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做出了卓越典范：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课题；三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和学理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刻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典范作用，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023年6月30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六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史的结论。”[1]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2]1471，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卓越典范。
一、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的典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列强纷纷入侵、国家风雨飘摇、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尊严惨遭践踏，民族文化饱受摧残，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探寻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真理，前赴后继地进行了种种尝试，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尝试过了，结果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这一次次真诚的拜师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被欺凌的状况，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惨痛的现实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1470在对国家和民族出路的苦苦探寻中，直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人才将目光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自此之后，中华民族的面貌就要起变化了。正如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1471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下求索、四处奔走。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广泛涉猎各种主义和学说，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另一方面，他在实践中积极进行各种尝试，如开展工读互助、进行“新村”建设、组织湖南自治运动等。他非常注重对这些学说和主张进行独立思考，并结合实践的成效进行反复对比。正是在对各类主义和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并结合实践一一鉴别的基础上，毛泽东才慎重而又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自此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就矢志不移，坚守了整整一生。正如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的：“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131
毛泽东的一生，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一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左”倾教条主义。在革命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并不被当时的共产国际看好，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克思主义，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也给毛泽东戴上“狭隘经验论”的帽子，不断地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压，指责他的思想和主张是“右倾错误”和“富农路线”。但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所谓的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没有成长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毛泽东则为马克思主义坚守了一生，为了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条件下，他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始终如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马列著作，并热情地向同志们推荐，他“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4]106 他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书，亲自圈定“干部必读”书目，在党内大力倡导学习马列主义，并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党内领导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他深刻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533
毛泽东的一生，也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一生。从韶山冲走出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童年是在四书五经的滋养下成长的，少年时在湘乡和长沙的求学经历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投身革命后，他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忽视中国民族特点的错误倾向，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5]534毛泽东非常注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数千年的丰富历史遗产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深刻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533-534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都广泛涉猎。他通读了浩瀚的二十四史，多次引用其中的典故来教育干部。《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6]318 而毛泽东无疑是其中的卓越代表。
习近平指出：“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坚持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1] 在对马克思主义魂脉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坚守方面，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典范，对此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深刻总结，以指导当今的理论创新工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确立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也是在不断解答时代新课题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就在于它能够正确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面临的困境，能够揭示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源，能够指明中国摆脱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出路。但“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7]106，中国的许多实际问题绝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搬过来就能解决，还需要中国同志下功夫去研究、去灵活运用，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毛泽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正如他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8]379 毛泽东正是在对中国实际的扎实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及时科学地解答了中国面临的一个又一个时代课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第一，及时科学解答了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代新课题。“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2]1357 为了推动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9]57 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再加上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十分强大的农村环境，给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增添了许多难度。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艰辛探索，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这五个方面解决了在中国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时代课题。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毛泽东主张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武装全党，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确立和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纠正了形形色色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在政治上从幼稚走向成熟；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毛泽东强调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一切非组织的观点和行为；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毛泽东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反对无纪律现象，规定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毛泽东系统总结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肃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正是在此基础上，全党实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第二，及时科学解答了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时代新课题。近代以来，很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民主革命并不彻底，这一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中，系统回答了三个关系中国革命全局的规律性问题：一是区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了革命的性质、任务、领导阶级、依靠力量和发展前途，指明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二是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正确地认识到，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以城市为中心，而是先要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战略的提出犹如拨云见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三是总结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这三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规律性认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及时科学解答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以及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方向、方法和步骤，仅用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这一改造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是一大创举，从此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习近平曾高度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丰功伟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10]8
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1]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和时代穿透力，就是因为满足时代需要、反映时代声音、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就是因为它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时代新课题的实践着的理论。
三、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典范
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11]309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结论和归宿，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这三个组成部分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2]13 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以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体系化、学理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卓越典范。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全面概括，它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这六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每一个部分都自成体系。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基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深刻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共举的方针，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各项政策，对人民内部的民主与对反对派的专政结合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要注意综合平衡、处理好各项关系，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毛泽东阐明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一系列重要原则，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战术；关于政策和策略，毛泽东从领导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出发，充分论证了政策和策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规定了制定政策和策略的一般原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发展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等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建设，毛泽东从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多个方面全面阐发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深刻论证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系统阐释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任务，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原则和方法。正如邓小平所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13]44
毛泽东思想的这六个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和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贯穿其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中，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党的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而得出的宝贵经验。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离开人民就无法得到落实，只有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才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将党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人民立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得出的必然结论。各国人民要立足本国，依靠本国的力量，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将主要希望寄托于外部环境而不是自身力量，一定会遭遇失败。
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1]在实践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并及时推进创新理论体系化和学理化，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和学理化，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四、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的典范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14]8这其中蕴含着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都必须紧紧扎根人民，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1031 人民在毛泽东的心中重千钧，毛泽东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改天换地的秘诀就在于依靠人民，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也源自于人民，他既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创造历史伟业的领袖和导师，又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的典范和楷模。
第一，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5]1094 是共产党人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15]933，如果共产党员不联系群众，不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和创造力就会枯竭，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15]933 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紧密依靠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汲取到不竭的智慧。党的理论创新工作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扎根群众实践的理论，才是符合人民利益、解决实际问题、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毛泽东深刻指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15]1095 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推进理论创新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二，在深入调查研究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毛泽东是党内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他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8]382 的著名论断。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曾多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获得一手资料，了解社会情况，以此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农村亲自做过多次系统的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正是在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才能逐渐摸清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深刻指出：“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6]261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展开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才能真正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
第三，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理论来源于实践，党的科学理论来源于亿万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7]19 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1964年8月29日，面对外宾的提问：“您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真诚地表示：“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18]401 毛泽东相信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而共产党人要做的就是走到群众中间，同群众相结合，将群众的经验总结出来，他强调：“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15]933 1955年，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就是他对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经验的大集中和大总结，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逐渐形成，明确了在中国农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和途径。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浩瀚的力量之海，也是浩瀚的智慧之海。”[1]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正是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产生的，它来源于群众、植根于群众、造福于群众，因此才能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适应时代要求、满足人民需要、指引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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