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
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
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话说1947年2月19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莱芜东西地区，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北线李仙洲集团的包围态势。
2月20日拂晓，粟裕、陈士榘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首先对国民党军第77师进行攻击。当晚华野又发起全线进攻。至2月23日下午5时，莱芜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华东野战军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全歼北线国民党军1个“绥靖”区指挥所，第46、第73两个军部及6个整师，第12军1个师，共计7个师56800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徐州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和中将军长韩浚以下将级军官20名，击毙第73军77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缴获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支，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
战后，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气急败坏地吼道：
“5万多人，3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5万头猪，叫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蒋介石得到败报，立即从南京飞到济南，把王耀武大骂了一顿，他说：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2个军和1个师，损失了这样多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且说2月23日18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说：
“一、20日晚完成对李仙洲及其第73军、第46军、第12军之新编第36师各部之包围，战至23日午后大部解决。此役共歼敌约5万人，李仙洲及两个军长亦在俘。
二、即派宋时轮部和许世友部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破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向北。
三、经此役，估计欧震、王敬久集团可能在津浦路兖州南北汇合。”
2月24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陈粟谭，刘邓，并告饶：
一、今日接陈粟谭梗日18时电悉。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
二、同意陈粟谭意见，先以一部破坏铁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举行胶济战役，希望能于3月上旬歼灭12军全部、96军、8军各一部，打通渤海、胶东两区与鲁中区之联系，以便用胶、渤之人力、物力供给大军长期作战之需要，并利于尔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欧震、王敬久两集团作战。
三、刘邓全军（5个纵队）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望令6、7纵队迅取间道向主力靠拢。
军委丑敬
2月27日晚7时，重庆警备司令部孙元良送给共产党驻渝代表吴玉章一份指令：限令于28日3时起，中共代表停止一切活动；中共驻渝人员及其家属于3月5日前，一律撤离重庆。
2月28日，共产党驻南京联络处收到国民党首都卫戍区司令部一封信，只见上面写着：
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
请贵处将留居本京者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送达知悉！
与此同时，共产党驻上海办事处也收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内容相同的通知。
后来从3月3日到8日，共产党驻渝人员249人，分别乘美国飞机返回延安。3月7日，共产党驻南京、上海人员返回延安。这一天，延安《解放日报》作了如下报道：我党留京沪工作人员董必武、华岗、潘梓年、王炳南、梅益、陈家康等74人及留渝部分同志，乘飞机撤退回延安。此时，由于美国人员退出北平执行部，叶剑英也已经由北平返回延安。至此，除解放区救济会代表伍云甫等少数人员仍留在上海工作外，共产党驻蒋管区的机关全部撤回，第二次国共合作至此结束。
这里顺便说一下，原国民党38军军长、第3集团军总司令赵寿山于1947年3月遵照党中央“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可回延安”的指示，借口赴美考察水利，绕道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来在7月6日，赵寿山发表反蒋通电，公开宣布起义。1949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1950年3月6日，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1952年11月，调任陕西省省长。
再说2月28日，由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严重受挫，蒋介石便飞抵西安，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人开会，决定由胡宗南统一指挥进攻延安，“彻底解决陕北问题”。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国民党军从1947年3月起，由原来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战略改为重点进攻战略，第一个目标就是陕甘宁边区；后来在4月6日，又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向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中，国民党军先后动用了94个旅。
