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
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
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
话说1950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了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
乌兰夫、刘格平在4月14日向中央报告的《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中说：
“我国少数民族大都信仰宗教，新疆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俱信仰伊斯兰数（即回教）。宗教对少数民族束缚、毒害很大，相当地阻碍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新疆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借宗教权势干涉政治，剥削人民，亦很严重。但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民族性的群众思想信仰问题，它与少数民族落后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联。在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未得到相当的发展、人民的觉悟未大大提高以前，宗教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中还会保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态度应该十分慎审，切忌急躁。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信教自由政策。在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觉悟未提高前，不要轻言改革。少数民族中的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有了初步的觉悟后，往往产生一种盲目地反宗教情绪，必须加以教育或制止，绝不要把他们的这种情绪当做少数民族广大群众觉悟的表现。回教中的阿訇、满拉等在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有的甚至被视为“神圣”，因此，对于他们的态度亦应十分慎审，目前不要去反对他们一般的宗教剥削和宗教权利，而只采取慎重，稳妥的步骤，使他们不要干涉政治、司法和国家的学校教育，以便逐渐做到政教分开。至于勾结匪特及帝国主义的阿訇、满拉，在弄清问题取得证据之后，必须依法惩处，并在群众中揭露他们的罪恶。但这样的阿訇、满拉还是极少数，并应区别首恶、胁从，分别处理，不要一律逮捕。在处理时除揭露他们的罪恶外，必须向群众说明，系治他们的叛国罪、破坏治安罪，而不要提及他们的宗教身份，以免影响多数守法的阿訇、满拉及广大的少数民族群众。”
毛泽东在转发《对新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意见》的批语中是这样写的：
新疆分局，并西北局，并告各中央局：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乌兰夫、刘格平对新疆分局关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所提出的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望你们注意。
中 央
6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浙江萧山县破坏手工业行为的通报》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指示电，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级党委：
兹将华东局辰世（即5月31日——笔者注）致浙江省委并各省、区党委并中央电转发你们。中央除同意华东局的处理意见外，并认为：萧山县此种破坏手工业的行为，是严重地破坏了我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根本方针，是一种自杀政策，是绝不能允许的。对负有造成此种错误之主要责任的党员干部，应给以必要的纪律处分。为了防止今后继续发生此类错误行为，各级党委，特别是新区准备实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党委，应即认真地教育其所属党员干部，坚决执行保护手工业的政策。对地主经营之手工业，亦应同样保护，不得侵犯。应将消灭地主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主经营的手工业严格区别开来，绝不能把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用之于反对手工业主的身上。须知目前广大农村的日用品甚至重要的出口品（如茶叶、桐油等），仍须仰赖手工业生产来供给，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对手工业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的保护政策，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的破坏政策。对农村、墟镇等地的各种手工业，如造纸、榨油、纺织、轧花、缫丝等等，必须严格保护，不得侵犯；否则就会严重地脱离群众并大大地阻碍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税收政策上，亦应严格地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已规定之税率，分别视各种手工业的规模大小、经营状况等不同情况作合理的征收，其应免征者并须免征；不得以单纯的完成任务的观点而乱征乱派，使手工业窒死。望通告各地党政机关依照上述精神认真执行。凡各地遇有此种情况本身无把握解决者，必须向上级请示。即使本身认为系按政策解决者，亦须向上级报告，以便遇有错误，上级得及时纠正。
中 央
6月13日晚，准备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的一些著名人士，应毛泽东之邀，先后来到了颐年堂宴会厅。毛泽东站在门前迎候客人。潘汉年把荣毅仁介绍给毛泽东。
“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泽东握着荣毅仁的手说：“老先生好吗？”
他说的“老先生”是指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荣毅仁深深地弯下腰，朝毛泽东鞠了一躬，说：
“毛主席好！托毛主席的福，还好。”
毛泽东说：
“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
“他是中国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荣毅仁毕恭毕敬地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说：
“你来了，很好！”
6月1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毛泽东致词说：
