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来到上海的瞿秋白，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鲁迅，两人相遇后，互相为对方的才华所倾倒。他们在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展对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世界进步文化的斗争和工作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神交已久
瞿秋白（1899―1935），原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31年1月，瞿秋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岗位。会后，他因肺病发作留在了上海，直到1934年1月离开。“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他又开始从事自己中意的读书写作，而更使他感到“最惬意”的是，他得以认识鲁迅，并成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
不久瞿秋白与杨之华一起，同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工作。1931年5月上海中央局宣传部机关遭敌人破坏，瞿秋白夫妇暂时避居于茅盾家。一天，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送到茅盾家，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夫妇。瞿秋白看了《前哨》上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说道：“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瞿秋白还表示他打算利用在上海养病的机会，准备着手写作和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不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瞿秋白住进南市区紫霞路68号谢澹如家。谢澹如喜欢文学并同情革命，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把瞿秋白安排在谢家住，冯雪峰是比较放心的。冯雪峰经常把左联编印的刊物送给瞿秋白看，并向瞿秋白汇报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工作和情况，他们在谈话中，经常提到鲁迅；同时冯雪峰向鲁迅汇报左联工作时，也经常提到瞿秋白，因冯雪峰的关系，搭起了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桥梁。
瞿秋白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但在进步文艺界却享有极高声誉。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就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1920年11月筹备文学研究会时，他已经以《晨报》记者身份前往苏联，所以没有列名于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名单，但文学研究会一直视他为会员。他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均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以，当冯雪峰向鲁迅转达瞿秋白对翻译的意见时，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冯雪峰《回忆鲁迅》）共同的志趣使两位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了一起。从此，两人依靠冯雪峰的帮助，开始了“没有见面”的亲密合作。
1931年秋，曹靖华从苏联把自己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寄给鲁迅。鲁迅检读译稿，却发现序言没有翻译，心里很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部带有缺憾的著作，在发稿之际，又不可能让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补译，于是鲁迅想到了瞿秋白，他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放下手中的事，很快将涅拉陀夫的序文译出，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鲁迅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之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还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1931年10月，瞿秋白又应鲁迅之约，翻译了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并在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连续刊出。本来，鲁迅已从日文中将第一场译出，并在《北斗》上以隋洛文的笔名刊出，但得到俄文原版后，鲁迅认为还是请瞿秋白直接将原文从头翻译为好，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立即动手。不久《北斗》被当局查禁，鲁迅又将瞿秋白的译本转交上海联华书局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传略》，并写了《后记》，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写了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高度评价他翻译此书意义的同时，举例讨论了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封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达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很高兴地读过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11日、25日在《十字街头》第1、2期上。鲁迅的回信，也以“敬爱的J·K同志”（J·K是瞿秋白来信时的笔名──笔者注）相称，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的确，对于《毁灭》“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在现存的鲁迅一千七百多封信中，称对方为“同志”的，仅此一封。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来越贴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初次相见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一点矜持尴尬的表情也没有。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苏联，甚至日常生活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了酒菜，两人又是边饮边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告别。许广平还是在女师大读书时，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现在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成、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仍期待着与鲁迅的见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鲁迅一家的到来，瞿秋白夫妇特别高兴。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瞿秋白拿出他正在写的关于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方言发音问题同鲁迅进行了讨论。瞿秋白对粤语陌生，因许广平是广东人，瞿秋白还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以资对证。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叫了几个菜。当大家坐下来吃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里很不安，但鲁迅毫不介意，同主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何家夫妇，即是暗指瞿秋白夫妇，从瞿秋白笔名何凝演变而来。鲁迅为了瞿秋白的安全，在自己的书信和日记中，从未直呼其姓名，都是以笔名、别名或单姓相称，如何凝、维宁、宁华、它兄、疑冰、宜宾、萧参、陈节、何苦、史铁儿等，给人的印象是不同的人。
四次避难
