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日本的历史造假与考古造假 -

现在，世人多关注西方的历史造假与文物造假，其实，日本人的造假，不遑多让，足够令人吃惊的了。

　　现在，世人多关注西方的历史造假与文物造假，其实，日本人的造假，不遑多让，足够令人吃惊的了。以下，从三件事上，浅论从古至今，日本人的造假恶行。

　　（一）《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二书胡乱编造的日本编年史

　　为了揭露《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二书胡乱编造的日本编年史，我们先将1978年11月第一版萬國鼎編纂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中所附《中日對照年表》的前面一部分年表，钞录如下，以期读者对日本伪造的古代编年史，有一个总体印象。

　　萬國鼎在上述年表的下面，标注一则《声明》，全文是：

　　▲此表自“神武”開始，并引用了“神武天皇”的紀年，這是不可靠的。我們所以採入這項“元年的日本紀元”，乃是為了讀日本舊史的方便。特為聲明。

　　萬國鼎的《中國歷史紀年表》中所附《中日對照年表》的前一部分，主要是按照日本《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二书所伪造的纪年，以及其他一些书，而编纂的。《中日對照年表》的《偽年號》一栏中，凡是出现标号“——”者，表明其“年號”及其对应的“天皇名號”，一概都是伪造的，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因为根本不存在，根本不知道，所以只好用未知标号“——”，加以表示。而日本伪造古代编年史的源头，就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二书。以下，我们将披露二书的伪造伎俩。为忠实表达历史原貌，我们引用的一些文献，将采用繁体字。

　　日本有一本所谓的古书，名曰《古事记》，据说由稗田阿礼口述、天武天皇审定、太安万侣编写，于和铜五年（公元712年）1月28日编纂完成。此书讲述了从神武天皇到推古天皇的历代天皇历史，以及杂七杂八的文学篇什。

　　实际上，这是一本谎言和文学杂凑起来的书籍，不值得中国人民信服。书内特别编造的一位“天照大神”，业已成为1931年日寇侵略中国以来，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的一个罪恶形象。从根本上来讲，所谓从“神武天皇”到“皇極天皇”的历代天皇历史，全部是瞎编，没有一个是真实的。那时的日本，是一个部落小邦林立的荒服之地，小部落小邦之间，互不统属，哪有什么天皇，哪有什么朝代纪年?

　　关于《古事记》的成书时间和背景，不要说中国学者了，就连日本历史界，仍然存有争论。近代日本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曾经指出，《古事记》是伪书，应该是9世纪才出现的。因此，所谓《古事记》是和铜五年（公元712年）成书之论，完全是胡说八道。然而这一论点，竟然得不到痴迷于假货的大多数日本人的认同。造假编年史，已经深深毒害了日本人的心灵。

　　日本的另外一本古书，名曰《日本书纪》，也好不到那儿去。虽然说是一本“正史”，但是，仍然充满了谎言与伪造。此书是经历“壬申之乱”而攫取政权的天武天皇，欲向外宣示自身的赫赫皇統，而下令编造的，由“舍人亲王”等人所撰，据说于成书于公元720年（养老四年）。全书用汉文写成，采用编年体，共三十卷。此书的卷一是《神代上》，卷二是《神代下》。而从第三卷《神武天皇》开始，直到卷三十《持统天皇》结束，都是依照“天皇”编年史来表述所谓“史料”的。在此种编年史中，除了从“孝德”至“持统”的几个天皇，似乎有那么一点儿可疑可信的影儿之外，其他的天皇，从“神武”至“皇极”的所有天皇名号，统统是瞎编出来的，没有一丁点历史根据，更没有一丁点考古证据。在上述时期，日本地域内，一个个都是蕞爾小邦，互不隶属，哪来的什么天皇，哪来的什么朝代纪年?

