面和解都只是正在进行的斗争中的短暂停歇，综合不是发生在与对立面的统一之中，而是发生在“大鱼吃掉小鱼”的那一刻（可以说是对当时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的最激烈批判）。
也就是说，毛泽东此处所选择的处理对立双方的策略是黑格尔所极力反对的。黑格尔不仅反对用“和稀泥”的立场“去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同谋关系”，同样反对置身二元立场中你死我亡的“零和博弈”。黑格尔解决对立僵局的方案是将否定性推到极致（“否定之否定”），这不是对对立双方中某一方的彻底摧毁，而是在最初的对立格局中就选择更“坏”的一方[]，虽然它会遭遇失败[]，但失败的时刻也是胜利的开始，因为整个对立双方共存的场域和叙事语言都在这种抗争中被摧毁了[]。这种“否定之否定”才是唯一激进的否定，而这种失败中的胜利才是唯一有效的胜利。
（三）丢失“明天”的雅各宾派
《从罗伯斯庇尔到毛泽东的革命恐怖》一文在2007年的《狂欢之王》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毛泽东与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可以说，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和罗伯斯庇尔的形象有很高重合度，他们都算是齐泽克所谓革命的“狂欢之王”。
在齐泽克眼中，二人都热衷于“革命正义政治”。罗伯斯庇尔强调“人民政府”等于对人民的信任加上政府的严格自律；而毛泽东在《读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中提到斯大林的问题在于不信任农民[]，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就是说，必须忍受自己作为被牺牲的中介而在历史中存在，要贯彻革命正义、肩负历史使命，就必须付出代价，即使是‘自己人’也不能松懈，不能不接受人民的审视。对于革命者而言，面对历史、人民和国家，连一丝颤抖都不应该有，因为那无非意味着自己主观立场上与革命立场的不完全同一。
而且，毛泽东同雅各宾派的支持者一样，都认为“没有革命味道的革命”是不存在的，只要1789而不要1793是行不通的。这里，千万不能忘记青年毛泽东的诤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的正义性恰恰体现在暴力的正当化（一种“神圣暴力”[]）上。
此外，齐泽克发现像毛泽东这样的雅各宾派式的领袖体现出诸多非人因素，首先，他不是一个传统的主人，他并不直接操弄人民意志，他的主人身份仅仅只是主权的形象化，人民意志以他为出口，但他能做的却不过是一种彻底的服从，正如罗伯斯庇尔使用“我”带代表“我们”时，他所表达的无非是“我”不怕死一样（因为“我们”授权于我，我没有额外的利益），毛泽东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只是粉碎罢了”[]，他断然拒绝任何强加给他的“盛名”，他是且仅是人民的公仆，他要做的就是引导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在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下，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人民不要战争但也不怕战争，而帝国主义虽然需要战争但其实害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他们的利益会有所损失。
第二个非人的维度是对“从来如此”的平常秩序或习惯的拒绝。旧有习惯的内在的束缚使得革命中的平等难以推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须在新的社会里得到重塑。毛泽东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新文化、新风尚以及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是显而易见的。旧社会的剥削风气和陈腐文化必须得到彻底的拒绝，甚至，发动一场文化革命运动也被看作是必要的。
当然，齐泽克没有完全认同雅各宾派的革命理念，简单来说，雅各宾派尽管正确地批判了想要无代价地革命的机会主义者，但是他却丢失了“否定之否定”在革命中的价值，也就陷入“自由开放”和“革命恐怖”的两级振荡，实际上追求着没有改革的纯洁革命。
必须消灭惯常的秩序和旧的剥削者，这的确是革命者的姿态，但是是何种意义上的消灭呢？如果只是否定性的“伪无穷大”，那么革命的否定性将永远无法触及真正的新的肯定性。齐泽克着重以“文化大革命”为例阐述毛泽东的“雅各宾派式”的错误，虽然“对革命本身的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如何防止它成为单纯的否定性的过剩更值得关注。齐泽克批评毛泽东没有处理好这一点，因此他赞同巴迪欧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位——一种“病态的死亡驱力”[]，一种没有得到升华的东西。它无力产生新事物，相反，它更像是一种作为政治行动的怪异自毁——停留在革命的“今天”，而永远抵达不了“明天”，甚至可能为“被压抑物的回归”准备了条件。
比起革命的“明天”，革命的“今天”又算得了什么呢？比起重新发明我们的日常生活，单纯的牺牲和付出又有什么难的呢？比起失败中的胜利，胜利中的胜利（或者对失败者的清算）又有什么价值呢？这就是齐泽克对毛泽东这类“雅各宾派”的诘问。
第三个形象我认为实际上是“黑格尔的敌人”的现实化，在现实的革命中，“黑格尔的敌人”毛泽东就变成了“丢失‘明天’的雅各宾派”。他一方面理解了真正激进的革命必须对革命自身的前提进行革命，另一方面又沉浸在斗争的坏无限之中，丢失了革命的否定性转化为革命的肯定性的诸多可能性。
三、狂欢之王？——齐泽克对毛泽东的误读究竟是什么
