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5期
【导读】建国后，毛泽东没有拘泥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认知，而是在不同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在对抗时期，坚决斗争，打破了美国对华“遏制孤立”封锁圈；在隔绝时期，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渠道，与美国“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在接近时期，利用乒乓外交，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认知和应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智慧值得深入研究。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资料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逝世，毛泽东对美国的定位一直是“帝国主义”。作为一名现实主义政治家，毛泽东没有拘泥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认知，而是在不同时期，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从而推动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对抗时期：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代中期，可以概括为中美“对抗”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军民，对美国“遏制孤立”的对华政策，进行坚决斗争，打破了“美国帝国主义”苦心经营的“军事威胁、经贸封锁、外交孤立”的包围圈，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并且登上了国际舞台。
尽管在建国前夕，中共与美方代表进行高层会晤的尝试未果后，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号召中国人民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并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基本外交方针，但是，在建国后伊始，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在与苏联接近的同时，并不排斥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合作。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发表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这份公告同样发送到了美国在华外交人员处，此外，在建国伊始那段时期，在毛泽东的讲话中以及中共官方的报刊广播，“明显减少了反美宣传的频度”。公告发出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部分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很快与新中国建交，连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也先后做出外交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却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政策， 实质上是“遏制孤立”政策的雏形。毛泽东将美国的“不承认”政策，定位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 ，并采取了“挤走”对策，即：征收美国在华兵营、物资，挤走在华外交人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进入“对抗”状态。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新中国为侵略者，并做出经济制裁，这意味着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正式出台：意图通过营造“军事威胁、经贸封锁、外交孤立”的封锁包围圈，造成中共政权在短期内垮台。自然，美国对华“遏制孤立”政策激发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在抗美援朝期间，新中国广泛开展爱国教育运动，一方面通过凝心聚力，动员群众对志愿军进行支持，另一方面，意在“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影响”，形成“强烈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的社会氛围。由此造成，“打倒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共同呼声，“美帝”一直被定位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和对手，其影响延续至今。在应对策略上，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成功打破了美国对华“遏制孤立”的封锁包围圈。
在应对军事威胁方面，当美军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后，毛泽东果断拍板：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经过5次大的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重新打回到“三八线”，将美国打到了谈判桌前。从1951年7月起，双方经过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往返拉锯和反复较量，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对于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立国之战、止战之战，既打出了尊严，提高了国际地位，又实现了人民军队的装备升级，更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打出了相对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
在应对经济封锁方面，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内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统一财经等措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并且通过“一化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外则在有限的经贸空间内，除了增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贸往来之外，积极探索和拓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贸渠道。1952年中国与锡兰的“大米换橡胶”的政府贸易协定，开创了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开展贸易的先河，其它亚洲民族国家先后与中国做起了生意。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则始于民间，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便签订了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利用狭小的国际外交场合，新中国积极探索与推进对欧贸易。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组织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是中国派往西方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中英贸易关系的发展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到1957年底，中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
