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向陡峭山坡的滑行已然终结:政权、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机构、党都坠入某种深渊,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
今天是8月22日。戈尔巴乔夫昨天从克里米亚返回。在伏努科沃-2机场迎接他的是一群颇为不寻常的人——没有政治局委员,没有副总统,也没有总统委员会成员。那些身着军装和便装、配备自动步枪和手枪的人群中,第九总局[1]那些熟悉的挺拔身影显得格格不入。
人群兴奋异常,醉意甚浓。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兼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本人,或许是首次以如此不同寻常的姿态出现在民众面前。他走下飞机舷梯时,以一种友好却略显疲倦的姿态向迎接者挥手致意,脸上挂着一抹不确定的、既像是疲惫又像是歉意的微笑。一辆巨大的总统专用吉尔轿车驶至舷梯旁,厚重的防弹车门应声而开。
"这是谁的车?"总统突然问道,"第九总局的?"
听到"是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是第九总局的"后,他做了一个宽阔的手势,仿佛要将吉尔轿车和他的全部警卫一并从机场驱离，高声说道:"我不坐第九总局的车!"迎接的人群发出赞许的嗡嗡声,有人窃笑起来。这场表演刚在舷梯旁拉开帷幕,但可惜的是,观众们并未能看到后续。机警的警卫立即调来一辆"伏尔加"轿车,总统重重地坐进后座,杂乱无章的车队在警笛声和红蓝警灯的闪烁中,朝克里姆林宫疾驰而去。与此同时,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总统昨日最亲密的同僚,因试图发动政变而被捕,正从另一条路线押送离开。
这一切变动都仅仅发生在昨天,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不过三天前才成立,转眼间便土崩瓦解。俄罗斯历史那缓慢转动的车轮似乎突然加速。总统关于返回莫斯科后感觉仿佛置身另一个国家的言论,或许确实发自肺腑。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一个陌生而不适的世界。也许这一切更适合荒诞戏剧的舞台——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布景,但角色的定位突然发生剧变,一副面具被摘下,另一副被戴上,朋友变成叛徒,恶棍化身圣人,而戏剧继续上演,观众屏息凝神,等待剧作家新的突发奇想。
我作为情报部门负责人,由于某种幸运或不幸的巧合("在一个人死前,不要称他为幸运,——帕斯卡尔说,——充其量只能说他运气好")而避免卷入阴谋或镇压阴谋,正循着惯常的路线从别墅前往工作地点。工作人员忧心忡忡,警惕万分,所有人都仔细打量着上司,因此我表现出一副精神抖擞、处事果断的样子,友善地向警卫和所有遇到的人——这个时候并不多——点头致意。
"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值班人员报告道。所谓的事故,通常指的是某位员工丢失通行证或办公室发生火灾。显然,发生在国家层面的事态并不属于工作事故的范畴,因此值班人员的报告无可厚非。鹦鹉尖锐的叫声不绝于耳,它们似乎也一切如常;清洁工慢悠悠地下班;窗外温暖而阳光明媚。
报纸送达有所延迟,但新闻并不缺乏;广播和电视正在消息的汪洋中汹涌澎湃。世界自然为"民主"的胜利欢欣鼓舞。科尔总理宣称,政变的失败将为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梅杰首相宣布恢复因政变企图而冻结的英国对苏援助。罗兰·杜马提议欧共体邀请戈尔巴乔夫共同讨论苏联在欧洲的未来。北约秘书长韦尔纳表示,苏联领导层获得了更多稳定性和民主性。韦尔纳似乎急于发表深刻见解,但是他在稳定性方面的言论有些言之过早。
这些是来自国外的消息。国内一切都处于剧烈动荡之中,莫斯科沸腾了,民主在欢庆胜利。那些昨天还来不及这么做的人,今天一大早就急于与阴谋分子划清界限,挤进胜利者的行列,出卖昨日的同僚,向新政权表忠心,因为除了那些无可救药的傻瓜外,所有人都明白权力已经易手。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宣称,对于所有诚实的党员而言,继续留在一个未能反对政变的组织中是不道德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世人和民众面前以一个被阴谋加害的无辜受害者形象出现,一个被那些他完全信任的人背叛的人。
然而,戈尔巴乔夫甚至还未从克里米亚回莫斯科的航程中恢复过来,莫斯科乃至全世界就开始流传福罗斯传言——总统很可能并非仅仅是一个在福罗斯被孤立的、无助的旁观者。当苏联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们还在试图嗅探局势、理解风向时,他们的西方同行已经开始暗示,这场政变的真正导演可能是身处极其复杂境地的戈尔巴乔夫本人。
这给人以深思:8月19日至昨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完全荒谬的。我完全理解"阴谋者们"冒险采取如此孤注一掷之举的动机。我对克留奇科夫相当了解,与瓦连尼科夫将军、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奥列格·德米特里耶维奇·巴克拉诺夫也有过多次交往,我坚信他们都是被逼到了绝境的正直、无私的爱国者。我似乎能够看到他们失败的原因。这些人局限于狭小的志同道合者圈子,相互激发情绪,对不符合他们观念的一切视而不见,最终无法评估社会的真实情绪。迄今为止,苏联的所有政治都在幕后进行,权力斗争的主要工具是密室谋略。但是过去两三年里,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克留奇科夫等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点。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即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暂时成功了,他们的领导也不会长久:这些"阴谋者"试图阻止历史的进程,而非站在其前列。另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如此疲软、犹豫不决?为何克留奇科夫没有在这关键时刻调动整个克格勃来实现目的?为何没有隔离俄罗斯的领导人?为何没有切断与白宫的通讯?大大小小的问题挥之不去。对我而言并非最重要但也颇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克留奇科夫没有试图将我卷入他的计划,哪怕只是通告我说我们的某个部门可能需要在莫斯科采取果断行动?