可是，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吗？齐泽克在“否定之否定的缺失”“革命的‘明天’的丢失”这些方面的部分见解是有问题的。当然，盲目贴上“后现代主义”“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等标签对于真正的批判是无益的，我对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的批判将从更加具体的地方展开。
第一，齐泽克对毛泽东的著作和其中的思想缺少系统考察。他一方面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两次重大“变形”中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以及这种“变形”的暴力性，另一方面却对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思想的“不一致性”不加分析。学者陆寓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症候及其反抗——评齐泽克对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后现代式阅读》中认为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具有不一致性，这种特性是后现代的。这一观点本身是粗暴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齐泽克解读出的毛泽东的思想的不一致性并不来自同一时代的同一篇文章。恰恰相反，正因为齐泽克忽视了毛泽东形象的不一致性，才误把《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后称《讲话》）看作毛泽东的真传并且简单地认为它是对《矛盾论》的补充，从而得出毛泽东“根本不懂得‘否定之否定’”的结论。这不是说《讲话》应当被排斥在毛泽东的思想之外，视作对他自己的背叛。齐泽克在《狂欢之王》中已经表明，要反对对源头纯洁性的错误捍卫。问题在于，这种“背叛”或“变形”的暴力性需要同时得到澄清，这才是“具体的普遍性”的完整表达。齐泽克还不够黑格尔的地方就在于此，当他发现了《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问题》之中的危险入口之后（强调与对立面的斗争是共存的关键），立刻联系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秘密的《讲话》，并视其为出口[]。他急于重新阐释“毛泽东主义”以帮助守住西方激进左翼阵地，突出毛泽东在“黑格尔-马克思”阵营之中的异质性及其价值，而忽视了毛泽东自身思想内在的不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福柯的谱系学考察依赖大量的实证材料、着重关注细节，从而使得静物生动，整体破碎，一贯地变成的断裂的，在对过去的解构中重构我们的当下。齐泽克虽然似乎也有类似的思路，但明显缺少耐心。这主要表现在：
（一）将《矛盾论》等文章中的“矛盾”概念理解为“对立倾向的斗争”[]，而不是“对立统一”[]。这一处是齐泽克致命的疏忽：毛泽东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并不是说矛盾就是与对立面的斗争。矛盾运动之所以能展开，需要的是绝对的斗争性和相对的同一性的联结。
当然，齐泽克其实并不认同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他在《狂欢之王》中指出了《讲话》的一个重要背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庸俗的辩证综合，而主张一分为二），但他也并不赞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学说。这种学说在他看来仍然是模糊的，或者是极端的。他提出了“辩证分裂”的理论：辩证的过程不是一个东西展开为两个互相联结的对立面，而是一的内在分裂，一和一性的分裂。“一”并不处于开端，它必须被补充。
可惜的是，由于“矛盾”的真正含义并未被齐泽克注意到，所以我没有看到齐泽克对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批评而只看到了对一个庸俗化了的毛泽东辩证法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显然只是某种抽象的警示。
（二）忽略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的思想资源。《矛盾论》的前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以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米丁哲学体系为主要思想资源库[]，比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拉里政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它们的一个核心主张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中，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吸收了30年代苏联哲学的核心主张。他在《矛盾论》的开篇就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到了50年代，《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也写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同时，否定之否定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作为基本规律仍然受到关注。
