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
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
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
话说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签发训词。他还批示道：“特指定军事学院刘院长（即刘伯承——笔者注）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之学员宣读军委主席之训词。”训词全文如下：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25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可。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2年7月10日
7月11日，毛泽东决定由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
7月11日，毛泽东给他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的来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况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时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缺粮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有便望将乡情赐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7月11日
7月13日，“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个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其中说，遣返朝鲜人民军战俘占人民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80%左右，而遣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则只占志愿军战俘中应被遣返总数的32%。
7月18日，毛泽东关于不接受敌方遣返战俘方案致电斯大林，他写道：
致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度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1、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湖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2、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1）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2）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3）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3、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关于抗美援朝问题，他说：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7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10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12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3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30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1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3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100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3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有党外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向毛泽东询问，要多少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毛泽东说：
“大概二三十年吧。”
此时，毛泽东的大致设想是，经过“相当长久”一段时间，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就可以采取步骤，一步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接见了这个月刚刚被任命为地质部长的政协常委李四光，他饶有兴趣地问李四光：
“‘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李四光听了非常感动，没想到博学多闻的毛泽东还如此虚心，如此关心地质科学，便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特意邀请来北京参加会议的程潜到家里吃午饭。饭后，两人外出散步，边走边聊，来到了中南海边。毛泽东对程潜说：
“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的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点头笑着说：
“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
毛泽东见南海边泊着一条小船，便提议说：
“我们划划船吧。”
说罢，他登上了那小木船，待程潜上船坐稳后，操起桨要亲自为程潜划船。程潜忙说：
“使不得！使不得！你是国家主席，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毛泽东说：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家乡人，还分什么彼此。何况你已是古稀之年，总不能让你划桨啊！还是客随主便吧。”
说着，他操起桨划着小船向前驶去。
8月7日，毛泽东召见梁漱溟。梁漱溟在谈话中提出要到苏联去做学术研究。毛泽东摇了摇头，说道：
“这不合适。派你去苏联参观访问，游历一番或去苏联进修一门学问，这两种情况都不合适。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嘛。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8月21日，毛泽东给毛宇居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1、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2、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9月动身北上。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顺候近安！
毛泽东 1952年8月21日
8月间，江青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经毛泽东同意，她第2次去到苏联治病。
美国记者维克多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记述了江青这次在苏联治病的情形，他写道：“苏联医生直接把她拉进了外科实验室去观察她的肝脏，但没有除去集聚在胆囊里的水。经过外科抽样检查，提出治疗方案。她再一次被送到苏联南方的她所讨厌的雅尔塔。为了减退不断的高烧，她被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每次2千万单位，这样的剂量和次数只能使得她感到更糟。她痛惜她个人完全没有权势，但她的抗议是完全徒劳的。在那个令人讨厌的雅尔塔的冬天，她越来越思念家乡，但医生不让她回国。她想，他们要把她留在那里，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治好病而感到惭愧。最后，他们把她送回到莫斯科，安置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后来她有幸被转移到了克里姆林宫里雄伟的宫廷医院，那里是为政府的高级官员而准备的医院。”