这是个糟糕的时期,充斥着不好的想法。新闻社的报告杂乱地堆在桌上,茶已冷却,烟灰缸里的烟蒂冒出最后一缕青烟升向天花板,一长队人从大门扣延伸到大楼,皮鞋跟敲击着柏油路面的声音清晰可闻......
我走向我的保险柜,开始翻阅里面为数不多的文件。正式登记的文件被放在一边——这些需要交给助手。克留奇科夫指示的记录、草稿、思路概要——这些都必须立即付之一炬,有些东西,比如这份没有地址和签名、记录某位著名"民主人士"对叶利钦言论的文件,也不能交付任何人之手。我将它撕成碎片,冲进马桶。虽然真正的事态变化尚未开始出现,但如果任何当权者对第一总局局长——克留奇科夫提拔到克格勃高层的人——的保险柜内容产生兴趣,他们就在此之后只会发现一个装有个人文件的盒子和一把装有16发子弹的手枪。这把手枪被仔细清洁并上过油,弹匣已装入,但枪膛中未上膛。"马卡洛夫"是一件简单可靠的物品,握在手中有着令人愉悦的重量。它是人类生命的铅质等价物,无论是高尚的还是可悲的生命。
9时,值班负责人出现在门口。他告诉我一切正常,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国外,克格勃内部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整个克格勃保持着沉默。8月19日,我们及时向所有驻外机构发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仅供参考,同志们")——指示关注对苏联事态的反应——仅此而已。一位同事提出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主动行动的建议被当即否决。为什么?毕竟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由合法政权的最高领导层与我们的直属上司克留奇科夫参与组建的。第一总局局长否决驻外机构主动行动的指示的手被这样理解: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都是可疑的,不会有好结果,情报机构最好远离这场激烈的政治游戏。
我翻阅着桌上的几份公务文件。仅仅五天前,它们看起来还很重要有趣;也许几天后它们仍会如此。但今天,它们与现实的脱节令人震惊。尽管如此,机器不能停转,人们必须忙于工作。我在文件上写下冗长的批示,请助手立即按指定人物分发,并通过内部通讯系统询问各部门负责人。这份从克格勃上层发出的脉冲立即传遍整个庞大的部门,鼓舞着人心。
电话铃响了。这是只有最高层领导才能使用的特殊通讯系统,在其名单上总共只有三十来人,其中包括作为情报部门负责人的我——总统召见。
这是个新的转折。思绪开始杂乱无章地跳跃。为什么总统突然需要我?他是单独召见我还是与其他同事一起?我迅速浏览了驻外机构的电报。正如预料的那样,最近几天的事态尘埃未定,一群"关心者"就像一群狗一样扑向了我们部门。一些大使和贸易代表未能及时嗅出风向,他们要么对今天的"阴谋者"表示了同情,要么只是犹豫不决。现在他们急于赎罪,但不是直接认错,跪地求饶,而是采用屡试不爽的方法——告发。他们告发克格勃,要求立即缩减驻外情报机构,抱怨克格勃的人已经误导或试图误导他们,只有他们——大使或贸易代表——表现出的原则性和对民主的坚持才使得驻外部门的领导集体没有被误导。一位东欧国家的大使,一位老朋友,过去对我们部门态度很友好的人，现在却长篇大论、情绪激动地抨击我们......一位拉丁美洲国家的贸易代表。他本应因贪污被召回,现在却站在"正义之士"的前列。他自然有很多理由不喜欢克格勃,他梦想着一个没有安全机构、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的新社会。
这很令人不快,但我们不要操之过急。告密一直是俄罗斯政治和知识分子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特征,看来它仍将是现在人们热烈讨论的"精神性"
电话沉默不语。米哈伊尔·阿尔卡季耶维奇进来汇报。薄薄一叠情报电报只说明一件事:今天情报部门无话可说,这些内容已被报纸、电视和广播报道。按理说，我们不能也不应与新闻部门进行竞争。但是，即便此刻我面前有什么绝对特殊的信息,又有谁会去阅读呢?