毛泽东的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对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整体把握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辩证法的精髓。齐泽克的错误之一就在于几乎将毛泽东抽离出了这个体系，他少有地联系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地方是与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特征的定义。然而，比起斯大林的哲学，毛泽东显然与3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米丁哲学体系有更大关联。
斯大林在1938年写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提到的是辩证法的四个特征而非三大规律：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中；量变导致质变，这是事物发展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因；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斗争[]。“对立统一”的说法被“与对立面的斗争”所取代，“否定之否定”基本不被提及[]。
此处，有一个关键的反驳呼之欲出：齐泽克在《狂欢之王》等文章中对毛泽东的辩证法的批判难道不像是对斯大林的哲学体系的批判吗？他既然批判了原教旨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正统性”的过度捍卫，为什么自己却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必然和斯大林保持一致呢？何况考察思想史的结果恰恰相反，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受到斯大林的影响并不明显。
（三）对《讲话》的解读是片面的。如果我们以《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为准，《讲话》中毛泽东在说出“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之前还说道：“对立统一也包括否定之否定。”[]这证明与其说毛泽东拒绝了“否定之否定”，不如说他在突出对立统一的决定性作用。即使不以《毛泽东年谱》为准，而以更早版本的《讲话》为基础，其中“否定之否定”规律几乎不再是三大规律之一，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否定规律”，这能否作为毛泽东版本的“否定辩证法”的依据呢？不行。理由主要有二：
（1） 《讲话》的重心不在理论，而在阶级斗争（实践）。《讲话》一开头便是“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后续也多次强调从生活中谈理论，并结合了文学作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等阐述自己的想法。而对于“否定之否定”的解释来自康生当时的提问，而不是精心准备，将这里的见解视为毛泽东在计划传授自己的“真传”是独断的[]。从这方面看，讽刺地说，齐泽克对《讲话》的哲学批判本身正是《讲话》的批判对象。毛泽东戏谑地称自己为“土哲学”，实际上也是对“洋哲学”的些许不满[]。在这种“土哲学”中，“否定之否定”被拆解到“肯定—否定”的序列之中是出自毛泽东对自己革命生涯和所见所闻的朴素总结。
（2） 《讲话》不足以代表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即使我们把毛泽东形象缩小到晚年毛泽东，齐泽克从“黑格尔的‘敌人’”推至“雅各宾派”的做法也是有待商榷的。两例关键的反驳证据分别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年对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批注。这两个案例之中毛泽东都传达了对立统一规律是核心，其他范畴都在其中得到说明的观点[]，与他30年代接受到的米丁哲学体系又保持了一致。所以说，晚年毛泽东也没有真正转变到一种接近斯大林哲学的立场上来。《讲话》一文本身不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据亲历者吴江说，这次谈话的起因是毛泽东阅读了批判杨献珍“合二为一”论的文章纲要。
《讲话》的价值主要在于在理论上反对合二为一，坚持对立统一，一分为二，还有对阶级斗争（实践）的强调。
齐泽克认为毛泽东拒绝“否定之否定”并非独创。施拉姆曾经也试图援引1964年的《讲话》来证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完全转变了，回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怀抱，背离了“正统”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与施拉姆不同，齐泽克从未将毛泽东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第二，齐泽克的毛泽东解读忽视了毛泽东形象身处的历史和物质基础。这可以说是齐泽克一切分析中的根本弊病——不同物质基础上的异质性事物被放进了同一套“黑格尔—拉康”的逻辑，而物质基础的不同侧面惨遭无视。从齐泽克那里我们感受不到阿尔都塞、福柯、阿甘本等人对复杂的物质基础的鞭辟入里的拆解，感受到的只是黑格尔和拉康的神学式的律令重复，无论是辩证法的辞令，还是精神分析的临床话术都显得再正确不过，但是也因此而显得缺乏新意。齐泽克处理对象采取的是非物质的和非历史的态度，用柄谷行人的话来说，齐泽克的理论与其说是一种视差，不如说是一种独白，看似解释了一切，其实只是在重复那几句拉康和黑格尔的律令，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可能性[]。
也许可以说，这正是齐泽克在当下坚守和复兴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斗争策略：以一种去
学术化的姿态停留在否定性当中，以黑格尔和拉康的律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对抗。
