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关于土地私有的叫喊曾经猖獗一时，有人甚至利用文艺作品公开诋毁1953年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为被镇压的土豪劣绅鸣冤叫屈。
其实，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倒退。包括一个时期以来围绕国有、私有、集体、私有制、私有化等等这些重大概念的争论，都是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那些公开为土豪劣绅叫屈的公知汉奸，那些公开为私有化叫好的所谓教授专家，其实都是在玩内外配合的一场大阴谋。那些把私有制企业故意混淆为民营企业，一提私有资本和私营企业的某些问题便如丧考妣，甚至抛出批评私有资本和私营企业的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等种种怪论。其实从大历史角度看，这是一场关乎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斗争。
著名教授郭继承对此曾经做过专门研究，对他研究的成果，我表示十二分的赞同。毛主席曾经谈过周期律的问题，他同黄炎培说，六十年是一个周期，能不能度过这样一个周期，是历史对一个政党的考验。郭教授认为，从短期看，60年的周期论不过仅仅是短期规律的研究，如果从大历史的数千年看，同样有一个周期律。
从历史王朝更替看，大抵很难越过三百年，甚至再长一点，就是历史家们常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是极而言之。其实大抵都是三百年左右。这里边就有一个规律，这个规律的探讨极有意义。
历史上，比如汉朝，刘邦做了皇帝，第一步把土地分给百姓，开始老百姓觉得公平，确实很高兴。但是仅仅三四十年以后，一种现象出现了，土地很自然地开始向少数人集中，你能干也好，会经营也罢，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也罢，总是难以避免形成土地兼并，普遍的是一家20亩却可能变成5亩地，遇上个灾病之类，便只能给人家当个佃农，而极少数把一家20亩地变成2000亩地，于是马克思批评的两极分化出现了。掌握了巨量土地和财富的大地主，便又开始了向政权渗透，他会问鼎政治，会在政治上寻找他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那些政府官员也不会满足于只拿俸禄，他们也同样会让权力变现。掌握经济权力官员也会努力向豪强地主靠拢，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七姑八姨、小姨子、小舅子谋取经济利益，当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大力向政治渗透，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也不得不向掌握经济权力的人靠拢，如此一拍即合，权贵与豪强相互勾结的特权阶级便形成了。这就是我们曾经经过的历史。
谁都知道，公权力本来就应该是给所有人服务的，但因为与豪强有了利益勾结，便只是为特定阶层服务。所以，汉朝的开国皇帝汉刘邦分完这个土地之后，老百姓无不叫好，为刘邦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欢呼，称他是改革先驱，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地主豪强批量涌现。汉武帝看到了土地兼并、官绅勾结对政权存在威胁，便开始抑制豪强地主，强令豪强地主离开他们的庄园，迁到别的地方，剥夺削弱他们的权力。但汉武帝之后，到了汉昭帝和汉宣帝，特别到了汉成帝的时候，就几乎没有这个能力了。因为豪强地主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财富，便开始蓄养家丁，一个豪强地主养着几千人的武装，一个县令要处理豪强案犯，结果发现，县令能够动员的力量比之豪强要少多少倍。历史发展到了这个时候，汉朝在政治上实际已经被宣布死亡了，只能眼睁睁地等着改朝换代。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被称为书呆子的王莽出现了。他尝试着彻底救一次大汉朝廷，他主政以后，一个重要手段叫土地收归国有。想的很美，但是可惜回天乏力，因为政权与豪强地主的勾结已经无法推行任何一项改革，他们已经形成强大势力，甚至有了自己的武装，最后王莽只能以悲惨下场结束。再后来刘秀借着绿林赤眉起义，再杀一批豪强地主，但也不过仅仅维持了100多年，大汉王朝彻底走向覆灭。
再后来的历史，几乎都是遵循大汉王朝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走过了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而王朝的覆灭，土地兼并问题是最重要的原因。
走过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直到了20世纪，中国才出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物，终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个人便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凭着“打土豪分田地”开始起家革命，到建立新中国，终于制定了一套后绝前空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土地公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1953年到1956年的改造，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土地一律归公。
土地归公，便把再富的权贵想兼并土地的念头都给打消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变革。古代的任何帝王，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也是历史改朝换代最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找到了问题的根本。从此，新中国以来我们世代都吃着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红利。正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土地革命，我们今天可以动员国家资源，修世界第一的高铁，建设全世界无与伦比的的高速公路和各类基础设施。而美国这样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从芝加哥到华盛顿这样对我们来说不费力便可以建成的高铁，他们至今连一公里也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土地私有，建成这段铁路，要跟数十个土地主签订合同，据说有三十万个资本家等着和你谈判，你说一亩地三十万美金，另一个四十万美金，还有一个一百万美金，最后只能一公里也不修不了。我们不是，一个红头文件下去，立即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土地归集体，极小的社会成本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解决了土地公有的问题是毛主席对整个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贡献。当然今天在市场多元化的状态下，豪强也在向权力渗透，某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在向豪强资本的寻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并且时时都在挑战着我们公有制的底线。有些人总是假以改革的旗号，为私有化摇旗呐喊，“人间正道私有化”也好，“与西方接轨”也罢，都是为了动摇我们公有制的社会根基。那些摇头晃脑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的资本大亨，那些自封为泰山帮派的豪强，那些靠开妓院出卖糖衣炮弹打垮共产党各级干部的黑恶势力，不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向政治和权利渗透吗?他们办这帮那会、开XX大学，结网成团，结党营私，要干什么?就是要捍卫他们窃取的巨额利益。你以为他是为了老百姓吗?不，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推翻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所有制政策，摧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如今想来后怕，如果不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脱胎换骨的反腐败斗争，我们今天将会是一个什么可怕的结局。
毛主席最清楚我们的国情和保持永不变色的根本，那就是公有制的基础绝不能改变。变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早在1965秋天，毛主席担心我们党内有人会拿土地问题做文章，他苦口婆心的告诫党内高级干部：“我们绝不能搞三自一包，绝不能走回头路，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把人民公社改了，可能近期收入会高一点，不出十年就会出现小官大贪，大官巨贪，甚至是无官不贪，到时候治理贪官腐败就无能为力，只能象征性的惩治腐败，腐败势力就会阳奉阴违，各自为政，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离心离德，会失去凝聚力，国外势力就会乘机侵入。到那时候我们千千万万的烈士鲜血就白流了，老百姓会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如今留在《毛泽东年谱》中的这些话语，读起来依然如警世之钟。
196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懂，以为主席夸大其词，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主席的话就会觉得老人家极具超前意识。看看现实，不断在印证着毛主席的警世恒言。也印证着毛主席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看如今，权利拥有者向经济领域和豪强的渗透，豪强们不顾一切地向政治领域的渗透，已经到了我们无法想像的恶劣程度。资本豪强们为了摧垮我们的干部队伍，已经使用了最为卑劣最为下流的手段，而我们的有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为了给权利寻租，已经放弃了人格尊严和礼仪廉耻，甚至连流氓的事情也可以不顾一切地干出来。
可以说，在毛主席去世48年之后，毛主席最为担心的问题正在威胁着我们国家安全和执政党的地位。历史的周期律又一次对我们提出了考验。最近关于资本下乡、关于某些人对农村土地兼并的狂热鼓吹，都在极大的考验着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和决断能力。从大历史角度重新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显得十二分的必要。我们当牢记历史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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