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中国发行了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它的发行速度之迅猛，发行量之大，近乎一夜之间攀居世界之首。据报载，仅“文化大革命”几年之内，国内就出版了30多种文字，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以亿计算。以“毛主席语录”为主体，在中国大地掀起的浩瀚的红色海洋呼啸澎湃。大街小巷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必须悬挂大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牌。
军队是红海洋的源头，《毛主席语录》的发源地，因此，对毛主席表示虔诚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的形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军队领导着时代新潮流。“《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天天读，雷打不动”，“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均是在全国“大学解放军”的热潮中从军队向地方推而广之的。
《毛主席语录》最早诞生于解放军报社，为弄清这一重大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笔者拜访了解放军报社的退休编辑田晓光女士。
“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一上任就提出：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顶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
1960年9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林彪提议，会议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并提出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个《决议》中，林彪还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个《决议》，从内容到结构都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初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戏称他的这种做法是“复古”。
毛泽东对这个决议非常满意，据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现出极大的喜悦。”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并批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毛泽东的指示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为此后若干年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最具时代特点的系统的纲领性文件。
20世纪60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1960年3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
军报党委按照林彪的指示，于1961年5月1日起开始在《解放军报》报眼（在报头右侧位置）上刊登毛主席语录。
田晓光当时在《解放军报》资料室负责马、恩、列、斯、毛的语录卡片资料工作，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自然就落到了她的头上。她在每天下午社里的编前会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心，负责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此项工作后来又几经易手，总编室和各部的同志都曾参与过）。
当时，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书，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择出应时的毛主席语录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军报领导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也感到压力很大。天天选登，有时难以为继。但此事是林彪交办的，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不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为此，当时任报社总编辑的李逸民专门去请示了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罗荣桓明确答复说：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尽管罗荣桓的指示使报社压力稍有减轻，但报社做具体工作的不敢有丝毫懈怠。
解放军报社副总编唐平铸带领人马到新闻界典型单位去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做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对于《解放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有借鉴意义了！唐平铸指示军报资料室马上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资料室派了4个人抄了一个星期。卡片抄回来后，由田晓光负责整理。她按军队工作需要设专题重新排列，并把军报以前积累的卡片也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才比较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也是以这套目录为基础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受到了部队的广泛欢迎。当时军队里人员的文化素质不是很高，让战士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很大困难，而军报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精辟、最通俗地道出真理的语句，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
林彪对他提出的毛主席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总政已经印发了一本毛主席著作选读本，《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要求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供全军指战员学习的呼声很高。林彪看过《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稿后，批示：“很好，可以印。”
1961年5月1日《解放军报》按照林彪的指示天天刊登毛主席语录以后，部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也变得简捷了。后来，林彪又提出了很著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30字学习方针：“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该方针在部队被广泛运用，选择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解决部队官兵活的思想，便成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捷径中的捷径。从那时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异军突起，调动了全军基层官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
在全军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典型单位和个人，当时最具有典型推动意义的当属某部指导员廖初江。
自从《解放军报》天天刊登毛主席语录起，时任班长的廖初江就带领全班开始用“毛主席语录小黑板”的形式学习毛主席语录。在他的带动下，连里各班和连部、伙房、食堂的墙壁上，都挂着一块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小黑板。战士们说：“这是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好方法。”
战士们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他们平时挂在墙上学，行军背在身上学，生产竖在地头学，射击摆在靶场学。
战士们说：“小黑板，抬头见，毛主席教导在眼前；天天学，天天用，行动有指南，步步走向前。”
