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现在成了一些人“深刻反思”的最好道具,将其污名化之后, 又将它变为指责爱国主义的专用名词。
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上所读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精神,则被一些人彻底否定。
或许这就是一种“认知作战”,否则,把100多年前的和义团当成一顶帽子在网上到处飞,又是何必呢?
如果将历史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你会发现日本的“灭教锁国”运动要比义和团狠百倍。
当然,这段血腥历史被日本隐藏得很好,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
日本的灭洋教运动
要说这段尘封的历史,先从一位日本著名作家说起。
远藤周作(1923年-1996年),获得过芥川龙之介奖、新潮社文学奖、每日出版文化奖、谷崎润一郎奖、每日艺术奖……
远藤周作的母亲是一名小提琴演奏家,1926年,她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移居中国大连。
后因她信了天主教,与洋人接触密切,引起丈夫怀疑。
一怒之下,她独自带着远藤周作两兄弟回到日本。
1935年,因为母亲的缘故,13岁的远藤周作在夙川天主教堂接受领洗,教名保禄。
1964年,41年的远藤周作初来到长崎,他在大浦天主堂后山腰的一座洋房里,偶然发现了一幅“踏绘”。
所谓“踏绘”,就是日本人屠杀日本教民那段悲惨历史的遗物。
它原为画在纸上的圣像。为了鉴别日本人是否入了洋教,官方要求每个人都要践踏、咒骂、侮辱并唾污这幅画。
后因纸做的踏绘不堪使用,于是改为铜版浮雕。
19世纪中期,长崎的踏绘场景(站立者)
作为天主教徒,远藤周作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开始寻找相关的书籍文献……
即便是这样一位作家,远藤周作还要从头“学习”日本的灭洋教历史,那么日本民众对此更是知之甚少。
日本人口远少于中国,但其杀掉的本国教民却远远多于中国,手段也更为残忍。
有人不是很喜欢发明“历史真相”吗?但日本这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他们怕是不敢直视。
这是长崎西坂的二十六圣人纪念碑,以纪念1597年被丰臣秀吉下令处死的26名长崎天主教徒,这26人被梵蒂冈封列为圣徒。
1622年,徳川秀忠又下令处死55名天主教徒,地点也是长崎西坂,这55人被梵蒂冈封列为福者。
1638年,岛原之乱,幕府军出动12.58万人,屠杀了3.7万日本教民。
而对教民的小规模迫害一直到了1873年才基本结束(明治天皇废除了基督教禁令,取消踏绘)
可见日本灭洋教运动持续时间之长。
基督教(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始于1546年,带路党是萨摩藩武士弥次郎。
当时他因为杀人,躲进了葡萄牙人停在山川港的货船里。
为了逃出日本,他接受了洗礼!弥次郎逃亡到马六甲后,遇上了耶稣会的传教士方济各。
方济格见他骨骼清奇,是块传教的料,就将他送到果阿(现属于印度)进行了系统的教义和拉丁文学习。
1549年,弥次郎带着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进入日本本岛。
日本沿海各大名,为了确保贸易顺利,也欢迎洋人在其领地里传教,日本教民被称为“吉利支丹”。
在大名之中,丰后的大友宗麟、肥前的大村纯忠、摄津的高山右近也信奉了基督教,他们领地里的民众更是纷纷跟进。
到了1582年,全日本的教民已达到15万人,东自美浓藩,西至萨摩藩,大小教堂200多个,信洋教的瞧不起信佛教和神道教的。
为了成为神的侍者,大村纯忠将长崎送给基督教会。
长崎就成了日本的传教中心,其实就是葡萄牙的精神殖民地,而这个殖民地是不费一枪一炮由日本人主动奉献的。
日本教民则高人一等,经常侵害不信教的町人和农民。
更可怕的是,人数日益增多的教民不再效忠于日本统治者。
方济各在给罗马教廷的密信中写道:“从异教徒手中拯救日本人的灵魂,使其成为罗马教皇所有,使之成为葡萄牙与西班牙国王的忠实臣民。”
1587年,丰臣秀吉远征九州地区,他在博多驻军时,打算找几位美女过夜。
但被选中的女子全部拒绝了丰臣秀吉,因为这不符合教义。丰臣秀吉以死相胁,女子则毫无惧色,情愿殉教。
