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历史能被扭曲成什么样子?阎锡山就是个例子。
作为抗战期间的三蛋舞王，他到底有没有投降日伪，在四十年前根本没有疑问。但现在不同了，有的认为表面没有、实际有;有的说有想法、没行动;有人还夸他是“糖衣吃掉、炮弹打回”;当然也有吹建设成绩的。总之，都不觉得有实锤。
其实，当年无论是我方、蒋方，甚至日本的史学界，都给出过无数的证据。
只不过网络舆论场上，有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需要锲而不舍的吹阎锡山，以至于今天根本就没人提他当汉奸的事了。好在这几年公开了不少原始资料，让我们能来个铁证如山。
从辛亥革命开始，山西就是阎锡山的私人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军和我军先后进入山西，侵华日军也打了进来，才形成多方博弈的局面。太原沦陷后，山西105个县，只有20个县还在阎锡山手上。
1938年，晋军与中央军、八路军召开临汾会议，商定自太原至同蒲铁路南端的黄河北岸，以铁路为界，西方归晋绥军、东方归中央军、正太路东北归八路军。作为实力最弱的一方，阎锡山确实要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但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当这三个蛋不得不打碎一个时，他的首选就是八路军。
1939年12月，国军正准备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晋军的旧势力却丢下日军不打，反过头来突然发起了晋西事变，要消灭和吞并我党影响下的山西新军，可惜山西旧军太不经打，出动一个多集团军，被我军1个旅打得满地找牙，反而促使12万人的新军全面倒向我军，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赵成绶一个集团军，八路仅358旅，结果……
除了残杀115师后方医院1000多伤员泄愤外，别无所获，这场较量下来，晋军所剩无几，根据军统的报告，战斗结束后，晋军号称有四个集团军，实数只有四万多人：
眼看自己兜不住了，阎锡山不得不求助于蒋公。而对于驱虎吞狼的事情，老蒋当然愿意，马上表态：抽调中央军过河!
公平的说，老蒋这时候确实不希望老阎直接垮了，一再交代过河的徒子徒孙们：“不得干预地方行政”。
但放狗出笼，干抢钱、抢粮、抢地盘的事情，一道命令哪里管得了?中央军刚刚过河，立马就干预地方行政，把老阎的县长打跑，改派自己的亲信上任，一口气换了22个县长。对晋军剩下的军队也不放过，原本人家就没剩下几个旅，1940年卫立煌还拉走了一个，双方矛盾因此急剧激化。
93军军长为刘戡，中央军汤恩伯派系
到1940年6月2日，阎锡山公开表示：山西无法执行国府命令;1940年6月13日，晋绥军各旅、团长公开声明，表示中央军 “已成影响我军存在之极严重问题”。
对于“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阎锡山来说，这已经是最严重警告。
只是抢地盘也就罢了，中央军到来后，还禁止山西本省钞在山西的流通，理由是晋钞滥发，形同废纸，自己不能吃亏。
可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由山西垫付、国府又没有补发的军费，已经高达一亿零二百三十五万元，全靠印钱，咋可能不泛滥?这时候的晋军，手上全是晋钞的，中央军一禁止流通，他们吃饭都成了问题。
对此，阎锡山要求国府每月补助100 万元，并一次性给6200万法币，作为晋钞整理的准备金——在他看来，不另起炉灶，那总得管饭吧?没想到孔祥熙表示，给钱可以，但是山西本地银行以后就不准发晋钞了，要跟财政部合办山西兴业银行。
说白了，就是要掌控山西金融大权。饭，是要管滴~但请你交出碗筷。这可要了阎锡山的命，当然不答应了，转而坚决抵制法币在山西境内流通。
这下，蒋公也感到问题严重了。命令何应钦、孔祥熙无论如何要安抚阎锡山，何应钦倒是也安抚了，同意把晋军整编为4个集团军，25个师，每月增发经费271万元。但前提是执行蒋系的人事、经理法规——孔老爷只是要财权，何老爷连人事权也要抢走，这不是刨老阎的命根子么，哪能谈得拢?