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毛泽东和罗伯斯庇尔这类“雅各宾派”的形象几乎重叠到了一起。他们之间所面临的历史情境和物质基础的差别被隐去了，还有毛泽东本人一生所面临的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对比等处境的变迁也同样消失。于是，虽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得到了深刻的解读，但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的毛泽东形象取代了更为完整的毛泽东形象。20世纪50年代仍然认为敌人只是一小撮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断裂被丢到了一旁。事实上，毛泽东从强调国家机构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转变到后来的激进策略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比如其他领导人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没有取得预期成效、中国同时与美苏交恶等，而且，毛泽东晚年实际上非常注重“接班人问题”，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之一，齐泽克忽视毛泽东所作出的努力，而批评他丢掉了革命的“明天”是有失公允的。
不如说齐泽克对毛泽东采取了一种“症候阅读法”[]，他将毛泽东引入了21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事业的问题域之中。他眼中的毛泽东形象倒映着当下西方激进左翼的恐慌和悲观——20世纪左翼事业的尝试几乎已宣告全面失败，其中的重大原因是其革命的“明天”的丢失，21世纪我们能做的努力似乎只是重新发明共产主义观念，同过去的革命和革命者愉快地告别，而不再是不顾一切的行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失败中的胜利或者说失败的更好的话，这就是必须铭记于心的真言。
毛泽东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对于齐泽克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他对毛泽东的挪用意在批判“革命和对革命的革命”的旧传统从而理解其失败的缘故，更是意在说明当下什么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有必要的。
四、结论
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形象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狂欢之王”，他毫不犹豫地完成了革命主体的“置换”，大胆拒绝一种庸俗的辩证综合，但也忽视了“否定之否定”，像一个雅各宾派，丢失了革命的“明天”。这一形象对于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有挑衅意味的。并且，如果我们系统地考察毛泽东的著作和其中的思想，齐泽克的观点有不小的疏漏。此外，他还悬置了毛泽东形象的历史和物质基础，将其工具化。他的这些做法反映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的恐慌和悲观，反思和新的斗争策略。而在其他学者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回应之中，我们又足以发现西方激进左翼同中华文化圈浸染下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分歧：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下，究竟是否到了该重塑马克思主义及其斗争策略的时刻？旧的革命道路和理论是否真的彻底失败了？
齐泽克《天上大乱》结尾处回到了毛泽东给人民的鼓舞之上。他借此想说的无非是：“共产主义不是必然要发生——它可能不会到来，我们可能终结于自我毁灭的纵欲之中，或者终结于新封建企业资本主义之中——但一旦我们选择了它，我们就会看到，它是唯一的出路。”[]
而我想说的则是：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选择了共产主义的我们的。
[1] 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A］．在历史的天平上［C］．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p2．
[2] 香榭丽舍大道，法国巴黎城一条著名的大街。毛泽东是法国学生的三位精神领袖——“3M”（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之一，在法国“五月风暴”之中，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马列主义联盟等毛派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秘鲁“光辉道路”共产党的领袖古兹曼的思想承继着毛泽东的哲学和政治学传统。
[4] 日本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其中，组织东京的主要大学斗争的高层人物几乎都出自马列联盟这一毛主义组织。如领导东京大学斗争，带头冲击安田讲堂的今井清。
[5] 印度纳萨尔派运动受到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他们致力于领导农民的反封建斗争。
[6] 毛泽东在1963年8月8日曾发表声明声援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美国黑豹党的领袖罗伯特·威廉曾来华交流，并请毛泽东在英文版红宝书上签字。
[7]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17.
