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让人民初步觉醒，关键是为组织的成立准备好了干部
组织是人组成的，没有合适的人，就不会有性格组织这样的核心！
我们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例
今晚先说毛主席。
一、在北京充电蓄能相当成功！
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当时北大就有了新闻学研究会，青年毛泽东早就对新闻兴趣浓厚，参加了研究会，得到了邵飘萍等著名报人的指导和帮助。
而这段经历，为毛泽东日后办《湘江评论》、平民通信社等积累新闻业务知识的准备。
1919年2月，毛泽东得知母亲病重，刚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要从当时的国际大都市上海乘轮船启程去法国，
毛泽东便拟南下经上海回湖南。
他先到天津塘沽，平掉了大沽口炮台遗址，经泰山、南京，3月14日到达上海。
随后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欢送会，并参入与3月17日环球中国学生会在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合影并送别。31日送别第二批留法学生。
当时上海，阳春三月，春光明媚，目送远航轮船消失在茫茫大海上，毛泽东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自己究竟去不去赴法勤工俭学?
一边是日渐病重的慈母，一边是去先进的西方国家寻求大本大源。
4月6日，毛泽东返回了长沙。他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讲述了此次在北京的经历，以及获得的最新的时局发展情况，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北京的进步青年的活动等等。有会友见毛泽东花那么大的经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自己也是受华法教育会资助的25人名单对象，问为什么没有和罗学瓒等一起去法国?
毛泽东回答道：外国固然要有人去，四面八方都要有人去，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知识，但是国内也要有人留下来，我对中国的问题还没研究透，还没理出个大纲，暂时不出去;再说长沙是新民学会的大本营，要有人留守大本营做好联络工作。还有母亲疾革正呼儿亲侍汤药，正住在蔡和森家在长沙看病，我怎么能抛下母亲远游呢。会友听后，对毛泽东更为敬重。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
毛泽东回到湖南时，正是北京五四运动的前夜。1919年4月30日，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无视战胜国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决定将战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给日本。
这一消息传回国内，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5月4日，北京学生5000多人在天安门前发动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
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新闻审查、管制，封锁了消息。
直到5月9日，从北京回到长沙、早已预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毛泽东才得到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校长蔡元培独身抵罪等消息。
毛泽东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集新民学会成员何叔衡、周世钊等开会，商议准备积极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在湖南一师等学校开展活动。会上毛泽东建议，鉴于新民学会会员大批骨干已经和即将赴法勤工俭学，要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发展一批会员，特别是在长郡、明德、商专、法政、湘雅等学校物色对象。
湖南一师、商专等校的学生，连日在街头散发“请先救山东人之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等动人心魄的传单。
那时，毛泽东虽已离开一师，但他和母校的联系仍然是十分密切的。
就在5月9日那天，他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商量后，即以一师学生会名义发出，宣传“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5月14日，毛泽东与省会各干事、各校校长举行了联系会议，讨论“协争青岛问题”。
5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到明德中学学生自治会鼓舞学生与到一师和商专一起开展罢课活动，并成立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响应北京学生运动。
5月23日，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倪品等人受命来到长沙，首先找到毛泽东。
邓中夏也是湖南人，曾与蔡和森在湖南省高师同学，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毛泽东1918年8月到1919年3月在北京期间在北大图书馆时和蔡和森等与邓中夏交往甚密。
当晚，毛泽东和邓中夏到了第一师范，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在学校后山妙高峰操坪里互相见面，一一作了介绍。邓中夏说明了来意。
双方共同商讨了湖南如何进一步加强组织，尽快成立学联，实行罢课，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并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何叔衡房间开会。第二天，湖南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分别进行活动。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旅居在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的湖南一师学生蔡和森，在五四运动中，积极组织湖南青年投入到这一运动，其中有湖南一师学生贺果、陈绍休等。
二、成立学联：罢课声援北京
5月25日上午，各校推举的代表陆续来到了楚怡小学。当时，湖南一师毕业的何叔衡在该校任教，在学校甚有威望。其中有一师的蒋竹如、陈书农、白瑜。
毛泽东介绍了双方的代表见面后，就请北京学联代表报告五四运动发生经过。
邓中夏汇报了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游行示威的经过和继续罢课的目的，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惩办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拒绝巴黎和会通过的对德和约。
邓中夏报告完毕，毛泽东便提出罢课的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结果一致主张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共同行动。并形成决议：
