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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但要说“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估计大家就有数了。
那到底是唐生智能力不足，没有守住南京，导致南京三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还是其中另有隐情，唐生智是替人背锅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唐生智的生平说起。
唐生智是1889年的人，属于上世纪的80后，1912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后回到湖南，成为湘系军阀赵恒惕派的重要成员。1921年，赵恒惕出任湖南省长，唐生智被提拔为第四师师长。
那年，唐生智年仅33岁，可谓是平步青云。
但是在南北对峙、国共合作的大时代下，唐生智和赵恒惕很快就产生了矛盾。
一方面，赵恒惕提拔唐生智做师长之后，又提拔叶开鑫做第三师师长，而唐生智和叶开鑫有矛盾，赵恒惕又经常偏袒叶开鑫，这就让唐生智体会到失宠的感觉，内心里很不舒服。
另一方面，赵恒惕响应陈炯明的号召，积极推行“联省自治”，并和北洋政府的吴佩孚结盟，巩固其在湖南的地位，唐生智却是倾向革命的。
早在1923年，我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原则，命夏曦、刘少奇回湖南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夏曦刚回到湖南，便去面见唐生智，说了国共两党的基本路线和革命任务，希望得到唐生智的支持。
唐生智听完夏曦的话，立即拨款2000元，做为夏曦、刘少奇筹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经费。
因为这件事，共产国际称唐生智的第四师为“一支友好的颇有实力的部队。”
从此开始，唐生智逐渐和国共两党建立起联系。
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湖南各界追随潮流，发生了商人罢市、工人罢工、青年学生上街游行等运动，赵恒惕为了保住湖南地盘，便命令叶开鑫率部武力镇压，同时还收留了战败下野的吴佩孚。
面对赵恒惕和叶开鑫的武力镇压行动，唐生智则发出通电，劝阻两人不要武力镇压，要用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彻底在政治上站在赵恒惕的对立面。
到了1926年，唐生智和夏曦又选派一批湖南青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就有新中国的大将黄克诚、彭德怀的引路人段德昌，他的弟弟唐生明也受陈赓介绍，参加了共青团。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论个人情绪还是政治立场，唐生智和赵恒惕的矛盾都不可收拾了。
于是在1926年3月，唐生智利用多年积累的人脉和威望，发动兵变驱逐赵恒惕，出任湖南省长。
唐生智成功夺取湖南，意味着叶开鑫和唐生智竞争失败，再也没有机会统治湖南，必须和赵恒惕一起下野。
这怎么能忍呢？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成为湖南真正的统治者，叶开鑫便向东山再起的吴佩孚求援。而吴佩孚也不愿意湖南脱离掌控，便出兵南下，一战击败唐生智，唐生智退到湖南衡阳。
这个时候，唐生智就要做出最终抉择了——向北是已经交恶的吴佩孚和叶开鑫，向南是结下善缘的国共两党，自己又是败军之将，无法独立自主，必须二者选其一。
到底怎么选，其实并不难。
不久后，唐生智正式倒向广州国民政府，加入国共北伐的阵营，麾下军队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出任军长，成为和蒋介石齐名的革命军队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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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革命阵营，是唐生智转变政治身份的起点，同时也是唐生智失去军事实力的开始。
1926年7月，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后在广州誓师，以“先打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总体战略，宣布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任命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为北伐军中路军前敌总指挥。
此后数月，在我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湖南和湖北，10月10日攻破武昌，基本消灭吴佩孚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唐生智借助国共北伐的大势，彻底击败叶开鑫，重新占领湖南，陆续出任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等要职。
而叶开鑫战败以后，无奈宣布投降，麾下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叶开鑫出任军长。
这个时候，唐生智通过参加北伐，不仅实现了统治湖南的夙愿，还因为兼任的党、军职务，成为国民政府屈指可数的实力派，风光无限。
但，这是充满变化的时代。
北伐初步成功以后，国民政府便开始分裂——
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张发奎、唐生智是其军事后盾。蒋介石和李宗仁、白崇禧攻取江浙，联合江浙财阀和英美资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黄埔系和新桂系是其军事后盾。
这就是1927年4月发生的“宁汉分裂。”
8月，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徐州战役”失败，造成黄埔军校成立以来最大的损失，徐州重镇落入张宗昌之手，蒋介石的威望大跌，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逼迫下，被迫通电下野。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开始掌控南京国民政府。