再说8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行司法改革工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关于开展司法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前有几次电示，最近政务院已批准了中央司法部史良部长所作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各级党委应认真布置并推动政府机关切实执行。
各级人民法院机构的改造和反对旧法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应将二者结合进行。但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法观点，乃是长期的思想斗争，而对法院的组织整顿，特别是清除那些坏的无可救药的旧司法人员，调换那些旧审检人员，代之以真正的革命工，则是可以在一次短期的运动中基本上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必须是从清算旧法观点入手，最后达到组织整顿之目的。法院的改革不宜用改造一般旧人员的办法来逐步地改进和提高，而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组织办法，以彻底改变各级人民法院的组织成份。对于法院中罪行重大且有民愤的坏分子，还须给以刑事处分，以严肃法纪教育干部和群众。但在组织处理中，必须严防草率从事，轻易开除的毛病，以免造成失业或难于转业安插。因此，除了应受刑事处分者外，即使对于那些恶习较深的分子，也必须妥善安置，给以生活出路。现在司法机关的旧人员，原则上由司法部门尽可能的留用，将原任审检工作的旧司法人员调作技术性的工作，将不宜作重要工作的调作次要工作。其不能留在司法部门的，也必须经由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审查，或分配其它工作，或给以劳动就业机会，或资送还乡生产，务使各得其所。
此外，各地还应利用这次机会，把大学政法院系的教授组织到司法改革运动中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不能继续担任政法教授，对于这一部分人尤须妥善安置，或改教其他的课程，或改任中学教员，或帮助其转业改行。同时选拔适当的教师加强政法教育工作，以利政法院系的整顿和改造。
中央 8月30日
1952年9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培养高等、中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师资的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全国高等、中等学校经过这次结合“三反”运动的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肃清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极需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水平，则是学校思想建设工作的中心环节。过去由于普遍缺少足够称职的政治理论师资，以致这些课程的教学水平一般都不高。为了加紧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特作如下指示：
一、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划，在中国人民大学创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为全国各高等学校培养一部分政治理论师资。第一期招收研究生300人，研究期限1年至2年。1952年秋季开始实行。
二、在高等学校的助教和高等、中等学校高年级学生中选拔优秀的党员、团员在本校担任政治理论课程的助教或助理，经常地指导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逐渐培养他们成为高等、中等学校新的政治理论师资。这是现阶段培养政治理论师资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以重视，并应指定宣传部门的负责干部领导他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中的各项问题。
三、各大行政区应选择具备适当条件的高等学校，举办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培养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设立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理论师资。
四、各中央局、分局及有关的地方党委应加强对各该地区培养政治理论师资和学校政治教育的领导，指定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长或副部长经常亲自领导这一方面的工作；并应选派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及政治教育系或政治教育专修科教课（专任或兼任），领导政治助教的政治理论学习。在目前各高等、中等学校原有的政治理论师资量少质低，新的师资尚待培养的“青黄不接”时期，尤需大力动员党委、政府、群众团体中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学校兼课，或设专题讲座，帮助政治理论教师备课。
五、各行政区培养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师资计划，由各中央局负责拟订；华北5省2市高等、中等学校政治教师培养计划，由华北局会同中央教育部党组负责拟订。
上列计划均须在9月20日以前报告我们。
中央 9月1日
9月4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把他准备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呈送毛泽东审阅。
9月5日，毛泽东看了黄炎培的讲话稿，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毛泽东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上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毛泽东还在讲稿的最后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份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有可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泽东改完了讲稿，又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9月4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敬意
毛泽东 1952年9月5日
当晚，黄炎培就给毛泽东写信说：
“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的感谢！”
9月5日这天晚上，原第3野战军第23军军长钟国楚、政治委员卢胜辖第67师、第69师、第73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后隶属第19兵团）。
此后，原第3野战军第24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均辖第70师、第72师、第74师，于9月12日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第9兵团。9月15日，原第4野战军第46军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辖第133师、第136师、第137师，由辽宁安东入朝，隶属志愿军总部（后来隶属第19兵团）。
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泽东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于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会后，黄炎培的讲话稿又印发给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
