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
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
话说1955年5月10日，司徒美堂公祭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人士700多人出席公祭。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
周恩来亲自主持公祭大会。司徒美堂的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早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他要舒芜整理清楚后，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认为拟的编者按语不行，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便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据统计，全国工矿企业在1954年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当前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作出批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浙江省委关于改变耕作制度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报很好，特转发各地供研究参考。
为了实现粮棉增产，各地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若干农业改革，这是完全必要的。事实证明，许多切合实际的改革措施业已获得了显著的增产效果。但也有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造成了若干减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亟应引起各地注意。中央认为：
一、农业的地区性是很大的，各个地区的具体条件有很大差别，甚至一区一乡之内也各有不同。因此在确定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时，必须注意因地制宜，绝不能用一套办法在一省一县之内硬性普遍推行。在推广成功的典型经验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逐步地进行，要总结一步，发展一步，绝不可冒然前进。
二、我国农业的生产和技术装备是落后的，至于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并不能一般看成是落后的。它是我国广大农民几千年来在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必须重视这种宝贵的民族遗产。各地进行农业耕作方面改革时，必须重视群众的生产经验，反复研究，比较得失，绝不能粗暴地轻率地否定群众的经验，强迫群众改变。低估或忽视群众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生产经验，就会犯错误，就会造成生产上的严重损失。
三、改革耕作制度必须与提高其他技术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增产作用。譬如有的地方，单纯追求复种面积而不注意技术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是否跟得上去，盲目推行一年两熟，结果两熟收成加在一起反不如一熟打粮多。
四、推行农业改革，必须树立全面增产、全年打算的观点。在计算增产效果时，不应孤立地计算某一种作物、某一个季节的增产与否，必须从全面算账，从全年算账，不能只图这一季增产，而造成下一季减产，耽误下一季的种植。也不能不根据当地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特别是肥料），轻率地否定群众合理轮作的经验，挤掉必要的季节休耕或绿肥种植的面积，以致使地力衰退，算起总账来反而减产。
五、农业耕作方面的改革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工作，它基本决定于各地自然条件、耕作技术和其他物质条件，决定各地劳动组织状况。当推行这种改革而群众有抵触的时候，绝不能简单看成只是群众的落后习惯和保守思想，应该再做仔细考虑。就是确实可行的一种改革办法，如群众没有亲身经验一时尚不能接受，也只能先在国营农场实行示范，待取得良好效果后，再吸引群众参观评比，向群众宣传教育，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逐步推广。改革计划开始不要定得过大，计划确定之后，还必须充分考虑和征求下边提出的修正意见。单纯自上而下地硬性规定实行耕作改革的面积指标，势必助长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从而带来不利于生产的后果。
根据浙江经验，中央要求各地结合春耕，对去年推行农业改革的结果，进行一次深入检查。在检查中要注意实事求是，肯定正确的，批判错误的，补充不足的。要有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能只看增产的典型而不问减产的事例。还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的真实反映，以便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订正今年的改革计划。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2日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地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5月13日下午，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董其武从1953年底起兼任69军军长。这一次，他到北京是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在此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因受了委屈，就给他写信诉苦，对起义的意义表示有怀疑。
董其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
“过去您代表共产党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劳动改造的，几乎都究了。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来信，都转到国务院去了，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后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话，很高兴，随身带来的信，一封也没有给毛泽东留下。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不少起义人员的错案得到了平反。
5月14日下午5时半，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部队驻地，身着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接受检阅。毛泽东走到队伍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没有担任过内卫任务的战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回到队伍的正前方，他的目光从前排扫到尾，亲切地说：
“讲什么，讲讲工作，讲讲工作方法。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站在前排的王明富和战士们齐声回答：