随后，新桂系主导了宁汉会谈，希望两个国民政府合流，但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汪精卫无条件下野。
眼见形势于己不利，汪精卫便通电下野，暂避风头。
而那个时候，张发奎麾下的一部分军队，追随我党起义了，另一部分军队追随张发奎南下“追剿”，并准备利用南下广东的机会，另立国民政府，请汪精卫回广东主持大局。
这样一来，唐生智便成为湖南、湖北一带的主要军事力量，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主要反对势力。
蒋介石和汪精卫在政治立场方面的宁汉分裂，就这样演变成李宗仁、白崇禧和唐生智在控制地方实权方面的宁汉分裂。
李宗仁和白崇禧要一统河山，唐生智要保留实权，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
1927年9月，唐生智宣布“护党”，公开反对新桂系的南京国民政府，李宗仁和白崇禧则以“中央”的名义调兵西征，公开讨伐唐生智，“宁汉战争”爆发。
实事求是的说，唐生智并不是战略战术非常高明的指挥官，麾下的军队战斗力也不强，唐生智组建的军事集团，更没有政治上的长远战略，追求的无非是钱、权、地盘而已。
我党在北伐时期发的两份文件，就提到这些问题——
其中一份是《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最后写道：“唐的话很对，他说湖北人中有些人说得很好听，但他们目的是要钱。我们以为，唐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
另一份是《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里面在分析唐生智的处境时，用了一句：“八军扩充甚速而战斗力并不如外传之强。”
唐生智的军事能力不强，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整个军事集团倾向革命但不诚心实意的参加革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这怎么可能长久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汉战争”爆发以后，唐生智陆续退出安徽、湖北，把安庆、武汉等军事重镇拱手让给李宗仁和白崇禧，直到退回湖南，在长沙设立总司令部，才停下脚步。
1928年初，白崇禧指挥新桂系军队攻破长沙、衡山、衡阳等城市，唐生智大败，麾下大将李品仙、何健等人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背叛唐生智。
经过这次战争，湖北和湖南成为新桂系的地盘，新桂系控制的军队膨胀到20万，而唐生智流亡日本，从此一蹶不振。
从崛起到落败，不过两年时间。
其实从唐生智的表现来看，他只是想要湖南，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但乱世争霸如逆水行舟，不参与争夺最高权力，就保不住现有的利益，只想要湖南，最终连湖南都保不住。
后来，因为新桂系的实力太过强悍，蒋介石和汪精卫又联合起来对抗新桂系。
唐生智经过战败也认清现实，在这次事件中参加了蒋、汪联盟，并明确支持蒋介石复职，稍微洗白了曾经的“污点”，蒋介石为回报唐生智，任命他做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1935年又授予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衔。
不过，唐生智得到的都是虚职、虚衔，在中国的军政舞台上，唐生智已经无足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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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生智做了数年虚职，很快就到了全面抗战时期。
其实，唐生智对全面抗战是有心理准备的。
1937年，唐生智已转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总监，他认为日本侵华不会止步于东北，将来华东地区一定会和日本爆发战争，于是就向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请教，再经蒋介石审核，制定出一份《上海、南京防御作战计划》，建议构建四条防御线——
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
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为第二线。
江阴、镇江为第三线。
南京、宁杭公路为第四线。
按照唐生智拟定的作战计划，四条防线层层递进，每一层都能阻滞、消耗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等日军打到南京的时候，已是强弩之末。这样一来，国民政府守住南京的概率便极大增加。
即便守不住南京，也能带着军民有序撤离，在苏皖一带建立起牢固的防御线。
就像唐生智说的：
“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加入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
实事求是的说，唐生智的作战计划是有可行性的，蒋介石也是同意的，所以蒋介石才允许唐生智指挥部队构建工事，为长期作战做准备。
但是谁都没想到，唐生智的工事刚刚启动，蒋介石就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直接给构建工事的一线部队打电话，把这些部队调走，导致四条防线的工事都没有构建起来。
从这个层面来看，正是蒋介石的微操，导致日本从上海到南京畅通无阻。
构建四条防线的计划取消以后，蒋介石准备设立第三战区，负责连云港到舟山群岛的一切作战行动。
蒋介石原定唐生智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但那时候唐生智正在生病，蒋介石就问他“身体怎么样”，唐生智说“精神不太好”，听到这句话，蒋介石就说：“那还是让冯玉祥去搞，实际责任由顾墨三去担负。”
顾墨三，即蒋介石的嫡系大将顾祝同。
唐生智以为蒋介石只是不信任自己，可事实上，蒋介石连冯玉祥都不信任。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便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委任顾祝同代理职务。