丰臣秀吉并没愤怒,而是感到了恐惧,他从未遇过这种情况,在日本,女人陪大佬睡一晚那也叫个事?所以,这事情相当严重了。
同年六月,丰臣秀吉下令“日本乃是神国,天主教乃外来邪教。”
从此,一场由军民结合的对教徒的屠杀运动拉开了帷幕。
德川幕府的顾问林罗山从理论上提出杀教民有理,他认为天主教会夺摄人心,最终日本会沦为傀儡国家。
林罗山的逻辑使幕府相信,教民只能从肉体上消灭,别无他法。
德川家康时代,虽然长崎领地被没收,传教士被驱逐。但基督教力量后劲十足,连虾夷地(北海道)也有了教民,全国信众达到了75万人左右。
天草岛是熊本县一个海岛,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有教会学校,有日文版的传教书,还有《伊曾保物语》(《伊索寓言》)。
1612年,骏府城(静冈市)的德川家康府中居然也出现了天主教徒,这让德川家康感到无比恐惧。
八格,竟然摸到我的身边来了。
幕府下令严禁天主教在京都、骏府等直辖领地活动。
1613年,禁教令推向全日本,再次宣布天主教为邪教。
1615年,幕府再发禁令,外国商船只能开到平户和长崎港以外,其它各港一律禁止(中国船除外)。
1633年,除了有将军奉书之外的日本船只不得出国,在国外居住5年以上的日本人不得回国(可能是天主教徒)。
锁国之后,日本人就关起门在对教民进行屠杀,手段花样百出,极其残忍。
民众无需官府允许就可以将教民装进草袋,然后点火焚烧。
还可以将教民装进草袋,吊放到深井里,村民在井上吐口水。几天之后再把死尸拉上来,再让更多的人再受一次教育。
后来,日本人对抓到的教民,是全家一个一个锯头,还是用竹锯,然而,这样也震慑不了教民。
1637年10月,天草岛原大名(天主教徒)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的儿子天草四郎,当时16岁,被天主教徒推选为首领,组建武装对抗幕府。
他们在岛原城墙高处立起巨大的十字架,到处悬挂十字架旗帜和圣像,岛原之乱爆发。
幕府以板仓重昌为大将,出兵围剿。
1638年1月1日,板仓重昌战死。城内教民一片欢呼,说是天主显灵。
幕府再派松平信纲率13万兵力攻城,但教民坚信天主会再次弄死对方主将。
1月11日,攻城失败的松平向荷兰海军求助,而信奉基督新教的荷兰人非常乐意弄死这帮天主教徒,荷兰军舰炮轰城墙14天。
2月28日,天草四郎战死。
松平的军队将城中信教的男人一律处死,而女人则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示众,再将她们的孩子(包括婴儿)当面杀死,最后将女人折磨至死,这就是武士道精神。
到1635年期间,被屠杀的教民有28万之多。
为了甄别出隐藏的教民,1635年,踏绘法在全日本推广,非常有效,要不是怎么说日本人聪明呢?
外国人也要在港口进行这项测试。
踏绘法实施了200多年,中国什么时候有这种做法?为什么非要说中国人排外?
无论你翻看欧洲历史还是亚洲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迫害”基督教是如此酷烈,时间如此之长,对本国国民如此之狠毒,屠杀人数如此之多,只有日本人能做到。
而短短四个月的中国义和团运动,跟这些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义和团运动是一场自发的爱国运动,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义和团运动在网上被污名化,折射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自觉地替日本隐恶扬善,对自己国家却恰恰相反,甚至不惜歪曲、诬蔑。
讽刺的是,恰恰是这些对义和团作“深恶痛绝”状的人,对年年招摇过市的日本“义和团”组织却视而不见。
日本不仅有“义和团”组织,它们还将“尊皇攘夷”当成宣传口号。
尊什么皇?天皇。因为天皇不仅是国家的象征,还是神道教的领袖。
攘什么夷?外国人。外国的文化、外国的宗教都要从日本滚出去。
宗教色彩与排外情绪揉合在一起,会产生什么?必定是极端民族主义。
而网上那些扬言要对义和团”宣战“的人,却对日本这些现象一笑置之,宽容得很,气量大得很。
毕竟,他们总不能把愚昧野蛮的牌子挂在日本人脖子上,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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