诸位委员、诸位同志、诸位朋友们：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第2次会议现在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军事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希望予以讨论。其中，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希望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付诸实施，首先使十余万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早日学习这个法案，以便在今年秋天大约有1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自然，其它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实的根本大法。
我相信，经过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会议是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巨大的工作，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以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接着，会议听取了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的会务报告和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6月15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准备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时加写了4段话，他写的是：
（一）在这个时期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
（二）若从去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5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98万人，共计281万人。
（三）华东、中南、西南3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3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
（四）为此目的，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
6月19日，毛泽东看到反映学生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后，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此致
敬礼
毛泽东
6月21日，政协会议对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一次做了修改，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进一步完善，规定：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它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
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2次会议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目是：《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全文如下：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4亿7500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步入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政协常委李四光参加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他亲切地握着李四光的手说：
“李四光先生，你回来了，欢迎你。你在政协会上的发言讲得很好！”
毛泽东所说的李四光的发言，是指李四光就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在政协会议上深刻地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毛泽东仔细地听取了他的发言。
李四光，188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1904年他被保送到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革命失败后赴英国学习地质学，1920年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此后经过多年努力，李四光开创了中国地质力学。1948年，他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年会，滞留海外。1950年5月6日，李四光不顾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阻挠，偕夫人回到北京，受到了热烈欢迎。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朝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国家。1910年8月，朝鲜开始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按照美军上校腊安·腊斯克的建议并经美苏两国同意，美苏两国军队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了朝鲜。1948年8月15日，美国破坏朝鲜的和平统一，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以李承晚为总统，单方面建立了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1948年9月9日，朝鲜北部以金日成为首的共产党人，鉴于美国破坏朝鲜国家统一的局面，在苏联支持下，通过人民代表会议，宣告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任命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1948年末，苏美两国先后从朝鲜撤军。李承晚政权同金日成政权围绕着国家的统一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李承晚政权在美国支持下，大力叫嚷“北进统一”，“南北分裂是必然用战争来解决的”，他们同时加紧了战争的准备。朝鲜北方在这种情况下也做了必要准备，加强了人民军队建设。朝鲜南北双方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对抗不断升级。
金日成在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访问了苏联，终于说服斯大林同意他的“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于6月25日，以朝鲜人民军7个师的兵力，大举越过三八线，对李承晚集团展开了全面进攻。
