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
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话说1949年2月间的一天，奉命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王稼祥说：
“3年的解放战争运用了主席的战略战术，才如此神速地获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主席辛苦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
“这一次蒋介石当了大笨蛋。当初，我们提出成立联合政府，反对打内战，他不接受。他总以为有美国做后台老板，可以为所欲为，最后落得个单人匹马跑回了浙江老家。”
王稼祥说：
“是的，主席。我们党尽了最大努力避免打内战，你亲自去重庆谈判。可蒋介石太反动，硬要打，我们也不能不还手。这一次一定要追击到底，叫他一兵一卒不留，以免后患。”
毛泽东举起右手，用力地一挥，坚定地说：
“对，要打到底！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各个战场不能姑息，要彻底打倒反动派，取得全国胜利。”
此时，江青走了进来，很有礼貌地向客人问好，还笑着说：
“听说仲丽在哈尔滨当了医院的院长？”
朱仲丽说：
“是的，这次稼祥叫我辞了工作，一块儿就回来了。”
毛泽东递给王稼祥一支烟，自己也吸了一支，突然问道：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沉思了片刻，说：
“依我看，是不是定在北平？”
“嗯，谈谈你的理由。”
“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太靠东南，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适合的地方。”
“有道理，有道理。”
毛泽东笑着，不住地点头。王稼祥见天色已晚，就起身告辞。朱仲丽也跟着站起来，临走又说了一句：
“主席，我们在莫斯科经常和岸青在一块儿吃饭。”
毛泽东很关心地问道：
“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
“长得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还有贺子珍和娇娇也不错。”
“她的身体怎么样？”
“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长得很可爱，真像你，只是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
江青插话说：
“将来，我可以带娇娇。放在她妈妈身边，只怕教养不好。”
朱仲丽感到自己有些失言，便赶紧告辞了。
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刘陈邓，饶康曾（指饶漱石、康生、曾山——笔者注），粟谭，并告林聂：
丑佳电悉。
一、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
二、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电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3月半为止）部署一切。
三、你们丑佳电所列8条，除第8条以林罗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7条，凡由华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处理。
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
五、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六、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江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
七、二中全会定3月1日开会，会期5天至7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2月25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2月28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丑真
2月12日上午，北平市20多万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解放大会，叶剑英市长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新北平而奋斗。
2月12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东野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的指示：
林罗聂，并告刘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3月半出动3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12万人左右，于3月20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3月底夺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2月18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2月19日由平津线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二同志于电到3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12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900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3月底可到）。
军委 丑文
接着，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围歼鄂友三部的指示，他写道：
井泉并告林罗聂，西北局，华北局，晋绥分局，彭张赵：
一、井泉6日两电悉。同意你们集结内蒙察绥等骑兵围歼鄂友三等反动部队的计划，望加意布置，务期一举全歼，勿使漏网。内蒙绥察骑兵会合后，即以察骑前线指挥部为基础，由康天民统一指挥，如董其武及傅作义向我询问时，即照井泉所提回答法回答之（鄂友三等属察雀反动武装，向未向我表示谈和，亦未与我连络，且到处流窜，行同土匪，自应剿办，不能与董其武部混为一谈）。
二、井泉7日10时电悉。目前董其武、邓宝珊在绥部队及其他人员尚有4、5万人，用改编方法彻底改造并在绥远全境建立人民政权，须在我军占领兰州、宁夏以兵力由宁夏进占五临之后。目前应让其照原样存在，彼此互不侵犯。平绥路许其通车，商业许其流通。董部番号不要改变，我亦不派人去做政治工作。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邓以部队地盘大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线，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本月20日左右，井泉可到北平与林罗聂一谈，并来中央参加3月1日的二中全会，杨罗，杨李（即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井泉——笔者注）两兵团须于3月，协同徐周部夺取太原，并解决大同问题，然后西进，协同西北我军夺取西安兰州，现在不宜派兵去绥远。
军委 丑文
2月13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谈话：