1947年3月2日，国民党军第29军第48旅突然佯攻陇东庆阳地区，企图牵动共产党主力部队西向，以便乘虚突袭延安。
毛泽东看破了胡宗南的阴谋，他命令新编第4旅、第358旅、警备1旅等部12000人，准备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主动出击，集中全力歼灭国民党驻军。
3月3日，毛泽东起草并发表《中共中央负责人关于蒋介石强迫京、沪、渝中共代表撤退的声明》，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负责人评论蒋方迫使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离事称：蒋介石在京、沪、渝的卫戍警备机关，于2月27日和28日分别通知现留在上述3处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和工作人员及眷属，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并已强迫停闭重庆新华日报，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上述各地的中共人员。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从去年2月以来，蒋介石一贯背信弃义，无数次地破坏停战令与政协各项决议。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始终委曲求全，在历次谈判中做到仁至义尽；甚至当蒋介石已经悍然不顾一切，一面召开伪国大，制成伪宪法，一面发动向延安的攻势之后，中共仍然愿意在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与取消伪宪、恢复政协路线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下，继续谈判，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重大问题。然而蒋介石却蛮横地拒绝中共所提出的最合理的与最低限度的起码要求，在其自己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近来遭逢严重的危机之后，竟然出此一着：强迫中共在各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与工作人员限期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至于蒋方宪警机关所说的中共人员“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散播谣言，鼓动变乱”云云，乃是蒋介石宪警特务无耻的毁谤威吓之惯技，企图作为在各大城市对中共人员和一切民主人士造成大恐怖的借口。他们限令中共人员如此匆迫地在3月5日以前撤退完毕，很有可能在到期不能全部撤退时，便在“概不负保护责任”的借口下，逮捕和迫害中共人员。蒋介石的宪警特务机关现已将渝、沪中共人员集中起来，形同监禁，连进出大门通电话也没有自由，可能就是一个先声。该负责人末了称：“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应由他负责。”
3月5日，在西北战场上，新4旅、358旅和警备1旅歼灭国民党军一部，自己也伤亡了1200人。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集结在富县一带，掩护中央机关和老百姓撤退。
是日傍晚，新4旅黄振棠副政委、程悦长副旅长和16团团长袁学凯来到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他们在西华池开展阻击战的详细情况。
这16团原是陈赓的386旅组建的一个团，程悦长担任过16团的政委。后来在1940年，程悦长先后入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曾请程悦长等人吃饭，他说：
“你们大都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你们走的地方很多，有的还进过大城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们需要，只是不允许‘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从1943年11月中旬开始，16团奉命在一个多月里行程2000公里，到达陕甘宁边区，向党中央报到。在1944年2月间，为了加强延安的防卫力量，中央决定将16团和771团、25团组成新4旅。毛泽东接见了新4旅旅长王近山、政委徐立清、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和16团团长程悦长。他招呼王近山他们坐下来，说道：
“你们就要到新4旅去工作了，今天特地找你们谈谈，看你们对工作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我们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问了16团的情况，还重提16团来延安的路上在韩略打的那一仗，歼灭了日寇华北战地参观团100多人，他说：
“那是一场硬仗，但打得很好，很灵活，你们要把16团的战斗作风，保持发扬下去，不要失传。今后还要注意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搞好部队和群众的关系。现在成立新4旅，这叫‘有备无患’嘛，边区不能老唱‘空城计’。我们有些同志，该磨刀的时候不磨，磨了刀又不会用，这种人总是要吃亏的。”
警卫员来告诉毛泽东说，饭好了。程悦长看看表，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毛泽东和他们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继续和他们谈话，他说：