6月27日，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事态迅速做出反应，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声明，公开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就在这一天，美国肆无忌惮地直接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派遣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杜鲁门在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公然声称：
“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于是，美国第7舰队在6月27日开始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6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给毛泽东送来了一封致谢信。
原来在6月下旬，毛泽东应张奚若教授转呈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徽。他一连写了6幅“清华大学”的字样；并自我推荐说：“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在感谢信中写道：
“谢谢您在百忙中给我们写了校徽。我们带上您亲手所写的校徽，就好像您随时随地在领导我们前进一样。我们将更好地工作和学习，更好地改造我们的学校，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大学，我们以佩带您所写的校徽而感到无限光荣，且得到莫大的鼓舞。”
6月2 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在总则中写道：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下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衅。”
会议结束后，来自外地的与会者们纷纷和毛泽东握手告别，赛福鼎本来也想上前和毛泽东握握手，可他见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就有些迟疑了。就在这时，毛泽东看见了他，径直向他走来，握着他的手问道：
“赛福鼎同志，你什么时候回去？”
赛福鼎回答说：
“我明天就回去，不知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走，我们谈谈。”
毛泽东边说边往外走，赛福鼎在后紧紧跟随。快出门了，毛泽东回头问道：
“你的翻译呢？”
赛福鼎马上叫来翻译尹善，一块儿跟着毛泽东，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家里。一进院门，江青迎了出来。毛泽东向江青介绍说：
“这就是赛福鼎同志。”
他又将江青介绍给赛福鼎，接着问江青：
“饭好了吗？”
“都已摆好了，可以吃了。”
“准备好的菜都撤了，准备清真菜，请赛福鼎同志一起吃。”
赛福鼎见江青面有难色，欲言又止，便说：
“谢谢主席和江青同志，我一会儿回饭店吃饭。”
毛泽东已知江青为难的缘故，就说：
“这好办。你给北京饭店打电话，请他们派一回族厨师，带上牛羊肉过来做。让孩子们也一起吃。”
说罢，引着赛福鼎进入客厅，让赛福鼎坐在沙发上。赛福鼎心想，毛主席刚作了长篇讲话，现在又如此真诚地接待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说：
“主席，你今天太累了。不用管我了，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随便聊聊。这也是一种休息的好办法。”
毛泽东说着，看看手上的香烟快吸完了，赶紧吸了一口，灭掉烟蒂，又换上一支，点燃了，不慌不忙地说：
“你们新疆是块地大物博、矿产丰富的宝地。维吾尔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她在历史上虽然建立过自己强大的汗国，但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保卫了我们国家的边疆，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维吾尔族人民还多次派远征军帮助中原王朝平定叛乱。现在北大任教的翦伯赞就是你们维吾尔人，他是湖南桃源县人，但祖籍是新疆，是明代受朝廷之命平息武陵叛乱后定居在湖南的维吾尔人的后裔。你可去湖南看看那里的维吾尔人。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习俗、服饰、语言中，仍可找到维吾尔民族的特征。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突出的美德。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他口气一转，又说：
“但因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和国民党，还有一个盛世才，长期以来，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各族人民处在悲惨的境地。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
毛泽东的话使赛福鼎既惊奇又佩服，更是激动。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是这样了解新疆的历史和现状，这样赞美维吾尔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把新疆各族人民看做是骨肉同胞，看做是自己的父老兄弟。就在此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说：
“可以吃饭了。”
毛泽东把赛福鼎请到餐厅，挨着自己在餐桌旁落座，江青和尹善分坐在两边相陪。毛岸英、毛岸青、毛远新和一位毛泽东亲属的孩子也来了。毛泽东指着赛福鼎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位是赛福鼎·艾则孜同志，是新疆的维吾尔族。”
他又指着毛岸英向赛福鼎介绍说：
“他是我的大孩子，叫毛岸英。在苏联学完大学回来。”
说完便请客人用餐。赛福鼎得知毛岸英是从苏联回来的，就边吃边用俄语询问他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又问他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毛泽东非常注意地观察着，见他们聊完了，就问赛福鼎：
“怎么样，他的俄语及格不？”
“完全及格，讲得流利而标准。”赛福鼎满意地说：“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毛泽东说：
“我的俄语不行，但看得出来，他讲俄语不困难。”
说罢转向毛岸英，说：
“大学毕业了，但你学的那点书本知识是不够用的。你还需要继续学习，还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
他看了赛福鼎一眼，继续对毛岸英说：
“我把你交给赛福鼎同志，你随他到新疆去。新疆是个好地方，那里的人民非常好，他们会欢迎你的。你要拜各族人民为师，好好为他们服务。为此，首先你要学会维吾尔语言和文字。”
赛福鼎听毛泽东如此说，便非常高兴地对毛岸英说：
“欢迎你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你很快就会爱上新疆人民的。而且掌握了俄语后，你也能很快学会维语。”
毛岸英急切地问：
“你什么时间回新疆，这次能带我去吗？”
赛福鼎望了望毛泽东，毛泽东接口道：
“新疆是一定要去的，不过你应先去最艰苦的环境锻炼，以后再去新疆。”
说罢，他把目光转向年幼的毛远新，说：
“你爸爸就是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你将来更应去新疆，去完成你爸爸未完成的事业，好好为各族人民服务。”
赛福鼎也对毛远新说：