这下唐生智明白了，第三战区是所谓的京畿，直接对南京的安全负责，不是蒋介石嫡系圈的人，蒋介石连挂名都不敢给，一定要亲自兼任才放心。
如果是其他人，肯定会想：“既然你蒋介石要微操，那就一切由你负责好了，我们没有实际的职权，也就不用承担实际的责任。”
但唐生智不是这样的人，他还是蛮有担当的。
1937年11月初，“淞沪会战”基本结束，蒋介石准备把部队撤出来，便在中山陵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问道：“南京守不守？”
在座的所有人都不说话，唐生智就说道：“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蒋介石见唐生智说话了，又问：“哪一个守呢？”
还是没有人说话，蒋介石非常尴尬，自顾自的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
这个时候，唐生智又说话了：“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守，或者南京警备司令谷伦，都可以。”
蒋介石叹了一口气：“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再考量吧”，便宣布散会。结果在第二天，蒋介石单独召见唐生智，说道：“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么是我留下，要么是你留下。”
蒋介石说这番话，其实就是除了唐生智以外，没有人支持他守南京，而他又不可能真的以领袖之尊留守南京，这才给唐生智使激将法，逼唐生智留守南京。即便南京守不住，责任也在唐生智，而不在蒋介石。
这个道理，唐生智自然是明白的，但他还是说了一句：“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
蒋介石用事实证明了一个职场观点，如果你能吃苦，那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如果你能背锅，那就有背不完的锅。
就这样，早已没有兵权、没有地位、不受蒋介石信任的唐生智，在11月24日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着一批不熟悉的部队，承担起南京保卫战的工作。
但是以蒋介石的风格，在他撤离南京之前，即便给了唐生智守卫南京的职务，也不会给唐生智守卫南京的实权。
转基因
此后半个月，南京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蒋介石亲自下命令、唐生智负责走流程而已。直到12月7日，蒋介石撤离南京，唐生智才得到守卫南京的实权。
然而，已经太晚了。
12月8日，日军占领南京的外围阵地，三面合围南京。9日，日军向南京空投了“投降劝告书”，要求南京在一天之内投降。10日，见南京不理会日军的投降书，日军对南京发起总攻。
短短3天时间，唐生智做什么都来不及，蒋介石也没留下任何有用的防守计划，南京失陷是必然的。
关于这一点，蒋介石也是清楚的，便在12月10日命顾祝同通知唐生智——立即渡江北上，从津浦路撤退，各路军队分别突围。
紧接着，唐生智把军、师长召集在一起，宣读了一遍蒋介石的命令，然后给每人发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各部队的撤退时间、撤退路线以及先后顺序，随即宣布各部队分别突围。
结果，除宋希濂部按照部属撤退到浦口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计划突围，整个南京一片混乱。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撤离南京以后，唐生智到武汉见蒋介石，呈递了一份南京保卫战的概要，然后向蒋介石请罪：“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
蒋介石没有处分唐生智，允许他回湖南闲居。
这样的做法，可以视为蒋介石默认自己是南京大屠杀的第一责任人，唐生智给他背了黑锅。
此后12年，唐生智基本都在湖南故乡闲居，抽空读了很多佛经，办了一所耀祥中学，1949年又通电拥护“湖南和平解放”，最终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终了余年。
对于唐生智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善终，但从唐生智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有机会获得更高的历史地位，甚至是千古流芳。
这个机会就是在南京殉国。
南宋状元文天祥，前半生莺歌燕舞、声伎满堂，享尽荣华富贵，但在蒙古灭宋的时候，文天祥开始组织义军反抗。
尽管反抗失败了，文天祥却凭借坚贞不屈的气节，以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名垂古今，任谁说起这个名字，都要留三分敬意。
明朝末年的阎应元，仅仅是没有品阶的江阴典史，正常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留下自己的名字。但在清朝入关以后，阎应元组织江阴军民抗清81日，直到江阴城破无力回天，阎应元才死难殉国。
临死前，阎应元留下一首绝命诗——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就凭这么一件事，阎应元成为“抗清三公”之一，被江南人民纪念了数百年。
文天祥和阎应元的肉体虽然死了，但因为反抗侵略壮烈殉国的故事，换来精神层面的永生。
回到全面抗战时期，国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是副总参谋长左权。他们两人都是新中国承认的烈士，2009年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张自忠的军衔是陆军中将，左权的军衔是陆军少将，而唐生智的军衔是陆军一级上将。
张自忠和左权都能获得如此殊荣，可想而知，如果唐生智在南京殉国，历史地位肯定比他们两人更高，甚至有可能成为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样的话，唐生智便是永生的。
可惜啊，唐生智终究是旧社会的军阀出身，政治觉悟不够高，也有些留恋现实世界的荣华富贵，没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世人都称唐生智为“佛教将军”，可他离成佛得道，就差了“舍身”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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