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尽管瞿秋白已离开了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仍把他作为“共党要犯”重点搜捕。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第一次避难时间是1932年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刻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甩掉“尾巴”之后才赶到。此时的鲁迅因母亲生病去北京探望而不在上海，许广平热情地把鲁迅的写作室兼卧室及鲁迅与许广平的双人大床腾出来，供瞿秋白夫妇使用。隔了几天，鲁迅返回上海，非常满意许广平这样的安排。两个家庭生活得十分融洽，格外亲密，鲁迅与瞿秋白两人朝夕相处，似乎天天有说不完的话。
瞿秋白在12月7日曾把自己青年时所写的一首旧作七绝重抄后赠给鲁迅。原诗为：“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的旁边，另题文说明写这诗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这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因无力还债自杀，家境破落，前景堪忧。他在失落、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时代虽然有了大的变化，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负重，此时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将这首诗赠与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鲁迅也把瞿秋白视为唯一的知己，1933年春，他将清人何瓦琴的连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对联相赠，瞿秋白非常珍视这幅对联，一直把它挂在新居的墙壁上，表达了他们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珍贵的革命友谊。
年末，外界形势有所缓和，瞿秋白夫妇即离开鲁迅寓所，又去为革命事业奔波。离别那一天，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代表党组织去鲁迅寓所来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因为对战友的安全担心，鲁迅请夫人亲自叫来三辆黄包车，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瞿秋白：“你平安到达后，托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鲁迅夫妇默默地目送战友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中。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上旬。组织上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上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个机关，经分析，很可能就是瞿秋白夫妇的住所。因此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玠然急忙赶到瞿秋白住处，要他们立即转移。情急之下，瞿秋白决定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在这次避难期间，适值英国左翼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2月17日，萧伯纳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鲁迅于傍晚回家，即与住在家里的瞿秋白谈及会见的情况，他们都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这位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就会在报刊上消失。因此，最好有人搜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他们一拍即合，于是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许广平到报摊上，将当天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回家后便由鲁迅与瞿秋白两人共同商讨，确定所用材料，再由许广平和杨之华两人把文章剪下来，然后由鲁迅、瞿秋白编辑而成，最后由鲁迅写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署名“乐雯”，书名为《萧伯纳在上海》，定稿后即在当月交上海野草书屋出版。速度如此快，配合也如此默契，令人折服。
在这次避难期间，瞿秋白与鲁迅深谈时，信手用10个Q字母组成一幅“阿Q手执钢鞭图”的漫画，画旁写了一句阿Q经常得意唱的那句唱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幅漫画构思独特，落笔简练，传神逼真，妙趣横生。瞿秋白深谙鲁迅作品，又自幼善于绘画，这幅漫画或许正是这种功夫的自然流露。
瞿秋白夫妇这次住到2月底才离开鲁迅的家。由于敌人的追捕，瞿秋白的身体又有病，东躲西躲，跑来跑去，很难吃得消。鲁迅也很着急，总得想法帮他找到一处较为安全和安静的住所。这样，在1933年3月《鲁迅日记》里就连续出现鲁迅看房的记载：1日，“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那里有一幢房子是日本人租住的，所以鲁迅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东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通过内山夫人的帮忙交涉，这个日本人同意将亭子间分出来租给中国人。4日，瞿秋白夫妇就搬进了东照里12号的新居。于是6日的日记中又出现：“下午访维宁，以堇花壹盆赠其夫人。”祝贺他们迁居。住在日本人的房子里总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要安静得多，可以避免被人询问的麻烦，减少暴露的危险。
不久，鲁迅也由北四川路公寓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来住，两家正好在同一条马路上，一在路南，一在路北，只有不足10分钟的路程，鲁迅和瞿秋白的来往，因此更加密切了。鲁迅几乎每天都到东照里来看望瞿秋白，而瞿秋白一见到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同鲁迅热烈地讨论政治、时事、历史和文艺等方面的话题。有时候，瞿秋白也会到鲁迅家去倾谈一番。
第三次避难是在1933年7月上旬。6月初，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宣传部通讯社社长的冯雪峰调往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中央局决定让瞿秋白暂时照顾一下通讯社的工作，主要负责审查和修改通讯稿件，并为党报撰写文章。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让瞿秋白夫妇从东照里搬出，与冯雪峰同住在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当时江苏省委的机关所在地。但不久，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牵连到他们的住处，必须尽快撤离，情况十分危急。“到周先生家里去罢！”瞿秋白夫妇和冯雪峰都毫不犹豫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说出了这样的话。于是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来到鲁迅寓所。这在《鲁迅日记》中也留下了痕迹。当时，瞿秋白寓居上海，经济上比较困难，鲁迅除了让瞿秋白编选他的杂感选集，预付编辑费外，还经常以版税的名义赠送给瞿秋白、杨之华一些稿费，7月10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疑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良友送来的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的版税，其中拉普列涅夫的《星花》一篇系曹靖华所译，故应以版税分与之。此书未收文尹译文。如果分付的是《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这两篇的版税，则已早在1932年11月4日付过了。因为7月10日这一天瞿秋白夫妇仓促跑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即以付给版税名义给予支援。《选集》即《鲁迅杂感选集》。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本书的版税，鲁迅付给编辑费，也是对瞿秋白夫妇经济上的资助。
后因工作需要，中央决定仍由黄玠然护送瞿秋白夫妇去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里住。