“新疆人民没有忘记你爸爸。他在新疆办公的地方，他用过的东西都完好地保存着。你长大后，一定要去新疆工作，新疆人民会欢迎你的。”
毛泽东转向毛岸英，问道：
“刚才赛福鼎同志说，新疆人民的心像哈密瓜一样的甜。讲得好，真善美都是甜的。我问你，哈密瓜为什么那么甜？你知道吗？”
“可能是新疆的气候、土壤和内地不一样的缘故吧。”
毛岸英回答说。毛泽东又问毛远新：
“你说呢？”
毛远新眨了眨眼，想了想，又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毛泽东说：
“有3个条件，这就是土壤、气候和栽培技术。第一，新疆的土壤是碱性土壤，这种碱性物质的化学名字叫碳酸钠；第二，新疆的气候是大陆性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适于植物多纳少吐；这两条是主要的，再加不可缺少的第三条，就是群众长期以来从选种到种植总结出一套先进的技术，所以哈密瓜是甜的，一般甜度达16%，最高可达20%。赛福鼎同志，我讲的对吗？”
“对，对。”
赛福鼎非常佩服毛泽东。他感到自己在毛泽东家里既是客人，又是学生，今天是毛泽东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的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课。离开毛泽东的家，他对尹善说：
“毛主席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完全可以和列宁齐名。”
6月28日这一天，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外交部长名义代表中国政府就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府挑起朝鲜内战之后，于6月27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我台湾的解放。美国第7舰队并已奉杜鲁门之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之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周恩来同时还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从朝鲜撤军。
此后，周恩来又先后在8月30日、9月24日和9月27日3次致电联合国，抗议美军入侵朝鲜的暴行。
6月30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30日这一天，杜鲁门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对北方人民军作战。
6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援越顾问团师级以上干部、部分团级干部和机要人员约40人，早早来到中南海颐年堂，等待中央领导人接见。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1950年1月间，胡志明向毛泽东提出了援越抗法的请求。为此，中央军委在4月17日下达指示，从第2、第3、第4野战军中各选1个师的全套顾问（包括师、团、营3级），从3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4野选调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了赴越军事顾问团。
此时，偌大的颐年堂里空荡荡的，没有沙发，没有地毯，一头摆着两张木桌，上面连茶水、香烟也没有，桌前放着几十张椅子和凳子。颐年堂除了雕梁画栋以外，什么奢侈的摆设也没有，唯一有价值的是挂在墙上的清代宫廷画。
“首长来了。”
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众人立刻站了起来。朱德第一个走了进来，随后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刘少奇、朱德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寒暄。待众人落座后，刘少奇说：
“今天请诸位来，要谈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本来毛主席、周总理都一起来，和大家见见面，由于朝鲜打起来了，情况你们也都看了报纸，主席这几天很操劳，他是夜间工作，白天睡一会儿觉，现在正在休息，我们就不打搅他了。周总理现在忙着开会，也不能来了。那么就由我和朱总司令来和大家谈谈吧。”
接下来，刘少奇和朱德先后讲了话。朱德正说得起劲，不知谁喊了一声：
“主席来了！”
众人连忙站起来使劲地鼓掌。刘少奇迎着毛泽东说：
“他们已经来了个把小时了。这几天你太疲劳，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哎，事情太多，睡不着啊。”
毛泽东挥了挥手。他与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握手，又走到屋子中间，和顾问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
“主席，给大家说几句吧。”
刘少奇说。毛泽东道：
“你们都讲了，我再讲就要重复了。”
朱德说：
“主席，你就讲一点吧，大家都希望听到你的教诲。”
毛泽东说：
“朱老总，你言重了，‘教诲’二字从何谈起。”
刘少奇说：
“主席，你就别客气了，大家来了都是希望看看你，听听你的声音。”
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也附和着说：
“主席，你就说几句吧。”
毛泽东看着众人，默默地点点头，双手向下按了按，说：
“你们都坐下吧。”
待众人重新坐定，他走到顾问们中间坐下，说道：
“同志们，这次你们去当顾问，是一件大事、新事，我们党和国家、军队是第一次向外国派顾问团，这个意义很重大，是我们的光荣。你们是执行一项很重要、很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做出好成绩，取得好经验。随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还可能更多的派顾问出去，帮助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斗争，这是国际主义的问题，是共产党人义务所在。
世界上还有许多受压迫、被侵略的国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我们不仅仅是同情他们，还要伸出手去援助他们。不可因为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就认为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了。我们还要看到帝国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他们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他们在朝鲜、越南的行动，是想造成对我们包围的形势。一有机会，就会直接对准我们。所以，帮助他们，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着想。唇亡必齿寒，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为了帮助兄弟民族，我们去工作是一举两得的事。这是我们要派顾问团的根本原因。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革命斗争中，许多外国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斗争。胡志明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就参加了，还有越南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流血牺牲。