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
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
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话说1955年3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给“主席并中央”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同意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
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附卫生部党组报告一件。本文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3月1日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个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中说：
“粮食的紧张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而发展生产则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因此，农村工作的一切措施，都必须围绕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必须认识，粮食的购销是具体表现工人阶级同农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到既取得粮食，又能巩固工农联盟，既照顾国家的需要，又照顾农民的可能。这里，政策的界限具体表现于粮食统购数字和粮食统销数字的正确规定。统购数字过大，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和必需的机动粮留得不够，就不仅要招致农民的不满，而且实际上要妨害农民的生产。统购数字过小，就不仅不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而且不能保证约五千万缺粮农民、五千万经济作物区农民和每年都有的几千万灾区农民的需要。这样也就必然会发生严重的混乱，影响市场物价的稳定，影响国家的建设。因此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必须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这样，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才有利于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才使农民有可能订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安排自己的家务，才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才有利于国家有计划地控制粮食的购销。”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林铁同志：
此事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3月5日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19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50%。”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地认真地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的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8日，毛泽东到达赖喇嘛住地看望他，并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说：
“你很有希望，你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
达赖激动地说：
“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
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畅观楼班禅额尔德尼住地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毛泽东说：
“昨天我去看望了达赖，今天特意来看您，为您送行。”
他又说：
“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领袖，西藏有达赖和班禅这样的领袖是很好的。”
班禅听到毛泽东称自己是“领袖”，感到很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毛泽东便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班禅觉得自己承受不起，他说：
“我不是领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认真地说：
“您就是领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
他问计晋美：
“我早给张代表讲过，在西藏，不能只挂我和朱总司令的像，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他们挂了没有？”
计晋美回答说：
“1953年国庆节时，在拉萨和日喀则都挂了。”
毛泽东满意地说：
“这就好嘛!”
他又对班禅说：
“昨天我给达赖喇嘛讲了，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一要抽烟，二要喝茶，三还要买点书看。这样一来，所剩无几。你们要走了，我也没有什么礼物可送，就送你们8个字：团结进步，更加发展，作为临别赠言。”
3月12日早晨，毛泽东连续工作了一个通宵，正准备躺下休息，听说达赖马上就要离京了，立即吩咐备车。仓促之间，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车直奔东交民巷为达赖送行，与达赖握手告别。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刘朱邓（请小平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毛泽东 3月13日
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彭德怀同志：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泽东 3月14日
3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王化云《关于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总结报告》：
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省委、内蒙古分局并告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委：
兹将王化云同志根据会议总结经验所提出的“进一步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报告和水利部党组意见，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所总结的各种经验都切合实际。这个报告说明陕、甘、晋3省几年来的水土保持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也说明，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依靠群众，因势利导，那么“大自然的破坏力是可以利用到另外一方面，即利用它来为人民造福。”
中央认为召开这种水土保持工作会议，很有必要，责成中央水利部每年或每两年召开一次有华北、西北各地代表参加的这样的会议，总结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并拟定实施计划，报告中央批准施行。各有关的省、专区和县亦应酌量召开这样的会议，并将结果报告上级和中央。
关于水土保持领导机构问题，望水利部本精简精神加以研究后，另定方案按国家规定的批准手续办理。
此件及附文二件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1955年3月15日
3月15日这一天，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给杨尚昆写了一个批示：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3月17日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17日，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3月21日，毛泽东为在北京开幕的空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题词，他写的是：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毛泽东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3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1952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3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最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地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的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好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1921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全国代表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3月下旬，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谈到了高岗问题。
尤金回忆说：“在这时，毛提出高岗可能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贝利亚的代表到东北会见了高岗，但高岗没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同志说高岗可能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他当时正在认真地研究这问题。”
“毛还说：进城后，没有受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训练的党员，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的腐朽影响。这些人丧失了革命精神、革命观点，滑回到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这些人赞扬斯大林和毛泽东，但实际上是反对他们的。在革命中，他们跟着党走到一定程度，就离开了革命。高岗和饶漱石就是这样的人。”
3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接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给上海局的复电：
上海局：
原华东局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1月22日曾来电提出关于接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意见，中央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一些党员是需要的，对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有很重要的作用，应积极地去进行这项工作。但为了同样的目的，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在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一些具有共产主义观点同党忠诚合作的党外朋友，即非党布尔什维克也是很重要的。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到这两方面。对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党外朋友，党的组织应同党员一样的教育和帮助他们，并应吸收他们参加党内讨论同他们工作有关的会议。
关于民主党派省（市）级负责人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按照195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执行。
中央 1955年3月31日
欲知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和培养非党布尔什维克的情形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词说：“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这段话实在太精辟了，应该成为一切愿意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志士仁人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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