"您知道,米哈伊尔·阿尔卡季耶维奇,我们得打破常规。今天不会发出情报电报。请为各驻外机构准备任务,不要发统一的通知,而是为每个机构制定具体指示。如有有趣的消息,向我报告。我会在中央指挥室。"
我必须前往卢比扬卡,以便靠近克里姆林宫,以不至于误了约定时间。要知道市内治安情况可能不稳,要使因此在在街上被耽搁就太愚蠢了。
结果莫斯科市里一如既往地平静,既无人群也无旗帜,看不到兴奋的面孔。但"儿童世界"商场前人声鼎沸,卢比扬卡广场上的捷尔任斯基纪念碑周围也聚集着人群。纪念碑底座被潦草的涂鸦玷污,我们建筑物外墙上也有歪歪扭扭的"打倒克格勃"字样。这些让我恼火,我愤怒地想,这大概是那些曾在墙上写三字脏话、在公共厕所涂鸦的人所为——如今他们却投身政坛。这想法尽管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不公平,但令我感到些许的安稳。
克格勃大楼的走廊异常空旷。主席办公室前厅里,一位孤独的助理郁郁寡欢。四楼每个入口都站着一位精神抖擞的军士,在那无尽的长廊里再看不到一个活人。
广场上的人群不断增加,汽车小心翼翼地绕过从纪念碑周围绿地涌到街道上的人群。
在克里姆林宫博罗维茨基门入口处,警卫们仔细检查证件,人数比平时多,神情严肃警惕。这也在情理之中,最高警戒时刻通常在不愉快事件发生之后才来临。马被偷了才开始锁马厩。伊万诺夫广场上,钟楼的圆顶在蔚蓝无云的天空中金光闪耀。它们闪耀了近四个世纪,目睹了入侵、屠杀、动乱、统治者更迭、大火,以及来来往往的朝臣身影。它们习以为常,几乎不再期待俄罗斯纷争的终结。因为幻想只属于生命短暂的人类。
部长会议大楼入口处停着两辆巨大的吉尔轿车。这是同样前往"核桃厅"[2]的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陆军上将到了。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我和莫伊谢耶夫简短地互相抨击了我们前任上司的愚蠢——他们的行为这比犯罪或错误更为严重,但我们没来得及继续交流——总统走进接待室,与所有在场者握手,然后把我叫到隔壁空无一人的会议厅。
在关闭的门后进行了简短对话。"克留奇科夫想要什么?给克格勃下达了什么指示?格鲁什科知情吗?"我如实坦白,对戈尔巴乔夫的反感不知何故消失了。我讲述了8月19日在克留奇科夫那里的会议。"真是个卑鄙小人。我最信任他了,还有亚佐夫。你知道的。"我点头认同。关于格鲁什科,我说:"不知道,也许他知情。"(在离开后我突然想到:我应该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总统如此确信我没有参与克留奇科夫的事情?或者他是在试探我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戈尔巴乔夫说,他暂时任命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并告诉我:"现在就去,召集副主席们,向他们宣布这个决定。"
同时,他指示我和同事们准备环宇8月19-21日行动报告。报告应密封后直接递交给总统。会议结束,我沿着长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来自"第九总局"的朋友悄声告诉我,前内务部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鲍里斯·卡尔洛维奇·普戈自杀身亡,开枪自尽。我认识他。他是个诚实、尽职、理性而善良的人。
为什么他要自杀?难道他和其他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如此确信行动会成功,以至于失败就等同于死亡?让我们永远怀念鲍里斯·卡尔洛维奇!
在回到办公室后，我办公室里所有电话几乎同时响起。我把它们转接给值班员,请他告诉来电的所有人——我很忙,我把自己与世界暂时隔绝,静静等待这个世界慢慢闯入我的私密空间......然后我去了主席办公室亲自接听,因为我同时应付多个电话,而我自己的这间办公室没有这种规模的内部通讯系统。
这时又响起了电话铃声，接起来后。戈尔巴乔夫的声音——"我已签署命令,任命你为克格勃代理主席。开始工作吧!"