一、尽快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
二、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报告和会议的决议;
三、全省学联正式成立后，立即实行罢课。会上还讨论酝酿了学联的章程。
两天以后，各校学生代表都正式推举出来了，章程也草拟好并油印出来了。湖南一师推举陈书农、白瑜作为学联总代表。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首先逐条讨论通过了章程，确定“本会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
选举夏正猷为会长(6月5日组织罢课不力被彭璜取代)、彭璜为副会长、易礼容为评议部长、陈书农为干事部长(6月5日改选为执行部长)。当天，学联还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生总拜课的决议。
学联成立后，立即着手发动各校实行罢课。第一师范是当时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
湖南一师学友会的骨干和新民学会会员在同学中日夜进行活动，用串联的方式，发动同学起来罢课。由于一师学生对国家前途和自己切身利益有深切忧虑，对反动派非常憎恨，所以当大家听到罢课抗议的号召后，无不一致响应。
爱国主义激情高涨起来了。
不但一师的同学走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而且进步的教师也大声疾呼，宣传反帝救国和争取解放，如有的宣扬男女平等、劳工神圣的进步思想，有的极力主张自由平等，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有的甚至私藏炸弹，准备去炸死骑在人民头上的作威作福的张敬尧。
6月3日，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校为首的长沙二十多所学校的学生罢课，随后长沙73所学校举行了罢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对学生进一步进行迫害。8日，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查党，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并扣留学联对外各种通电。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学生上课。
11日，又发表了一篇所谓“告学生训令”，杀气腾腾地说：“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已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气未尽，本兼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在“训令”和“忠告”不凑效的情况下，张敬尧通令各校提前放暑假，实行“净校”，把学生遣散会家。这一措施更激怒了长沙学生。
学联领导的罢课斗争，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省教育会为学生罢课，于6月7日发了一个快邮代电，告全国各省教育会。代电说：
“国是日非，人心愈愤，祸至无日，恐不独危及教育前途。查学生此次举动实激于爱国热忱，倘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并建议由江苏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以“推救罢课真因，俯顺舆情，根本解决。”
同时发布了《呈省长文》，告诫张敬尧：“祈通饬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湖南教育界、工商界以及社会团体等还捐款支持学联的爱国行动。
6月12日学生并没有复课，继续参加了湖南各公法团体成立的国货维持会的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400余学生捣毁了屡叫不改的破坏抵制日货的活动的坡子街华太长号，引起长沙轰动。
7月7日，举行了焚烧日货的示威活动。
7月9日，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到会的工商代表有三十多个主要行业。会上组织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并发行以鼓吹新思想为宗旨的会刊。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
各界爱国群众都纷纷参加。如徐特立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二百五十余团。
第一师范学生组织了救国团达数十团之多，他们分布到市区各商店调查国货，并将调查情况告诉市民，使市民认为国货与日货的区别，从而推动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
这样，使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人民的爱国运动。法政专科学生符契在码头指挥乘客坐中国船不做日本船，遭日本水手毒打。
学联把此事控告到长沙县法院，法院判处日本水手3月徒刑，大涨中国人志气，这是五四运动中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一例，或许是近代中国司法主权独立丧失后的第一例。
毛泽东不断到各个学校演讲，宣传支持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发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他经常到湖南一师的大礼堂去演讲，一师学生欢呼雀耀喊毛老师好，毛泽东摆手示意到：我是你们的老同学。学生们就喊：老同学好。
每次演讲大致一个小时左右，学生们听了毛泽东的演讲热泪盈眶，舍不得他走。
三、创办《湘江评论》：唤起民众大联合
在热情澎湃有群众反帝爱国运动中，学生联合会非常重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毛泽东的提议学联要创办了自己刊物，学联主席彭璜、何叔衡和陈昌等一致赞同。何叔衡拟名为《湖南周刊》，毛泽东认为刊物应该以评论为主，遂琢磨拟用《湖南评论》、《长沙评论》、《湘江评论》。其他人问毛泽东怎么名字越来越小，毛泽东认为湘江能代表湖南，湘江能到洞庭达海洋，波及世界。
《湘江评论》周刊于1919年7月14日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湘江评论》的许多文章是由新民学会的骨干毛泽东、陈书农、肖三(当时在一师附小任教)等所写，毛泽东写得最多，第一期除了《创刊宣言》毛泽东还写了长短文章20多篇。
既当主编又当主要撰稿人，他向彭璜等自嘲为毛泽东专号并要求大家积极写稿，每人每期要写一篇。
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呼唤民众冲决一切罗网、解放思想：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家不要怕。
《创刊宣言》雷响了人民解除封建思想束缚的战鼓，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