　　那些“天皇”名号，都是从中国古书上钞下来，再随意编造而成者。“天皇”的在位年数，更是胡诌。例如所谓“孝安天皇”，竟然在位102年。编造这样离奇的在位年数，不是脑子进水了吗？最为可笑的是，中国唐朝有一个女皇武则天，《日本书纪》卷九就编造了一个“神功皇后”。而且只编一个，不编第二个！如此照钞唐朝，让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出其中的破绽，岂不羞死人！何不开动猪脑子，编造三个女皇出来，与徐福向秦始皇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①，对应起来，岂不算是做了一件极大的功德！

　　通过编造虚假的历史，妄图神化天皇体系，期冀膨胀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唤起对外扩张的野心，毕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能落个失败的下场。

　　《日本书纪》为拔高日本的地位，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把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向中国学习、向中国朝贡的事实，反其道而用之，篡改为中国向日本朝贡。例如：

　　《日本書紀》卷十二《仁德紀·大鷦鷯天皇》曰：“五十八年……冬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六年，夏四月，吳國遣使貢獻。”

　　这样的无中生有，颠倒黑白，不是丧心病狂吗？可是，该书的编纂者，一点儿羞耻感也没有，想怎样吹就怎样吹！

　　《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中，所谓“雄略天皇”的“遗诏”，完全是照钞《隋書》卷二“隋文帝杨坚”的遗诏。这种鈔袭，明目张胆，毫无忌讳。为了说明这种鈔袭，今将“隋文帝遗诏”分作四段，再将“雄略天皇”的“遗诏”分作四段，附加在後，以便清清楚楚地对比一番。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廿三年秋七月，辛丑朔，天皇寢疾不預，詔：賞罰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仁壽四年秋七月，甲辰，上以疾甚，臥於仁壽宮，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遺詔曰：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稱帝王者非一人，書軌不同，生人塗炭。上天降鑒，爰命於朕，用登大位，豈關人力。故得撥亂反正，偃武脩文，天下大同，聲教遠被，此又是天意，欲寜區夏。所以昧旦臨朝，不敢逸豫，一日萬機，留心親覧，晦明寒暑，不憚劬勞，匪曰朕躬，蓋為百姓故也。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八月庚午朔丙子，天皇疾彌甚，與百僚辭訣，並握手歔欷，崩於大殿，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與東漢掬直曰：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寜區夏，所以小心勵己，日慎一日，蓋為百姓故也。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王公卿士，每日闕庭，刺史以下，三時朝集，何嘗不罄竭心府，誡勅殷勤，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寮智力，萬國歡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豐，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但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臣連、伴造，每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誡勅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身，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

　　[唐]魏徵《隋書》卷二《帝紀第二·高祖下》：

　　人生子孫，誰不愛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勇及秀等，並懷悖惡，既知無臣子之心，所以廢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徧於公卿，酷毒流於人庶。今惡子孫，已為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前對文武侍衛，具以論述。皇太子廣，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但令內外羣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

　　但國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禮，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勞改定。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不得勞人。諸州總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職，不須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後帝，㳂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於事者，宜依前勅脩改，務當政要。嗚呼，敬之哉，無墜朕命。

　　[日本]舍人親王《日本書紀》卷十四《雄略紀·大泊瀨幼武天皇》曰：

　　人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共治國家，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為百姓所憚；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儲君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

　　一本云：“星川王，腹惡心麄，天下著聞。不幸朕崩之後，當害皇太子。汝等民部甚多，努力相助，勿令侮慢也。”

　　读罢上述对比，凡是正直的中国人，皆会感到特别憤慨。这叫什么日本古书，分明是胡鈔乱编的伪书嘛！

　　更为可恶的是，《日本書紀》为了掩人耳目，特地把隋文帝仁壽四年（604）的遗诏，放到所谓“雄略天皇23年（479）”。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鈔袭的“遗诏”，提前到[南朝·宋]顺帝刘準昇明三年（479）了。就是说，整整提前了125年。他们认为，如此提前时间，如此精心鈔袭，再胡编一气，世人就看不出是鈔袭了。其实，假的就是假的，鈔袭就是鈔袭，再如何糊弄，也掩盖不了鈔袭的事实。因为《日本書紀》把年代提前了125年，日本人还会胡搅蛮缠，倒打一耙，还会说是“隋文帝遗诏”，是鈔袭了“雄略天皇”的“遗诏”。贼喊捉贼，鈔袭者反而污蔑原著，岂非咄咄怪事！什么叫不要脸，这个就叫不要脸！