值班员送来无线电截获报告——克格勃仍在运转。克格勃首席专家卡卢金正在BBC电台发表讲话。克格勃大楼里,无尽的走廊空荡、寂静、沉闷。我早些时候已下令撤除内部警卫。
这里已无事可做。汽车在车库里,大门被封锁。值班员呼叫白天在城里迷路的汽车。夜晚的城市冰冷而不友好,用空洞黑暗的窗户冷漠地注视着我。我在这座城市出生、成长、生活。今晚我感觉自己像在德黑兰一样格格不入。这座城市被恶魔附身,直到黎明前都沉浸在沉重的梦魇中。过去的一天没有解答任何问题。好吧,只能等待了。了解未来就像理解过去一样简单——需要耐心和等待。担心我的夫人妮娜一直在别墅等我。她当然知道了关于我的任命,但是她并不高兴。
"你觉得会让你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
"我想,可能几天吧......"
我带着一个想法入睡:明天千万别忘了询问各驻外机构负责人关于人员状况,特别是情报网的情况。我们必须安抚我的助手们......
早上6点,星期五,8月23日。我醒来后不知道我到底睡了没有?或许我还在梦中,需要努力醒来,而所有发生的一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克留奇科夫被捕、捷尔任斯基雕像被拆毁——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沉重复杂的梦?
我曾在德黑兰经历过类似感受。库齐奇金的背叛、非法间谍的出现、大使馆再次遭袭的威胁,几天不间断的工作和持续的焦虑,让我产生了同样的感觉: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清晰的念头闪过——这一切都是我在做梦,我必须醒来,痛苦就会结束。可惜,昨天的片段如电影片段般在眼前闪现。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广场上被吊起来的第一位契卡的雕像,克留奇科夫办公室里的调查员。顺便说一句,他们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主席从不记日记,也从不保存任何记录。
今天有什么计划?会议,要准备委员会;思考如何保护情报部门:情报部门及其负责人与政变企图无关,但在我们国家这毫无意义,公正仅仅是政治权宜之计的产物。这是无需证明的公理。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拯救克格勃,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民主人士很快就会意识到,任何政权都离不开国家安全机构,但在胜利的陶醉和报复性的狂欢中,他们可能不会考虑未来。克格勃本应与注定失败的党保持距离,而这个党正是被自己的领导人推向失败的......不过,今天这些都是空谈。从已发生的事情中几乎无法吸取未来的教训——历史不会重演。
早上8点,我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显然,如果没有主席的直接通讯控制台,即使是临时掌管委员会也是不可能的。传统的重担压在我身上:代理职务的人从不占用上司的办公室。这里显然不仅仅是谦逊,还有深深隐藏的迷信:过早坐上那把椅子会带来厄运,会吓跑好运,最终得不到它。如果情况不那么戏剧性,我会留在自己熟悉的办公桌前,在值班人员的协助下处理电话和访客,但今天顾不上礼节和迷信,我必须自救并拯救整个克格勃,我必须组织人员采取行动。行动方针将由变化中的形势决定。主席办公室宽敞而阴郁,完全看不出上一任主人存在的痕迹。克留奇科夫对周围环境完全漠不关心,他根本没注意到:一张光线充足的桌子,电话,还有各种质量的、哪怕是廉价的圆珠笔的重要性。现在我拿来的笔只好像扇子一样插在笔筒里。然后，电话铃声如潮水般涌来:内线、"克里姆林专线"、长途高频通讯线路。没有助手是不行的,我把其他的电话转接给他们,只留下"克里姆林专线"和长途高频通讯。但是这并没有多大缓解我的压力,助手每十到十五分钟就带着一份需要回电的名单出现。
来电的消息总的来说相当纯粹——克格勃正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某些势力打算袭击我们的主楼,所有总局和部门主管都在等待指示,看来大部分的人仍然处于茫然状态,有人抱怨民警的不作为,有人不合时宜地提醒说,民警现在站在胜利者的一方，但是有些人仍然在谈论法治,说应该告诉民警街面上正在发生恐怖行为的事实等等。
当然,委员会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大楼免受任何袭击,甚至不需要调动特种部队,仅靠行动部门的人员就足够了。但局势已经如此危险,克格勃不能与群众发生任何冲突——否则它将无处寻求帮助。曾几何时,我们是政权的"盾和剑"。但是那个政权已经不复存在,而没有政权支持的国家安全机构是无能为力的。它绝不是国中之国,也不是拥有特殊政治利益的完全自治的力量。
[1]译者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总局，即政府要员保卫局，后改建为联邦保卫局（ФСО）。
[2]译者注：苏共中央政治局小范围会议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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