战士们称赞这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有三快：学得快、用得快、见效快。
他们有时还把各班的毛主席语录小黑板集中起来开晚会，由各班讲他们带着什么问题选学什么语录。学习报纸重要新闻时，也结合学毛主席语录，他们把这叫做“语录配新闻”，使大家对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毛主席的指示也理解得更深了。
廖初江所在连学习毛主席语录，每班有几个骨干，他们在学习中都积累了一套常用的毛主席语录，可以及时针对问题选读。每次进行政治教育运动，或布置工作任务，连队事先集训骨干，教给他们利用什么时机、遇到什么问题，应该组织全班学习什么语录。各班为了使问题找得准，语录选得准，常常是班里同志一起找班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确定选什么语录，集体学习，订出行动措施。过些时候，大家再议一议学习心得，看一看自己的行动，做到学一条用一条，学会一条再学一条。
在廖初江经验的启发下，部队有的单位将毛主席语录做成语录笺学习。有的部队指战员还将报纸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剪贴下来，分门别类，自制成语录本。《解放军报》和军内的一些小报开始大量连篇累牍地报道用这些方法学习的经验。
那个时期，《解放军报》不断地接到部队干部战士的来信，希望军报能把刊登过的毛主席语录汇编成册，下发部队。这些信件通联处都转到了田晓光的手里。鉴于这种情况，田晓光拿着部队的来信，向主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编唐平铸建议，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她认为当时编辑《毛主席语录》的时机还是成熟的。
首先，毛主席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在1958年时，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集纳毛主席20年间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有关论述，冠以《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称发表，当时毛主席曾用批示、改写按语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他说，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时间相距20年之久，又采取集纳的形式，但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
第二，当时，《解放军报》在工作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辑录大型毛泽东专题语录的经验。比如，1961年，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后，田晓光他们集中整理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题语录汇编。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第三，第三，《解放军报》资料室已建立起了一套较完整、较实用的毛主席语录专题卡片，对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提供了较完整的材料。第四，这件事会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因为这是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
唐平铸听了田晓光的意见后，先是开玩笑地说：“你们胆子不小啊！敢提出给毛主席编书。”后又认真地说：“这是一个好建议，但事关重大，我们报社定不了，要向上面请示以后再说。”
1963年12月20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全军上下政治工作方面的要人。解放军报社副总编唐平铸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要求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供全军指战员学习的呼声很高。当时，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正好刚从参加中印自卫还击战的部队回来，也提出了为部队编一本《语录》的想法。姜思毅在会上说，在中印自卫还击战中，指挥员在战场上用毛主席语录鼓舞战士士气，效果非常好。姜思毅与唐平铸议论这事后，当即请示了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萧华认为是个好建议，但是有些问题比较为难：一是不知道毛主席本人的态度。二是以往毛泽东著作的编辑整理工作都是由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持搞的，我们军队编《毛主席语录》会不会受到指责？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会不会有偏差？三是如果能编，谁出面组织编？搞不搞班子？……诸多难题中最重要的是此事涉及毛泽东本人，毛泽东肯定还是否定？关系甚大，因此很难马上拍板。罗瑞卿、萧华和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领导同志反复权衡后，认为还是让解放军报社编好，解放军报社是总政直属单位，《语录》的编者可署名“总政治部”。
唐平铸从会议上打电话给田晓光，要她具体办理此事。他说，总政指示要编一本《毛主席语录》。要快，要在会议期间发到每位代表手里征求意见。他让田晓光先拟个提纲，他回报社再定。
为了保证如期完成任务，报社又调来一位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陈士忠参加这项工作。时间紧迫，必须争分夺秒。
田晓光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先拟定了编选计划。她当时对《语录》专题的设置是这样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涉及的领域广泛，要选一些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全军官兵个人思想革命化有较强针对性的语录，依此设类，共设立了20多个专题。编选计划先送唐平铸审查，后经唐平铸修改，社党委研究通过后，一班人马上投入了编选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采取选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出一个专题，校对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仍觉得速度慢。最后索性搬到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除夕之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诞生了。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也可以说是《毛主席语录》的雏形）出版了，选编毛主席语录200多条，因此书名定为《毛主席语录二百条》。16开本，白色封皮，红色书名，落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实际收语录268条，分设23个专题。
《毛主席语录二百条》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田晓光等人对《毛主席语录二百条》进行了增补。5天以后，新的《语录》问世，书名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白皮红字，落款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语录》“前言”略有改动，下署日期为“1964年1月10日”。
这本《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二百条》的基础上，内容作了一些调整，增设了2个专题，共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此版《毛主席语录》除了发给与会代表外，还少量地下发部队征求意见。因当年印制数量少，现在社会上也很难找到。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另外还包括一些先进单位征求意见。就这样，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语录》（雏形）就诞生了。
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征求意见的过程中，部队广大干部、战士一致要求将内容再充实一些，并尽快发到部队基层。
报社编辑人员又开始了第二次对《毛主席语录》的增补工作。经过上上下下的反复论证、修改，最后定稿所设专题扩大到30个，类目顺序和类名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前言”与1964年1月10日的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稿）“前言”的内容基本相同，但落款改为“总政治部 1964年5月1日”。
