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南京总统府，1949年，邹健东 摄
1948年1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
“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
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平津、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当中。司徒雷登召集美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高级人员和各兵种武官开会，讨论中国军事形势，除了得出以上结论外，还认为：
“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而陈毅对付徐州地区那些劣等的国民党部队，能在两星期内到达南京附近的长江沿岸。”
1948年9月，左起：霍夫曼（美国经济合作署长）、蒋介石、李宗仁、司徒雷登
不过美国佬还是认为，蒋介石政权还有相当可挽救的空间，现在就说彻底崩溃还为时尚早。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在例行的《元旦文告》中，也放出狠话：
“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地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
这话当然是对共产党、解放军和毛泽东说的，因为就在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说：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1949年4月20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开启了英勇无敌的渡江战役。
4月23日，南京解放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纪念日。
1949年，是中国的解放年，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崩溃，标志着一个旧中国的落幕，一个新中国的浴火重生，标志着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告别了战争与动荡，迎来了和平与建设，中华民族重新走上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重归了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历史的坦荡正途。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渡江战役”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4月23日清晨，我军还没有进城，国民党军队早已化为鸟兽散，据说此时国民党的末代南京市长滕杰仍非常负责任地坚守岗位，非常对得起他的校长（黄埔四期）。
当时滞留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默·托平（SeymourTopping），写过一个关于这位末代市长的“段子”：
“滕市长在企图驾车带着市财政金库的三亿金圆券逃跑时，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断了双腿，后在市南面的公路上被共产党俘获。第二天，南京市面上金圆券贬至150万兑换一美元。南京市长企图侵吞的公款，此时仅值200美元。”
滕杰和蒋介石
为什么说是段子呢？
因为滕杰当日的行程，其实是这样的：
4月22日晚11点，滕杰开始电话召集市政府主要干部开会，准备开溜；第二天凌晨三点，大家凑齐了，集体跑路；先跑到杭州，住了一晚，第三天也就是24日，抵达上海。
安全之后，滕杰不忘甩锅，把丢失首都的责任，扣到南京卫戌副总司令兼滁县前线总指挥所主任覃异之（黄埔二期）的头上，并在蒋介石、汤恩伯面前，攻击南京卫戍总部撤退时，犯了三大错误：
第一，未破坏车站及码头；
第二，指挥无方，部队混乱；
第三，成立维持会，形同和平移交。
抗战时期的覃异之（右）和田汉
这位后来起义的黄埔名将覃异之，悲愤交加，当时写了首诗：
“公卿皆贵戚，国事日蜩螗；有意归田野，无心恋帝乡。
每因愁未尽，翻觉我难忘；黩武非长策，拔山笑霸王。”
不过，此时此刻的国民党，确实已经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连事先说好的“疏散费”也落实不到位，能糊弄就糊弄过去，这就让完全依赖那么点死工资，来讨生活熬日子的基层公务员苦不堪言。
一开始说好的“疏散费”，按照去年（1948）12月的15倍生活指数，每人发三个月薪水。听起来不少，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穿过马路两三条，物价也得跳三跳”，在物价持续走高的现实环境中，能不发到位不说，即便拖拖拉拉发下来了，也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买米都买不起！
都什么时候，长官们还想着贪污公款，白嫖基层，真有这样全无心肝的人吗？
黄珍吾
时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黄珍吾，就是这么想，这么准备干的，准备用公家的卡车，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把家眷和细软、家具统统运走。反正共产党随时进城，你们到时候找不找我的麻烦，找共产党的麻烦去好了。