“蒋介石净做坏事，但他不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发饷，倒算得做了件好事。我们经济上受到了封锁，我们少了几十万块铜钱，使原来对蒋介石有点幻想的人，不再幻想了。应该谢谢这位委员长，他使我们找到了自己动手的道路，这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在1945年7月，程悦长率16团驻甘泉、富县一带。1947年3月初，16团被调回了延安。
再说3月5日傍晚，毛泽东在接见黄振棠、程悦长和袁学凯时说：
“这次叫你们回来，是为对付敌人伞兵。”
他谈了全国战场的形势，又说：
“我们部队数量和装备都比不上敌人，因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打分散孤立的敌人，后打集中强大的敌人。好比你面前有3个敌手，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一一打倒，剩下那一个强的，前后失去了照应，他就孤立了，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能倒。把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把分散的打了，集中的又要分散。我们这次打仗，采用蘑菇战术。你们的任务，是作磨心，牵敌人，磨敌人，使他们疲劳饿饭，再寻机会歼灭它。一个月歼灭它几个团，过上一年光景，情况就会好转。”
黄振棠、程悦长、袁学凯谈到了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他们说：
“主席，现在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高。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只是形势已经很紧迫，大家都担心主席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都请求主席早些转移到黄河以东去。您应当马上撤离延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的关心。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个想法。”
毛泽东扳下一根手指，接着说：
“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他停了停，又扳下一根手指，说：
“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多，兵力的比例是10比1。这样我们其它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的‘西北王’，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黄振棠、程悦长他们面面相觑，既感动又不安，可他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告辞了。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等7人，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复电。
原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在3月4日午时给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中说：
“华东野战军现以5个纵队暴露于胶济线张店、周村之周围及淄博地区休整待机，以引诱南线敌人深入山地造成尔后歼敌之有利条件。对今后作战我们提出两个作战方案。
第一、集中山东及刘邓军于津浦线之兖济间与敌决战，如此能歼敌四五个军，不仅胶济及兖济段仍为我控制，且可迫使敌向济南、临城收缩，甚至转入全面守势，利于我提早反攻转入外线。
第二、华东主力转鲁南线歼敌，建议刘邓军向东南进击，截断陇海，与华东部队形成对徐州之钳形攻击，迫津浦敌南返，而后我再全力于运动中歼灭南下之敌。但辗转南北需时较长，对转入外线作战时间亦需推迟。华东主力转入南线作战又有两个突击方向：向临沂东南至海州间地区，歼灭整编第74师；或以全力由临沂与枣庄向南进入敌人纵深，攻占台儿庄运河线，歼灭该地区之敌。”
毛泽东在给陈毅等并告刘邓的复电中写道：
陈饶张黎，粟谭陈，并告刘邓：
支午电悉。你们主力5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5师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5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我华东军在今后10个月内，以平均每月歼敌4个至5个旅，付出伤亡6000至7000人计算，共须歼敌40至50个旅，付出伤亡6万至7万人之多（明年的尚未计算在内）。你们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并使广大干部建立此种思想，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方能战胜蒋介石，解决中国历史任务。在同样的长期作战任务下，我刘邓军现时亦须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其下一步行动，似以打黄河以北之王仲廉、孙震两部，与华东作远距离之配合较为适宜。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况除外，刘邓军须在黄河以北，基本上解决王、孙两部，并调动吴绍周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以北给以歼灭，然后南下陇海较为有利，因黄河已放水，过去与现在情形已不相同。此外，你们的3纵似亦宜令其就地休整，以利尔后加入主力作战。对敌津浦集团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王、许两纵如能歼灭8军夺取潍县是很好的，但如果情况已不许可则宜令其适时进入休整，务使尔后作战经常集中60个团行动。
军委寅鱼
3月8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延安各界在南门外商会大操场上举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动员大会。
此前，教导旅旅长罗元发曾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延安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中，部队里滋生了一些太平观念。他还说：
“战士中流传着一种说法，打败小东洋，回家种地忙。老婆娃儿热炕头，小日子像蜜糖。”