这本《毛主席语录》编好后，报社送军委、总政领导审查。林彪批示：“很好，可以印。”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1本，战士每班1本，《解放军报》还为此发了消息。
在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前，报社编辑部人员建议请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题词最好写：“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让田晓光将这四句话通过军报秘书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当田晓光拿到题词后，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她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田晓光拿着题词感到为难，请示唐平铸。唐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这样制版算了！”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在“听”字旁边还多写了一点。《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对这个“听”字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请工人做了技术处理。
这本1964年5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是正式出版的第一版《毛主席语录》。
根据部队意见，这本《毛主席语录》改为52开本（分简装和精装两种，简装为白色纸面封皮，精装为红色塑料封皮）。这是最早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可以揣在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
《毛主席语录》下发部队以后，成了军队广大干部、战士的启蒙教材。
罗瑞卿对“前言”中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表示不同意：“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
1964年7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发行，其中毛泽东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4篇文章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为使《毛主席语录》中有这一部分内容，并弥补过去编排上和所选内容上的不足，解放军报社提出了《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意见。正在这时，康生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分别打来电话，提出《毛主席语录》中有3条语录虽是毛主席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主席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这个意见得到上级批准。
在再版《毛主席语录》选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内容增减问题。
田晓光等人认为，从各个专题的设立看，大的方面都有了，就是充实专题中的内容，重新审视一下内容是否正确、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对原有的30个专题，没有做大的改动。变动比较大的是增加了3个专题。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妇女”专题和“党委领导”专题。这样，再版的《毛主席语录》就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的毛主席语录也由335条增到433条。
为了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编选条目更加完整地反映毛泽东思想，更加切合部队需要，唐平铸指示田晓光等人下部队征求意见。
田晓光到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当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副指导员孔祥秀对《毛主席语录》前言的改写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他说，《毛主席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前言应该有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可以把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论述加进去。
从部队回来后，田晓光专门将孔祥秀对前言的意见向上作了汇报。唐平铸亲自重新改写了前言，把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的这段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加在了前言的开头：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地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
在军报领导讨论研究《毛主席语录》再版本修订问题的会上，罗瑞卿对“前言”中引用的林彪的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表示不同意，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时，采纳了罗瑞卿的意见，从“前言”中删去了这句话。
1965年5月，总政各部部长们在三座门开会，会议结束后，临时决定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讨论审定《毛主席语录》再版本。
唐平铸由三座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田晓光马上赶到会场。当田晓光走进会场时，总政各部领导都已在等待了。唐平铸就对田晓光说：“快来快来！你来介绍一下选编《毛主席语录》的原则、指导思想，以及前言的修改，内容的调整、增减和存在的问题。”田晓光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思绪，把这几天来脑子里装的问题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把拿不准的问题也交到了会上讨论。
最后，会议对“前言”和全书的33个专题的设置一致通过。这33个专题除了3个新增设的外，个别的专题名称作了调整。经会议讨论，语录仅删去了6条，定为427条，共8800字。
这本再版本《毛主席语录》就这样如此顺利地通过了。经军委和总政领导审查批准后，于1965年8月1日正式出版。编印单位和“前言”署名仍为“总政治部”，发行范围仍为部队“内部发行”。根据林彪的指示，发放范围由原来干部每人1本，战士每班1本，扩大到全军上下人手一册。为了更方便携带，又由52开本缩为64开本，全部装上红塑料皮封面。
《毛主席语录》从编辑到出版，受到了罗瑞卿、萧华、刘志坚等军队许多高级领导的关怀，他们一遍一遍地审，一遍一遍地改。报社领导也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尤其是主管《毛主席语录》编选、出版工作的解放军报社当时的副总编唐平铸，从拟定专题开始，到一次一次的修改审查，以至前言的修改，“再版前言”的撰写，一直到《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在《毛主席语录》编选、出版过程中，他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上面沟通军委总部领导，下面具体组织实施。他曾为《毛主席语录》的修改、出版，多次到林彪家中当面请示汇报。林彪“很好，可以印”的指示就是他向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转达的。这些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毛主席语录》的编选、出版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甚至是创造性地工作。
《毛主席语录》再版本在全国发行后，特别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报又陆续收到广大读者提出的各种意见，意见主要集中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述上。意见大都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应该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提法重新改写。
军报根据读者意见，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建议修改前言。同时他们又向领导提出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修改好后，先登报，然后发活页给读者。
