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说他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的说法，经常见到有人引用说事，也有人把它说成是临终遗嘱。许多朋友问我是什么时候谈的，是怎么谈起的。我的回答是：“这个谈话我不知道。在1975年10月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沈阳，所以不知道。同年11月后，我大部分时间在主席身边，却从没听他说过。我是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才从一些材料中看到的。”
这个说法有很多版本，其中有具体时间、地点、参加者的说法是：1976年6月15日，离主席去世前不久，他找了华国锋、叶剑英、王海蓉等人谈的。我只对这个说法，仅仅对这个说法，谈点个人看法。
(一)
从1975年11月，直到主席去世，我是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如果主席专门找了华国锋谈这些话，那应该是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华国锋任代总理以后的事。那时，叶帅因身体原因休息，中央决定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除了主席病危抢救过来后，政治局成员集体来到主席床前，一一和主席问候外，主席没有再专门找叶帅谈过话。
除了陪同外宾去见主席后，华国锋会单独留下来向主席汇报工作外，主席没有专门找华国锋谈过话，许多事主席都是要我去向华国锋传达谈的。唐山地震后，主席住的游泳池也出现了多处裂缝，华国锋曾要我去劝说主席搬到 202 新房子去，他说主席说话他已经听不明白了。他提到一次送走外宾，他向主席汇报工作后，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连这么简单的话，他都听不明白，还要主席亲自动手写出来。我当时完全相信华国锋说的话，因为主席对他主持政治局对天安门“四五事件”的处理很满意，说：“华同志处置果断。好！”由此，主席提议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提议华国锋任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并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
关于王海蓉，除外事活动可能陪同外宾去见主席，这是她在外交部分管礼宾工作的职责所在，但她肯定不可能参与这一类谈话。主席在 1975年9月底就对我讲过，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他批评江青的话，有些确实是他说的，有些不是他说的，是“两位小姐”，主要是王海蓉的话。后来主席还对我说：“船要沉了，耗子离船上别人的船了。她后面有人，怎么当的副部长，我都不晓得。”并说：“唐（唐闻生）比王好。太单纯。”
天安门“四五事件”后，主席指示汪东兴，要中办将“两位小姐”担任联络员期间，主席谈话的所有原始记录及主席因说话困难，亲笔写的手迹原件全部收回，并交由我保存。当汪东兴亲自到我家向我传达主席指示，并将中办收回的全部资料移交给我时，我认为主席对王海蓉已完全失去信任。资料中就有主席当年批评江青时，亲手写的“四人帮”三字原件。1975年9月底主席曾对我讲过，他批评不要搞上海帮的同时，也批评了不要搞北京帮、广东帮，政治局要团结。从唐闻生的原始速记记录中，也得到了证实。我理解主席要我保存这些资料，是他担心有人会利用王海蓉，借口他对江青的批评，打倒江青，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也是主席要我留下来顶替她担任联络员的主要原因。所以，王海蓉不可能参加1976年6月15日的谈话。
(二)
我与主席对话，1975年9月底还能听懂一部分。当时主席用手指自己的咽喉部对我说：“(这里)不听指挥啦。”又伸出两个指头指着自己的双眼说：“双目失明，看不见了，苦哇……”又说：“一只眼睛作了手术，又看见了。”随后，他戴上眼镜，随手拿起一本当天的《参考资料》，把一篇两页纸的外电报导，像小学生朗读课文一样，从头到尾给我唸了一遍，然后很得意地对我连连点头，显示他又能看见后的兴奋之情。
当我汇报海城地震时，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我说，发了预报后，我更加紧张，担心地震如果长时间不来，不仅影响正常生活生产，群众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过夜，会冻死冻伤人的，省委将无法面对关东父老。主席说：“那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给你编个辽人忧地的故事。”其中“辽人忧地”四字我就没听明白，听成了“辽宁有地(震)”。我问他，那能给我编什么故事？主席摇摇手说：“不是忧天”，并向上指了指天花板，“是忧地”，又向下指了指地板。我明白了，问他：“你是说不是杞人忧天，是辽人忧地，是吗？”主席微笑着连连点头。
我有一年多时间没见主席了，我发现他不仅说话困难，吞咽也困难，有时喝口水就呛得咳嗽不停。但是他的脑子很清楚，只是已无法用口语清楚表达了。开始主席叫张玉凤来帮忙解释，但涉及到具体人名地名、成语典故、政治历史事件等词语，她不如我熟悉，主席就不再叫她了。我从小在主席身边长大，虽然现在他说话很难听明白，但根据他的口型和历来常用的手势，联系到当时谈话主题，大体上还能初步判断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就学张玉凤的办法，主席讲完一段，我把他的话向他重复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点头认可后才能确定。
1975年12月以后跟我谈话，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是主席在便笺纸上用铅笔亲手写了。当时看到主席病重到说话都困难，我很心痛难受。但后来我被关押到秦城，硬说批邓是我和江青合伙搞的阴谋，是我假冒伪造了主席指示。幸亏我的保险柜里有大量主席与我谈话时他的亲笔原件，最后审判我时就不再提这项罪名了。
如果说，主席是在1976年6月15日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中还有什么“盖棺定论”、“血雨腥风”等等词语，当时肯定没有人能听懂，谈话约有一百多字，主席在便笺纸上至少要写十来页。而6月中旬，主席不仅说话困难，连握笔写字也非常困难了。所以，除非拿出当时主席亲笔书写的原件，那个谈话的真实性才可以得到证实。
(三)
1976年6月下旬，主席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就卧床不起了。为便于医疗组工作，主席的床，从只有十多平米的卧室迁到书房兼会客的大厅中央。当时，主席指定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游泳池他身边轮流值班，并要我从丰泽园迁到游泳池去住，我就在他身边不远的一间更衣室内临时安了张床。
大约在6月底，医疗专家组经过会商，向华、王、张、汪四人和我汇报了主席的病情及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华国锋提出把专家组的意见向主席作个汇报。我们五人来到大厅主席病床的右侧，他们四人站在主席腿脚那边，我站在主席的头这边。先由华国锋汇报专家组的意见，他浓重的山西口音，主席听明白了的话就点点头，听不明白的话，就仰起头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的话再重复一遍，主席点了头，表示他听明白了。
