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境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对其进行了刻意污蔑、故意歪曲和有意诋毁。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更是进行了放肆的恶毒攻击。其中“最大的罪名”就是：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失败”从来不下“罪已诏”，连封建帝王都不如;虽然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作过自我批评的这一事实，犹如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般地摆在公众面前，但是，那些敌对分子仍然不屑一顾地说：这是毛泽东“迫不得已”、“无可奈何”，而且是难得的仅有一次。
事实果真如此吗?还是让历史来回答吧!
一
“大跃进”的“药引子”最早很可能是出自英国人。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毛泽东在苏联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两次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高兰。这两位英国同志说：现在英国年产三千万吨钢，而你们中国，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年产四千万吨钢。恰好会议期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宣布：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在这种气氛下，毛泽东被情绪感染，也充满激情地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这是毛泽东首次公开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实际上也为以后的“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真正提出“跃进”概念，是在此后的半年以后。1958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所有同志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2]从内容上分析，毛泽东似乎是看到过一些内部报告和内参才发现了“跃进”一词的。
毛泽东真正的创造是把“跃进”变成了“大跃进”。在三个多月后的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到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自此，”大跃进”一词正式诞生，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一个重大元素。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是现实逻辑强力推动的产物。当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这样写道：“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引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3]同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更是欣喜地写道：“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4]
毛泽东作出的这些判断和概括，当然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不同的区别在于，有的是他考察中获得的，有的则是他从一些信息中捕捉的。例如，新华社1958年7月12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8期刊登了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撰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了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到办食堂的几大好处：第一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第二是节约了粮食，第三是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第四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毛泽东看后，很感兴趣，随即将此文批给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让他“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5]在同年9月5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讲了他8月视察河北徐水县的类似情况，说“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6]然而，从后来的实践来看，公共食堂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确实是弊大于利。可在最初，人们却把它当作新生事物来支持，而毛泽东的态度实际上是起到了强力推广作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积极支持和推动大跃进是真诚的，但对“大跃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也是认真抓紧和督促处理的。同年11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内参《宣教动态》145期看到中共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说1958年春夏之间，云南因肿瘤、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对此云南省委深刻反省，查明原因，迅速纠正，及时制止死人现象。毛泽东随即批示，其中说：“在我们对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7]从这个批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了解下情的，也是能够体察下情的，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很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当月，毛泽东看到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该社社队干部打骂人现象非常严重，挨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等等。毛泽东阅后将此信转交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批示道：这种情况要“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8]毛泽东对此类事情非常重视，也打算从严处理，但同时又怕反映情况有误，故他又要河南省委查实后再定。
毛泽东虽然对“大跃进”抱有极大的热情，但也同时预计到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困难、挫折和那样的认识、看法。在195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前，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90%以上，说服，1-2-3%，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9]他还写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10]后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意见书”里借用了这句话的意思，算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是不加掩饰的欣赏，但半年以后，他又发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在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一些错误做法：“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毛泽东还率先批评了当时盛行的“共产风”，他说：“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11]同年4月底，毛泽东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广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能讲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12]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共产风”和“浮夸风”，而且还是最早起来批评和纠偏的。不仅如此，在以后多次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总是不遗余力地纠正不断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做法。有的研究者说：毛泽东无视和不愿纠正当时出现的种种错误风气和做法，一味独断专横。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只要毛泽东发现了问题，他就会不断地写批语、党内通信，努力推动问题的纠正。现在保留下来的毛泽东写于这一时期的手稿，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也是颇为玩味的，这就是：尽管我们在外交上是“一边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尽管我们与美国是仇敌，国内舆论是仇美反美情绪强烈，但毛泽东却多次提出要向美国学习。譬如，他在1959年6月11日会见秘鲁议员团的时候说：“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13]又如，毛泽东于1959年10月31日在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中说：“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14]他在同信中还说：“看来苞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他希望媒体引导人民公社也这样办农业和畜牧业。这就表明，毛泽东的眼光是世界性的，只要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强大的经验，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友好国家也罢，敌视国家也好，我们都愿意老老实实地向先进东西学习。
二
“大跃进”是1958年夏季开始启动的，到了1959年夏初，问题和毛病逐渐暴露得越来越多。毛泽东在1959年2月2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时，说：“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实际上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多，有些是把几十亩田并成一亩拼出来的。”还说：“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运用它。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义;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也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过去的安排缺乏这一方面。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15]从毛泽东的讲话看，他是了解不少真实情况的，包括说假话“放卫星”等;他似乎隐约地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要“受挫折”，他已经认识到搞经济建设“无经验”，并在党的省部级干部这个范围内，首次委婉地间接地做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批评。
在外国友人面前，毛泽东也是实话实讲。他在1959年3月和6月会见拉美国家一些访客时，就说过：“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8月才开始的。我就是一个。去年8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16]“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17]
从文献中看，在1959年夏上庐山之前，毛泽东的情绪已经开始降温。在同党内高层领导谈话中，他认为：“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他提到“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对将召开的庐山会议，他的看法是“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的出来的。”[18]在这之前，谈到成绩和缺点，毛泽东历来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而现在毛泽东已退到是7个指头和3个指头的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把问题和错误看得相当严重了。实事求是讲，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写的意见书，就其中谈到的问题之广度和程度而言，都没有超过毛泽东的认识和判断。仅就问题的深度而言，毛泽东的认识则是大大超过了彭德怀。
毛泽东、彭德怀的庐山之争，恐怕“意见书”只是表象，深层原因仍有待于继续揭示。当时国家计委副局长李云仲也对经济工作有意见，也有看法，其观点与彭德怀大同小异。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一方面批评了他的认识立场，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信的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19]毛泽东对李云仲的批评是严厉的，但对李云仲的表扬又是热烈的，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对彭德怀、李云仲这两封基调相同的来信，采取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这的确耐人寻味，发人长思。另外，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提出学习海瑞，是否跟李云仲大胆进谏有关联呢?不然，为何毛泽东倡导要敢于进言呢!