毛泽东将手一挥，说：
“大凡天下事，总得两厢情愿哟！你要过小日子，蒋介石愿不愿意呢？他现在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摆在延安大门口，这是干什么呢？是帮我们守大门吗？还是想窜进来捞一把呢？我看他们是不安好心喽！”
罗元发，1910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1929年参加红军。后来升任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员；第1野战军第6军军长。
毛泽东根据罗元发汇报的情况，决定在延安召开战前动员大会，进行广泛的战争动员。
3月8日这一天，参加动员大会的有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还有从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和民兵，约有1万多人。整个会场和附近的山坡上都站满了人，步枪、红缨枪像一片片树林，口号声震天动地。朱德在大会上首先讲话，他号召群众说：
“我们大家要抛弃和平观念，切实坚壁清野，民兵要配合主力部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周恩来、林伯渠也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约见了杨步浩，给老朋友讲了一通如何对付蒋介石、胡宗南的办法，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咱要饿死胡儿子，困死胡儿子，磨死胡儿子！”
他要杨步浩去给参加陕甘宁治安保卫工作会议的干部们讲讲话，交给他的另一个任务，是让他到延安交际处接待随美军观察组来的外国记者，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杨步浩还真的去到保卫工作会议上，站在讲台上向各级领导干部们发表了一通“坚壁清野”、“饿死、困死、磨死”胡宗南的“战略演说”。
自此，“胡儿子”就成了陕北人民对胡宗南众口交毁的代名词。
后来，杨步浩又去了交际处。他头扎羊肚毛巾，腰别旱烟袋，披着老羊皮袄，坐在记者中间答记者问。两个美国记者问他：
“蒋介石派胡宗南进攻延安，老百姓怕不怕？怎么办？”
杨步浩的旱烟锅烧得吱吱响，他有板有眼地说：
“咱延安老百姓都晓得，蒋该死有个诨名，叫运输大队长，这次咱们还欢迎他把美国的武器弹药，无代价地运给咱们，咱们保证打收条。”
他磕掉烟灰，慢条斯理地装上烟，点上火，继续说：
“先生问咱怕不怕，有啥好怕的？俗话说砍掉头碗大个疤，砸了坛坛罐罐值几个钱？丢座空城算个啥？蒋该死得个地图上的延安，又咋着？他还不知道哩，进城容易出城难呵？”
杨步浩回到毛泽东那里，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见杨步浩不辱使命，基本上表达了他的意向，高兴得直叫好：
“看他那些外国记者怎么写这篇报道！”
这正是：有名师名导，农友立地成名票。记者面前代言，干部会上作报告。
语不惊人不出口，旱烟吱吱抽，战略一套套。
后来毛泽东撤离了延安，杨步浩依然和他心心相印，把两个五大三粗的男娃先后送到了西北野战兵团，临别赠言是：“不打败胡儿子，不准回家！”两个儿子一走，杨步浩便和婆姨扛起枪加入了延安游击队，出没于莽莽群山，同胡宗南军队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磨”。
且说3月10日，毛泽东派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到南线视察部队的战备情况，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
3月11日上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乘飞机撤离延安。
这天下午，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
3月11日这一天，彭德怀视察了延安南边的前沿阵地南泥湾和金盆湾。他要求阻击部队争取防守一星期，掩护中央机关撤退。
与此同时，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西安会议的决定，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在洛川成立了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共34个旅计25万人。胡宗南说：
“领袖授命我们进攻延安，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3日之内占领延安。只要占领了延安，共军就得过河。”
胡宗南的部署是：以整编第1军7个旅、第29军8个旅共15个旅担任主攻，从南向北进攻，占领延安；以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和榆林的邓宝珊分别由西北两线配合作战，另以整编第10师等5个旅为预备队；一举聚歼中共武装力量，或逼迫其东渡黄河。
3月12日，毛泽东作出决断，让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带领中央机关人员迁到瓦窑堡办公，他和周恩来留在延安，由枣园后沟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办公。他说：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地盘背包袱，而我们则可以轻装上阵，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
毛泽东在王家坪居住的是两孔窑洞和两间平房。平房是会议室，位于石窑洞北侧，窑洞和平房之间相距20米。
彭德怀从前线回到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防卫延安的主阵地南泥湾检查、指导罗元发的教导旅的情况，要求他们抗敌5天。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军用地图前和周恩来、彭德怀研究迎敌方案。国民党军飞机又飞来延安轰炸，并在北门外丢下了8枚重磅炸弹和许多燃烧弹，有几颗炸弹就落在了总部附近，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的窑洞前，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火药的气味，遍地都是散落的弹片和烧黑的石头，一棵大槐树也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