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篇长文章，分三次发表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上，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使得民众逐步觉悟到“天下者是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是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敢，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是毛泽东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重要文章，对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篇文章，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站在革命大潮的最前面，其思想水平超出了当时一般先进分子的水平，这是毛泽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战略思想的最早表述。
民众如何联合，毛泽东指出大联合要从小联合做起。文章结尾，毛泽东提出惊人的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教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名族为光明：中华人民的大联合必告成功。这篇文章传到北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为之震惊，纷纷予以介绍。
《湘江评论》由于触怒了封建军阀和士大夫守旧人物，因此，受到诬蔑和攻击，被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大逆不道”。《湘江评论》到8月中旬，只出了4期，第5期刚出版，还未来得及发行，张敬尧便派出军警，在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承印。《湘江评论》查封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新湖南》在编辑龙伯坚的主持下发行至第六期，感到独木难支。他怀着对毛泽东文章、思想的钦佩之情，与编委李振翩、张维商定，邀请毛泽东主编《新湖南》。毛泽东欣然答应。于是毛泽东移居湘雅，成为《新湖南》周报自第七期起的主编。
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已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毛泽东主编《新湖南》后，通过刷新办刊宗旨和刷新宣言，大大加强了《新湖南》的革命性。
《新湖南》第七期登出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刷新宣言：“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毛泽东每期都在《新湖南》上亲自撰写政论文。其文章继承了《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正面揭露和抨击了张敬尧的暴行统治，基于当时国内外和本省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分析批判、或评论、或杂感，使读者们受到极大的政治启发和思想教育。
如第七期的重要文章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评新中国杂志》、《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等，使读者们实实在在地觉得《湘江评论》复活了。
1919年11月8日的《晨报》载文《湖南教育前途一忧一喜》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发行了一种《新湖南》周报，很有实在的价值……这真是湖南教育上的曙光了。”
另有文章说：“湘雅医学校发行的《新湖南》，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底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期，在介绍当时湖南进步刊物时，特别指出革新后的《新湖南》周报“其中精彩真是不少”。
由于《新湖南》进步锋芒毕露，出至第十一期时就遭到了 《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被张敬尧军阀政府所查封。
张敬尧将所有不利于他的期刊统统查封了。从此，毛泽东只好利用长沙《大公报》等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和随感录短文，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予以侧面的揭露或正面进攻。
1919年11月14日,赵五贞女士为反抗封建旧式婚姻制度,在成婚当天,用剃刀自刎于花轿里。这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立刻在湖南引起强烈的反响。
被此事激怒了的青年毛泽东,从11月16日至28日的十几天中,接连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杂志上发表10篇文章,评论这一事件。当时很多文章针对这一问题大致所发的是些“儿女自行择合，父兄鉴定”，或“父母择合经儿女许可”调和改良论调，毛泽东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上了万恶的旧社会的社会制度。
1919年11月16日，湖南学联重新恢复组织，选举法专代表徐庆誉为会长，一师代表张国基为副会长，评议、干事两部的部长仍由长郡代表彭光球和一师代表蒋竹如担任，并发表了重组宣言。宣言指责张敬尧“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对张敬尧的黑暗统治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学联恢复后，仍继续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工作。
为了提高群众的爱国热情，学联不顾张敬尧的威胁迫害，于12月2日联合长沙各界的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这天，湖南一师、商专等好几批学生检查队拖出一批又一批日货，到教育会坪集中焚毁，许多商店店员和工厂工人也参加了。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在台上讲演焚毁日货的意义时，张敬尧的参谋长张敬汤带领一营士兵，一连大刀队，冲击坪中，指挥他的士兵将学生紧紧围住。张敬汤大骂学生是“土匪”，并指使士兵用枪托毒打学生。这次日货没有烧成，学生却遭毒打，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无比愤怒。张敬尧祸湘，查封进步刊物，镇压学生。
学生并未为张敬尧的淫威所吓倒，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并导致了湖南人民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学生们在毛泽东的秘密领导下以新民学会会员为基础，联络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策划“驱张”办法，同时派人到上海作反张宣传，联络省内外的“驱张”力量。
于是，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从此爆发起来了。
四、“驱张”成功