[8]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从罗伯斯庇尔到毛泽东的革命恐怖》《中国三注；过去和现在》《回应：当邪恶在邪恶之墟上跳舞时该做些什么》
[9]齐泽克,王芳.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22-30.（有删节）
[10] 内部批评的标准是在历史中形成的。
[11] 私以为学术讨论不该完全以政治立场度人，以政治立场覆盖对方的文章。刘康的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就显然存在这种情况，这反映出当下西方激进左翼同中华文化圈中的知识分子根本上的隔阂。
[12] 齐泽克是西方激进左翼中知名的后现代批判者。
[13]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p20.
[14]见宋春香.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8.
[15] 刘康等人在文章中误以为“狂欢之王”就是政治上的专断“暴君”，并指责齐泽克以“东方专制主义”妖魔化毛泽东。
[16]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p21.
[17]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p1.
[18] 参见Slavoj Žižek, Revolutionary Terror from Robespierre to Mao,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83 (Article).
[19] 参见Slavoj Žižek, Revolutionary Terror from Robespierre to Mao,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83 (Article).
[20]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p4
[21]对革命主体的讨论，可以参见我另一篇文章《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的“来历”——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例》。
[22] Paul Hirst,"The Necessity of Theory,"Economyand Society 8,4(November 1979),p.420.
[23]《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美)德里克(Dirlik,A.), (美)希利(Healy,P.），(澳)奈特(Knight,N.)主编；张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p74-97。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第304页。
[25]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p6.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第325页。
[27]《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美)德里克(Dirlik,A.),(美)希利(Healy,P.), (澳)奈特(Knight,N.)主编；张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p98-124。
[28] Slavoj Žižek, Reply: What to Do When Evil Is Dancing on the Ruins of Evil,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56 (Article)
[29]这部分引文可参见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 p169-185.
[30] 参见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 p169-185.
[31] Slavoj Žižek, Revolutionary Terror from Robespierre to Mao,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87 (Article).
[32]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选择无产阶级，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在中国大地上选择广大贫困农民。
[33] 齐泽克此处的例证有凯撒遇刺，柴契尔下台。革命性的转折往往需要一些重复，历史往往会发生两次。
[34] 齐泽克举了许多例子，比如信仰真正败于理性科学的时刻是信仰开始使用科学语言维护自身的时刻，也就是教皇利奥十三世所发表的《新事物》通谕，这篇通谕中，除开宗教的套话之外，开始正面回应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诸多社会思潮对基督教的冲击，使用了理性科学和人文关怀的语言捍卫宗教信仰。
[35]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第197页。
[36] 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8] 齐泽克在《从罗伯斯庇尔到毛泽东的革命恐怖》中提出了“神圣暴力=非人恐怖=无产阶级专政”的等式（p673）。
[3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40] 死亡驱力与一种象征的死亡有关，也就是说它和摆脱象征化和主体化所带来的焦虑和痛苦有关。
[41] 最终的出口实际上被齐泽克认为是文化大革命。
[42] Slavoj Žižek, Revolutionary Terror from Robespierre to Mao,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84 (Article).