　　特别可笑的是，“隋文帝遗诏”中，有一句“此又是天意，欲寜區夏”，而《日本書紀》照鈔不误，钞作“此又天意，欲寜區夏”了。老实说，日本人阅读中国古籍，根本没有读懂。“區夏”一语，最早出自《尚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區夏”，仅仅是指“华夏”，仅仅是指华夏大中国，日本人，有什么资格，随便盗用“區夏”一语，来代指其国者？

　　“隋文帝遗诏”中，有“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而《日本書紀》则钞作“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因为隋文帝杨坚是六十四岁去世者，言称“朕今年踰六十”，是非常中肯的一句话，而所谓的“雄略天皇”，则是虚构的一个人，根本不存在，当然不知道是多大岁数死亡者，所以只能用“今年踰若干”来浑说一气，蒙骗世人。堂堂的“雄略天皇”，连自己活了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这样的“雄略天皇”，自然是胡编出来的一个人！这样的日本古书，有多少可信度？

　　《日本書紀》中，还有许多钞袭中国古书的文字，专攻中日史的正直学者，不妨细细钻研史书，写成专著，把《日本書紀》的伪造伎俩，通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日本人伪造历史，篡改历史，遑论今天，从唐朝时，就已经偷偷摸摸地开始了！今天，日本上层断然否认侵华战争，死不承认南京大屠杀，说明这个国度的上层，历来就有劣根性，历来就是死不悔改的一群坏蛋，万万不可轻信！

　　（二）令人叫绝的日本考古造假

　　日本有一个狂妄野心，就是跟中国古老的历史较劲。你中国历史不是悠久吗？我不服气，俺们倭国的历史，一定比你更悠久。俺们倭国是“神之国”，是全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一定要比过你！日本在唐朝以前，没有典册记载其历史。虽然没有历史典册，然则可以通过考古，来弥补历史的缺陷。考古找不到证据，不行，一定要让证据出现。办法是，通过造假来实现。呜呼，多么美妙的算计！

　　一个惊人的事件，定格在2000年10月22日这一天，定格在“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身上。

　　这一天破晓，天空刚刚放亮，在日本宫城县筑馆町的“上高森遗址”发掘工地上，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只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铲，又拿出一个塑料袋子，左顾右盼，看看周围没有人，就走到一个地层前，挖开泥土，从袋子里拿出六块石头赝品，埋了进去。埋完后，还用脚踩了踩，还原了现场。然后，就匆匆地离去了。这个不速之客，究竟是谁？原来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大师藤村新一”也。

　　本来，这件机密之事，似乎做得天衣无缝，可以瞒天过海了。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头天晚上，《每日新闻》的记者，却在工地的周围，秘密架设了一台摄像机。记者原先的意图，是想全程无死角地报道整个挖掘过程，为新闻的开创性与实时性，拔个头筹。不曾料想，无心之过，却将藤村新一的造假活动，悉数收入镜头。

　　上午，工地开始挖掘，藤村新一果然很轻松地挖掘出了旧石器。这一次，他又是故伎重演，高调宣布，他又挖出了100万年的旧石器。

　　但是，《每日新闻》的记者，当天打开录像查看。一看不要紧，却发现了藤村新一偷埋石器的影像。这一下，记者无法淡定，非常吃惊，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每日新闻》的高管。《每日新闻》也是杀伐决断，为了新闻自由，为了自己的利益，遂将此事写成长篇报道，以“旧石器发掘ねつ造”为题，登载在自家报纸上，并且与报道一齐，配发了藤村新一偷埋石器的新闻照片。

　　《每日新闻》打假之后，立即震惊了整个日本。《每日新闻》既然已经蹚了浑水，也不再顾及日本的脸面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紧紧追逼藤村新一，绝不放松。《每日新闻》在一家旅馆里布置了会场，特地把藤村新一请来，请他观看了他自己造假的录像。然后记者们追问藤村新一，藤村新一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交代他这次确实造了假。但是，藤村新一辩解说，他只是这一次造假，其他的考古，都是真实的。他这次造假，也是为了维护日本整个国家的荣誉。