却不料被地下党知道后给捅出去了，不但当夜就破坏了卡车车胎，跟司机也事先通了气，街面上的巡官也都听到了风声，准备拦车抓人。唯独黄珍吾和他的亲信，负责执行押运的特警大队长薛风还蒙在鼓里，觉得自己把大家骗了，好机智啊！
第二天拂晓，天不亮，薛风押车，司机开出延龄巷口，就在大行宫街道上抛锚。薛风也是骄横惯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大骂司机，一通输出。司机憋了一肚子火，虽然不敢跟薛大队长怎么样，却跟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发生冲突，俩人大打出手。这一闹腾，街面上的巡官赶来了，将卡车扣押到中区警察局。
看守南运物资的国民党军士兵
薛风这下慌了，黄厅长的小九九怕是要黄，赶紧电话摇人，希望能及时止损，把事情掩盖住，好赶紧开溜。恰在此时，在《南京人报》工作的地下党，以记者身份赶来采访，随后就在《南京人报》上用大字标题，登载消息：
“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带他的姨太太及金银10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车子开到光华门被警察扣留！”
更要命的是报纸一登，南京警察系统一片哗然，一时间连交通警察，都纷纷罢勤罢岗。
最是仓皇辞庙日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的大官小官，先后出逃，其中的笑话不少。
芷江受降时的萧毅肃（中）
比如参谋次长萧毅肃，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对代理办公室主任徐世江，做了最后一次工作谈话：
“你们要把办公室安排得井井有条，除必要带走和销毁的文件外，其他东西就不要管了。免得陈毅来了说我们是‘仓皇逃走’，我们是‘战略转移’嘛！总裁不是说，还要回来过中秋节吗？”
这样的鬼扯，甭说徐世江不信了，萧毅肃自己都绷不住笑场了，只是这笑太尴尬。
别人都跑了，徐世江还不能走，否则不会关键时刻提拔他当“代理办公室主任”。
您看国民党这操行，都这时候了，你好不容易找个老实人出来顶雷，还不全买全送，还要半卖半送，主任还是“代理”的！
南京街头的国民党败军
老徐倒是负责任，坚持到最后一波人员撤离，也就是23日凌晨四点，这些人主要是后勤人员，有炊事兵、司机、卫士和电话兵。
眼看人去楼空，徐世江感慨万分：
“这才短短三年啊！三年前我们‘凯旋还都’，三年后我们‘仓皇辞庙’。”
时间已经来不及让徐代主任大发感慨了，最后一项工作是找空军司令周至柔，给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安排飞机，大家得加速跑路了，不然都当俘虏，可就不好看了。
从国防部大楼到光华门外的机场，徐世江看到，清晨的南京街面上，国民党的军警人员都跑光了，连交警都溜了！
此时，国民党军唯一死保的就剩下机场了。
看守破旧飞机的国民党军士兵
徐世江见到周至柔，后者也真奇葩。
时间紧迫，解放军已经渡江，随时可能进城，不先安排李宗仁、何应钦出逃，倒先痛骂一帮猪队友，足足半小时。
“张耀明这小子真混蛋，会议决定叫他们今日晚6时撤兵的，可是昨晚，就不见一个人影啦！”
骂完南京卫戍总司令，周至柔接着骂南京市长：
“滕杰这个胆小鬼，平时喊的凶，什么守土有责啦，什么军不能侵政啦，要对得起校长栽培啦，可是还没到紧急关头，他就带着交警大队，丢下市府官员和老百姓不要，自己跑了？”
周至柔
提到滕杰，周至柔突然来了兴致：
“我跟你说，徐代主任，这个滕杰最坏了，当年我们空军总部要使用一部分南京市政府的公用土地，就他多事，上告到国防部，说军队侵占民地……”
听着隆隆炮声，急得徐世江直看表，周至柔口吐白沫说够了，这才想起正事儿，也看看表，说我们最多守到十点钟，你快带李宗仁他们赶过来。
此时距离十点，也没几个小时了。
幸好七点半，凑齐人员仓皇登机后，飞机顺利起飞，大家都知道，再也回不来了，别听蒋介石鬼扯！
正在撤走的国民党军队
飞机上唯一开心的是一名士兵，他叫谭昆山，总长办公室电话班长，一个抗战时期被从重庆抓壮丁的老兵。这么多年没回过家，总部撤往重庆，终于能见到爹娘了。
被“吓坏”的解放军
4月23日上午九点多，解放军进城了，当时在场的著名小说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吴组缃先生，两年后回忆此时此刻，还充满激动，用文学家特有的细腻笔触写道：
“大队到九点多钟才开始入城，都是由挹江门进，穿过中山路大街，直出中山门，继续向溃逃的蒋军尾追过去。他们个个服装整齐，身体强壮，脸色黑里透着红润。他们的样子，还保持着农民的老实诚朴的本色，但眉宇开阔，目光明澈，显出了英爽、坚毅、乐观和明慧。我们看惯了国民党军，那种愚蠢陋劣的倒霉相，两相比照，上述所得的直感印象，是非常鲜明而且突出的！”
欢迎从挹江门进城解放军的南京学生
与此同时，一个叫王道生的16岁小青年，在挹江门内三牌楼附近的电器修理行当小伙计，也在围观大军进城，正好昨天还看到了国民党败兵的鸟兽散，给我们提供了国共两军对比的直观对比。
“他们队形不整，背着枪支、背包，急匆匆向前走，似乎末日已经降临。撤退的官兵，不见昔日的威风，但仍有不少人还在强拉老百姓当民伕，替他们背东西。”
第二天，也就是24日，王道生与解放军进行了首次“亲密接触”。
这天没生意，大家正在店里热烈议论昨天解放军进城的话题，来了位“大军同志”，非常客气。说他们驻扎的国民党交通部（现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里，电线、电闸被国民党破坏了，没有电，黑乎乎的，请店里派人帮他们修理一下。
老板叫几个伙计过去，修理的过程中，小王不小心触了电，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手也因电击受伤了。解放军吓坏了，比他们还紧张，赶紧找来医务人员，做了包扎，还要赔偿损失。
进入南京的首批解放军，布列松 摄
经过抢修，院内通电了，解放军对大家千恩万谢，送出门外。
