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即广州时期,当时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帝国主义，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支持革命运动的;第二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军进抵长江以后，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革命，而土地运动则发展成为数千万农民的强大革命……;第三阶段是苏维埃革命……”——斯大林
这是关门主义。在“第三阶段”把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持续到抗战的王明“左”倾路线理论依据。毛主席第一个站出来纠正了这个错误！
“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的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共产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否定农村为中心，对“工农”泛泛而谈，把主要任务空谈为搞政治教育、争取和组织工农群众，这个“主要任务”是错误的！这个“主要任务”和林彪他们认为的“主要任务”差不多。他们丝毫不提中心任务是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力量。这就是共产国际的谬论！反对农村为中心，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
“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邻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共产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总是鼓吹打通和大城市联系，污蔑不和大城市联系的农村游击战争是“散乱”、“不相关联”、“必致失败”。共产国际在根本没条件和大城市打通联系的情况下盲目鼓吹主要任务应该打通城乡联系、把城市吹捧为“无产阶级中心”。城市是少数人的地盘，不是中心，农村人口多、群众多，想要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去那里，农村才是无产阶级中心！主要任务不是和所谓的城市打通联系，而是先大规模发展农村根据地自身！搞毫不掩盖的城市中心论，不顾实际强调必须打通城乡联系，把农村运动主要任务非要定为打通城乡联系，把实事求是的以做农村工作为中心污蔑为“必然失败”，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才是促进高潮的最主要因素！最主要任务是扩大农村根据地，而不是打通城乡联系。
“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共产国际决议案
说来说去，就说没有说到根本——根本在于广州暴动压根就不应该搞！大城市压根就不应该打！但是共产国际就是不认这个错！不认为打大城市就是盲动主义，再多的检讨也是没有根本意义的。照搬大城市中心论还不承认在中国当时打大城市本身就是错的，共产国际胡说八道！不否定广州暴动打大城市本身就错了，这一点，共产国际洗不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决议案事·并非科学的，无事实可加的，但在当时确是正确的。”——斯大林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在当时确实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就是不承认这个决议案在当时也是完全错误的！不承认这个反对农村为中心、不否定广州暴动打大城市本身就错误的这个决议案压根就错了，斯大林这一点洗不白！
“俄国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斯大林
他以俄国为例，来贬低农村斗争、强调农民暴动无法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实际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他这样无疑是贬低了农村在中国的决定意义，为的还是让我们重点关注大城市！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极度薄弱、数量极少。帝国主义培植了一大批雄厚的军队和一小撮帮他们控制这支大军的买办力量，对城市工人阶级具有压倒性优势。城市敌我差距极其悬殊，在城市，无产阶级不可能夺取政权，所以无产阶级就只能先去农村。什么叫动摇敌人的政权？动摇就是让敌人的统治不稳定、不稳定就是无法延续统治、受到根本威胁，就是让敌人遇到足够使其灭亡的力量——就是产生彻底压倒敌人的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即使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还在城市，农村形成了压倒城市的大规模的政权力量、武装力量，形成了比城市更强大的力量，照样也动摇了敌人的统治！
“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档案原文就是如此——引者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 ——斯大林
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给林彪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对农村建立长期革命政权没有信心提供了“理论作证”。斯大林说知道中国是半殖民地，但是实际上对半殖民地怎么进行革命还是没有搞懂。如果真的搞懂了，就会明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农村红色政权也会长期存在和发展。他这里否定了农村根据地政权可以持久存在、长期发展，意思无非是要让我们中共抓紧往大城市赶。这无疑是荒唐的。
“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斯大林
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什么时候可以说高涨？农村根据地发展的规模大了、力量大了，比城市力量和规模大了，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高涨！主要城市抓不住，把农村规模发展大、把农村力量发展大、发展的比城市力量还强，照样可以说高涨了！高潮到来，革命力量上升，旧势力统治受到威胁，不等于大城市占领与否。
“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假使我们视为潮流高涨了，则我们应即能抓住重要城市以为中心。简单地(说)，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能坐在城中，因为他们有力量(的缘)故。”——斯大林
斯大林这里胡说。他否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也可以改变社会性质，否定了井冈山和苏区以及之后的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农村和城市没直接联系，在农村建立的根据地照样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潮流高涨了，不是能抓到大城市作为中心了，而是作为革命中心的农村力量比城市还大了——不是把城市作为所谓的中心！这时候，即使资产阶级还坐在城里，即使还没把大城市抓住做“中心”，农村的力量压倒了城市，革命的高潮也就到来了。而且，潮流高涨了就要应该立即抓大城市作为“中心”吗？不能！潮流高涨就要打大城市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潮流高涨了，也应该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农村和弱小城市，后打大城市，而不是先打大城市这种敌人力量强大的地方。
“广州暴动是否是盲动主义?不是!盲动主义是幻想出人工造成的军事阴谋，广州暴动则不是。广州暴动的结论是，中国党和工人阶级想巩固革命地位的英勇的企图。他们向国内外作一次公开的反抗。一方面是想巩固自己的革命势力，另外开展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的局面。”——斯大林
仅凭不承认打大城市、搞广州暴动是根本的军事路线错误这一点，给斯大林送一个 “城市中心论坚持者”的名称，就丝毫不为过。没有一个否定城市中心论的人会认为广州暴动不是盲动主义。斯大林还不认为打大城市错了！斯大林怎么说什么也不承认广州暴动的方法完全错误呢？！这个辩护给了王明路线盲目攻打大城市精神依据！
“如我们有些地方可作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便可卷入战争。但农民有一缺点:有小部军队，有了土地，便不想进取了此便是工农间的矛盾。”——斯大林