“为共产主义！”
“也对。”毛泽东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接着说：“共产主义就是平时讲的为人民服务。过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再早是打倒皇帝。你们这里有没有打过皇帝的？一个也没有吧？我是皇帝的老百姓，光绪、宣统皇帝。现在宣统皇帝在东北学马列主义，是个战犯，吃了饭没事坐班房。他是6岁做皇帝，作了3年。我那时革命当过兵，程潜就是现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那时在湖南当师长，我当兵，不在一个师。那时革命叫打皇帝，以后就打军阀，军阀很多，有袁世凯这些人，后来就出了蒋介石，我们和他一块办过事的。推翻皇帝算来有44年啦。共产党成立34年啦，开头人很少，只有几十个人。那时志向很大，闹革命，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命。34年前还没有共产党，只有几十人的小组在各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有董必武同志一个，我一个，还有两个，其他有当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有的叛变了，有的死啦。陈公博是汪精卫的总理。此外还有个张国焘，这个人不好，现在香港帮助帝国主义做事。人都不一样，各走各的路。第一次代表大会意义很大，以后1925年至1927年有5万多党员。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这时蒋介石不干啦，叛变革命。这一打，打了22年。中间日本打进来了又合作，开始是合作的，后来又不合作，一方面打日本，一方面打国民党蒋介石。一方面合作，一方面打，两只手（比手势）。”
“做革命工作，过去就叫反帝反封建，也叫为人民服务，现在叫革资本主义的命，革小农经济的命。过去也有总路线，过去的总路线就叫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为社会主义开了一条公路，把那些王八蛋赶走，然后才走社会主义。过去这个地方不能来，来的话就要脑袋。过去这地方有地下工作同志，北京市刘仁同志就是，此人就钻在地下。过去这地方杀共产党，杀不完。中国有个好处就是人多，有6亿，全世界没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三国刘备破曹操采用火攻，万事具备，就缺东风。你们看过《三国》没有？《三国》可以看。现在我们就是缺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缺工业，缺近代工业，有工业才有汽车、拖拉机、火车头、飞机、坦克、重机器、细机器。现在我们只能造不大不细的，3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都能造啦。就是为这个服务，就是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3个改造，是两个性质，农业和手工业是劳动人民，不是剥削者，但他们是个体经济不利发展，要用合作社的办法，用机器耕种。资本主义是剥削者，以后不叫他剥削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一个工业化，一个改造， 搞他15年基本上达到这个目的，15年后还要干。你们现在多大年纪？年龄平均23、22，10个五年计划50年，70多岁。孔夫子是72岁死的，这个人读书不少。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嘛（大笑）。到那时候就赶上美国啦。现在好处就是人多，基本上工业化是10个五年，你们还都很年轻，你们还行，那时我就去开会啦，马克思、恩格斯召集国际会议请我去参加。
我们各人工作不同，有的站哨，有做别的工作的，但都是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这个目的。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我现在想给你们加一样，不知同意不同意？”
战士们齐声回答：同意。毛泽东接着说：
“就是调查工作，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光站哨工作很单纯，和吃菜一样，不光吃青菜，还要吃点辣椒。”
他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3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学文化；加一项调查工作。一方面可以看家，一方面调查，以看家为名做调查工作。但是可不要说：‘我是给毛主席做警卫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国务院就有一个，回家以后召开干部会，说是总理派来的。他没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笑了，因为在警卫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他一提起来就想笑。他说：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一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干什么工作？战士说，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老人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试探地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哩！’这个战士一听就急了，马上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战士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
毛泽东说罢，引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家里边人，要尊重老百姓，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高兴。谦虚就可调查出东西。调查生产情况，生产的粮食、特产、花生、芝麻、烟叶、小米、大麦等等，数也数不清。生产的情况怎么样，吃的够不够。现在叫的不少，有一个真的两个假的。粮食部有个干部说，老婆都骗丈夫，存着两千斤粮食说没有粮食。赵虎城他姐夫向他诉苦说没有粮食，他在他家住了两天后，发现他有粮食。他说为什么哭穷呢？第一叫了就是穷，第二明年可以少卖粮，第三人家都叫一个人不叫也不好。不要相信那些都叫的是饿肚子了的，顶多是10%是真叫，没粮食，其他是很多有粮。去年购粮是政府向他们进攻，现在是大家向政府进攻。
统购统销有5项好处：第一，对贫农有利。贫农是缺粮，保证他们饿不死，而且不涨价，有粮食。第二，对灾民有利。去年水灾有5千万灾民，重灾六分之一，其中有4千万没饭吃，不统购统销的话就要饿死百十万人。老百姓讲是百年没有的洪水，五百年没有的好政府，我看五万年也没有的好政府。第三，对经济作物有利。种棉花、甘蔗、烟叶可买到粮食。第四，对城市里人有利。我们有八千万城市人口，有产业工人、手工业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军队，还有资本家。过去吃现在也吃，现在是统一吃，比粮食私有好，保证工业化的实现。第五，买机器。拿些豆子出去，没有统一就少一些，统一了呢就多出口一点，不能出的太多，我们是个缺粮的国家，这一条不要讲的太多，出口主要是大豆，不出口吃也就吃掉啦，吃个豆腐、豆芽来。送给苏联可以买回机器，没有很多，900亿中只30亿，而且主要是豆子。解放军吃32亿，出口38亿，过去30亿。现在总共为870亿斤，不是900亿斤，今年希望增加30亿，870亿也可以。800的分配，城市450，农村350。乡村第一是缺粮户，第二是四千万灾民，第三是经济作物区，第四是4民，盐、渔、林、牧民。渔民懂不懂，你们不会打鱼吗？鱼可好吃哩，长江、沿海鱼才多呢。牧民是搞牲口的。他们为什么350呢？因为不搞粮食嘛。灾民不都是一年4季缺粮，顶多6个月。现在销多啦，大喊大叫不给就要打人，干部吓坏了就发粮票。要注意真叫假叫。河北省有个内丘，老百姓说，真不真三百三，够不够三百六。有些地方只要280斤就够了，还有要220斤，靠吃番薯叶，叫的三百三，三百六过得去，南方500斤稻子也够啦。
