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这些年在我们的印象里，我们与外国人做生意时用美元结算的，因此我们的外贸企业，以及手中持有外币的人不得不时刻关注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很多同胞从内心渴望有朝一日，我们与外国人做生意直接用人民币结算，那样也就不至于这么受制于人——汇率被别人操纵的不确定性而导致我们总是提心吊胆。殊不知，早在1970年的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来自欧洲的英国、法国、西德和瑞士的商人，就接受用人民币结算的要求。我们知道，1970年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的第一艘核潜艇也下水了，这都是可喜可贺的。过了50多年我们惊奇发现，对外贸易我们那个时候能够用人民币结算——真正的独立自主，那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啊！
1970年的元旦社论所预计的情景，不是凭空而来，是有根有据的。
2012年11月，《人民日报》的卢新宁在复旦大学的讲座中说：“1970年的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气势磅礴，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为报人和读者深深铭记。这篇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已经远远超越文本范畴。”
他说的“国际视野”，也应该包括广交会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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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重大新闻
人民币成为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商人之间贸易结算货币
来源：《参考消息》1970.05.18
【法新社香港十四日电】（记者：戴维·戴维斯）广州春季交易会期间一件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中国坚持要英国、法国、西德和瑞士的商人以中国货币人民币付款。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七日载文评我在广交会上用人民币作为贸易核算货币，摘要如下：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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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叫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后来加了进口内容
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在对外贸易中，是否用本国货币结算，这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文化自信问题。
与外国人做生意是否用人民币结算，我们还不能说了算，谈何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那可不是个小问题。有无文化自信，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间是何关系？不言而喻。
李克勤后记：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怎样的突破？接着，1966年10月27日首颗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到1970年4月24日首颗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两弹一星工程”圆满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再到1970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这一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国防工业现代化水平不再落后，而且完全可以从整体上对中国工业化程度作出判断——完全可以说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了，这是工业化由量变到质变的标志，是实实在在的道器变通之变——一个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突破性变化的完成。
如果在这个背景下思考1970年在广交会上，我们理直气壮地要求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我们做生意时，必须用人民币结算，这是不是遇强不弱呢？
而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受美元霸权的压制，他们面对我们这个遇强不弱的“人民币结算”会怎么想呢？
他们理所当然会做出自己明智选择，而我们在对外援助上从不提出对方不可接受的先决条件，我们是遇弱不强的。
遇强不弱，遇弱不强，这是毛泽东文化六个维度之一——强，代表着我们新中国的想法说法做法里的基本方略。
这个“强”这个维度，才能谈另一个维度——圆。
没有自立自强，就谈不上把事情做圆满。
和外国人做生意能够用我们的人民币结算，意味着我们真正拥有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权，这实际上是主权的概念。从国际贸易来看，这是打破就得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举措。不破不立，有了这个道器变通之基，我们才有可能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作出新的探索，也谈得上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做贡献——这才谈得上理论思维，进而实践上的圆满。
说到这里，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1970年我们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思维水平如此之高？
这还是得把新中国的办事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拿出来说一下。
毛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里指出：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那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到了1970年，我们的各级干部的理论思维水平是不低的，至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是懂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无疑是属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
这里引用一段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话：
请注意这句话——这就是商业的人道，而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这种伪善方式就是贸易自由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
这个说法，当年是个常识——不被忽悠的常识，难道不是？
如果没有这个常识，那谈何主人翁意识，谈何国际贸易中的主权意识？
就主人翁意识，我想还是要指出一点，那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必备的素质喔！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经济问题的动因，他表现出来的就有主人翁意识：
请注意马克思的两句原话：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
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
接着再看，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揭露自由贸易派的虚伪：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所谓的贸易自由，只不过是两种“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和剥削工人的自由，就是是作为恃强凌弱的“强者”——资本主义国家牺牲别国利益而掠夺处于弱势地位国家财富的自由。
1970年有如此理论思维者，无疑是先知先觉者。
如果今天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的话，那谈何维护国家安全，更谈何文化自信，谈何人民当家作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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