12月3日，新民学会会员、学联负责人和毛泽东、周世刊、蒋竹如等，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员易培基(毛泽东1917年组织学生志愿军成功保护学校，深得同为湖南一师教员的易培基和易白沙兄弟赏识和器重)家开会，商量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联络省内外力量开展“驱张”运动。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北京五四运动在六月下旬取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成果，湖南“驱张”具备了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内杠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特别是这次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取缔报刊、停发教育经费、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把张敬尧赶走。
同时，针对当时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驱张”抱着怀疑观望态度的情况，确定通过教师中的进步组织健学会，认真做好这些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
会后，毛泽东找到健学会的骨干陈润霖、张孝敏、易培基、赵鸿钧等有威望的校长、教师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
同时，毛泽东还找学联负责人和各校学生代表开会统一认识和行动，大家决定组织“驱张”学生请愿代表团赴北京请愿，要求撤惩张敬尧;
各校在12月6日一律罢课，同学自动回家，不许走漏消息;
长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回校;各校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第一师范的学生代表张国基、蒋竹如从学联开完会回校后，当晚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学联的决议，并由大会选举蒋竹如和钟秀两人赴京请愿代表才代表。
会后，蒋竹如等向学校交涉，退出学生入学时所交押金，作为罢课回家的旅费。12月6日，湖南一师学生全体罢课，各人捆好行李回家。其它学校积极响应。学联代表中学以上的学校一万三千多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学生总罢课后，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教师总罢教对张敬尧，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打击更加沉重。
总罢课、总罢教成功之后，随即进行“驱张”的具体活动。这时形势愈加紧张，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流传种种谣言。学联、新闻各界的坚决“驱张”人士，利用五四运动时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以统一行动。
毛泽东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他认为，这时是实行湖南民众自决、各界民众大联合的绝好时机，只要能在省内外开展一个坚决的持续的“驱张”运动，必将促进张敬尧同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在总罢课、总罢教的基础上，其他各界群众一定能逐渐发动起来，同“张毒”作斗争。
经学联和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定了这样几个办法：一是组织“驱张”代表团，每校派学生代表2人参加，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等地作请愿活动，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与吴佩孚、谭延闿的矛盾，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二是每校教职员代表分别参加并率领各代表团。三是一部分人留在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团结省内人士作“驱张”活动，并负责与外地代表联络。何叔衡、夏曦留在了长沙担此重任。
“驱张”代表团于12月初分途出发，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请愿团，7日到达武汉，集中在武汉明德大学讨论修改毛泽东起草的《“驱张”宣言》，并在武汉发表《“驱张”宣言》，很快在省内外掀起了“驱张”高潮。
12月16日，为欢送蔡和森等30余人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绕道来到上海。他穿着一身褪色的长袍，中分的长发，来到环球中国学生招待所与大家座谈，讨论此次“驱张”形势，以及展望赴法勤工俭学的前景，针对中国实际，鼓励大家多引导女同志去，使更多的女性得到解放。
18日，“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们住在北京大学三院附近的马神庙。
北京成了湖南“驱张”的大本营，代表团通过范源濂等湖南在京社会名流向当时总理勒云鹏面呈控诉张敬尧的十大罪状。
在京期间，毛泽东和代表们冒着北方的严寒，不顾满街冰雪，每天各处奔走联络，向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绅士宣传“驱张”意义，发动他们参加“驱张”的斗争。
毛泽东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每天把150余份揭露张敬尧罪行和“驱张”运动的消息，送登京、津、沪、汉各地的报纸。
在发动“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和“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抗战时期来到延安的革命青年达4万多人，其中有初中以上学历的占71%。
这些青年人大部分家境殷实，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甚至是“大家闺秀”和“豪门公子”。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革命青年们宁可放弃大城市中的优渥生活，不远千里来到西北的穷山沟里“吃糠咽菜”？
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门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或许，这段话多少可以成为解释“延安魔力”背后的密码。
数万青年奔赴延安，除少部分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理论、文化艺术外，大多数进入了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标的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据统计，“抗大”前后共办了8期，其中，1938年开办的第四期、第五期包含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分别有4655人和1.33万人。
这批文武兼备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下沉部队基层，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为实现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