老百姓瞒点粮食好不好呢？好，心里知道他瞒了就好，你知道就行，瞒是有啊。实行三定政策就好啦，粮食一堆，现在要变非法为合法。现在我作主席也没法，以后三定后多吃、多喂、多卖、多存都有自由，心里边舒服，变非法为合法。现在装穷，哭，你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我对他们那些发现存粮的同志说，现在抓住了不要骂，心里高兴，但不要提倡，也不要说毛主席讲的存粮好。但有的地方确实不够，卖过头粮牲口不够吃，也有把母猪杀了的，逃荒的也有，把牛杀了的也有。老牛不杀不行，老牛杀了又可吃肉又可买小牛，又可投资农业。河南省出牛，去年杀了60万头，但是还增加了20%。别的省也有出牛的。
我们这个地方代表6亿人口，乡村、城市，东西南北中都有。6亿人口的代表非常重要，不要轻视自己，态度要好。你们团结好不好啊，要互相关照，不要打架，要打不要打出了血，打掉了牙。为什么要团结呢？为了工业化，为了社会主义。要搞好中国工业化，‘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东风，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造。等到你们72岁时作寿，10个五年计划要赶过美国，全国都可作寿。赶过美国是好事，目标很远大，可以达到。
刚才讲了有50多分钟，讲了几十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是705万的大党，青年团一千多万，解放军有三、四百万，全国人口有六万万，在座的是六万万人的代表，尤其是你们青年，二十几岁，老头子也要点，你们团长老头子，我也有点好处，有点经验，打拳走路不如你们。分工合作为了总的目标。团结起来，学习，调查，为把工作做好。要互相团结。今后我们常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研究，你们不懂的来问我，当然我也不一定都懂。很对你们不起，进北京5年多啦，今天是头一次和你们讲话。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人民服务，我也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一说完，全场立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对李银桥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后来，每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毛泽东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询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认真地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战士的报告中写道：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湖南、湖北两个省籍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
“了解两个省6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3个钟头，这个方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还伸出3个手指头，比划着说：
“你们看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批准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筹备委员会党组“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中央基本上同意并批准《关于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特批转各地，希望认真研究并贯彻执行。
手工业在过渡时期内，支援农业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辅助大工业产品不足和特种工艺品出口等方面都有其重要作用，是地方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54年6月中央指示加强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领导以来，各级党委一般都重视并加强了这一工作，这是好的。但尚有若干地区还缺乏应有的重视。为此，对目前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特提出如下注意之点：
一、我国手工业经济行业复杂、分散、面广，变化多，有关部门曾作过不少调查研究，但至今情况还是不全不透。为此，各地在对手工业的某些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安排中，同时必须继续对当地各种手工业进行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务期在今明两年内，把手工业重要行业的基本情况彻底摸清楚，以便于对手工业进行安排和改造；并注意在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新问题，及时地加以研究和解决。
二、目前除少部分已在没落的手工业行业外，绝大部分手工业行业一般地可以逐步通过合作化的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各地、各部门，特别是地方工业部门应在对各种经济类型工业进行统筹安排时，必须将对手工业的安排和改造同时予以考虑；将手工业部门的各种计划，首先是供产销计划，逐步纳入地方工业的计划之内。以便通过计划平衡，贯彻对手工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改造方针；逐步克服大工业与手工业、手工业同行业之间、手工业组织起来与未组织起来之间及手工业与其他有关行业之间在供产销方面的不协调现象；并注意劳动力的合理安排。这样才利于有准备、有步骤、有目的地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发挥其对国营工业的有力助手作用。
三、1954年手工业合作社（组）的经营管理，虽有了一定改进，但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的。1955年应当比较普遍深入地进行一次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改进生产技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材料，特别是扩大利用废品和代用品，并改善财务工作，逐步扩大公共积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同时必须发展党、团组织，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克服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以争取1955年生产任务和组织发展的顺利完成，为今后进一步作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此，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手工业工作的领导，经常地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及时地予以在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
