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
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话说1954年10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1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文如下：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3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新军有36镇，就是36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队，革了前面所说的那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44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8个军，黄琪翔、蔡廷锴是4军的，程潜、李明灏是6军的，唐生智是8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22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3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3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120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将至兵迎。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1948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1949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有一条对我们的估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只有一支小小的，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1954年，我们国家自己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作“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看一看将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的人。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19到23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原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领所部25艘舰艇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笔者注）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是不对的。
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尼赫鲁说：“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地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郑振铎主持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讨论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讨论会；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更是不能缺席的，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与会者共有49人。另外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列席了会议。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尼赫鲁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接着，他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第二天，他便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
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中说：看到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示后，作家协会党组即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初步检查了自己思想上的错误和缺点，大家认为这是又一次暴露了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危害性的严重麻痹和忽视新生力量的狭隘作风。为了开展这一思想斗争，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和各报刊编辑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报告指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以确立和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这个报告上批示道：“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办。”
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尤其是比较长期的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给予应有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李希凡、蓝翎，又一次表示了决不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写罢，他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了。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这一天，一辆小轿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二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两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毛泽东说：
“人就是要不断地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粟裕说：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毛泽东说：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粟裕说：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得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他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任命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为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
10月31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毛泽东在专列上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的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毛泽东问：
“你的根据是什么？”
林一山回答说：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恩来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地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
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的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的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毛泽东在旁边批注：
“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划了竖线，批注：
“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游了一番，尔后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他淡淡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举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他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心中没底。于是，他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等早早来到株洲车站，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是日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了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他，又观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北上。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的工作情况，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4年10月23日同尼赫鲁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这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朋友，对敌人，既不吹牛，也不示弱。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在10月31日同水利专家林一山谈到三峡坝区的地质情况，当林一山说：“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地连声说：“好，好！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由此可见他对地质学有关方面的材料已经进行了研究，这就是政治家的另一面！你还能说他只会打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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