华国锋汇报完毕，主席当着他们四个人的面，仰起头望着我，用手指了指他们四人对我说：“(他们)要……”他伸出张开五指的右手，然后五指向上并拢，上下晃动两下。我问主席：“你是说‘他们要团结’，是吗？”主席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他抬起手掌左右摇了摇说：“不要……”接着将合拢五指的右手伸出，手心向上将五指张开，上下晃了两下。我问主席：“你是说‘不要分裂’，对吗？”主席又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指着我，手指再转向他们四人，我明白主席是要我把他刚才讲的话，向他们四人传达。我对他们四人说：“主席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主席微笑地望着他们四人连连点头。
华国锋首先表态：“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团结，不会分裂的。”我把华国锋的话向主席重复了一遍，主席笑容满面，不停地点头。其他三人也都表示要坚持团结，不会分裂，请主席放心。
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看到过许多版本的所谓主席临终遗嘱，甚至还有什么中央领导预定成员名单之类，全都是编造的。主席病危期间，躺在病床上对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说：“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那是主席临终前，最后一次对他亲自指定的中央主要领导集体，当面正式提出的指示和要求，是不是应该算作是主席最后的遗嘱呢？
(四)
我个人认为，如果主席在世时确实讲过一生干过两件大事，也不大可能会像现在流传的那种口吻和说法。主席谈到中国革命历史，除了一些具体的事，他会说他自己作了什么外，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例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类重大历史阶段，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是他“自己”干了这些事，他总是说“我们党”干了什么什么事。
1971年5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主席曾对我讲过：“建党五十年喽。五十年来，我们党也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我个人认为，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不过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部分，即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非要说他说“干了两件大事”，主席很可能会说，一是我们党领导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二是我们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1966年8月中旬，主席把我从在云南战备值班的导弹三营叫回北京，要我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实践锻炼。由于当时我对文革初期许多现象很不理解，同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主席在中南海家中和钓鱼台8号楼与我谈过几次，他对我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从合作化开始的，到目前也只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任务，而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刚刚开始，万里长征才迈出第一步。”
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主席从来没给我讲过建国后党内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我只知道中共和苏共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分歧和斗争。我是第一次听到他讲我们党内的路线斗争，讲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
记得当时主席说：“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提出来的，就是反帝反封建，打倒列强，平均地权。这也是我们党的初级纲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进行北伐。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对我们党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这才有了我们党替代国民党，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卢沟桥事变后，反帝成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两党达成的建立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协议，发动了内战。我们党又领导了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及帝国主义利益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政权，进行了解放战争，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的建立，确切地说，在大陆，除西藏外，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朝鲜，把美帝国主义打回到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
主席说：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开始，党内就有人反对。他们的思想仍旧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为夺取了政权，完成了土改，党的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只剩下搞建设发展生产力了，不赞成搞社会主义革命。党内的路线分歧就是从合作化开始的。
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过是我们党替代国民党，领导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实现了我们党的初级纲领，没什么了不得的。而土地改革，不过是由少数地主占有大块土地的私有制，变成了多数农民分别占有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历史的经验，用不了多久，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又会变成被少数人剥削压迫的对象。率先完成土改任务的山西、东北等老根据地，已经向中央报告出现了这类问题。为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改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也就是说，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才是我们党从建党那天起就立下的奋斗目标。