四、第3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至今，绝大多数省市已建立了手工业管理机构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或筹委会）。但有些地方至今还没有把机构建立与健全起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的顺利进展。为此，各地应迅速抓紧这一工作，在精简节约的原则下，调配与充实各级手工业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骨干。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亦应视基层社的建立情况，争取尽早建立。
（本指示和附件，均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6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中央各党组和群众团体中央各党组：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将于1955年7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除病人外，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中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中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
中央认为不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下去视察，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应该下去视察，并且每年一般地应该视察两次，时间以春耕以后和秋收以后为好。
中央认为这种视察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代表们的职务的履行，甚为必要，因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从而能够正确及时地解决国家和地方的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并便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例如在最近，党外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怀疑；还有一些人要求大赦和特赦，而对目前反革命活动的猖獗情形，却不愿接触。对于党外人士的这些观点，必须加以重视，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去接触实际。通过实地的考察，就易于使大多数人对当前的重大问题取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使那些错误的反动的意见陷于孤立，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所以它不仅是对于代表们的一种实际教育，而且是对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人民意见进行斗争的一种有力的方法。
中央认为，采用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它能够对于各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起一种非常有益的鞭策和推动的作用。必须了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很多的，我们有一些干部的作风是很恶劣的。如果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每年能同全体代表一道出去视察两次，检查各方面的工作，对于发扬成绩和纠正错误；对于发现坏人坏事；对于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目前在干部中普遍存在着的骄傲自满情绪，必然会有很大的益处。同时，因为这种视察有各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他们从各种角度来考察问题和提出问题，就比较容易反映和暴露当前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即矛盾的焦点，就比较容易使我们集中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意见，及时地抓住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
因此，中央认为，代表们定期下去视察工作，应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时间，一般为两三个星期到一个月，实在没有时间的，出去视察三五天也比不出去视察好，当代表们在各地开始视察前，当地的人民委员会应当邀集他们开会，由党政负责同志就粮食、治安等当前的主要问题及他们所提出或所需要了解的其他问题向他们作一次介绍。对于情况的介绍，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选择视察地区和对象时，应该分别选择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给代表们看。要使代表能够真正实地进行考察，接见他们所要接见的人。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应该用诚恳、谦虚的态度，欢迎他们对各种工作提出批评和意见，不要怕民主人士发现、挑剔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不要怕麻烦。对于他们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凡是正确的应该采纳，不正确的也应该耐心地倾听，让他们提出来，然后平心静气地向他们加以解释或作适当地批驳。那种惧怕揭露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即惧怕揭露工作中的矛盾的心理是错误的。
各地对于代表们的视察工作，应尽可能给以各种工作上的便利，在生活招待方面要热忱和朴素，务须注意不要铺张浪费，不要举行专门的欢迎宴会和晚会。
关于视察工作中所发现的问题和代表们对工作的意见，望及时报告中央。
中央 1955年5月16日
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合作社，河南7万、湖北4万5、湖南4万5、广东4万5、广西3万5、江西3万5、江苏6万，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国务院各办，国家机关各党组，青年团中央、各人民团体党组、人民日报：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组关于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图画的请示报告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领导、管理和改造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望各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研究执行。