【新华社陕北13日电】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者出面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仍在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的合作之下活动。本月9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在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建议联合国调停中国的内战。11日，国民党的伪行政院长孙科，即在广州招待外国记者予以附和，宣称“联合国之调处或为获致我国国内和平之唯一实用途径”。上海和南京的反动分子潘公展等人，也在同时予以响应。这种可疑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外交部事先知悉伊瓦特建议的风传。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言人对此发表谈话称：“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潘公展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的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1月8日向美英法苏4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邓小平等的指示电，他写道：
小平、陈毅同志，并告饶康曾，粟谭：
一、2月6日报告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
二、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2月18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形，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2月27日或28日到达中央即可。
三、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中央丑元
2月13日这天，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5人以私人资格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机飞往北平；秘书张丰胄随行。
2月15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见《毛泽东选集》）。评论中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9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现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
2月15日深夜，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南北通船、通航、通邮等政策的指示，他写道：
彭叶，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
丑文电悉。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京沪汉等地的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我们恢复交通通讯派遣一些特务来平津，并互相联络。但平津方面增加了一些特务，京沪汉方面即减少了一些特务，特务总数并不因此增加。而京沪汉诸地几个月之后即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此次南京代表团回去，对我影响极好。现在上海代表团又来了。将来武汉长沙亦可能派代表团来。这些代表团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地应付这些代表团。并由总前委及董薄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报告我们批准，以便与上海代表及魏文瀚金山等解决问题。
中央 删 亥
2月16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评论（见《毛泽东选集》）。他写道：
“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2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2月13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2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外贸易方针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彭叶，黄黄（指黄克诚、黄敬——笔者注），并林罗，并告东北局：
一、丑铣中央对外贸易指示即发给你们。在这个一般指示之下，我们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苏联及东欧各新民主国家所需要的货物，我们当尽量向苏联及新民主国家出口，凡是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能供给我们的货物，我们当尽量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进口，只有苏联及新民主国家不需要及不能供给的货物，我们才向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或进口。根据这个方针，望华北局及彭叶、黄黄立即派可靠人员向苏联商业机关接洽，和他们讨论我们与他们进行贸易的有关各项问题，并将我们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告知他们，以便首先了解我们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然后决定我们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范围。你们接洽的情况，望随时电告。
二、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和日本的商业机关进行某些临时性的贸易，是可以允许的。如有人和你们接洽中日贸易问题，可以试谈。
中央 丑铣
接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他写道：
叶彭并林罗聂，刘陈邓，彭张赵，粟谭，徐周，西北局，华东局，中原局，东北局，华北局：
叶9日23时电悉。兹告关于对国民党军官的处理方针：
一、首先注意吸收在军事上有较高的学识，可在我军事教育岗位上服务，且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政治上真正愿向我靠拢者，应加以适当教育，分配适当工作。但这种人数量并不会多。如其自愿投效，经过我们考查后确合上述条件者，即应先送军校训练而不应给以参议头衔。只有某些极少数的高级军人而又确实向我靠拢者，才可给以市政府参议名义，方不致借势欺人，给人民以极坏影响。
二、确有专门的军事技术为我军建设上所必须者，如炮兵、工兵、战车、航空、海军、医务、电讯等人材，即使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只要政治上不是反动分子，即应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亦须先集中各地军校经过一定时期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分配工作。
三、既无真正学识，又无专门技术，但在政治上可能向我靠拢而又可能加以改造者，应吸收到军校或其他学习机关加以政治训练，视其结果分别给以适宜的工作出路。
四、反动的和腐化的军官们，应由人民政府发动社会群众加以监视，和监视国民党文职反动腐化分子一样，用社会力量在长时期内加以强迫改造和强迫就业。
五、全国均即将为我解放，遣俘问题须重新考虑。凡可以不遣送者，即照上述方针处理。凡仍应遣送者，待他们到达新地区后，亦照上述方针处理。
中央军委 丑铣
2月17日，彭德怀、王震奉命离开西北前线，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2月18日晨，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见《毛泽东选集》）。他在评论中写道：
“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到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作李宗仁。”“他说：‘中共方面所提8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8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1月14日声明所提8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1949年2月5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2月7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