所以，国府原本期望通过军政、金融整理而控制山西，却使阎锡山离心离德。阎锡山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国府的力量对抗八路军，结果中央军来了更要命。山西籍的国府高官徐永昌就在日记里感叹：“敬之越替中央打算，国家越吃亏;阎先生越替自身打算，山西越吃亏”——一句话，两边的水平都太次了，搞不了这种高端操作。
所以，从1940年底开始，随着晋绥军生存环境的恶化，阎锡山开始突破民族底线，找上了日本人。根据赵承绶的回忆：1940 年底开始，阎锡山开始与日本秘密联络，试图获取军事经济援助。
日方对他的困境也很清楚，毕竟从1939年10月后，晋军就不再对日军积极作战了，晋西事变后更“灰色化”了。1940年4月，日本外交部门就报告，晋军内部不断有人暗中投敌，于是，侵华日军著名的“对伯工作”也正式展开。
1941 年3月31日，经过前期接触准备，日、阎双方进行了第二次白壁关会谈，阎方正式提出了自己的要价：第一，由阎军控制山西;第二，由日方提供经费和装备，协助晋军扩充到30万。
如果满足这个前提，阎锡山就考虑到到北平当官。半个月后，恰逢《日苏中立条约》签订，阎锡山的抗战信心进一步动摇，在晋军内部大放空气，说“第二战区半年内要突变”，蒋公也判断老阎可能要“降敌求生”：
赶紧提醒胡宗南做好准备，要预防日军突然接管晋军防区。
更严重的是，中央军自己不争气，5月还在中条山搞出一场大败，被日寇驱逐到黄河以南，再无法包围、威胁晋军，让阎锡山的投敌环境更加安全，从此放飞了自我，逢人就说：“以后局势，国党、共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为六分之三，汪伪为六分之二，国党仅有六分之一的希望”。
考虑到老阎已经跟我军撕破了脸，蒋公认为他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暗示自己即将投降伪军。徐永昌也同意蒋公的判断，认为阎锡山在“看定中央无办法、无前途;或西安陷敌之时”就要发动部下投敌。
因此，中条山战役之后，阎日加快了勾结，6月30日，美国截获了阎、日双方白璧关会议的内容，赶紧私下通报给了宋子文。
1941年8月7日，日军把孝义让给晋军，把诱降工作上升到“总军”层级，以求尽快落实。恰好日美谈判似乎有所进展，更让阎锡山觉得，早点找出路是对的。1941年9月，赵承绥代表阎锡山，与日军签订了遗臭万年的《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
对于晋钞整理、扩军、补充武器等问题，日军来者不拒，全部承诺解决，光现金就给一亿多，步枪要提供10万支。而晋军除了要公开宣布投敌，还不能进入山西铁路沿线五公里内，同意日军在境内长期驻扎、一起剿共，说白了，就是彻底座实自己二狗子的地位。
其实，早在1940年12月，中统已经搞到了日、阎会谈的详细内容，可蒋公不太相信，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直到1941年4月21日，发现阎锡山开始向部下部署投降准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日记里破口大骂。不过这时候采取行动已经晚了，只能安抚为主，况且徐永昌就明白的说，晋军之所以有二心，首要原因就是被中央军欺压，跟我军的冲突尚在其次。
所以，为了给老阎出气，蒋公连续处理刘勘等不懂事的中央军将领，又一次把胡宗南骂了个狗血淋头，连手下汇报晋军投敌的情报，也被当成破坏蒋阎爱情的反面典型。
可没想到的是，脸皮厚的遇上了不要脸的。老阎看破了蒋公这种不敢说破的心态，干脆在电报里没话找话，反复、多次、连续搞一些莫名其妙的发言，暗示自己投敌，是执行蒋公的命令：“我无时不以党国福利为前提，无时不以委座意旨为意旨，以身许国……对于华北赤化之深较委座了解，感觉亦切，我的处理表面上无论如何，骨子里绝不会离开国家，离开委座”：
——汉奸嘛，当年投日本鬼子说自己是为国为民，今天投美国鬼子也说自己为国为民，只不过他们那个“国”，不是你我这个国，他们那个“民”，更不是你我这种民罢了。
但蒋公自己就是耍流氓的高手，能让你栽赃么?
觉得事情无可挽回后，立刻发出了最后的警告，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蒋公大概是觉得自己软硬兼施的招数都没啥效果，最后拿出来威胁阎老西的终极武器居然是……八路。从蒋公日记来看，他确定的“对阎警告之最后原则”是：第一，要投你自己投，别扯到我蒋某人身上;第二，晋军投敌，中央军一定讨伐;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警告阎锡山，如果你借倭兵“剿共”，无论借来多少，必定被共军消灭，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不说，反而是“帮共军成功”、成“千古之罪人”……
这就让人很尴尬了。
当然了，电报威胁虽然有点作用，但是不大。阎、日双方还是基本确定，在1941年11月内必须要公开做点表示，这时候的阎锡山，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可惜，命运还是比较眷顾老阎的。
很显然，侵华日军根本就养不起这种大型犬。答应给十万条新枪，后来降到一万条旧枪，最后实际交付数还不足五千;答应给1亿多元的经费补助，后来变成“最高限额三千万”：
还谁也不愿意掏腰包，在正金银行、汪伪政权、华北方面军之间推来推去，还要汪伪拿海关收入做抵押，到美日开战后，还在变更债权人，大大拖延了时间。
结果拖到11月23日，美、日谈判及时破裂：
让阎锡山认识到，自己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完全错误，立马焉了： 23日，美、日拉爆;24日，阎锡山就向蒋公高速滑跪，说自己“受敌共两面之夹击”、“又一片诚心帮助钧座规复华北”，所以被诈骗了：
“期在无害于国家、有利于战区之方法下，达到剪除异军、收复失地之目的，其心确属无他”。现在由于蒋公人格伟大，我老阎恍然大悟，知道错了，从现在开始，“决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追随钧座抗战到底，决不为国家惹是非”。
瞧瞧，要是算上时差，这堪称光速的反应，还真不愧“三蛋舞王”的大名。
对侵华日军来说，珍珠港事件一爆发，拉阎锡山投日的“对伯工作”，就不可能有成功希望，但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进展神速，阎锡山又开始和日军勾勾搭搭，希望营造一个随时可能投降的形象，把日军打击的目标转移到我军身上，上梁不正下梁歪，1942年后，晋绥虽然和日军偶尔发生小规模冲突，但双方将领经常一起吃饭喝酒，给日军节约了大量兵力，1942年5月，阎锡山还跑到吉县安平村和日军开会，被记者拍下了这张世界名画：
左边的是阎锡山，右边的是岩松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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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潮中，恢复独立自主，是全体中国人最强烈的愿望。因此，在日寇侵略的狂风暴雨中，谁坚持抗战，谁就得到全国人民拥护;谁要投敌，必然万劫不复。在1929年那种各派势力混战的局面下，阎锡山可以随意的纵横捭阖、投机取巧;而抗战中再把派系的生存置于国家民族存亡之上，那就是蠢得不堪入目了。
正因为他的举动，从1940年代开始，晋系的地位也迅速边缘化。
相比之下，1939年，日方对李宗仁、白崇禧、龙云也进行过同样的诱降，同样是地方实力派，这三位的回答如出一辙：第一，要谈可以，请日本主动求和;第二，谈判的前提是无条件恢复战前状态。高下之分，堪比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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