[4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299页。。
[44] 事实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翻印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39页，矛盾统一法则等三大法则都被毛泽东称为根本法则，这和米丁哲学体系又有所区别。
[4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总第299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47] J.V.Stalin,Problems of Leninism(Peking:FLP,1976), pp834-841.
[48] 此处可以参见Herbert Marcuse,Soviet Marxism:A Critical Analysi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p.137;also Wetter,Dialectical Materialism,p.355;also De George,Patterns of Soviet Thought p.193,210。
[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页。
[50] 参见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 p169-185.
[51] 讲话的私密性和公开性难以作为其重要性的根据。而且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
[52] 参见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 p169-185.
[53] 参见Schram(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p.240. 第；《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8年第1版，第505页。
[54] 柄谷行人：《柄谷行人発言集》，《柄谷行人書評集》。
[55] 症候阅读法关注的不是对象忽略了什么，而是他在旧的问题域中视而不见的东西。
[56] Slavoj Zizek, HEAVEN IN DISORDER, 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 2021, p221.
（注释标注可能有误）
参考文献：
[1]韩振江.“东风西进”:法国激进左翼文论与毛泽东思想[J].中国比较文学,2021,(04):2-17.
[2]陆寓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症候及其反抗——评齐泽克对于毛泽东《矛盾论》的后现代式阅读[J].毛泽东研究,2020,(02):105-111.
[3]彭丽君,罗嗣亮,周逢梅.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未来的各种可能性[J].现代哲学,2017,(03):44-54.
[4]韩振江.齐泽克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阐释与误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3(05):72-82.
[5]理查德·沃林,宇文利.毛泽东的影响:东风西进[J].国外理论动态,2014,(04):47-56.
[6]张剑.齐泽克、巴迪欧的毛泽东情结[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6):113-119.
[7]尚庆飞.近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若干趋势的分析与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06):165-171.
[8]齐泽克,王芳.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22-30.
[9]吴大可,周何.齐泽克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J].国外理论动态,2007,(09):74-78.
[10]宋春香.狂欢的宗教之维—巴赫金狂欢理论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2008.
[11]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5):74-82.
[12]Introduction by Slavoj Zizek, 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Mao Tse-Tung, Brooklyn:Verso, 2007.
[13]Slavoj Zizek, HEAVEN IN DISORDER, New York and London:OR Books, 2021.
[14]阿里夫·德里克、保罗·希利、尼克·奈特主编，张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5]《毛泽东传：1893～197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6]萧延中：《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在历史的天平上》，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
[17]刘康.西方左翼知识界的危机——从美国学术左翼的现状谈起[J].文艺争鸣,2008,(01):18-26.
[18]Slavoj Žižek, Revolutionary Terror from Robespierre to Mao,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71-706 (Article).
[19]Slavoj Žižek, Three Notes on China: Past and Present,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707-721 (Article).
[20]Slavoj Žižek, Reply: What to Do When Evil Is Dancing on the Ruins of Evil, Published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ume 19, Number 3, Winter 2011, pp.653-669 (Article).
[21]Stuart Schram(ed.),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1956-71(Harmondsworth: Penguin,1974).
[22]《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8年第1版。
[23]《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美）德里克（Dirlik,A.）, （美）希利（Healy,P.），（澳）奈特（Knight,N.）主编；张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阎孟伟.关于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的几个基本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08):40-47.
[26]白旭.辩证法的否定性[D].吉林大学,2016.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版。
[29]黄炎培：《八十年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2]J.V.Stalin,Problems of Leninism(Peking:FLP,1976).
[33]Herbert Marcuse,Soviet Marxism:A Critical Analysi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1);also Wetter,Dialectical Materialism;also De George,Patterns of Soviet Thought。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史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5]Schram(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p.240.
[36]柄谷行人：《柄谷行人発言集》，《柄谷行人書評集》。（参考了哔哩哔哩视频《柄谷行人为何批判齐泽克》，BV1Gp4y1d7ss）
[37]《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翻印，年代不详。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