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峰认为，琉球王国为独立王国，国王受明清皇帝册封，奉其正朔，守礼虔诚。1609年被日本抢走奄美群岛，国政亦受日本掣肘。二百余年间，面对日本的汹汹野心，琉球守礼却武，苟且泰平，终被自顾不暇的清廷抛弃，1879年被日本吞并而亡国。其中的教训可谓深刻。
（一）日本图谋霸占琉球野心既久，琉球知而不防
1603年，德川幕府新立，德川家康势平群雄，傲视海内，正是扩张野心耸动之时，谋划南向弱小且与明朝瀛海远隔的琉球发展，视为可进之途。为达此目的，日本编造出众多理由，如获得东亚贸易的主导地位或报复琉球的诸多非礼行为等，谋划侵琉。1609年萨摩藩得幕府许可出兵琉球，以武劫琉，强行割走琉球王国域内北部的奄美诸岛，“琉球三十六岛”自此横遭肢解。
显而易见，这种凭借武力侵犯一独立国家的主权并肢解其领土的罪恶行径就是百分之百的侵略。日本只割奄美而未灭琉球，又秘不外宣，乃因其对丰臣败于明朝之事记忆犹新，故尚惮于明朝实力，此时又恰逢明万历年间经济发达、贸易繁盛之时，日本通过琉球打通贸易通道自然有大利可图。权衡利弊，日本必取利己之策无疑。
琉球王国为模糊真相，每有册封使至，便发布禁令，禁止悬挂日字牌匾广告，与日有关的器物需全部隐藏，甚至不能在使团成员居住地附近演唱和歌。于是乎“（册封使）冠船渡来时，冲绳之光景忽然面目一变，肃肃乎复如不知有日本”。日人皆“隐退山原，徐待支那人归国。……和船亦早早离开那霸，常临抛碇运天”，以让册封使团“在首里那霸间悠然度日”。使团成员若问琉人日本之事，皆摇首佯装不知，“若绝不知有是国（日本）者”。此等“去日本化”足见王国忧虑之深，亦可见日本心机之深邃。
（二）日本吞并琉球却以美言掩盖蛇蝎之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未强之时，便已制定向外扩张的目标，向西首先是朝鲜半岛，进而中国东北地区；向南则首先是琉球，进而中国台湾、南洋，甚至印度。1870年，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秘密考察朝鲜后，在《上书》中称：“全皇国为一大城，则若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皇国之藩屏也。虾夷业既创开拓，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琉球可唾手而取矣。”
1879年，日本以武力为背景，废琉球藩设冲绳县。松田道之一类日本政客，在琉球蛮横无道，恣改历史，明火执仗，抢掠无端，完全的强盗嘴脸。400年独立一统之琉球王国自此被迫更衣迭纶，换名为“冲绳”，成日本国权辖下之一县。日本吞并琉球，掠夺其财富，执东亚贸易之牛耳，这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一环。可以说，日本吞并琉球，是其民族扩张主义侵略扩张行为的最真实表现，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第一步，为此后攫取台湾进而向南洋进军创造了前提条件，也是资产阶级践行优胜劣汰进化论的典型示范，从而是世界正义史上必须鞭挞的罪恶行径。但伊波普猷一类学者，从他所处的日本帝国主义时代出发，认为琉球王国数百年来中朱子学的毒颇深，已是没有生气、“营养不良”的半死的国家，按照优胜劣汰的理论，应该欢迎“废藩置县”。
（三）清廷的“仁”“礼”说教敌不过日本的实力政策
面对国破族亡的严重危机，琉球国王多次遣使赴清，请清政府出兵救援。但清政府尤其李鸿章之流对中琉多年的属贡关系不负责任，实不视琉球为必要之地，对琉球的请求延宕不理，对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的步步进逼，李鸿章以种种借口行软弱退让之实。
中日交涉时，1879年5月10日，清廷照会日方满纸书生之气。“琉球一国，世受中国册封，奉中国正朔，入贡中国，于今已数百年。……琉球既服中国，而又服于贵国，中国知之，而未尝罪之。此即中国认其自为一国之明证也。……其入贡中国一层，于中国无足为轻重也。……贵国无端灭人之国，绝人之祀，是贵国蔑视中国并各国也。……于贵国声名无益，于各国公论亦未合。……以上所言即为两国永远顾全和好大局之言，贵国宜将废球为县一事，速行停止，则两国和好之谊由此益敦。”值此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琉球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刻，清廷尚以国际公论和道义制高点自居，并直接暴露己方底线，其迂腐软弱呈露无遗，对日本的嚣张气焰毫无约束力。
日方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外务卿寺岛宗则在7月16日致清政府的《说略》中妄称：“盖琉球为我南岛久矣。……其文字、言语、神教无一莫非我国之物也。……乃谓琉球服属两国，天下岂有两属臣民乎哉？……夫琉球既非自为一国，则废藩为县者，耑由我政治之变革，而非灭人之国、绝人之祀者也。是系我国之内政，宜得自主而不容他邦之干涉也。……要之我于琉球，尝征服之，治教之，与中国王大臣所谓受其职贡、听其自为者不同，则废藩一事，绝不与修好条规相交涉也。我政府固重邻好，同文之邦，势同辅车，……但至将废藩一事停止，断不能俯就。”寺岛之说，谎言充斥，不掩欺骗之实，强词夺理，彰显固傲之态。