在应对外交孤立方面，新中国在建国后较短的时间内，便迎来了第1次建交高潮，先后有26个国家表示了外交承认，其中，包括美国曾极力拉拢阻扰过的英国和印度。新中国的第1次建交高潮，意味着美国的“外交孤立”政策，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54年4月，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了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一开始，美国并不同意中国参会，由于很难回避中国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上的作用，只能单方宣布：美国参加有“共产党中国”代表出席的会议，不意味着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在持续了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上，在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斡旋下，会议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取得超预期的成果。在休会期间，周恩来先后出访印度和缅甸，分别达成联合声明，就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用于实践，成为指导中国与别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原则。在听取日内瓦会议汇报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际战略做出新的判断：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一年后的亚非万隆会议，新中国则第一次扮演大型国际会议的“主角”。面对美国媒体的挑拨，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推动通过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在亚非会议上，新中国的坦诚和友谊受到世界的瞩目和尊重。
在对抗时期，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在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遭到了新中国的成功应对。两次国际会议，成为了新中国打破美帝封锁包围圈的最好注解。
隔绝时期：谈而不速，谈而不破
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到1969年代后期，可以概括为中美“隔绝”时期。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由“遏制孤立”向“遏制而不孤立”逐步过渡。在高级领导人层面，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但是，低层次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时断时续，但在整体上讲，起到了信息沟通、缓解紧张的“减震器”作用。因为美国在会谈中一再回避解决关键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在1958年9月起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下“一揽子解决”原则，1960年代初确定“谈而不速，谈而不破”的对美方针，等待中美接近的真正时机。
1954年9月，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之间再次剑拔弩张。为避免信息不畅，彼此误判，而再度开战，中美双方都有意通过谈判的方式，缓解台湾地区的紧张形势。在英国、印度等国的斡旋下，1955年8月中美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在第一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问题。从8月2日到9月10日，经过14次会谈，双方达成遣返平民的协议。
9月中旬，会谈进入第二项议程。因为当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坚持僵硬的“遏制孤立”对华政策，进行大使级会谈的主要目的是“把中国钉在谈判桌上，以稳定台湾海峡的局势”， 所以美国代表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美国记者来华访问、讨论禁运协议、对文化交流和人民往来的协议、司法协议等全部议题，导致会议陷入僵局并在1957年底后一度中断。195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毛泽东把“炮击”作为套在美国头上的“绞索”，作为对付“美国帝国主义”的一个手段， 把美国重新拉回了大使级会谈中。此外，毛泽东在第2次台海危机期间，逐步判断出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于是，从1958年9月起，新中国向美国申明了新的谈判原则：前一阶段单独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具体说来：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美国政府依旧不予配合，坚持以“中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为进入实质性议题谈判的前提条件，这又与将台湾问题视为“内政问题”的中国政府立场相聚甚远，所以大使级会谈陷入了“你谈你的，我谈我的”的怪圈，僵局迟迟不能打破，长期处于原地踏步状态。对此，毛泽东的坚定立场是：在台湾问题上的不可调和的分歧获得解决以前，其他问题都不可能出现有意义的对话。新中国并不急于与美国接近，也不急于获得被视为“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反华舞台”的联合国代表席位。因此，在1960年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确定了处理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谈而不速，谈而不破”，即继续与美国谈判，既不破裂，也不急于建交。由此，整个196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也没有变现出多少弹性，对于美国企图集中讨论其他问题的做法，中国一概予以拒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一时期新中国的外交工作重心更多是放在“两个中间地带”的工作上，特别是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亚非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后方，“后方造反了，帝国主义就孤立了”。中国对付美国的一个方法，就是“哪里有乱子，我们就支持”。
在美国方面，中共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实，意味着1950年代杜鲁门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坚持的“遏制孤立”对华政策走到了尽头。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开始准备对“遏制孤立”政策进行调整，因被刺身亡而未来得及实施。1964年，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程度加深，为了避免在越南重演“朝鲜战争”的一幕，约翰逊总统将“遏制孤立”政策调整为 “遏制而不孤立”，即：试图通过放松贸易限制、进行信息人员交流，换取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合作。于是，与1950年代形成对比，在1960年代次数有限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上，美国变成了议题设置的积极一方。在近乎每一次的会谈中，美国都主动向中国表明：美军在越南战场的举动，无意于对中国造成威胁，并谋求中国协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甚至在1966年3月的第129次会谈中，美方大使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美方第一次使用这一特定词语。然而，从1950年代中后期起高举“世界革命”旗帜的新中国，对美国的“主动示好”，选择了“果断拒绝”，即：一方面表明“中国不会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另一方面谴责美军在越南的举动是侵略行径，要求美军尽早撤出。在约翰逊政府时期，自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关于核裁军的问题，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一个主题，同样是陷入僵局，无所进展。
随着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美大使级会谈受到影响，逐步降温，美方的态度随之后退。在1967年3月举行第133次会议之后，仅在1968年1月、1970年1月、1970年2月分别举行了最后的3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作为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即使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断时续，也没有解决中美双方实质性问题，但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有了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有助于中美双方互相探视、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图，对避免误判和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1962年台海危机的消解，就是两国通过大使级会谈渠道进行合作的典型例子。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中美大使级会谈，是隔绝年代中美两国关系的“方向盘”、“减震器”和“测试仪”。此外，有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渠道，毛泽东虽不奢望两国之间的对抗隔绝能够在一夜之间消除，但至少有理由相信中美对抗隔绝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此外，毛泽东认为，如果新中国经过数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起来了，对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讲，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新中国自然会比地狭人少的台湾更有吸引力，由此，毛泽东从1950年代中期起多次对中美建交做出过乐观的战略预见，尽管在1960年代初在认识上有所反复，但是，当中美接近的时机在1960年代末期切切实实出现时，他没有让时机错过，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接近时期：小球推动大球转
