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
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话说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站的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他说：
“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即密印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全市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黄炎培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
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说：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城。
1月17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事，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王任重在电话中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在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放手发展，于春耕前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省委的计划是比较稳当的。他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人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毛泽东当即在廖鲁言的报告中批示道：
先送廖鲁言同志办，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泽东 1月19日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并讲了话。他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说道：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毛泽东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最后说：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此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及各部委负责人、各省负责人一起，听取中国科学院各部负责人关于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的报告。竺可桢作了生物学、地学报告。
1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他说：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准备提请最高国务会议通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第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第三，《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的、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地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6年中，前3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的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月26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人民日报》公开登载。《纲要》（草案）分前言和本文（即四十条）两部分。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转各地委、县委、镇委：
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入全国高潮，中央认为各地有必要注意下列各点：
一、北京市所采取的现为全国各地仿行的办法，即，先批准公私合营，以后再做行业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等等工作，这种办法在对公私合营工作有了相当准备的地方是可以这样做的。但这绝不是表示公私合营工作已完成，而只是合营工作的开始。因此，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仍然需要对各行各业妥善地进行生产和人事安排。
二、对一切已经批准了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原有的制度，包括进货办法、销货办法、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制度，暂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要改变。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经营技术方面，有许多是不合理的，将来应当加以改变的，但也有不少是合理的，是需要保留的，我们应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技术中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决不应该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北京市东来顺羊肉店和全聚德烤鸭店合营后，不适当地变动了这些店的原有货源甚至操作方法，使食品质量下降，顾客不满，这应该引为教训。因此，调整商业网，并厂、并店等等除确实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统盘规划好了的以外，都暂缓进行，应该经过一个时期考察研究，才有可能恰当地、有步骤地进行生产改组和商业网的调整。
三、对商业中不雇用店员的小商店，如果他们要求公私合营，可以批准公私合营，但是对于这类小商店中的绝大部分，为了刺激他们在经营方面的积极性，对他们的资金暂时不要采取定息的办法；对店内参加劳动的人员，暂时也不要采取发工资的办法，在一定时期内，有些小商店应该保留他们原有的独资经营的形式，有些小商店应该让他们代销国家的商品，他们原有向国营商业以外的手工业者和小工厂的进货关系，应该责成他们继续加以保持。凡是代销国家商品的小贩，必须实行卖多少货给他们多少手续费的办法，不能实行按月工资制。应该向小商店和小贩说明：实行代销的办法，是公私合营的方式之一，代销的手续费，类似计件工资制，而计件工资制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工资制度，只有这种工资制度，才能鼓励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四、手工业合作化中，应当保持过去手工业者十分关心他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销路的优点，因而组织形式上，凡是不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应当保持他们分散生产的形式。现在有些地方采取了由国营商业全部包销手工业产品的做法，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其结果将使广大手工业者不再关心产品的质量。应当规定，在手工业产品中，适宜于由国家包销的，只是由国家供给原料进行加工订货的产品，其他产品只能由手工业合作社或手工业者自己推销，或者由商业部门根据产品质量，按照市场需要，自由选购。
五、城乡小贩中，有一部分是分散的肩挑小贩，对这些人的组织和改造，应该暂缓进行。为了适应人民的需要，对这些小贩需要长期保留他们现在的经营方式。因此，今后在组织他们的时候，应当采取一种适当的形式，例如只要到合作社或国营企业的某一部门登记一下即可。不要把同类挑贩组成统一资金的合作经营的形式。
六、应该看到，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那么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就有降低产品质量和减少经营品种的危险。因此，各地必须与私营工商业的劳资双方和手工业者，具体研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定出纠正的办法，保证不降低产品质量和不减少经营品种。
（本件应登党刊。）
中央 1956年1月26日
1月26日晚，毛泽东给黄宗潽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黄宗潽是民国时湖南省立第1师范的地理教员，曾是毛泽东的老师。1953年，他由儿子黄筱三接到北京赡养，自觉无大病，精神尚佳，便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中央文史馆做点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黄先生：
多次惠书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1000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后来毛泽东这封信送达时，黄老先生已在十多天前病故了。
是日晚，毛泽东又致信宋庆龄，他写道：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1956年1月26日
毛泽东所说江青到外国医疗，是江青在1955年7月第3次去苏联治病。据一个美国人描述说：
“她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
江青这次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经去看望她。后来，江青在苏联没有治好病，就回到了国内。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他们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周恩来又提议加上江青，他的理由是：由江青任秘书，在工作的同时，也适合方便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最后定下5人为军委主席的秘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侧重政治、文书；叶子龙依然是主管机要；田家英、江青为日常秘书，江青侧重于生活方面。
此后，国内的医生为江青会诊，怀疑她是“子宫癌肿”。江青要去苏联放射治疗，于是，她在1957年第4次去苏联治病，终于彻底治愈了。
再说1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党组和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情况和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请示报告》发给你们。这个报告中关于我国文字改革的方针、关于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步骤、关于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积极准备文字拼音化的各项措施的意见，中央认为都是正确的。希望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在党内外加以宣传，并研究执行。除《人民日报》已经中央同意自1956年1月1日起改为横排外，关于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其他事项，中央决定如下：