主席说：早在二十年代，蒋委员长就说过，社会主义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如果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后，不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了，那国共两党争斗了几十年，牺牲了那么多烈士，也不过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一样，只是换一拨人当权，换汤不换药，最后还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大多数人。那样的话，还是蒋委员长说对了，也屠杀对了，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完全错误的。
国共两党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任何阶级的政党上台，都是要发展生产力的。两党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分别代表了不同阶级的利益，是为中国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还是为少数有钱有势的人谋利益。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远比民主革命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困难，它不仅要改造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要进行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要触动几千年来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真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干部，包括你也包括我，要带头和自己头脑中的私有观念作斗争，从而带动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改造思想，逐步与私有观念进行决裂。同时，要批判党内一小部分人，只讲发展生产力，却在维护少数人，特别是党内当权派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反对继续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斗私批修。
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党也不过仅仅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而在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各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反映到党内，就是要不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继续革命，所有制改造取得的成果还会倒退回去，将出现新的地主资本家，党内将出现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中国将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广大劳动人民将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成为资本家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成为有钱有势的少数人的雇佣奴隶。
主席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苏联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后，他犯了个错误，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也不可能再产生。阶级矛盾没有了，革命任务也就没有了，苏联共产党的任务就只剩下向科学技术进军，发展生产力了。斯大林晚年已经察觉到这个错误。赫鲁晓夫上台，一边彻底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伟大成就，一边利用并扩大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承认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阶级矛盾，不承认苏共领导层正逐步蜕变为特殊利益集团，不承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完全丧失警惕，走上了复僻资本主义的道路。我看呐，苏共的前途，无非两种可能，一是苏共自己起来革自己的命，重新回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一是苏联人民起来革你苏共的命。我们全党同志，都要从苏共领导集团蜕化变质的历史中，认真吸取教训。
我们一些老同志，总喜欢把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民主革命时期，自己立过什么功劳挂在嘴边，而不讲讲，自称信仰马列，宣誓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又立过什么功劳？客观现实是，党内一部分人官越作越大，特权越来越多还不满足，甚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他们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甚至走向群众的对立面。遇到点困难和挫折，就想否定合作化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倒退回去。他们不明白，如果不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继续进行斗私批修的社会主义革命，任由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党内一小部分领导人会蜕化变质，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渗透和鼓动下，中国也会像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那时，你那些功劳迟早都将被人当作罪行进行清算的。
（该文初稿：2009.02 修订：2024.02)原载新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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