多少年后，王道生还记得“解放军被吓坏了”，这样的军队，此前他从来没见过，所以他说：
“我们从与他们接触中，深深感到他们对老百姓和蔼可亲，像自家人一样。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党和解放军，也是我第一次为他们做事，令我终身难忘。”
人民，只有人民
除了喜悦，我们还应该有缅怀。
缅怀那些牺牲在长江上，已经渡过长江，却牺牲在上海解放战役中的，还有牺牲在随后历次战役中的渡江烈士。
我送亲人过大江，邹健东 摄
此外，还有那些我们今人不太知名，不太关注的民工烈士。因为我们这个党，这个国，这个军，一切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也正是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仅仅是渡江战役，支前民工就有三百多万之众。
安徽枞阳，一位牺牲的船工烈士唐达勤，那年还不到23岁。
旧社会，唐家被恶霸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在生死线上。
小唐的父亲，长年在外打短工、卖苦力，母亲带着唐家兄妹，租种匪霸刘东雄的一亩二分地。温饱都成问题，打下的粮食还不够交租子，唐达勤兄妹五人，没有一个人上得起学，家里七口人吃啥？就是江边的嫩草，圩里的藻荇，这既是唐家的粮食，也是唐家的下饭菜。父亲卖苦力的所得，还不够缴苛捐杂税的，寒冬腊月三九天，还得靠小唐凿冰下水，摸些鱼虾卖点钱，凑合着过个年。
到江南了，冲上去！邹健东 摄
还不到十八岁，用民间的话说，虚岁十八实际十七，今天高中生的年纪，国民党地方政府就把他定为现役壮丁，你家二选一，不抓你就抓你爹，结果只能借高利贷，驴打滚利滚利，起码四分利，你根本还不起。
所以解放军一来，要准备渡江，小唐第一个报名，请大家记住：
唐达勤烈士是第一个报名自愿当船工的老百姓。
为什么呢？
牺牲前，负伤送医院途中，小唐曾经带着笑，告诉抬他的支前乡亲们：
“大军过了江，全国解放就有了指望，咱穷人的腰杆子就能硬起来！”
攻占国民党中央党部
指望并不遥不可及，做群众工作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进行政治宣传的同时，应该配套，并切实施行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经济措施，也就是物质鼓励。说的比唱的好听，那不是共产党的风格，那是被人民群众所唾弃的国民党的狗皮膏药。
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除了正确执行党的农村政策之外，还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了耕牛、农具、种子、口粮和肥料等实际问题，加速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缓解农村因参军和支前而导致劳动力匮乏的压力，组织起大量的互助组、合作组，发动部队、机关干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社。
关于民工的供给办法，发布了《禁止无偿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制度》的公告，明确指出：
“凡前后方部队、政府机构、学校、工厂、医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所有搬运武器、弹药、机器及一切粮草物资等，概应依照规定运费按工给价，或按件给资。一律禁止无价派赴，禁止只分伙食不结工资之义务运输制度。”
攻占伪总统府
此外，还详细规定了各项运费、劳务费的标准和支取办法。
为消除农民担心出差耽误生产的顾虑，各区还发动群众订立五保公约，把所有民工、军工烈属的户数地亩，都具体分到以居民组为单位的生产组里，搞互助生产。支前部门还要求对群众出的车和牲口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这些经济措施的实行，使得广大人民认识到支前不仅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活路，调动了其支前的积极性。
向唐达勤这样的船工，解放前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没有人尊重他们。但共产党、解放军，为他们披红挂彩，召开欢迎欢送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穿的好东西，先送给他们。不但该付的工钱一分不少，还特别重视善后工作。各地支前机构对损坏的船只在调查核实后，予以赔偿，对在支前和战斗中受伤的人员，要求除进行医治外，还根据受伤轻重给予经济上的补助。
南京人民欢迎解放军
比如宿松县，给船工及其家属分发粮食、油盐，慰问船工家属，解决家属生活难题；船只如有损坏，政府按价赔偿。对于牺牲的烈士家属，县政府颁发烈士证书和“光荣烈属”匾额。据统计：共拨付大米3072公斤，赔偿船损银元1111块、大米1818公斤、食盐10400.5公斤。
时任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曾说：
“江北人民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表示只要渡江，他们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毫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
这背后即是人民解放军全军指战员的胜利，是大江南北人民群众民心民意的胜利，更是党的政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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