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03年10月15日，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带着国人的千年飞天梦，乘坐“神舟五号”飞船升腾而起，进入太空。为通向这辉煌一刻，中国航天人走过了怎样一条神奇的飞天路？从神秘的“714工程”下马到“863计划”载人航天计划重新启动，再到“921工程决策”掀起中国载人航天新篇章，中国载人航天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发展之路？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7年10月4日，苏联率先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探险者一号”人造卫星。党中央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考虑，作出了发展航天事业的决策。
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满怀豪情地说：“苏联去年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抛大的，要干就干一两万公斤的。也许要先从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的开始，我们不干美国鸡蛋大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立即召开会议，讨论研制人造卫星的实施方案，并责成张劲夫、王诤等同志筹办。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由钱学森、裴丽生、赵九章等领导，负责组织与规划工作。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运载火箭，连近程导弹也才刚开始仿制。
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郊区的一片稻田，中国自己研制的第一枚液体燃料推进的探空火箭“T-7M”腾空而起，火箭飞了8公里。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当年那枚只飞了8公里的火箭是用类似于辘轳的绞车吊上发射架的；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把气压打上去；来不及建立通信线路，就用手势或用人传递叫喊的方式进行试验场的联络；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就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但就是从这8公里开始，中国迈开了飞向太空的第一步。1960年，毛主席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上视察T-7M火箭时，高兴地说：“八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是要这样，八公里、二十公里、二百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9月10日，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17天，我国成功发射“苏制尔-2型”弹道式地地导弹；11月5日，被称作“争气弹”的“东风一号”导弹腾空而起，准确击中目标。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仿制苏制近程导弹刚成功，我国马上开始自行设计中近程导弹。参加设计的科技人员多是刚出校门的大学、中专毕业生，他们的火箭知识大都来自钱学森编写的《导弹概论》。在缺乏实践经验、地面实验设备和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年轻的导弹设计队伍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生产出第一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但1962年3月21日，这枚导弹发射后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在距发射台680米的地方。聂荣臻知道后鼓励大家：“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钱学森专程到基地指导参试人员分析失败的原因。屠守锷受命主持总体设计部的工作。梁思礼、谢光选参加论证改进总体方案。任新民主持制定提高发动机结构性能的技术措施。有关部委和北京市大力协作，抢建了全弹试车台、振动试验塔等大型地面试验设备。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先后经过17次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两弹结合试验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在导弹技术和探空火箭技术结合、液体与固体推进剂火箭组合的基础上自主研制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上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拥有了导弹核武器后，又掌握了人造卫星的空间技术！
神秘的“714工程”
在准备发射人造卫星的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开始了载人航天技术的探索。1964年7月19日和1965年6月1日、5日，中国相继发射了三枚生物试验火箭。三枚火箭飞行高度都达到了60—70公里，箭头生物舱中的白鼠全部安全返回地面。1966年7月15日晨，载着名为“小豹”的小狗的生物试验火箭发射升空。生物箭头最后以小于10米/秒的速度安全返回地面。生物舱内，“小豹”安全无恙。7月28日，又成功发射了第二枚生物试验火箭，箭头生物舱完整无损回收，小狗“珊珊”与大白鼠等生物均安全返回地面。
1966年5月11日至25日，有关单位召开规划论证会，提出“以科学实验卫星作为开始和打基础，以测地卫星，特别是返回式卫星为重点，全面开展包括通信、气象、核爆炸、导弹预警、导航等卫星，配成应用卫星的完整体系，进一步在返回式卫星的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的规划设想。1968年1月8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将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
1970年4月24日至30日，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为“曙光一号”总体方案做准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上，七机部第八研究院展示了他们早已设计出的载人飞船样图及“曙光号”飞船的全尺寸模型。会议结束前，不少人还品尝到了我国自己研制的航天食品，虽然味道不是很好，但大家觉得好奇，吃得津津有味。此时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的消息，大家热情高涨，都准备大干一场，为祖国的第一艘载人飞船早日上天出一份力。
对于载人飞机，当时我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不能搞得成，能不能搞得起。毛主席说：“要搞，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搞得成；要搞，你才能知道花多少钱。”
1970年7月14日，毛主席圈阅了我国发展载人飞船的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第一艘飞船计划于1973年年底发射升空。在毛泽东主席批复后，中国载人飞船研制工程正式启动，代号“714工程”。