　　说到“顶尖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那在全日本，绝对是个著名人物，没有人不晓得的。藤村新一，是宫城县加美郡人，生于1950年，原来是日本东北电力公司的一名员工。他只有高中学历，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考古专业的训练。但是，他很热爱考古，热衷于收集化石、石器什么的。早些年，他经常跟考古队套近乎，不是请他们吃饭，就是给他们买饮料，所以与考古队员们混得很熟。

　　藤村新一的发迹，始于1981年。那一年，他第一次从大约4万年以前的地层中，挖出了旧石器。1984年，他又从17万年前的地层中，挖出了旧石器。由于日本舆论的大肆宣扬，大力的捧场，遂使他成为日本著名的挖掘旧石器的“名人”。

　　蓋因日本，缺乏历史文献，所以特别重视考古发掘，谁要是挖出旧石器，谁就是考古名家。藤村新一就这样被日本舆论推高为著名的考古大师。

　　时间到了90年代，藤村新一从电力公司退职，专心从事于考古。从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创造一个又一个骇人的考古奇迹。

　　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藤村新一又进军宫城县筑馆町的“上高森遗址”。在“上高森遗址”中，藤村新一屡战屡胜，成果粲然：

　　1992年8月，藤村新一在一块牧草地的丘陵上，首次发现了旧石器。

　　1993年11月，藤村新一发掘出来40万年前的旧石器。

　　1994年11月，藤村新一掘出50万年前的旧石器。

　　1995年10月，藤村新一掘出60万年前的旧石器和建筑物遗址。

　　1998年11月，藤村新一再次掘出6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

　　1999年11月，藤村新一掘出7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

　　进入2000年，藤村新一更是来劲了，他意气风发地宣言，他要在“上高森遗址”挖掘出来1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

　　藤村新一的神功，轰动了整个日本，民意一片沸腾。日本的远古历史，超不过4万年。藤村新一的神功，改写了日本的远古史，使日本的远古史，成功地推进到70万年以前。世人可以想象，日本的远古史能提升到70万年之前，这对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能起到多大的鼓舞作用。此后日本首相，到靖国神社拜谒日本战犯，脚把杆子就更有劲儿了。日本媒体，用醒目的标题，报道“60万年前、原人の建物跡”，发了疯似地吹捧藤村新一。日本教育界也马不停蹄地跟进，将藤村新一的发现，写进了高中教科书。当然，藤村新一的发现，也成为那些稚气未脱的中学生的必学科目、考试题目。

　　藤村新一取得成功后，还自任什么“日本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

　　以前，有个别考古学家，对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有些怀疑。别人考古了许多年，从来也没有挖到这么久远的旧石器，怎么你藤村新一刚刚登场，就挖出了这么多批次的旧石器？尽管你是近视眼，难道你的近视眼，具有神功，能够预先看穿泥土？况且你挖出的石器，一些切面，有惊人的一致性；再者，凡是你挖出的旧石器，一般都埋藏得很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然而，怀疑归怀疑，终久成不了学术界的主流意识。日本的舆论和民众，热烈地维护藤村新一，把他称为“神之手”、“石器发掘之神”、“探索石器之名人”，对微弱的质疑声音，概加痛斥。你们这些考古学家，全是吃闲饭的，自己挖不出来，反而嫉妒非科班的“神之手”真大师，实在是下作！

　　“神之手”大师藤村新一，在“上高森遗址”创造了如此惊天动地的业绩，宫城县知事为此特别兴奋，宣称“这是改写日本历史的大发现”，还高调宣布，要以此为契机，发展本县的旅游业。遗迹所在的筑馆町，也建起了博物馆，冠名为“原人之里”、美化为“日本人的发祥之地”。