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开滦煤矿管理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华北局，并天津市委及滕代远：
开滦矿务局致毛董（指毛泽东、董必武——笔者注）电，望加注意。开滦这样大的带垄断性煤炭生产和经营，政府必须在可能条件下设法加以管制。望即乘其请求派遣军事代表之时，立即派遣有能力的代表数人前去，首先了解其生产及经营各方面的情况，学习管理，然后提出管制办法，报告华北局及中央，得批准后付诸实施。在目前对矿局所提3项办法，首先应设法增加车辆运煤，以争取出口，此事望与铁道部方面商量解决。在将来运输上如有办法，政府即应把煤的出口和买卖，设法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控制到自己手中来，以便增加政府经济斗争的武器。那时政府即可从矿局购煤出口及分售给各工厂。在目前，政府应以合适的价格购买一批煤炭，一方面既可掌握铁路工厂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可使煤矿生产不致停滞。至于暂减产量的办法，则应力求避免，因为这要引起一部分工人失业，并将使工人内部分裂。如我们批准减产，工人即将反对我们，矿局在此是有一些阴谋的，望你们注意。如存煤实在销不出去，车辆增加又实在无办法，矿局维持又实在困难时，我们即应和工人职员（可组织开滦煤矿职工代表会）切实商量，要工人职员提出办法维持。那时工人会宁愿暂时欠发一部分工资，而不愿减产的。工人并可能提出其他可实行的办法（如发煤代替工资）来维持。总之，凡是要工人职员有所牺牲的事，必须切实而充分的和职工商量，取得绝大多数职工充分谅解后，才能实行，否则我们就要脱离工人群众。关于开滦矿局的全盘情况及你们的办法，望即考虑决定并报告我们。华北政府应切实注意这个问题，并派专人或令工商部去管理这个问题。
中央 丑哿
2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叶剑英说：
“欢迎傅、邓来谈，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此前，在北平和平解决协议签订后，共产党方面曾和傅作义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发表一个通电。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以傅作义的少将处长周北峰为首的“通电起草委员会”。通电文稿草成后，傅作义拖了近1个月，迟迟没有定稿。其原因就是因为先前那场误会，使他闷闷不乐，精神不振。共产党能否对他宽大处理，仍是他最大的顾虑。于是，他就想去会会毛泽东，摸摸共产党的底儿。他就对周北峰说：
“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会毛泽东，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立即将傅作义的意见报告了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叶剑英也马上电告了毛泽东。
2月21日，叶剑英让陶铸将毛泽东的电示转告给周北峰，并说：
“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就请傅先生乘这架飞机去吧。”
2月22日上午，傅作义、邓宝珊和由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黄启汉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
在石家庄机场上，从西柏坡专程赶来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一一握手。杨尚昆见傅作义身着极普通的布衣，一脸惶恐不安的表情，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兜子，就笑着问道：
“傅将军拿的什么东西呀，这么重？”
傅作义强颜欢笑，说：
“这是我送给毛主席的10条香烟。”
说罢，他见杨尚昆也吸烟，就要送给他两条，被杨尚昆婉言谢绝了。傅作义不好意思地把香烟又收了起来。
下午2时，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人乘坐美式吉普到达西柏坡后沟招待所。周恩来早已等候在那里，他拉着傅作义的手说：
“傅将军，你是俊杰呵，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比蒋介石先生聪明多了。蒋介石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而你却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北平的和平解放，你立了一大功。”
傅作义非常感动，紧紧握着周恩来的手说：
“作义戎马半生，除抗日战争外，我是罪恶累累，罪该万死。今后我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宽恕。”
周恩来说：
“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敌后合作打日本。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嘛！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原来我们准备在解放区的哈尔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我们就可以去北平开会。你也应该参加这次会议啊！你既是有党派的，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就更具有代表性！”
将众客人安顿好，周恩来便去见毛泽东，汇报了接待客人的情况，他还说：
“我已经和傅作义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乐呵呵地说：
“情绪好就好，我们希望的就是他有一个好情绪。”
“你什么时候见他？”
“现在就见吧，宜早不宜迟。”
“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吧？”
“不要让他来，还是我去看他。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
是日晚，毛泽东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和朱德一起乘吉普车来到了后沟招待所。傅作义、邓宝珊、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在周恩来陪同下，早已等候在门口。傅作义见毛泽东走来，连忙大步向前，伸出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手。毛泽东也亲切地握住傅作义的手说：
“宜生将军，欢迎你！”
傅作义说：
“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他由于太激动了，声音略微有些发颤。
“哎！”毛泽东将手一摆，说道：“宜生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
毛泽东又与邓宝珊等人握手寒暄了一番，尔后挽着傅作义的手，朝客厅走去，边走边风趣地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心怀内疚地说：
“毛先生，我是43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你有功！”毛泽东说：“我要谢谢你，中国共产党要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傅作义消除了一切顾虑和痛苦。进入会客室，众人分宾主落座。毛泽东对傅作义说：
“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本来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行了。我原来估计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傅将军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可能闹事，不听傅将军指挥；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们估计的要好得多。”