既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剧烈的社会变动，那就必然会引发不同思考和不同看法，甚至是不同观点的严重对立。从某种角度看，1959年的色彩是特别浓烈的，无论是整个社会运动还是党内斗争。由于结果未能达到预期，毛泽东一边有针对性地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中结合中国实际思考，力求找到客观规律，一边对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实践开始了冷静的总结，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作了理性的判断。实际上，从1960年开始，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以往有些做法确实过火了，确实失误了。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由此开始了认真的自我解剖和负责的自我检讨。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研究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历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写道：“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三千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持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等。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20]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范围内，向党内高层首次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且以例为证。
同年11月28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写了《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批语说：“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21]这是毛泽东在半年之内，向党内高层作的第二次公开的自我批评，对象扩大到省部级干部，而且对自己错误错在哪里，也作了详细的说明。
毛泽东作出的这些判断和概括，当然是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的。不同的区别在于，有的是他考察中获得的，有的则是他从一些信息中捕捉的。1958年8月上旬，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安国县和定县。图为8月4日毛泽东在徐水县和农村干部交谈
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误，毛泽东不断地探讨原因，有时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相当尖锐的。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的重要讲话，他说：“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看来‘五风’中最普通、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又说：“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二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这几年说人家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没有料到，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22]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来工作中所犯下的工作作风方面的缺点、失误和毛病等，批评得最为严厉的一次。许多批评的对象都是“我们”，即既指中央领导层面，又指省部级领导层面，还指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公开承认：工作犯了错误，“自己挨整是必要的”;他再次明确指出：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已是二个或三个指头的问题了。他还坦率地表明：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敢于承认人祸是自己造成的，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领袖的磊落胸怀。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实际上也是代表党中央向全党作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于1961年1月13日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毛泽东认为：这几年的错误和缺点，根子在“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自我检讨，他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以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23]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写信，说：“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24]毛泽东严肃地批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人的“不甚了了，一知半解”的工作作风，同时又表示自己也要坚决改正毛病。
在这次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及其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的讲话，他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25]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变相地承认打了“败仗”。譬如，毛泽东过去力推农村公社食堂，但在这次会议上，他的观点和基调却出现了大变化，他说：“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很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对各地解散公社食堂，同样也起到了力推作用。
在同年同月23日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详细地讲解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并且明确告诉全党：“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26]这是毛泽东首次要担负“总的责任”的自我表态，从而有力地彰显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敢于担当的负责而敬业的自我批评精神。
毛泽东不但积极寻找错误的根由，而且也在积极纠正一些错误做法。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重要讲话，他说：“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27]毛泽东强调：“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应该说，毛泽东是抓准了病根的。如果真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庐山会议后继续反“左”而不是反右，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959年2月27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一些错误做法。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图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火车上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谈话
1962年1月下旬，我党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会议代表众多，史称“七千人大会”。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宣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28]其实，如前所述，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已向与会同志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并希望它们回去如实传达。然而，毛泽东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毛泽东为此大声疾呼：“同志们，不能隐瞒。”也许那些存心隐瞒毛泽东缺点和错误的人们出于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好心，但也不排除其中某些人怀有其他目的。毛泽东率先垂范，首先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希图激发下面各级领导干部也作自我批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家各自承担应当担负的责任，由此增强全党团结，继续齐心协力干事业。正如毛泽东在这次会议讲话的最后所说的：“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29]
综上所述，从1959年年初到1962年年初的三年时间，毛泽东先后于1959年2月2日、1960年6月18日、1960年11月28日、1961年1月12日、1961年1月13日、1961年3月13日两次、1961年3月23日、1961年6月12日、1962年1月30日在党内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作了十次真诚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这样的举止，在我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举止，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卑劣政客的划分界限，是伟大政治家和历史性伟大人物的胸襟表现。不要说那些匆匆走过历史舞台的政客，就是一般政治人物都很难做到，只能望其项背而已。只有真正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立场上的政治家，才会具有大海一般的宽广气度!某些指责和诋毁毛泽东的研究者们，奉劝它们最好是掌握和研究了切实的史料后再发声说话，否则会极为难堪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三