从1960年代后期到1976年9月逝世，可以概括为中美“接近”时期。在这一时期，共同对付苏联，成为中美开始接近，并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在各自向前、半步迈进的过程中，毛泽东抓住推动中美破冰的关键时点，通过“小球推动大球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
到了1960年代后期，中美两国在国际环境中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对于中国来讲，高举“世界革命”旗帜的外交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恶化了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特别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苏分歧，发展到了处于战争的临界状态。毛泽东感到，中国在世界上被“孤立”了，“两霸”要争取“一霸”， 做出了“联美抗苏”的战略规划。对于美国来讲，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在与苏联的全球争霸格局中，处于守势。与中国接近的话，可以尽早从越战脱身，也可以取得在冷战格局中对苏联的战略优势。
既然中美双方有了互相接近的战略基础和想法，自然，在隔绝时期一直陷入僵局的几个问题便有了稍微退后的松动空间。美国尼克松政府不再突出对华政策“遏制”的一面，而是主动“接触”，对中国不再代之以“政治实体”，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称，希望通过高层交往，用经济利益等手段将中国拉进“国际社会”；在中国方面，对待美越巴黎谈判的态度，从“反对”逐步向“赞同”转变，愿意配合协助美军从越南战场撤出。同时，通过第三国领导人的私人渠道表达在不铺设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欢迎美国领导人来访的态度。
但是，毕竟在冷战格局中，两国隔绝的时间太久，以至于短时间内难以消除长期形成的不信任感，加之东西方信息表达的途径方式不同，中美之间的接近是小心翼翼、一波三折并且一度出现反复。比如，在1969年12月波兰华沙的时装博览会上，美国外交官主动找中国外交官搭话，传递美国想要修好的信息，中国外交官却回避了。1970年4月，美军出兵柬埔寨，毛泽东在5月20日原定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日子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尼克松一度利用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来回应；1970年10月国庆活动，毛泽东把美国人斯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在12月的《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大幅合影，但是，这一含蓄的信号太过于东方式，美国方面并没有了解到背后的政治意涵。
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往往透过偶然性来表现。在1971年3月，毛泽东抓住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的破局时机，实现了“小球推动大球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本来外交部的建议报告是不拟邀请，毛泽东考虑了3天，在最后关头，派人追回外交部的建议报告，改批为邀请访华。中美接近的时机，这一次没有被错失。后来，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邀请。” 周恩来在接待来访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的来访，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4月份，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方发出“愿意公开接待美国领导人来华”的邀请，尼克松从“乒乓外交”中受到鼓舞，正式向中国方面转达了亲自访华的口信，并提议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作为特使，先期到北京会谈。
为了做好与基辛格的会谈工作，同时，也是在党内高层传递中美接近的信息，中共政治局在1970年5月26日召集会议，讨论即将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谈，确定下有关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等的谈判原则。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飞到了北京，周恩来向基辛格表达了希望解决越南问题，但在具体问题上不介入美越谈判的态度，同时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四点立场，提醒美方尼克松访华的关键性问题是台湾问题。三个月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一次是公开来的，主要是商讨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在中美外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最后确定通过各自表述的方式，即：美国表示，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不再支持“台湾独立”，意味着美国表态不再执行“两个中国”政策；中国则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允许美国不是一步到位地满足中国提出的条件，而是分阶段地逐步撤出其在台力量，逐步减少其对台影响。对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毛泽东高度重视，总是连夜听取汇报，做最后决策。在听取美国在台湾保留部分军队的汇报时，毛泽东用“猴子变人”的例子，定下了解决方案的共识基础。此外，毛泽东做出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确定下尼克松来华访问的行程安排和各式文书的基础上，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在机场，尼克松大步向前，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有趣的是，在机场以及进城的道路两旁，美国外交人员仍然可以见到“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和宣传画。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由预定的15分钟延长到70分钟，在交谈中，毛泽东表示：具体的问题，可同周恩来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毛泽东所说的“哲学问题”是战略方向问题，是世界局势的走向和未来中美关系的定位。毛泽东还解释了，反美的标语和口号，只是“放空炮”，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不在“打倒之列”。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双方举行了2次大范围会谈和5次限制性会谈。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正式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在公报中，双方阐明了各自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公报指出：“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并确认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目标。离开上海回国时，尼克松在即席讲话中感慨地说：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对尼克松访华，则表现出了高度的战略冷静，提醒大家要关注美方履约的程度和实际行动。比如，毛泽东在1972年3月时审定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对外通报稿时，批示“同意”。该通报稿明确要求：“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证明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 类似的审慎措辞，同样写进了国内的宣传报道稿件当中。