当时，人们总希望能在一些重要领域超过美国和苏联，最初的飞船也被设想得越大越好。由于运载能力有限，五人小组、三人小组等方案最终都被否定了。时任五院政委的常勇将军回忆说：“飞船到底上几个人，有人说两人好，有人说三人好，还有说五人甚至七人的。后来机关一位处长找我，让我表个态。我说我对技术不懂，但坐过飞机，飞机一般说来是越大、载人越多越先进，但前不久我们打下来的高空无人侦察机据说更先进。你们给我说说，到底是人多先进还是人少先进？”
在载人飞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航天员选训工作也在悄悄展开。
选训航天员工作由空军和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共同负责。选拔小组在研究了美国、苏联选拔航天员的经验后，决定从现有的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当时，沈阳、南京、广州和北京军区14个歼击机部队及院校的18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被推荐参加“过筛子”，初步选出80多名飞行员，分3批到北京进行载人航天方面的特殊体检。参与选拔的飞行员都不知道是在选拔航天员，只被告知是执行秘密任务。到京后，集中住在一独栋小楼里，不许和任何人接触，不准与家人联系，甚至连散步的线路都有严格规定。航天员体检项目有太空生活模拟实验舱、离心机、振动台、隔音室、失重和冲击塔等，淘汰率最高的项目是失重和过载测试。到1971年3月15日选拔结束时，80多名飞行员只留下来20名，他们成为我国首批待训的航天员。按选训单位估计，航天员训练需要两年时间，正好赶上1973年年底发射“曙光一号”飞船。
载人航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由于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制造及相关工艺水平落后，加上“文革”影响等，“曙光号”最终尘封在一张张图纸中。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载人航天工程下马。随着载人航天工程下马，研制队伍进行相应的缩编，选出来的航天员陆续返回原单位。
1977年9月，国防科委在张爱萍主持下，制订了战略火箭和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规划，确定80年代前的主要目标是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发射静止轨道试验通讯卫星、从水下发射固体燃料火箭。
1978年8月，邓小平对我国导弹、航天技术的发展方针作了重要指示，指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我国不参加太空竞赛。现在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应用卫星上来。
载人航天计划重新启动
20世纪80年代，又是一个世界强国划天为疆的“战国”时代。1981年4月12日，美国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惊动全球的“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一出笼，立即引起了苏联、日本、印度和欧洲国家的重视。不久，各国相继提出高技术发展计划：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法国总统密特朗提出了“技术欧洲”计划（即“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目光统统投向航天技术，并都制定了在太空建造军事、科技、经济平台的目标。
扑面而来的科技热、航天热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在未来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中国应该怎么办？
1985年7月，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在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的倡导下，我国载人航天计划又一次启动了。任新民在会后出版的《太空站讨论会文集》序言中写道：“‘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那时候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应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下决心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我们要争取在21世纪初，在地球的近地空域翱翔着中国的永久型‘太空站’，在‘太空站’和地球之间有中国的运输工具，装载着人员、物资、设备穿梭往来，我国的航天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太空站’上紧张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活动。”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以书信形式，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将“载人航天的研究”列入中国未来国防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这个高技术发展计划后来被称为“863计划”。
中央决定拨出100亿实施“863计划”，这一数目远远超出了科学家们的预想。杨嘉樨院士回忆：“张劲夫同志有一天早上把我们四个人叫到中南海去商量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问了我们要多少经费，当时我们几个人好像也说不准多少。王淦昌同志稍微有一点儿经验，他就说了个1000万。张劲夫马上就说这个经费肯定是不够的，国家批准了100个亿。我们四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航天技术领域是“863计划”中的第二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简称为“863-2”），100亿经费中有40亿用在航天领域的项目上。“863计划”使载人航天研究重新列入了国家重点发展计划，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又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上载人飞船还是上航天飞机？
中国载人航天如何起步，最初专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载人航天应该从载人飞船起步；另一部分人提出要搞航天飞机，认为航天飞机集火箭、卫星、飞机的优点于一身，既能像火箭一样垂直发射，又能像卫星那样在太空轨道绕地球飞行，还能像飞机那样再入大气层滑翔着陆，且可以多次重复使用，也比较经济划算的。
从1986年—1989年，论证人员围绕飞船方案和航天飞机方案，展开了长达3年之久的反复讨论，最后基本达成共识：航天飞机造价昂贵，技术复杂，中国尚不具备航天飞机生产和技术条件；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生产成本较低，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应从飞船起步，最终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大系统。
1991年3月14日，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任新民一上班，就接到了国务院秘书局的电话通知：李鹏总理3月15日下午3时至5时邀见任新民同志，同时还要听取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汇报。任新民不禁喜上心头，他与“863计划”航天领域204主题专家组组长钱振业很快商定了汇报提纲。