　　然而，就在藤村新一洋洋得意之际，《每日新闻》的有力揭发，立刻把他打趴在地下。藤村新一害怕了，说自己生病了，躲进了医院。可是记者不会轻易放过他，追到医院要他继续交代。藤村新一只好承认，自己从1981年开始，至少在42处“遗址考古”挖掘中，造了假。这一下，日本考古界可是遭殃了，脸面丢尽，基本抬不起头来。为了洗刷这个耻辱，不得已，日本考古协会成立了一个调查团，专门调查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经过二年多的调查，发现在藤村新一参与的178处考古挖掘中，竟然有159处造假。

　　藤村新一造假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也觉得脸上无光。随之，“日本旧石器文化研究所”解散了，筑馆町的“原人之里”博物馆，一时间成为笑料。习惯于在教科书上大作手脚的的日本教育界，一看局面，知道瞒不下去了，又急急忙忙地去删改高中教科书。

　　之後，藤村新一退出考古界，因精神崩溃而住进医院，接着又躲进一所寺院修行。随之，老婆也离了婚。最糟糕的是，藤村新一还被告到仙台法院。但是，法院网开一面，手下很是留情，以“证据不足”撤销案件，草草了事。

　　说到底，藤村新一的出现，绝非偶然，是日本自我膨胀的伴生物，是日本历史造假的必然，是日本否定侵华战争的必然，是日本向军国主义迈进的需要。只有在日本修改宪法、疯狂扩军备战的气氛中，才会生出这样一颗毒瘤。再比较一下《日本书纪》在唐朝时的编年史造假，只不过是造假传承有序，徒弟学了师傅的老样儿！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事後，关于《每日新闻》的秘密拍摄，似乎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是，《每日新闻》也是个无心之举，在考古现场周围架设摄像机，本来只是为了全方位拍摄整个挖掘过程，爆个大新闻，没有想到，无意中拍摄了藤村新一的造假活动，最终暴露了藤村新一的真相。

　　另一说是，有个别考古学家，对藤村新一的考古成果，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些考古学家，慑于日本造假舆论的压迫，自己不敢出头，却把怀疑私下告诉了《每日新闻》，致使《每日新闻》秘密架设摄像机，进行监视，遂将藤村新一偷埋石器赝品事，抓了个现行。

　　上图是藤村新一偷埋石器赝品的照片

　　藤村新一造假事件，在中国，舆论还算平静。但对中国的极少数精日分子，但对中国的西化公知，却是个警告！他们嘴上不敢说，私下却在腹诽：

　　你说，《每日新闻》也是够损的！你在周围偷偷架设摄像机，干什么！你不偷偷架设摄像机，这件事情，就是个完美结局！日本发现100万年旧石器，那就是铁板上钉钉子，没跑！此后，日本还可以再亢奋一番，光荣许多年。再说，西方世界，能盗取中国古文献，炮制所谓的“世界三大文明古国”，用来贬损中国，我日本为何就不能考古造假？《每日新闻》，你偏偏架设了摄像机，败坏了大家的兴头，你说，该当何罪！《每日新闻》你这一闹腾，弄得我等中国的精日分子，都不好意思说话了。《每日新闻》还有第二宗罪，可以说道说道。你既然录了像，就应该勾结日本政府，把这件事私了，把录像偷偷销毁。这样，你好，我好，日本政府好。可是，你不但不销毁，反而把这件不光彩的事情，抖搂出来，让我日本政府的脸面，往哪儿搁？悲剧啊，实在是悲剧！《每日新闻》，你实在是不爱俺们小日本，尽给俺们惹祸！

　　（三）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争论结束，日本已奉为国宝

　　《史記》卷二《夏本紀》曰：“島夷卉服。”[唐]張守節《正義》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在百濟南，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此皆揚州之東島夷也。”[唐]李白《李太白集注》卷十六，亦引[唐]張守節《正義》曰：“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國。”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曰：“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㠀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曰：“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