9月17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1952年4月1日重新发表后，李达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矛盾论〉解说》一书，9月11日寄给毛泽东审阅，同时请求毛泽东为长沙爱晚亭题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9月11日的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3个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4章第10段第3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8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2版时，已将这8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顺候教安
毛泽东 1952年9月17日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联合国军”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接着，第12、68、65、40、38军和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完成准备后也陆续发起战术性反击作战，使“联合国军”大为震动。
9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粟裕、安子文、杨尚昆、饶漱石、习仲勋。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就“一五”计划的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据薄一波在1965年“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是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其参加。（下面讲一段战争形势）争取15年不打仗可能的。”
毛泽东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振奋。他们认为我国开始搞社会主义了，这是全党梦寐以求的大事。同时，大家认为这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外有利形势做出的新判断，为全党指明了方向。公安部长罗瑞卿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向政法委员会和公安系统的干部作了传达。但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中央在发现了罗瑞卿的做法后，对他进行了批评。罗瑞卿作了检讨，并请求处分。为此，毛泽东后来于11月13日在给周恩来等十几位领导人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请看后边详述。
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送审稿时，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划去，并在旁边批示道：
“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中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2年10月1日，首都50余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庆典，时称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庆节”。
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来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泽登巴尔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检阅台上的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委员，各委、部、会、院、署、行的领导人，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首长，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在观礼台上，有各条战线上的代表，有华侨回国各观光团的团员。出席观礼的还有苏联专家代表，在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和贵宾，各国使节和外交人员等。
在天安门城楼和观礼台上观礼的国家领导人和嘉宾共有1万多人。
上午10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全场肃立，军乐队高奏国歌，100门礼炮齐鸣28响。
朱德乘车检阅受阅部队。
接受检阅的武装部队分列式开始了，聂荣臻乘车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由东向西行进，共有66个方（梯）队，受阅人员11300人。与往年不同的是，徒步方队前面增加了高举“八一”军旗的“仪仗兵”。
受阅民兵来自全国各省区，分属汉族和蒙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满族、朝鲜族、黎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携带着先进的轻武器，穿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色彩缤纷，构成了与以往国庆节阅兵分列式不同的一道亮丽风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
空军机群组成9个梯队，共有153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受阅。
阅兵式历时65分钟，全场观众一直都是欢声雷动。
“保卫和平”是这次国庆阅兵和游行队伍的主题。游行群众高举着各种标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高呼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在金水桥前放飞一群群白色的和平鸽，欢呼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热烈而坚决地表达了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与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
10月2日，毛泽东因堂弟毛泽连来信说他家生活困难，就给东茅塘的堂兄、少年时代私塾老师毛宇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祝，甚为感谢。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3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100万元为六婶葬费，200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另寄200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康吉
（这些钱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泽东 1952年10月2日
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苏联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
10月3日是中秋节，下午，中南海派来一辆小轿车，把毛泽全夫妇和3个女儿一大家子人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共度佳节。
毛泽全是在前些时候由华东军区后勤部生产部长调来北京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生产管理处任处长，他的爱人徐寄萍也调到总后工作，居家迁到了北京。
毛泽全一家来到菊香书屋，见毛泽东身着旧衣和布鞋，正坐在一个凉棚下的藤椅上看材料。毛泽全老远就叫了声：
“主席！”
毛泽东见叶子龙领着客人来了，立即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迎上去，看着他们全家人，笑盈盈地说：
“泽全，你有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好。”
毛泽全、徐寄萍赶紧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孩子们也走到毛泽东跟前喊道：