第二天，任新民与钱振业来到李鹏总理办公室。李鹏总理开门见山地说，主要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方面的情况。
任新民首先分析了中国为何要从多用途飞船起步，他说：“我国已具有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研制条件。我国航天员的环控生保技术，有一定的预先研究基础。运载火箭可靠性技术、可采用措施提高。在返回防热技术上，已有防热材料研究成果和返回式卫星的经验可借鉴。运行返回控制技术，有通信卫星和导弹控制技术为基础。计算机综合管理技术，我国已能利用多台计算机冗余技术，实现对飞船控制，这一点还需要通过工程研制掌握。至于飞船上升段应急救生技术，这个过去没有搞过，需要研究寻求解决的途径。”
李鹏总理说：“看来我国在航天技术方面已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卫星定点技术和卫星返回技术。现在只剩下载人技术，这种技术我们也应当掌握。”
钱振业说：“中国的载人飞船可以用长征二号E运载捆绑火箭，经过提高可靠性的改进后进行飞船发射。”
李鹏总理又问：“我国要搞飞船工程需要多少投资？研制周期要多长？”
钱振业回答说：“我国研制飞船的费用约30亿元。在保证投资及时到位的条件下，工程研制需要6—7年时间。”
李鹏总理笑着说道：“钱是有困难。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搞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
5天后，航空航天部收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的对《航空航天重大情况（5）》报批件的批示，批示上留有一串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中央领导的批示下来后，航空航天部领导、部机关便着手研究载人飞船工程的研制分工问题。工程论证进入了快车道。
对历史负责，每个人都要签字
11月，一、五和八院三个总体单位分别提交了各自的载人飞船设计方案，有的方案厚达一尺多。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任新民院士代表航空航天部汇报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会议决定，在“863-2”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和航空航天部过去论证的基础上，由原国防科工委牵头继续组织各方面专家，深入论证。
1992年8月1日，李鹏总理主持中央专委第7次会议，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联合组成的论证组汇报。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我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第二步，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与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2015年以后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李鹏同志说，载人航天工程是一项跨世纪的大型工程，意义十分重大，为表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请每个专委的委员和航天领导小组的成员都要对本次会议纪要发表意见，并郑重签字。此事重大，中央专委定了还不能算，还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由中央来最后决定。
存档的《会议纪要》记录下了李鹏、姚依林、刘华清等人表示同意的签名。当时中央专委委员甘子玉出国在外，李鹏特意要求他回来后补签。甘子玉说：“我当时作为专委会的一个委员，同时兼着专委会办公室的副主任，每次专委会的会议我都参加了。我参加这么多会议，还没有哪个工程像这个工程这样，得到大家的全力支持，得到大家的重视，每人都在这个论证的结论上签字，一大串，这是唯一的一次。”
20多天后，中央专委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921工程决策”：中国载人航天新篇章
1992年9月21日，一个应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我国发展载人航天问题。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李瑞环五位常委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刘华清、杨白冰、丁关根、温家宝。汇报人为丁衡高、林宗棠、刘纪原、王永志、王盛涛。
江泽民说：“载人航天是大事，请常委审议一下。谁先汇报？”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首先汇报了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的意见。他谈到这项工程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就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看，搞这项工程也是必要的；同时也谈到了“风险”，可能要花点儿冤枉钱，并报告了所需经费的意见。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组组长王永志着重汇报了载人航天可行性论证的结果及权威专家们的意见。汇报完后，江泽民问谁还有补充，当时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表态：我们完全拥护中央专委的决定。
接着请常委们发言。李鹏讲道：“这个事是我主持办的，载人航天我们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不搞，很难再前进一步，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一个项目，是众多领域的强项。”杨尚昆强调了以大工程培养新人的意见。他说，老一辈搞了“两弹一星”，如果没有新的任务，我们的队伍无法完成新老交替，就会断档。李瑞环说，要在世界上站住脚，还得有高科技，如飞船，宁肯别的省一点儿。真正在世界上被人看得起，没有看家的宝贝不行。这件事真正施行要有个连续性，要不断进行下去。同时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兵力攻坚。刘华清表示：钱不够，动用国库里的金子也要干！江泽民说：“发展载人航天，这是件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要下决心搞……搞这个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因此，建议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除中央专委外，具体的要有个班子，经常研究些大问题，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多方面综合些实力，静悄悄地搞。今天我们就作这样一个决策，发展我们自己的载人航天。”
会议决定我国载人航天从发展飞船起步，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的发展战略，批准载人飞船工程上马。中国载人航天，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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