警卫排长阎长林为毛泽东的安全捏了一把冷汗，毛泽东却仍旧聚精会神地批阅作战文电，察看地图。他左手端着的茶杯竟然动也没动，杯里的水不曾洒出一星半点。站在一边的周恩来和彭德怀，目光随着毛泽东的笔尖在移动。此时，警卫参谋贺清华走了进来，毛泽东看着地图头也不抬地问：
“客人走了吗？”
“谁，谁来了？”
贺清华有点纳闷。毛泽东用笔尖朝上指指，说：
“飞机呀！喧宾夺主，讨嫌！”
大家闻言都笑了。一名警卫员把落在院里的弹片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弹片，掂量掂量，一本正经地说：
“嗯，发财发财，好啊，能打两把菜刀呢。”
说罢，他交代阎长林：
“去，你们赶紧去查查群众有什么损失没有？”
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调新4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准备歼灭国民党军的空降兵。
周恩来到窑洞外察看，觉得毛泽东住的窑洞土层薄，很不安全，就在不远处的山坡上为毛泽东选了一个比较安全的石洞作为防空洞。毛泽东干脆带上地图、文件及用品，工作食宿在这个石洞里。石洞里又潮湿又寒冷，很容易感冒。警报一解除，警卫员便提醒毛泽东出去晒晒太阳，毛泽东摆摆手，说：
“你们去把大衣和帽子拿来。”
他又对卫士们说：
“敌机来时，不许打搅我的工作。它扔它的炸弹，我办我的公。”
晚上，阎长林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南门外敌机炸死了一头毛驴。”
毛泽东问：
“人呢？”
阎长林说：
“赶毛驴的老汉被土埋住了，被人扒出来后，一个劲地骂蒋该死。”
毛泽东说：
“损失一头毛驴，这笔账我们迟早要跟蒋介石讨。”
3月13日拂晓，西安绥靖公署前进指挥所主任裴昌会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由洛川、宜川分两路向延安发起猛攻。45架国民党军飞机也分别从西安、郑州、太原机场起飞，对延安地区大轰炸，俯冲扫射。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山洼里冲起浓烟大火，河滩上激起巨大水柱。有一重磅炸弹在毛泽东的石洞前面爆炸，气浪冲进室内，冲倒了桌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在批阅文件。
罗元发的教导旅和警备第3旅第7团共5000余人，在延安以南的临真镇、金盆湾、牛武镇、富县茶坊一线，组织了长约90公里、纵深60至70公里的运动防御阵地，依托有利地形阻击敌人。第1纵队及新4旅位于富县西南地区待机。
这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尚在晋绥军区，彭德怀主动请缨，对毛泽东说：
“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并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
毛泽东说：
“很好！”
3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6日中午，毛泽东正同周恩来、彭德怀谈上星期举行的保卫边区动员大会。周恩来说：
“在会场上，步枪、红缨枪挺立如林，口号声震天动地。”
毛泽东说：
“群众发动起来了，其势如暴风骤雨……”
他话音未落，国民党军飞机投下了两颗重磅炸弹，在门前不远处爆炸，顿时天昏地暗，门窗玻璃全被震碎，气流像强台风一样冲进来，窑洞里嗡嗡作响。洞外弹片飞了一地，洞内泥土落了满桌，毛泽东用手将身上尘土轻轻一拂，笑着说：
“他们的风不行，连我一个人也吹不动。我们的风起来就不得了，要将他们连根拔哩！”
他问身边的小女儿李讷：
“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
“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往这里打炮，你怕不怕？”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彭德怀出得窑洞，召集院子里的警卫人员说：
“主席一向说到做到，一向不顾个人安危。我们党要顾，你们要顾！不许由着他的性子来。必要时，抬也要把他抬走。”
3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向延安地区的防御部队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全文如下：
一、敌3股以5师12旅约8万人进攻延安，经两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
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10天至两星期（16至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守备任务区分如下：
（1）独1独8旅、警7团为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同志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
（2）教导旅、2纵队（王震部）为左翼兵团，归王震并罗元发同志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同志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7天。
（3）新4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4个营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余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该旅首长仍兼延安卫戍。
三、各守备步骑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
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5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五、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47年3月16日于延安