从现有文献上看，当时确有一批高官当坏了“参谋”，出了些“馊主意”、“歪点子”，让毛泽东误判了情况，作出了错误决策。譬如，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批转一个重要文件》，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说：“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1959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30]当时的情况是：1958年底以来市场上粮食紧张，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发现广东雷南县查出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从而证明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赵紫阳随即将雷南县查处瞒产私分粮食的经验写成报告，上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委随即将雷南经验推广全广东，并转报中央。正为全国粮食紧张的毛泽东看到此件后，大加赞赏，决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雷南经验。毛泽东写完批示后，意犹未尽，又指示中央办公厅将他写的批示“即送刘、彭真、周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越好。”农民瞒产私分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但问题在于，雷南经验一旦贯彻到农村基层就很容易出事情，当时的农村干部打着上面的旗号，跑到农民家里翻箱倒柜，连来年留的种子粮都被当作“瞒产私分”粮食搜走了，这样就为三年困难时期留下了人祸的伏笔，那几年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不能说与此事没有关系。毛泽东说的各级领导干部“各有各的账”，恐怕原因就在这些地方或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过，文献表明，赵紫阳这份关于农民瞒产私分粮食的报告，确实给毛泽东留下较深印象，以至于他在1961年9月给中央常委的信中还提到“瞒产私分”的事情。
虽然“大跃进”遭受挫折，打了败仗，但如同经验一样，教训也是财富。在那几年期间，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也作了一些艰苦探索，从中提炼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重大理论观点。譬如，毛泽东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间，通过认真细致地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当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实际比较和分析，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31]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宝贵理论结晶。这个重大理论同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就等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由此可见，毛泽东具有非常超前的理论意识，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突出而重大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一边有针对性地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中结合中国实际思考，力求找到客观规律，一边对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实践开始了冷静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都作了理性的判断。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图为(右起)毛泽东、邓力群、胡绳、陈伯达、田家英一起读书
1958年1月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王佩琨的文章《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该文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毛泽东看后，写下批语：“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32]极有可能，这篇文章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当时倡导的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决心和信心。以后“大跃进”的挫折，引来国际的讥讽和国内一些人的责难，说我们“说大话、讲空话”云云。然而，有意思的是，十五年后的1972年，我国的钢铁产量确实超过了英国，只不过当时我们没有吱声而已。曾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陈锦华在《国事记述》的回忆录中写道：“实际上，按照1957年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到1972年，中国虽然没有达到毛泽东提出的年产钢4000万吨的目标，但经过调整和多方面的采取措施，1972年中国仍然生产了2338万吨钢，比同年英国生产的2232万吨还是多了100多万吨。这也表明，如果我们采取了科学的做法，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是正确的，是完全做得到的。”[33]毛泽东生前就看到了最主要工业品钢产量超过英国的目标，然而，即使在“文革”岁月期间，他也没有示意媒体作出回应姿态，这就表明毛泽东当时是相当冷静、相当谦虚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钢产量突飞猛进，节节高升，自1996年突破年产量1亿吨后，我们就一直荣登钢产量世界第一的宝座，尤其是2008年钢产量升至5亿吨，更是“当惊世界殊”。钢产荣获首位时，“国祭无忘告毛翁”。我们今天的钢铁业绩，想必九泉之下的毛泽东闻悉，一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
对于中国人来说，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是新鲜的事业。这里有积极的探索、勇敢的实践和痛心的教训，错误大概也是在所难免的。尽管道路曲折，但毛泽东依然雄心未减，壮志不褪，他在1962年3月20日给林彪修改“七千人大会”讲话稿时，写下这样的一段话：“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至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34]毛泽东坚信，我们具有党的领导和制度方面的优势，就能够在一百多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对照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我们能不惊叹毛泽东的天才预言吗?
毫无疑问，“大跃进”情结是毛泽东的强国梦想，他始终记挂心间。1964年12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35]从某个角度看，我们改革开放的35年也可以说是一个大跃进，不仅出现了大跃进，而且也实现了大跃进。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之初提出的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就是这种历史惯性带来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我们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新阶段，开创了历史前进新纪元。我们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历史创造活力，正在以非凡的历史主动精神开拓非凡的历史灿烂进程。大跃进必将作为特别的历史符号，铭刻在特别的历史记忆之中。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页。
[6] 同上书，第383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84页。
[8] 同上书，第594页。
[9] 同上书，第636页。
[1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3页。
[12] 同上书，第50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4] 同上书，第101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4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7] 同上书，第16页。
[18] 同上书，第77-81页。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64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
[23] 同上书，第233-237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40-441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6] 同上书，第261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29] 同上书，第310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33] 陈锦华：《国事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本文原载《还历史本原》李慎明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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