他说着，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烟，一边让傅作义等人，一边自己点了一支，接着说：
“我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我们的炮兵在几个地方布置了炮火，只要打十几分钟，就可以打毁几段城墙。我们的部队进城以后，不打紫禁城，不打古建筑，不打居民区，专门消灭抵抗的部队。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的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2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得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报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毛泽东又扳着指头说：
“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3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真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军队就会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3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3大功劳。”
傅作义闻言，依然深感不安和内疚，他说：
“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的人身侮辱，指名道姓骂过毛先生，还吹过大话，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一个罪恶严重的人，实难宽恕。”
傅作义所说的“吹过大话”就是指他在占领张家口以后曾夸口说：“如果中共在中国真能够取得胜利，我甘愿给毛泽东当个小小的秘书。”坐在一旁的周恩来插话说：
“过去两军对垒，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毛泽东说：
“既往不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的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说到这儿，毛泽东一边给众客人让茶，一边对傅作义说：
“北平和平解放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你带了个好头，立了大功。你为人民做了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的，也是有功人员。对你的部下来说，也是为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保护了他们的生命财产和家庭完整。傅将军可以向你的部下讲清楚，既然是和平解放，你原来的部队要进行整编，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绝不歧视。你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的战士，大部分是国民党那里来的兵，连我们的朱总司令，还有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高级将领，过去也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而且是很有名的。我看主要是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思想和立场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办嘛。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八国联军欺负我们，烧毁了圆明园，破坏了许多名胜古迹，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再摆开战场，互相杀戮，把紫禁城毁了，闻名古都都破坏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不骂我们才怪呢！”
他指指傅作义，又指指自己，说：
“这个罪名，你傅作义得背着，我毛泽东也得背着。现在好啦，北平和平解放了。而且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军有战功，这些人民都没有忘记。8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抗日也是坚决的，是我们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战争。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了。”
毛泽东转对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等人说：
“当然，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还是愿意和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或集团谈判的。”
傅作义突然问：
“请问主席，我是回北平还是住在这里？”
毛泽东闻言先是一愣，接着就笑了，他明白傅作义这话是在试探会不会把他软禁在这里，便说：
“你现在住在北平很好，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了。到北平之后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新中国，你也可被邀参加会议，也可在政府里工作，你有功，也有代表性。到那时，咱们可以更好的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说到这儿，他微笑着转对邓宝珊说：
“邓宝珊将军，我们算是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邓将军曾数次访问延安。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你。”
邓宝珊不时地点头称是，极为兴奋。傅作义想起平津战役的整个过程，禁不住用十分钦佩的语气说：
“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部队起码得有数个月的休息，以恢复元气。但是，辽沈战役刚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说：
“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们就立即命令他们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客人们对毛泽东在陕北拖着胡宗南20多万军队转圈，并将其一口一口地吃掉，感到很神秘，他们请毛泽东谈谈陕北战场的情形。毛泽东说：
“胡宗南进攻时，我们主动放弃了延安。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不得不留部队守延安。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你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有什么好吹的，过了不多久，延安还要回到我们手里。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3个胜仗。