另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就是在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才这样做的。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俗话：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还有一个原因，春节期间我不是去了一趟莫斯科吗？胡志明也去了，他是去寻求苏联援助的。在莫斯科，斯大林不了解胡志明，说不知胡志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说胡志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见一见他为好。这样，斯大林就见了。但是在胡志明提出请求苏联援助、派顾问时，斯大林没有同意。在回国的路上，我和胡志明又谈了这个问题，胡志明则要求我们派出顾问团。我说物质援助我们应尽力而为，至于派顾问团，我们不大好办，因为我们的干部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进学校的门，只是打仗有些经验。可是胡志明还是多次要求。我就说，我个人没有意见，还要回去同中央的同志商量一下，要派，也是当顾问呀。”
毛泽东说到这里，众人不禁都笑了起来。毛泽东接着说：
“既然斯大林不愿派顾问，那也就只能由我们给越南人民一些援助了。我从苏联回来，中央研究了一下，大家一致同意派顾问团。现在已经派了罗贵波先去越南，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才决定派这样规模的顾问团。这就要大家辛苦一次。中央还准备叫陈赓同志先去一步，他和胡志明是老朋友，我们在边界上帮越南人整训了一些部队，装备了武器。
你们嘛，这次请韦国清当顾问团团长，本来是叫他去联合国工作的，但是联合国在美帝国主义等国操纵下不让我们进去，还要那个蒋介石。以后我又想让韦国清去英国当大使，但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里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团长。他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哪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的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它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
你们去的任务，就是协助人家打仗。现在他们还是游击战，没有打过较大的仗，主要是分散打游击。法军现在主要是控制城市、交通线、沿海港口，越军则占着广大农村。这和我们抗日战争的情况差不多。但是光打游击战不行，要取得胜利，还要打大一点的仗。能打攻坚战，能打运动战，才可以转入反攻，打败法国。要打大一点的仗，就要集中大一些的部队。目前他们已经组建了一些，由我们帮助装备。以后还要进一步集中一些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编成正规部队，经过训练以后打一些大的仗。当然，不能削弱游击战。有些游击队升级了，还要扩大游击队，这方面你们有经验。总的说来游击战结合必要的运动战，还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你们主要是帮助他们组建正规部队，教会他们打正规战。游击战他们自己有经验，由他们自己去搞。
向运动战转变要注意步骤，多做调查研究。口不要张得太大，先打几个小一点的仗，锻炼部队，提高信心，初战必胜嘛。解放战争的原则不要忘记，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有3倍、5倍甚至更大的优势兵力，不打就不打，要打就打赢。运动战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占领城市据点为次。所以，你们去了要先集中部队，加强装备和训练。”
毛泽东又说：
“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是参谋，给人家的指挥者当好参谋。参谋的职责是协助别人。”
毛泽东说到了罗贵波到越南后处理的最为棘手的事情。
原来，一直在中国工作的洪水回到越南后，担任了军区司令员，屡建战功。但是他和总司令武元甲的矛盾却越来越深，已经到了怒目相视的地步。胡志明告诉罗贵波说，如果洪水愿意返回中国工作，越共中央也同意，并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在北京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回电说，同意让洪水回北京。由此，毛泽东提醒大家，要虚心，不能骄傲，看不起人家。否则，搞得不好也会损害两国关系。他说：
“要使越南人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性。革命要争取外援，但不能依靠外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不可能把他们的需要包下来。穷，也是事实。百多年来，内忧外患，战争连年不断，我们是搞得很穷。但我们援助被压迫民族是无私的，尽一切努力的，我们援助是有限的。这样就得靠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去赢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说到激动处，突然站了起来，提高声音说：
“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军队，要有自力更生的思想，有克服困难的精神，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能力，这个国家、党、人民、军队，才是坚强的，才有胜利的希望。胜利了，才有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才能富强，才能真正的独立解放，才能真正的胜利。”
毛泽东充满激情的话，使顾问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用手向下按了按，接着说：
“最后，讲一讲保密问题。这件事要特别注意，‘顾问团’的名字不要随便叫，要搞个代号。如果帝国主义知道我们派了顾问，一定要大做文章。所以，你们的行动要绝对保密，不可张扬，连亲友也要保密。要多穿便衣或者越军的军服，我们的军衣一律不能带去。到了越南后不要随便外出，不要单独外出。作战时要十分慎重，不要太靠前，免得被敌人俘去。当顾问千万不能代替人家指挥，也不必冲锋陷阵，到第一线去。你们要多想点办法，严守机密。”
毛泽东转脸问朱德：
“顾问团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朱德说：
“报告主席，已经全部准备就绪，经过此次召见后就要出发了。”
“顾问团要带的东西定下来了吧？”
“这个问题还未最后定夺，他们有个单子，我的意见是叫下面再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那么必要。”
“哦，还有什么不那么必要？”
“也没什么，就是手表、皮鞋、派克钢笔之类的东西。”
毛泽东哈哈大笑，将手一挥，说：
“总司令批了就行了吧。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门面这还是要装饰的，你们看呢？”
朱德说：
“好吧，既然主席同意了，我就按单子给他们发下去。”
毛泽东笑哈哈地问顾问们：
“大家说好不好？”
“没有意见！我们听主席的安排。”
众人异口同声。
“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刘少奇、朱德，问道：