　　本来，东汉光武帝为倭奴王国赐以印綬一事，《後汉书》记载得清清楚楚，业已成为铁证，不容质疑。但是，日本人出于阴暗心理，认为是贬低了他们的身价，有很长一段时期，硬是死不承认，而且反咬一口，说是中国捏造出来的谎言。直到公元1784年，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志贺町的一个农民在田间作业时，挖掘出一枚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日本人才不得不勉强承认，《後汉书》的记载，似乎有某种正确性。“委”，是“倭”的古字。所谓“委奴”，即指“倭奴国”，位于九州地区，是一二世纪时日本一百餘个小国中的一个。

　　“汉委奴国王”之金印上部，为蛇形纽，蛇身盘曲，上有鱼子纹。印面为正方形，纵横2.3厘米，印臺高0.9厘米，通纽高2.2厘米，印重108克。印面阴刻篆文“汉委奴国王”五字。此印，现藏于福冈市博物馆。

　　虽然出土了此枚金印，但是日本人还是嘴硬，颇不服气，又编造了“假印说”（没有原型的假造）、“伪印说”（具有原型的仿造）等等谬论，来混淆视听。有的日本人还叫嚣，要把这枚金印砸毁。金印销毁了，“倭奴国”就不存在，日本的祖上就“光荣”了吗？真是可笑可叹！但是，历史终久是历史，是抹煞不了的。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从昆明郊区的晋宁县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一枚“滇王之印”。金印上部为蛇形纽，蛇首昂起，蛇身盘曲，背有鳞纹。蛇形纽之下，为印臺。印面为正方形，纵横2.4厘米，通纽高2厘米，重90克。印面为阴刻篆文“滇王之印”四字。此枚金印，乃是汉武帝赐予滇王者，表明大汉对雲南的正式统辖。在汉朝，铸印都有一整套的礼仪制度，无论滇国，还是倭奴国，都属于大汉的藩属国，所以，“滇王之印”是蛇形纽，“汉委奴国王”印，也是蛇形纽。

　　此枚金印，在尺寸、字形、纽形、雕刻工艺诸方面，皆与“汉委奴国王”金印，十分相近。日本人知道此事的原委後，脸上多少有点挂不住，因而质疑金印“汉委奴国王”之杂音，顿时减少了许多。

　　1981年2月，江苏省邗江县甘泉山二号墓，出土了东汉“廣陵王璽”金印。金印上部为龟形纽，龟身平卧，龟头翘起，龟背上铸有六角形花纹。印面呈正方形，纵横2.3厘米，印臺高0.9厘米，通纽高2.1厘米，印重122.87克。印面阴刻篆文“廣陵王璽”四字。此枚金印，乃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分封其第九子刘荆的诸侯王之印。金印由当地农村少妇陶秀华在距离甘泉山二号墓不远的路边土堆旁，无意中发现，因心怀祖国，随之上缴南京博物院。

　　此枚金印，无论在尺寸、字形、纽形、雕刻工艺诸方面，都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之印，最为相近。因此，这枚江苏出土的文物“廣陵王璽”，佐证了“汉委奴国王”之印的真实性。出土“廣陵王璽”的伟大意义，还在于证明，不但“汉委奴国王”之印，千真万确，是由东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倭奴国王的，而且也同时证明，《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所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的无比准确性。这枚出土于江苏省的“廣陵王璽”，也最终促使日本人闭起了嘴巴，再也不敢妄议“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假印矣。由此可知，汉传史书，光辉普照後世，熠熠生辉，绝对不容许肆意诋毁！

　　现在，“汉委奴国王”金印，收藏于福冈市博物馆，业已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并奉为日本的国宝矣。

　　最後申明，上文中所用的“日本人”一语，主要指日本的反动政客、反动学者、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反华政府，与维护中日友谊的广大日本人民，毫无关联。对于那帮傢伙，本文有时暂用“日本上层”或“日本右翼”来代指也。

　　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擦亮眼睛，坚决不上日本右翼的当。既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反对日本染指台湾与南海，反对日本间谍的破坏活动，反对日本疯狂倾倒核废水，又要识破日本上层、日本右翼伪造历史的伎俩，防止日本政府进行文化渗透的阴谋。中国阻止“颜色革命”，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