第四次避难是在1933年8月下旬。瞿秋白大约在高文华家里住了1个多月，突然传来警报，高文华的住处已处危险中，要瞿秋白连夜撤离，瞿秋白夫妇权衡之下，还是决定再到鲁迅家去。这时已经是深夜2点钟了，天又下着雨，大街小巷里显出了一天最令人毛骨怵然的沉寂。瞿秋白和杨之华各坐在黄包车上，总算一路顺利地到达了鲁迅的家门。但由于车夫的速度有快有慢，一个被拉到鲁迅家的前门，一个被拉到后门。瞿秋白先到，慌乱中忘记了一切，咚咚猛敲前门。鲁迅和许广平听到深夜敲门声如此急切而响亮，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待开得门来，只见瞿秋白夹着一个小衣包猛然跨了进来。他刚进门，后门也咚咚敲响了，也是急切而响亮。奇怪，莫非特务跟踪来了？开得后门，却是杨之华带着一个小姑娘闯进门来，这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是高文华的女儿，是因怕半夜途中被人盘问特地带上的。原来是一场虚惊，却弄得四邻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事件。大约9月间，瞿秋白夫妇就搬入英租界新闸路白俄公寓居住了。
足以传世
1933年底，中共临时中央从江西苏区来电，要瞿秋白赶去参加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4日，瞿秋白特地到鲁迅家叙别。为了表达惜别之情，鲁迅特意把床铺腾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和许广平睡在地板上，“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之万一”。瞿秋白还将其《乱弹》文稿及关于文字改革方案的手稿交给鲁迅保存。不料两人这次彻夜长谈，却成永诀。
在赴瑞金的艰难旅途中，瞿秋白时时挂念着鲁迅，1月9日鲁迅日记中有“夜得宜宾信”，这大约是瞿秋白给鲁迅的告别信。1月28日，鲁迅“得宜宾信”，大约是瞿秋白已经到达苏区的告安信吧！“宜宾”即瞿秋白。此后，《鲁迅日记》中再未出现和瞿秋白通讯的记载。
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像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鲁迅还把瞿秋白在他家避难时用过的房间以及摆设按原样布置好，常常忍不住要去亲炙一番，睹物如睹人，以慰拳拳的苦心。
鲁迅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他致信曹靖华说：“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它嫂”指杨之华，“它兄”是瞿秋白的常用笔名。
其实，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他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体，与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其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他用“林其祥”的假名，立即给鲁迅、周建人等去信，请他们设法找殷实的铺保，这样可以保释。读到这封信，鲁迅心中尤为焦虑，立即给杨之华送去了50元钱，让杨之华寄给瞿秋白在狱中用，并和周建人一道设法从各方面筹资，打算买一个铺子，以此做担保去跟监狱当局交涉，将瞿秋白保释出来。
但当时找铺保非常不易，经过多方做工作，终于争取到一个店铺作了铺保。杨之华随即把为瞿秋白新做的两条裤子和鲁迅送给的50元钱，连同铺保，一并从邮局寄出。但寄出的第二天，报上就公布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这说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已被敌人所掌握，他的生命处境非常危险，鲁迅心急如焚，曾和陈望道相商，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活动，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行。现在只得通过蔡元培，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
在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之后，鲁迅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深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他已经预感到无法救出瞿秋白，失望和痛惜之情在许多书信中都有所表现。5月14日，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痛惜地说：“闻它兄大病，且甚确，恐怕很难医好的了。”5月17日，在给胡风的信中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5月22日，在给曹靖华信中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这里的“它事”，指瞿秋白被捕一事，“许君”，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时任蔡元培的秘书。鲁迅从他那里获悉，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曾专门讨论过瞿秋白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在中国像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鲁迅深感悲痛，他在瞿秋白就义前7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萧军的信中无比惋惜地说：“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萧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另外还有，不过笔名不同。他又译过革拉特珂夫的小说《新土地》，稿子后来在商务印书馆被烧掉，真可惜。中文俄文都好，象（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瞿秋白在监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说自己想“再读一读”的文艺著作其中就有“鲁迅的《阿Q正传》”。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用中文高唱《红军歌》，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瞿秋白牺牲的噩耗传来，鲁迅悲愤至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他写信给曹靖华说：“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象。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又悠悠然。”
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瞿秋白被捕后，为了给瞿秋白留下永久的纪念，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为此筹款从现代书局赎回瞿秋白的《高尔基论文选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两部译稿。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也是大病垂危。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亲自设计封面、编排校对、绘制插图、选择纸张等，事必躬亲，一丝不苟。鲁迅编校《海上述林》，并不是一般的为人编集，而是怀着异常悲痛的心情，出于纪念战友的目的。他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冯雪峰《回忆鲁迅》）
鲁迅亲自为《海上述林》题写了书名。上册出版时，鲁迅尚健在。《海上述林》只印500册，其中包括皮脊麻布面、金顶、金字的100册，蓝色全绒面、蓝顶、金字的400册，都用重磅道林纸精印，而且收了瞿秋白喜爱的全部插图。这两种书都是精装，精美绝伦。鲁迅十分高兴，立即把书分赠各位友人和爱读瞿秋白的著译而无力买书的青年。他还专门托人从上海带了两本书到延安，分送毛泽东和周恩来。鲁迅还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册，于是，他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鲁迅为《海上述林》所写的广告说：“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海上述林》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瞿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海上述林》下卷于年底印成时，鲁迅已逝世，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它的问世。
《海上述林》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极其珍贵的版本，也是鲁迅生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瞿秋白与鲁迅之间，其友情真可谓深厚无与伦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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