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
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
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
话说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帆，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董必武为书记，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为副书记。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他说：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么，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10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1949年的二中全会、1950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500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关于第1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1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的实现。
三、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作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么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么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么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5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3年5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3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么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3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7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50%到60%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50%到60%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10年没有开了。当然头5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5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作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为在1956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他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看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据有关材料说：潘汉年在1943年秋随李士群前往南京见汪精卫的事，有一个绝好的解释机会，他没有抓住。那是在1944年，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到潘汉年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后，毛泽东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然后举起杯子祝贺潘工作的胜利。这本是极好的解释的机会，但潘汉年几次欲言又止，终于没有把事情说出来，离开延安后，他十分后悔。事后潘汉年对朋友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批准了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5人，候补委员6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接见。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4月6日晚，周恩来设宴欢迎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席间，卫立煌再次感谢周恩来，他还高兴地说：
“抗战之初，我们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那时您就在搞统一战线了！”
4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地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青长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驻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让收买的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陕西省《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消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意见，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党组：
特将陕西省委所批转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转去。从陕西省民政厅对部分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的检查看来，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土地的现象是很严重的。浪费土地不只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损失，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过多引起农民与市民失业的现象，陷于无法解决，对城市建设亦不相宜。估计这个问题不只在陕西省，在其他有工厂建设的各城市都会存在的。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问题，望各省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对这个问题均予以深切注意，务必切实进行一次检查与处理。要对那种有意浪费国家财资，过多征用土地或任土地荒芜而不顾的单位及负责人，查明其责任，正式给以批评或处分，以防错误继续发生。对于已征未用的土地可仿照陕西所提办法处理，务必做到不荒芜土地。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4月13日
4月14日早晨，周恩来一行从昆明出发，开始了亚非会议的行程。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刘庄与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谈话。
朱琏是在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招待所里。
4月15日下午，工作人员通知朱琏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在跟朱琏谈话的时候，还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
《新针灸学》这本书是朱琏在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书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
“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说是吗？”
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又说：
“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是日晚上，毛泽东请朱琏和他一道吃晚饭。
和毛泽东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
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他说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
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
“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建议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
“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
“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
“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
“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
说着，便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
众人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
“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作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说：
“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接着说：
“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
毛泽东最讨厌的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众人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身边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是说：
“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劝了几次，他才动身。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近20天的调查研究，乘专列回到北京（很遗憾，有关此次南下活动的记载，只能见到只言片语，请看下面5月9日的谈话，而详细的资料至今无法搜寻到）。
4月25日傍晚，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卫立煌回忆起1938年4月17日访问延安，曾受到热烈欢迎，并和毛泽东第一次晤面。毛泽东听后说：
“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关于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巴美结盟问题，毛泽东坦诚地表达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1955年5月1日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
“好的，谢谢。”
5月5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警告他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仍然照3月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说：现在根据主席决定，今年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情发展，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会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会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会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会华。毛泽东还勉励毛会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他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看他一个劲地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会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急切地问；毛仙梅扳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8日，司徒美堂因脑溢血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不同意大发展，仍然坚持3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
“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的脸色掠过一丝不悦，勉强地说：
“三分之一也可以。”
他说起4月6日至22日到南方视察的情况。那时候，他穿着白衬衣到田里察看庄稼，看到小麦长势很好，有半人高，心里便嘀咕：看来，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蛮高嘛，怎么在北京看到的材料上都说农民生产消极呢？即使消极，也是一小部分呀。到了上海，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汇报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他们是反映农民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的情绪的。这和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无关系。”
毛泽东沉吟一下，接着说：
“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他加重了语气说：
“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欲知农业合作化运动能否顺利进行下去，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听堂弟毛泽荣说粮食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一斤不够吃，便歉意地自我检讨说：“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他立即让秘书把在京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请来，又让毛泽荣介绍了一下乡下缺粮的情况，并说要开会研究一下。隔了一天，有关方面果然研究决定，粮食征购降低30亿斤。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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