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学界认为，除了国民党军权膨胀、派系林立、贪污腐败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国民党整个党内信仰缺失，导致党内组织涣散。甚至蒋介石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都说“我们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01
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战争的冲击下，原本涣散的国民党组织更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党员人数锐减。到1939年，战前入党的52万普通党员仅余下28万多人，部分省区党员人数更是减少三分之二以上。
针对国民党党员人数锐减，党组织软弱无力、松弛涣散的状况，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决定今后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蒋介石训示，不仅各省各县党部必须普遍设置，而且县以下每一区须有一个区党部。1939年开始实行“新县制”后，要求乡镇一级设立区党部，保一级设立区分部，甲一级设立党小组。
蒋介石设想，“若全国保甲内之小组能普遍成立，则中央一切政令，可以直达下层民众，党政关系自可收表里一致之效”。鉴于战前“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的缺陷，蒋一再强调要国民党组织向县以下基层社会渗透。
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1945年底，国民党在全国29个省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县市一级党部由1939年的1128个扩张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发展到1945年的9397個，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至1945年的78681个。
除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国民党还采取了吸收大量新党员的政策，以扩大党势。1939—1945年，国民党普通党员每年平均以30万—40万的速度增长。据1945年底的统计，国民党普通党员已达311万多人，是1937年普通党员数的6倍。党员数量迅猛的扩张，国民党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
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1938年7月颁布的《征求新党员细则》规定，申请人事先不需要向党组织做思想汇报，党组织也无须考察申请人对党的认识程度。申请人只需将姓名、性别等填在印制好的志愿书上即可。
二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入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要求中央委员此后每人每月至少须介绍一人入党。据统计，在1939年1—10月，由中央委员介绍入党人数有5283名。他们如此尽力介绍，令人怀疑其动机是想趁机壮大一己的派系势力。
三是集体登记入党。抗战时期，这一入党方式仍然适用于军队党员。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1936年曾宣布撤销军队党部)，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抗战时期国民党400多万军队党员都是集体入的党。
不久，这种集体入党方式由军队进一步推广到普通党员征求上。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1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于是，机关公务员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入党。到抗战后期，一些地方甚至强制中学生集体入党。
02
“党章摆在桌子上，要来就来，不来就去”
由于国民党在征求党员的过程中，不少基层党部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对党员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以自由入党。多数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不纳党费，工作调动时不移转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约束。党员的质量严重不过关，更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可言。
1939年，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厉生感叹：“其他政党常是用了无孔不入的方法来训练和组织他们的党员，我们党是把党章摆在桌子上，开着大门，要来就来，不来就去。”
194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召开各省市党部组织科长会议时，对地方党部在党员征求过程中的种种积弊深表忧虑。吸收进来的新党员有的竟是盗匪，甚至是已被枪决了的人。有的为了凑足上级下达的规定名额，将旧党员重新登记入党。有的入党后因基层党部办事拖拉，党证数年不发而又重新入党。虽然国民党明文规定党员调动工作时，应办理党籍移转登记手续，但基层党部和党员往往视若具文，党员自动脱党或重复入党乃属常事，有的人到一个新地方入一次党，甚至有入党五六次者。
由于党员的征求“要来就来，不来就去”，因此，国民党的党籍管理自然也十分混乱，一些县区党部甚至连党员名册都没有。1939年，张厉生甚至慨叹：“党员数目，变成一本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
由于党籍管理混乱不堪，连党部也常常难以确认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1938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关于党籍问题，与组织部步骤不齐，每有参差，有已开除党籍，组织部复许其入党者;有监委会已复其党籍而组织部仍认为非党员者。组织部方面审查固有未慎，以往监委会工作之不缜密亦有以致之。”
1942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后有人告发周氏不是国民党党员，中央组织部十分尴尬地撤回任命。更为荒诞的是，1946年国民党中央第53次常会郑重决议：“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然而未久，中央组织部复查时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可见，党员的质量和党员管理的混乱已严重影响到国民党的秩序和活力。
03
“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
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党务检讨报告》中，用三句话概括了国民党各级党组织的特征：“上层臃肿，中层隔阂，下层虚弱。”其中“下层虚弱”指的就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在整体上呈现出的空、穷、弱、散的状况。
“空”指基层组织空虚，县以下组织大多徒具形式，空无内容，有的仅有机构而无活动，有的连机构亦不存在，纯属下级虚报数字，敷衍上级。
基层组织空虚的另一表现，是人才缺乏。造成基层党务人才欠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才上涌，一是人才外流。基层党部留不住人才。在当时人眼里，办党是一份权势有限且待遇菲薄的闲差。如抗战爆发前，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则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这种待遇悬殊更是有增无减。社会上甚至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
“穷”指基层党部经费太少。在党、政、团机关中，以党部机关最穷。战时一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经费缺乏使一些基层党组织长期处于休克和瘫痪状态。
按蒋介石的设想，县以下党部委员实行无给职(无俸禄)制度，并降低党工人员的待遇后，可以防止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但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基层党工人员不能不顾及生计，其工作情绪和工作效率必然低落。如县党部委员实行无给职制度后，大多放弃职守，连县党部每周一次的例会都不愿出席。
“弱”指基层党组织软弱无力，对外不能指导政府，对内不能约束党员。地方党部既不能直接统政，也无法节制和驾驭从政党员，党员不受党组织的约束和指挥。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散”。区分部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国民党规定凡是党员必须参加区分部，每两周间隔举行一次区分部党员大会和小组会谈，但真正切实做到者甚少。1942年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亦谈到，在全国3万多个区分部中，不能按期开会，或未能开会者，占68%。
长期主持国民党组织工作的陈立夫，在抗战胜利前夕，亦坦率检讨说：“目前各地区分部，多半不能按期开会，即开会，亦无工作，无内容。党员虽挂名党籍，领有党证，而游离组织之外，与非党员有何差异?似此，数量虽多，仍系一盘散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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