“伯伯好！”
“好，好。娃娃们好！”
毛泽东高兴地应着，引着客人进了客厅，招呼道：
“坐，坐，大家都坐。”
工作人员端上茶水，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退了出去。毛泽东问起徐寄萍的工作和家庭情况。徐寄萍说，她是1940年在上海参加学生协会，1941年随一批同学到苏北新四军一师参军。父亲是教员，已病故。现有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个妹妹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带着母亲在上海工作。毛泽东听了，连连说：
“好，好。你们是革命家庭。”
他话头一转，又问道：
“你是从上海去革命根据地的高中学生，为什么要找泽全这样一个土包子，种过地的泥巴腿子？”
徐寄萍闻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笑而不答。毛泽东就说：
“这很好，你们一个是工农分子，一个是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就是要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学习。”
他又指着徐寄萍说：
“看上去你身体较瘦弱，有什么病么？”
徐寄萍说：
“没大病，只是常头疼。”
“你去医院看看耳朵，有时耳朵有病治好了，头就不疼了。”
毛泽东说罢，又问孩子们在哪儿上学。毛泽全的大女儿毛远慧抢着说：
“我在11小学读3年级，妹妹远玲在五一幼儿园。今天同学们知道接我到中南海看毛主席，都要我代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笑了，说：
“那你代我问问同学们好啰。”
此时，叶子龙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又从中联部招待所接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民的遗孀王淑兰。
王淑兰和儿媳韩谨行这一次来北京，主要是为儿媳治疗支气管扩张。韩谨行出院后对婆婆说：
“我想借这个机会见见主席大伯。”
王淑兰说：
“那就写封信说一下吧”
于是，韩谨行以婆婆的口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王淑兰的近况，又说：
“现在儿媳韩谨行来北京治病，已经出院。我准备过几天和儿媳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临行前，我们很想见见您，您百忙中可以接见一下吗？”
毛泽东接到王淑兰娘俩的信，很高兴，就派叶子龙去接她们。不巧的是，韩谨行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苏联举办的“改造伏尔加河”展览去了。王淑兰四处寻找，均未找到。只好一个人闷闷不乐地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见王淑兰来了，问她：
“你儿媳怎么没来？”
王淑兰还在生着气，说：
“她呀！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
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客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一位是毛泽东的堂兄兼塾师毛宇居，他是受韶山乡人民政府委托，来请毛泽东为新建的韶山学校题写校名的；另一名是毛泽东幼年的同学和邻居邹普勋，也是邹氏的胞弟、毛泽全的亲舅舅；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他们是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京叙旧并汇报乡情的。
毛泽全、王淑兰见乡亲们都来了，十分高兴。毛泽全这才明白毛泽东是要他们在佳节里和乡亲们会会面。大家在一起拉起家常，谈笑风生，十分热闹。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便宴招待客人。叶子龙进来说：
“进屋吃饭吧。”
“慢。”毛泽东指着毛远慧姐妹3个说：“娃娃们不能吃辣椒，今天添一盆炒鸡蛋给娃娃吃。”
他又特别交代秘书：
“普勋有病，另外单独夹给他吃。”
众人用了餐，一起到客厅围坐着，毛泽东抽烟，客人们吃苹果。5岁的远玲天真活泼，自报奋勇对毛泽东说：
“伯伯，我给您跳舞。”
毛泽东高兴地说：
“好，好。”
远玲一边跳一边唱，毛泽东轻轻地拍着手，和着节拍。两岁半的小远平，很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睁大眼睛看着大人们。毛泽东笑着指一指远平，说：
“你们看娃娃这双明亮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周围的世界呢。以后世界是他们的，有他们钻研的时候。”
说话间，远平就睡着了，徐寄萍连忙对毛泽全说：
“远平睡了，先把她抱进汽车里吧。”
王淑兰急着要回招待所。毛泽东问道：
“怎么你就走？他们都不走哩！”
王淑兰说：
“我要去寻儿媳妇，因为她还没见主席伯伯哩。”
于是，毛泽东就派叶子龙送王淑兰回招待所找人。毛泽全便趁机向毛泽东和其他客人告辞。毛泽东吩咐叶子龙将桌上的鲜果和糖块拿一些给娃娃们带回去吃，并起身送客，忽然问：
“怎么少了一个娃娃？”
徐寄萍笑着说：
“远平睡了，已先抱进车中了。”
叶子龙送了毛泽全一家，带着王淑兰来到中联部，正碰上韩谨行从外面回来，王淑兰赶紧叫儿媳上车去了中南海。后来韩谨行从中南海回到招待所，王淑兰问道：
“你是怎么称呼主席的？”
韩谨行说：
“喊主席。”
“你这憨子，怎么连伯伯都不晓得喊？”
王淑兰忍不住把儿媳埋怨了一通。
10月5日，毛泽东给齐白石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2年国庆节期间，齐白石邀同几名著名画家，共同绘出一幅《普天同庆》图，献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复信中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出了一幅毛体珍品。他写的是：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1952年10月5日
10月6日，邓华、杨得志、洪学智获悉美李军队调防的情况，决定发动第二阶段更大规模的战术反击，由西海岸到东海岸一字展开的志愿军第一梯队第65、40、39、38、15、12、68 军7个军参战。
黄昏时分，紧张防守了一天的美李军正在休息之时，志愿军7个军各以连排为单位，在东西两线180余公里的正面上，选择了40多个目标，向美李军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10月8日，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悍然宣布和谈无限期休会。
这一天，克拉克又批准了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金化攻势”计划。美李军此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上甘岭地区的597.9高地和537.7高地。
此后，中方参与谈判工作的李克农和乔冠华，由于美国单方面中止谈判而奉命归国。
欲知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新一轮的较量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是一篇重要文献，为读者正确理解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以及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又先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意义，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正是由于“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天下大定。”“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正因为有这样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要争取10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正所谓“天翻地覆慨而慷”，用这句话形容伟人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很恰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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