可见斯大林反对持久的在农村扩大根据地，认为在农村呆久了就“不进取”了。对农村过分强调困难，对打大城市的、盲动主义的广州暴动百般辩护，污蔑农村革命根据地力量“不能持久”、“不利于进取”，这不就是想吸引我们打大城市吗？！
“其（农民运动——引者注。）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固然土地革命之深入能给国内外仇敌以经济上的打击。”——斯大林
“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斯大林
可见，斯大林这时候认为吸收农民作为军队最重要，甚至认为吸收农民参加军队比变革土地生产关系还重要——因为吸收完了几万军队之后的任务就是攻打大城市。他的吸收标准——几万。只要军队数量超过了几万，他就要你立即进攻大城市，而不是继续以农村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可见他吸收农民、拉队伍，目的不是继续扩大农村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开展土地革命。因为他认为拉完几万队伍打大城市“更有意义”。吸收了几万军队之后去打大城市不是更有意义，而是更有危险、更有灾难、更会被阶级敌人消灭！第三次反“围剿”之后，我们已经吸收了几万军队，但是去打大城市、打赣州了，损失惨重！只有吸收了几百万军队之后，才真的会有打大城市的把握。解放战争的时候，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我们吸收了至少五百万的军队，才最终得以打下大城市。几万军队还远远不足以打下大城市。更有意义的是什么？是占据农村。农村不仅仅是敌人的薄弱环节，而且是中国最主要人口的聚集地，更是地主阶级被帝国主义输送供奉帝国主义的资金的来源。占领的农村，把主要人口多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政权范围之内，才对革命起了决定作用，才更有意义。
“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的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各种政治派别，以及国民党左派的社会基础，也就都变更了，一切种种没有批评态度的企图，要想把现在时期的政治派别，和武汉时期的政治派别，去相比拟——都是机会主义的公开的露骨的表现。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盟里暂时的很有条件的分出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这种分裂，无论如何不能够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动，或者解释成为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动，譬如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就是这样说法，右派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的群众斗争。” ——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就是王明路线反对利用福建事变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王明的一把尚方宝剑！
“尤其是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地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然而谈正确的最重要的，日益生长的高潮的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中国工人运动，现在已经脱离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之后的消沉状态……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是没有解决。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是1929年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写的，还把城市工人运动置于农村根据地建立之上，还鼓吹城市中心论、鼓吹半殖民地的大城市工人运动“最重要”，胡扯八道！斯大林1929年鼓吹“城市中心论”、把城市放在最重要位置，还是洗不白的！
“现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要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这一个任务也还没有解决。共产党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也是1929年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写的。还把城市工人运动放在“第一等重要的任务”，还没把农村根据地扩大放在第一等重要任务，这就是共产国际，这就是斯大林，这就是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放在第一位，不把农村根据地扩大放在第一位，共产国际这一点洗不白！
“党应当肃清自己的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斯基派和取消派。然而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些倾向:是要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是要承认改组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加以阻碍，是减少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
看看，看看！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左”倾谬论！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左”倾、是在势力悬殊情况下盲目加紧城市斗争，而不是右倾！这里还强调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搞关门主义！这一直是王明路线的理论依据！共产国际在这里胡扯什么右倾最危险，而不是反“左“，这一点是洗不白的！
“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设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要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若不对于一切剥夺与压迫的形式都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则这些任务是不能实现的。不是坚决的阶级的口号，而想扩大我们在农村贫民的政治影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要我们指导广大的农村无产阶级及农村贫民之反对地主与富农之一切剥夺与压迫的斗争。假使保持着联合富农的策略或者不要加紧进攻富农的策略路线，则党必不能领导农村贫民的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缓和农村贫民群众的积极而有利于农村中的富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
这就是王明路线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理论来源！这也是一把王明的尚方宝剑！
“总体上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同意宁都会议否定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批示
毛主席极尽所能减少损失，坚决主张先打敌人弱的地方、先打农村，反对中央进攻大城市的路线。最终，在宁都会议被彻底剥夺了一切军事指挥的参与权。这个决定被送到了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苏共中央之后，在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指示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开门见山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总体上同意”临时中央的处理意见。也就是否定了毛主席先打农村、先打敌人薄弱环节的正确意见！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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