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连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同赶鸭子一样，一直赶到佳县。他们占领了佳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佳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个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1个主力师，就是36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虽说蒋胡军把我们如同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马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傅作义听了毛泽东这一番介绍，连连赞叹道：
“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
傅作义是国民党员，是孙中山的信徒，他对土地改革也非常佩服，他说：
“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主席和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说：
“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的发明，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傅作义提出了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说：
“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做过详细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地改革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傅作义的心病完全去掉了，愉快地说：
“回去后，我要传达您的指示，做好部属的思想工作，服从整编，安置好部队人员。”
毛泽东说：
“过去你俘虏我们的干部都放了，现在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此时的绥远还被傅作义部下董其武的部队占据着。傅作义对毛泽东的豁达大度十分敬佩，但又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俘虏都给自己？就问道：
“都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泽东笑着说：
“蒋介石、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会很有用呢。”
傅作义问：
“绥远问题怎么办？”
毛泽东说：
“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
傅作义又问：
“什么叫绥远方式？”
毛泽东解释说：
“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可以先放一下嘛。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我们今天是初次见面，我觉得咱们谈得来，能合作共事。你将来不一定去军队做具体的工作，我们可以合作，共同领导和指挥我们的国防军的行动和建设。我相信，你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就好过了。”
傅作义说：
“主席高见，宜生不及。我个人无条件服从中央和你的决定，叫做什么，保证做好什么，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好弥补我的过错。”
周恩来看看谈得差不多了，谈话该结束了，就劝大家喝点茶，傅作义端起茶杯，喝了一小口，对周恩来说：
“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说：
“咱们从现在起，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第二天，毛泽东又专门会晤了章士钊、邵力子、颜惠庆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南京国民党政府应当识时务了，不要再继续违背民意，搞假和谈真备战那一套自欺欺人的鬼戏法了。要是有诚意，那就效法傅作义将军的做法，当机立断，依我们的八项条件，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就我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我们一天也不愿意继续再打仗了，但是，这不取决于我们，蒋委员长要打，他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好横下心来应付这场战争。结果我们打赢了，他失败了。这位蒋委员长自食其果，自己搬起石头砸了他自己的脚，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委员长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然而，我们还是准备会谈的。”
2月24日，邵力子、傅作义、邓宝珊、章士钊等一行人自西柏坡返回北平。临行前，毛泽东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说是请邵力子等人带回交给李宗仁。毛泽东还托邵力子、章士钊给李宗仁带几句话：
“中共愿意与南京和谈，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南京要真正和谈，我希望派一个比较恰当的人来，这个人姓刘，叫刘仲容。刘仲容先生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欢迎他前来。”
傅作义在返回北平时，满面春风，极为兴奋。李克农风趣地说：
“毛主席一席话，傅作义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章士钊把毛泽东要他们捎给李宗仁的话，转达给了李宗仁，李宗仁又告诉了白崇禧。李宗仁同意派刘仲容作为密使前去与中共接洽。刘仲容于1949年3月初从汉口动身北上，行前去向白崇禧辞行。白崇禧说：
“毛泽东与刘兄私交不错，称你为中共的朋友，想此行必有功而返。”
刘仲容说：
“但愿如此。目前的形势是中共尽占上风，原则问题上很可能不会让步。”
白崇禧说：
“我们也有原则，就是划江而治，这是与德邻一致确定的国策，你也是知道的。见了毛泽东，一定要强调这个原则。”
刘仲容问：
“要是毛泽东不答应呢？”
白崇禧说：
“答应不答应是他们的事，你必须坚持不让。国军虽然损失严重，但还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你告诉毛泽东，我们有陆海空立体防御对付他们横渡长江的木船，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
他又交代了几句话，并将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最后说：
“你跟了我们十几年，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
次日，刘仲容到达信阳。河南省主席张轸派人送他越过前线中空地段，到了遂平，顺利地进入了解放区。此时由于铁路尚未全部修复，火车开开停停，刘仲容北上的行程非常缓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接待刘仲容，请耐心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前边曾不厌其烦地讲述了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后一直到中原突围前后，渴望并争取和平建国的情形。那时的他是真心实意不想打内战！因为他深知兵凶战危，一旦兵连祸结，就会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灾难！为避免内战，他曾千方百计、口干舌燥地游说于各方，也包括说服他自己的战友，甚至还不断地对蒋介石做出了有限的让步，结果都无济于事。那么好吧，既然你老蒋逼我上梁山，那就打吧！这一打便把老蒋打了个落花流水！到如今任是什么人求和，什么人企图调解，他也决不肯中途罢手了。让落水狗哀鸣去吧！让冻僵的毒蛇彻底灭亡吧！本章引述他从2月5日开始一直到18日接二连三撰写的一系列时评，就体现了这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不同于他人的极特殊的个性！如果有人不清楚这一点，那就请好好研究一下这两段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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