此时驻守延安近郊的新4旅主要领导人想见见毛泽东，就托咐原来从新4旅调到中共中央担任警卫排长的阎长林，把这一愿望转告给毛泽东。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王家坪办公的石洞里接见新4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棠、副旅长程悦长、16团团长袁学凯和高浩平等6名旅团级干部。
毛泽东站在门口微笑着迎候张贤约几个人。张贤约等连忙加快脚步迎上去，向毛泽东敬礼问候。众人鱼贯进入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拿出两种烟，对大家说：
“两种烟随便抽吧，这一种是咱们自己造的，那一种，还是日本鬼子送咱们的呢。”
众人也不客气，各自点着烟抽起来。毛泽东问：
“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战士们有什么意见？”
程悦长说：
“大家都拥护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中央下命令，我们保证不让敌人进延安。”
毛泽东又问：
“干部们有什么想法？”
袁学凯说：
“不在这里好好打一仗，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
“现在我们的部队在前面打得很激烈，阻止敌人一天进不了几里远。敌人来了，你完全可以在这里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上吧。”
窑洞里一阵哄堂大笑。毛泽东等大家乐过了，又说：
“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是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
毛泽东说到这里，爽朗地笑了起来，大家也都笑了。他接下去说：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又说：
“我们在延安住了10年，挖了窑洞，种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培养了干部，指挥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延安又不可死保，要讲究策略，敌人调来大量的军队，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为了保存力量，诱敌深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彻底消灭他们，我们要暂时撤离延安。失掉一座空城有什么关系？目的是要打败敌人的军队。”
毛泽东生动地打比方说：
“譬如有一个人，武艺较高，他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财宝。这个背包袱的人怎么办？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就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丢了。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打，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而敌人背的包袱背得越来越走不动，到那时，我们就能大量消灭敌人。”
毛泽东还形象地比喻说：
“敌人进攻延安是握着拳头的，到了延安，就要占地盘，兵力就要分散，握着的拳头就变成了分开的手指，强敌变成了较强和较弱之敌，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吃掉。”
说到这里，他问大家：
“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离延安呀？”
大家齐声回答说：
“毛主席分析得极好。”
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说：
“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不就是几个窑洞嘛！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不止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会暂时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蒋介石打仗是为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
当晚，毛泽东还把周恩来、彭德怀叫来，和新4旅的干部一起吃了晚饭。
警卫人员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多次请他早些转移。可毛泽东仍然泰然自若，他说：
“着什么急嘛，现在还不到走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从大路来，我们从小路走。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等敌人到七里铺，再走也不晚。”
毛泽东来到杨家岭徐特立住处，叫徐老早走一步，问他需要什么东西？徐特立的干女儿也是他的秘书徐乾随口说，需要一个热水瓶，毛泽东笑着点点头。毛泽东走后，徐特立很生气地批评徐乾说：
“毛主席很辛苦，又在斗争的最前线，更加需要，我要什么热水瓶呢？”
不一会儿，毛泽东亲自捧着一个热水瓶送来了。徐特立说：
“我已经批评她了，又给你添麻烦。”
毛泽东笑着说：
“徐乾做得对，不应该批评，我还要表扬她呢！”
他还劝徐特立在路上要多骑马，少走路。
毛泽东也惦记着续范亭，派人赶到国际和平医院，劝续范亭早日转移。后来续范亭离开延安后，转移到了晋绥解放区。
欲知毛泽东何时撤出延安，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在不少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为此在1943年9月被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受到了党内不少人的严厉批评。“七大”结束后，战友们一个个奔赴战场，打得很火爆，可他却始终坐着冷板凳。直到1947年3月，他终于坐不住了，这才不得不主动请缨。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莽帅这一面镜子，后人也应该时时照一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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