但8月22日清廷的回应照会在陈述中方主张后，又重复了许多应“以礼相待”，不应“蔑视中国”，“四海一家，公法具在”，“中国欲全和好大局”，“中国与贵国，实有唇齿相依之势，区区琉球，何关轻重，必至因此而失邦交，亦殊非计”云云。这类“君子”之言，对日本当然毫无作用。9月日方提出《答辩备忘录》，称：“夫册封之虚饰及附以朝贡伪名之赠物之诏媚，乃支那爱玩之戏具。我们认可这些事实，但这些事实能与我等基于远异于支那的右述事实的占有主权对抗吗？能够产生不劣于其之权力即对该岛之无上主权吗？绝无此理。”“专有一国土地经久，便有权排斥他国对其土地之要求，此显然是万国认可之惯例。” 10月8日，日方再答更为明确：“盖我国于琉球，征而服之，抚而理之，以其事实，而不以其虚文。……来文所举，以为属国之证者，谓册封朝贡正朔，然册封朝贡正朔则中外羁縻之文，具而要非政教之实也。……（日中）两国同文友睦之谊，期之永远。区区琉球，中国王大臣固谓其不关轻重，而何至遂引他人以图办理乎。末界微事，屑屑问难，竟非邻交之美。”这些言论足显近代日本外交之核心要素，即紧密结合的强权与利益。口称“同文友睦”，实则倒打一耙，破坏两国关系。日本这样做，毫无羞耻之感。
（四）琉球亡国的教训永启后人
琉球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保护其安全是中国不容推辞的责任。结果因李鸿章固执错误之己念，致使整个琉球再无复旧希望，在东亚全部丧失其独立王国地位，其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亦逐渐被日同化，中琉关系亦未能维持。对清廷而言，琉球远居海东，刀枪之战无力打，口舌之战打不赢，李鸿章只能“延宕”以挽留颜面。“延宕”实即放弃，成为中国近代外交的一大发明。李鸿章未履行宗主国责任、无视琉球君民泣血呼声放手琉球而成历史罪人，而清廷的软弱对日本的侵略而言即成变相的推动。日本已摸准了清廷的底线，不久便以充斥强盗逻辑的“大陆政策”为指针，继续在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为实现明治扩张梦不遗余力。
有观点以为，“延宕”以后主动权在我，视形势变化随时可以中止“延宕”而重谈、再谈。企图不以武力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仅欲以“再议”一类柔和方式来解决琉球问题，这其实是弱者的表现，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世上何时、何处曾有此等便宜之事？尤其对于锱铢必较的日本军国主义者。
琉球亡国的教训可谓深刻，史书必记也。琉球以“守礼之邦”自诩，以实力西下的“大清”为靠山，贡礼最为恭顺，但以“礼”为纲终不能护国；日本则追循国际形势变化，以维新改革强国本，奉拓疆扩土为国是。1860年英法联军6000人打进北京，焚烧圆明园，劫掠财宝无数。这一实例无疑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扩张欲望，日本百分百学到的近代理念是，有实力就要扩张，实力不足也要扩张，在扩张中不断增强实力，在扩张中对弱者必须毫不留情（所谓“近代合理主义”）；清政府腐朽软弱，上下官僚腐败已极，怠政无端，关键时刻不愿也无能力承担宗主国的责任。以上实为琉球亡国之三主因也。
琉球被日本吞并，后人每念及此，则唏嘘难抑，感慨万端。琉球守礼罢兵，万国津梁，其行友善，世难有双；日本以兵对礼，强词吞亡，其行残忍，世无甚者。真可谓：国中必有戈，无戈不成国。否则恶邻在旁，国必受殃，琉球其例也。
福泽谕吉1885年发表《脱亚论》，主张“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日本之“主义唯在脱亚二字”。1881年在《时事小言》中说：“苟立今日之世界大舞台与西洋诸国人民争锋，不以兵马之力为后盾，又能依赖何物。必须要先武后文。”“然需知古往今来，兵备乃国步进退之大本，外交上各种关系亦由此左右之。”福泽谕吉指中国、朝鲜为“恶友”，主张武力外交。这是其从世界近代史、东亚近代史及包括日本吞并琉球在内的日本幕末维新史反向总结出的教训。这种典型的“文明霸权论”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东亚的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使东亚国家遭遇沉重祸害，故称日本为近代东亚国家的“恶邻”恰合其身。但令人遗憾的是，东亚国家久久未能认清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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