“你们还有什么指示吗？”
刘少奇说：
“该说的主席都说过了。”
“你呢？朱老总。”
朱德说：
“我也全说完了。”
毛泽东说：
“你们都没有事情说了，我就将顾问们全带走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你们都这样干什么？我毛泽东又不是什么凶神。”
毛泽东依然显得有点高深莫测。朱德说：
“主席，你就快点将事说明了吧！”
“我是要带顾问们去参观一下中南海。”毛泽东笑着说：“防止到了越南，别人问起中南海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叫‘海’，你们全不知道。”
顾问们闻听此言，顿时鼓起了掌。毛泽东在众人的簇拥下，信步走出了颐年堂。
邓逸凡，原名邓福坤，学名邓国雄，曾用名邓惠民、邓彦，1912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峤峰堡村。他在领受任务后，回到家中告诉了妻子周志中。周志中听了，失声痛哭，说：
“好不容易盼来安定生活，又要分离。”
邓逸凡只能好言劝慰。后来，邓逸凡回国探亲，周志中提出：
“你再去越南，我们就离婚。”
邓逸凡思之再三，向上级提出了自己不想再去越南的想法，但是又表示服从组织决定。领导批评他是享乐主义。于是，邓逸凡就怀揣着离婚协议书，返回越南前线。战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授予邓逸凡将军二级军功勋章。
1950年7月1日，《人民日报》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报道了党中央关于进行全党整风的决定。报道中写道：
“党的巨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党内教育的任务。为了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辉煌胜利，进一步改善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便顺利地实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伟大任务，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7月2日，毛泽东复电给越共中央，他在复电中写道：
“同意先打高平的意见，对高平的具体作战方案等陈赓去后，由你们最后商定。以后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如有意见，仅供你们参考。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在夏日的一个周末，王鹤滨知道毛泽东要去双清别墅，赶紧收拾好医药箱来到毛泽东身旁，只见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已经站在了颐年堂东侧的大院内，好像是在等什么客人。
不一会儿，叶子龙从大门外带来了一群客人，为首的那一位身材高大，足有2米有余，已经年近不惑，长着一副长长的面孔，他就是袁水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诗人。袁水拍的身后跟着他那位身材瘦小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毛泽东拉着袁水拍的手，亲昵地说：
“你年纪轻轻就出版了诗集，可喜可贺！”
袁水拍谦虚地说：
“主席过奖了，那算不得是诗。”
毛泽东说：
“《马凡佗山歌》我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就读过。”
宾主寒暄过后，就带着孩子们上路了。汽车到了香山，驰过慈幼院的大门东侧，爬上一个小坡，停在了一个不大的停车场里。毛泽东和客人沿着松林间的小路向北走去，走了约百十米，到了一个院落前，顺着院内的一条蜿蜒的走廊，将客人带到走廊中的一个六角小亭下，宾主坐在了小圆石桌旁，谈笑风生。
王鹤滨怕影响毛泽东和客人的谈话，就和李敏、李讷、刘思齐、毛远新，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霞，李云霞的儿子王博文，叶子龙的两个女儿燕燕和丽娅，以及客人的两个儿子，走到小亭南侧水池边玩耍。招待人员为他们送来了冷饮，孩子们欢声笑语，好不高兴。摄影师侯波为他们一一摄影留念。
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紧急决议，以美国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军旗帜”，扩大侵朝战争。
7月7日这一天，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萧华、萧劲光、刘亚楼、杨立三、李涛、许光达、滕代远、谭政、万毅、苏进、贺晋年、赵尔陆及东北军区的负责人。
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
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根据联合国决议，任命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兼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
随后，美国纠集英、法、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15个国家，将这16个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此外，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麦、印度5个国家也派出战地医疗队，参加“联合国军”。连同南朝鲜的军队，统统归麦克阿瑟指挥。
7月1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继续研究加强东北边防的军事部署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重组第13兵团，作为军委预备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必要时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由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部司令。
欲知东北边防军如何组建，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0年6月19日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文字不多，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他在信中说：“要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毛泽东所说的前者，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健康第一，后者则从经济方面体现了中、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建国伊始，中小学、中专以上院校就全部实行了义务教育，特别是中专、专科以上高等院校，所有经费均由政府支出，包括学生的吃、住、书本资料费和贫困生助学金。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时代终结，圆了不少贫寒学子的升学梦。鄙人就是受益者之一，大学3年，每月享受政府补贴的22元生活费、4元助学金（即零花钱）。这种体制与“教育产业化”之体制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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