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启，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也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基辛格第2次秘密来访时，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在尼克松访华前后的2年内，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的高潮。甚至于在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与基辛格会谈，提及了联合对付苏联的“一条线”的战略构想。遗憾的是，尼克松在1974年8月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加上在1970年代中期美苏在限制战略性武器等谈判中取得进展，双方斗争有所和缓，原本计划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内解决的中美建交问题被拖延了下来。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8年12月，两国才达成了《中美建交公报》，数十年前，毛泽东一再做出的“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得到了证实。此后，围绕美国对台军售问题，1982年8月17日，两国达成《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也成为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战略基石。
结语
我们回望历史越多，才能向前看得越远。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对于当今两国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有着奠基性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年后，两国在朝鲜战场交火，进入“对抗”状态；停战后，陷入了长时期的隔绝状态；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从“对抗”到“正常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对美外交工作的突破性成果。毛泽东认知和应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智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
第一、注重战略预见。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尽管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两国处于对抗和隔绝状态，在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表述和媒体宣传中，美国被视为“帝国主义”，是加以反对的对象。然而，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便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做出了“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的战略预见。正是有了这种战略预见，当中美接近的时机在1960年代到来时，毛泽东通过“小球推动大球转”，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战略预见，是见微知著、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通过树立目标，推动事务朝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第二、将坚决斗争置于首位。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9月30日与到访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的会谈中，所说的“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第二是不要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对待中美关系，毛泽东不是被动等待，消极避敌，而是将坚决斗争放在了首位，通过捍卫核心利益，以斗争求缓和。比如，抗美援朝，以战止战，为新中国打出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而抗美援越，则成为日后中美相互接近的一条重要引线。
第三、抓住关键问题。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台湾问题，以此为抓手，来推动局势的发展。在隔绝时期，毛泽东利用炮击金门，利用台湾问题，拴住美国，摆脱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被动局面。在接近时期，毛泽东向美方明确表明尼克松来访的成果要体现在台湾问题上，从而实现了《上海联合公报》的成果。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往往会推动全局性问题的迎刃而解。
第四、拓展统一战线。在隔绝时期，毛泽东选择发展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拓展第二个中间地带，来孤立和分化美国。虽然，并没有实现搞乱美国后方的目的。但是，在中美接近时期，越南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协助，成为了美国主动接触中国的重要因素，也是毛泽东搞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项成果。当然，统一战线的效果，有时候取决于第三方的力量，统一战线的对象，需要仔细甄别、认真选择。
第五、坚持底线思维。在同来访的国外领导人的会谈中，毛泽东总是会提到：中国怕美国，美国也怕中国。中美之间打不起来，但是，中国要准备打。1960年代中期，毛泽东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是坚持底线思维的一种体现。只有设想到最坏的情况，并做好打算，等问题真正出现的时候，才能更好的应对。
第六、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在毛泽东时代，“帝国主义”一直是毛泽东对“美国”的主要评语和定位。然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两国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接近。在越南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展现了转圜协商的艺术。在对待美越谈判上，毛泽东一开始坚决反对，到后来的支持，甚至是警告越南不要放弃谈判；在美国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上，毛泽东在时间表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很多时候，一时必要的后退，可以取得日后更大的进步。
当今中美两国关系被笼罩在贸易争端的阴霾之下，如何把握和发展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既需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大格局大胸怀，更需要“更上一层楼”的大思路大智慧。回望四十多年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非凡的勇气和政治智慧，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重新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经历过风风雨雨，四十年来，中美之间虽时有矛盾摩擦，但是，整体上看，两国之间的合作是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一路向前的，在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合作基础消失后，又重新找到反对恐怖主义、经贸合作的“压舱石”。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为两国关系在前进道路上，谋定了正确航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清楚的，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镜鉴历史，方可登高望远。破解中美当下的经贸争端，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正是回顾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认知和应对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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