总政领导很快就批准了军报的报告，并认为他们的建议可行。
这次前言仍由唐平铸亲自动笔修改。
前言修改完毕，在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为了便于出口，署“人民出版社”为好。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上面。后来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突然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刊登在全国各家报纸上。
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见报后，田晓光将它与原署名“总政治部”和“人民出版社”的小样在文字上核对了一遍，内容一点未变。
《毛主席语录》从军内走向全国，以至后来走向世界，到底印发了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1本太少，大家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1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一位战士。”从那时起，全军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各地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向解放军报社要《毛主席语录》，有的单位还派人来联系购买，后来有的大单位干脆要求解放军报社代印。
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毛主席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只送了军委、三总部领导同志各一本样书审阅，未送中央其他领导。最先是朱德，5月5日，书正式出版第5天，他就派秘书到军报来要。朱德索取《毛主席语录》还有这样一段小插曲：当时军报发行科科长是夏云成，副科长是高寄语。朱德的秘书来到发行科，是高寄语接待的，高请这位秘书代向朱老总求一幅字。没几天，朱德就让秘书送来了一幅“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条幅赠与高寄语。夏云成知道这件事以后，托高再为他向朱老总求一幅字，朱老总又为夏云成题了一幅“独有英雄驱虎豹”的条幅。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派人来拿。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曾三次索要，还要求直接送到办公室，以免收不到。刘伯承、贺龙、张际春、李达、邓子恢、彭真等也都先后来要。
对于领导同志要《毛主席语录》好办，而一些地方单位、个人来要就使军报无法招架了。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解放军报》领导请示主管军报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
5月9日，刘志坚来电话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的情况和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
然而，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毛主席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打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毛主席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工作任务繁重，军报专门成立了《毛主席语录》发行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毛主席语录》再版，但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原计划发行420万册，结果猛增到1300多万册。当时承印《毛主席语录》有11个印刷厂，工人们白天黑夜没命地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分批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报社领导请示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批示：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同时提出，地方要军报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让军报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叫他们自行印刷发行。
1966年3月1日，文化部党委向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提出《关于〈毛主席语录〉印制发行工作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同意，《毛主席语录》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
《毛主席语录》决定向全国发行以后，各地印制《毛主席语录》原由解放军报社供应纸型，后来所需纸型突然增多，解放军报社制型设备不足，建议由文化部安排解决，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文化部同意，确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制型供应全国各出版部门。为此，文化部于1966年4月14日，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出版）局（厅）发出《供应〈毛主席语录〉纸型的通知》，明确指出：“确定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制型供应，你们如需要补充纸型，需要几副，请速直接与该社安排制型供应。”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也包括《毛主席语录》。从此，印制《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按各自地区人口的数量为标准印制，达到人手一册。
《毛主席语录》到底印发了多少？至今没有一个十分准确的数字。
据1969年1月2日新华社发的消息，全国已有300多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仅1966年到1968年11月就出版发行了7．4亿多册（不包括军队和地方单位自己印的）。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毛主席语录》越出越多，从16开本到128开本以及缩印袖珍本和学生使用的课本，还有以《毛主席语录》为主的三合一、四合一，以至到六合一版本。除汉文版外，有蒙、维吾尔、哈萨克、藏、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版本，还有盲文版，一下子覆盖了全国。
《毛主席语录》走向全国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还引起了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风潮，全国各地都编，各种版本在社会上流传不少，但是都没有总政这本《毛主席语录》发放的这么广泛。
《毛主席语录》很快就走向了世界
1966年，《毛主席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毛主席语录》出口一事。
10月，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同志到军报联系《毛主席语录》出口事宜，他们说，中宣部已经批准出口总政这本《毛主席语录》了。
11月8日，他们再次与军报联系，说香港读者迫切要求出口《毛主席语录》，等不及修改“前言”了。并说外办廖承志报告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已批准给香港发一副纸型。他们已经将“内部发行”字样去掉了。先出口30000册。希望军报尽快修改好“前言”，交他们出版，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11月18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又向文化部、宣传部打报告，希望尽快赶印《毛主席语录》出口本。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毛主席语录》已有国际书店向我所订货10万册，香港订货8万册，我所已于1个月前向人民出版社提出印制出口本20万册的计划……《语录》出口问题长此拖延下去，势必造成重大的政治损失……”
起初不能落实出口的主要原因是“前言”和“内部读物”问题，后来，“内部读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再印时去掉字样就行了；1966年底，林彪署名的“再版前言”发表后，这“前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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