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了，毫无意外的，也失业了。
在那个跑不成滴滴、卖不了奶茶、送不了快递、进不了工厂打螺丝的年代，他也只能满怀梦想四处游荡，憧憬一个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
一、岳麓山畔“新村梦”
受到时代影响，年轻的毛泽东脑子里充满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他琢磨出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合并若干新家庭，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学校、图书馆、托儿所、工厂农场，等等，什么都是公共的。
毛泽东乃实践之人。有了计划后，他找到一批和他一样没工作却又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成立了“工读同志会”，开始新村梦的试验。
为了实现这种新生活，他跑遍岳麓山下每个村庄，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所，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但在满目疮痍的旧中国，这样人人平等有爱的“新村”谈何容易，他们连找个试验场所都难。
在大家心灰意冷之际，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省里要筹办湖南大学，由杨昌济任筹备办主任，地点就在岳麓书院。
作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毛泽东和蔡和森一干人等顺理成章搬进了岳麓书院半月斋，开始了一场“新村”生活。
他们在“新村”里学习锻炼，穿着草鞋挑水、砍柴，用蚕豆拌大米煮着吃，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却不言苦。
这样半工半读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出现了更加有吸引力的事情——赴法勤工俭学，于是，“新村”实践暂告一段落。
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件事也不算是挫败，他至少学会了怎样深入了解社会运行规则和用行动影响他人，况且，他并没有放弃理想。
二、北漂青年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既为解决工作问题而来，也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他说“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助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和众多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一样，他一文不名，收入低、地位低，日子不好过，却并不妨碍房价高、房租高。
毛泽东他们租住了一间清朝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场所的房子，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一间屋子半间炕”屋内设施残破不堪。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就挤在这间小房子里。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吃饭的问题也大，外面的饭菜又贵又难吃，大家不得不自己买菜轮流做饭。只有一件棉大衣，谁出门谁穿。这还不算，受人奚落才是最难受的。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满怀期待的向他请教。胡适问道：“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管图书的小职员后，竟毫不放在眼里，拒绝回答问题。
但毛泽东并不因此丧气，在别人的评价中，他重新认识了自己，只是“新村梦”依然藏在心底。
当时，经过“少年中国会”会友倡议，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做一些织毛巾补袜子腌腊肉之类的工作，工作之余则到北大上课。毛泽东对这类工读运动很有兴趣，他参观了王光祈创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开始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个以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为基础的构架里，他希望建立一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开创一种全新的生活。
只是计划没有变化快，随着形势变化，大家各奔东西，这份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而毛泽东因其谦虚态度和强大实力，处境也有所改观，就连瞧不起他的胡适大师，也在接触他的第二年就成为“至交”。
三、为了大家的事业
1920年3月，毛泽东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申报》刊出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随后，他来到上海，积极投入到工读互助团活动之中。
他和团友们在上海郊区租了几件房子，开始了有工同做、有书同读、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集体生活。毛泽东负责洗衣服、送报纸，都是麻烦事，洗衣服需要来回取送，微薄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车费上了。
尽管大家都很努力，工读互助团却难以继续，因为那时中国的工厂不多，全职做工也难以维持生存。
从此，“新村主义”正式画上句号，他把目光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
1954年，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填了一阕《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
这是对毛泽东“新村”思考与实践恰如其分的表达。
青年毛泽东乐于在失败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力图用建设“新村”这种简单的方式回答中国何去何从的复杂问题。
理想，实践，探索，总结，他毕业即失业，却为了亿万人都有事业而奉献一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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