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传播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思想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目前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行思想进攻的重要工具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各地文化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曾对这类图书进行过取缔和收换，但因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方针不明确，对于著绘、摄制、印行、贩运、租赁这类有毒图书的各个环节缺乏有效的社会主义改造措施，同时，出版和发行适合于水平低的读者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工作又做得很差，以致至今这类有毒图书仍在公开的或暗中流行。这对于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对于社会公共秩序的巩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都有很大的危害。因此，坚决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处理这类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鉴于过去曾发生乱禁书刊和乱禁戏曲的教训，今后查禁书刊和戏曲必须有严格的控制。即凡要查禁书刊和禁演剧目，必须经省市以上政府文化部门审查，在党内报经省市以上党委宣传部批准，然后执行，同时必须将书刊和剧本报送中央文化部，以备中央文化部的检查和复审，不准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胡乱查禁。为此，文化部和各省市文化局（文教厅）应组织图书和戏曲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于查禁的书刊和戏曲的审查工作，所有应行查禁和收换的书刊和剧目都必须经过该委员会审查通过。这个委员会应该吸收一些党外文化界人士参加。
要扩大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大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而发展和改进通俗图书特别是适合思想水平较低的读者阅读的故事性、趣味性较强的图书的出版和发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出版机关和发行机关应努力做到这点。现在不少出版和发行机关轻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不注意对思想水平低的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必须坚决克服。须知我们的出版物只有为广大劳动人民所需要所接受，才能达到教育和提高他们的目的。报刊和广播电台应注意组织对于具有一定教育意义而又读者范围广泛的图书的评介工作，以推广这些读物，并指导读者阅读。
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图书同时，应该积极地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类有毒害的图书之所以能大量的流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这类图书能够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喜好，而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还由于这些租书铺摊和少数著绘、摄制、印行、贩运这类图书的人看到这种行业确还有利可图，就群趋以赴，这正反映出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向我们的进攻。因此，如果不对租书铺摊和有关行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对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员的生活加以妥善的安排，这个问题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对私营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照像业、租赁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实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并逐行逐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应该责成和指导文化馆负责把租书铺摊用一定形式组织起来，改造成为流通通俗图书的据点，并引导它们中的一部分兼营或改营书利发行业务。对于流散在社会上的旧的著译、绘画、编辑人员，除反革命分子和不可救药的流氓分子外，应一律加以收编，或以组稿办法发挥他们的力量，维持他们的生活，并逐步改造和提高他们。
对于其他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也应采取统筹安排、利用改造方针。在我们加强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领导，掌握影片、戏剧、出版物及其他文化活动的内容的前提下，正确地利用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力量，不但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文化需要，而且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大一笔资金，使我们可以集中力量进行重点建设。对私人举办电影院、剧场等，可允许私人修建房屋，但在经营上应由国家与之进行公私合营。那种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盲目排挤，不加安排的作法，已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困难，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但在利用和改造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时，必须防止反革命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反抗和破坏，并且决不允许放弃领导，放松警惕，以致削弱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
（本件和两个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55年5月20日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为批判胡风的反动言论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文如下：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1950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欲知此后如何深入批判胡风等人？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驳“舆论一律”》一文，短小精悍，说理性极强，且充满唯物主义辩证法，堪称政论文的范文！批判胡风一案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究竟是对是错，从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在毛泽东身后的丑恶表演，就可以看清楚了！在上个世纪的1980、1986、1988年，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曾经先后3次为胡风平反。这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试探性的做法，不正是他们心虚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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