一、汉字简化方案即由国务院公布；其中的第1批230个简化汉字自公布的日子起正式推行；其余的285个简化汉字和54个简化偏旁即可陆续分批试用，同时交由各省市政协讨论，在两个月之内将讨论结果报告国务院，以便根据多数意见对其中个别的字作一些必要的修正。
二、在全国汉族人民中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是加强我国在政治、经济、国防、文化各方面的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措施，是一个迫切的政治任务。教育部决定自1956年秋季起在全国中小学和师范学校开始教学普通话。军委总政治部亦已指示全军推广普通话。各地和各有关部门党的组织必须重视这个工作，加强对这个工作的领导和检查，使它能够迅速地顺畅地开展。中央同意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这个委员会的名单，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及早成立同样的机构（不设编制，其日常工作由教育厅、局负责）来号召和推动这个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推广普通话的其他建议，由国务院指示有关部门切实执行。
三、为了推广普通话和辅助扫盲教育中的汉字注音，汉语拼音方案应该早日确定。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文字改革委员会现已拟定草案，提交全国政协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协讨论，同时在报刊发表，征求各方意见，以便争取在今年4月修正确定，并在今年5月1日前后公布。
四、为了在党内党外引起对文字改革应有的重视，为了加强和改进关于文字改革的宣传工作，并消除一部分人的怀疑和顾虑，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发布一个文字改革宣传提纲。这个提纲的草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文改会拟定后送中央审核。
（本件和附件可在党刊发表。）
中央 1956年1月27日
1956 年1月间，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已经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后，敌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办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也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新的进步呢？问题是方法和政策问题：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1年，2年，8年，10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早在1955年末，周恩来曾对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说：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这是中央的决定。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界政协委员，带着各地建设的喜讯，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
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全体政协委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陈冠任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来自安徽省贵池县的政协委员龙冬花，已经是第二次来北京了。
原来这位童养媳出身的龙冬花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在1952年初春的贵池县乌沙大圩水涝灾害中，这位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10天10夜不下火线，带领群众抢险，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53年她又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1954年春，龙冬花在长江沿岸圩区再次遭受的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中，先后救出22人，还抢运出一批粮食，被乡亲们称作“不要命”的“龙恩人”。可她却说：“我是党员，应该这样去做。”是年4月间，她以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并在怀仁堂幸福地见到了毛泽东。龙冬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合影的时候她在第三排，因为大会规定与会人员不准随便走动，她便无法接近毛泽东。合影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就要走了，她心里一急就发狠向前挤，由于激动和慌乱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旁边的人笑她说：“干嘛这么急？”龙冬花爬起来，红着脸说：“我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合作化的喜讯呢！”毫无察觉的毛泽东已经走远了。摔了一跤还没有和毛泽东说上话，龙冬花十分遗憾。后来她又几次见到了毛泽东，不是相距太远，就是参加接见的人数太多，根本无法靠近毛泽东。
这一次龙冬花来北京参加政协二次会议，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打算不可能如愿。机会终于来了！就在会议安排毛泽东接见全体政协委员并照相合影时，龙冬花好不容易挤到了毛泽东身边，可她与刘少奇握了手已经激动得不行了。周恩来发现了她，问道：
“哎！姑娘，你是哪里人？”
龙冬花急忙回答说：
“我是安徽省贵池县幸福农业社社长，叫龙冬花。”
她和周恩来握了手，又朝毛泽东那里挤过去，一把抓住老人家的手，使劲地握着，由于过分激动已经说不出话了，两眼目不转睛地仰望着毛泽东那慈祥的面容，等到她被人们挤开时这才醒过来了，后悔了：见到毛主席，怎么那么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1956年2月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出席第2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们。毛泽东特意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同钱学森的交谈中说：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些科技人员。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在美期间，他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音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1943年，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归国前，美国五角大楼的海军部长金布尔声称：“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经周恩来授意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钱学森才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道路，10月8日经香港回到大陆。
再说在2月1日的晚宴上，龙冬花再次见到了毛泽东。据陈冠任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龙冬花委员与毛泽东只隔着几张桌子，宴会还没有开始，她就急不可待地来到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敬酒。敬酒者本应站在右边，她却跑到了毛泽东的左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她就是安徽的女社长龙冬花同志。”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查看代表名单，听到周恩来介绍，立即放下代表名单，紧紧握着龙冬花的手，微笑着连连点头，说：
“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一名摄影记者“咔嗒”按下了快门，拍下了毛泽东接受龙冬花敬酒的一瞬间（后来，《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的大幅照片刊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这张照片还被制作成年画，在全国各地流传。）。龙冬花满满地一杯酒喝下去，激动得泪水涌流。毛泽东问她：
“姑娘，你那儿合作社有多大啦？”
龙冬花慌乱中急忙回答：
“有1000户了。”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疑惑地问了一句：
“不会那么快吧？”
宴会很快就开始了，龙冬花忍不住又跑过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宴会结束后，她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猛然想到：
“糟糕！刚才向毛主席汇报说错了话呀，入社户数只有500户，自己却说1000户了。这还得了！”
她回到宾馆后悔得暗自落泪，却又不敢声张。后来她回到贵池县将此事向县长如实作了汇报，要求组织上批评自己。谁知县长听后哈哈一笑，安慰她说：
“你说得没错！现在你那里入社户数已猛增到2000多户了！你说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龙冬花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且说2月4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代表作长篇小说《保卫延安》）面前和他握手，问道：
“你现在哪里工作？”
沈雁冰介绍说：
“他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体验生活。”
周恩来走过来说：
“就是宝成铁路工地。”
陈毅也说：
“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
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
“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的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啰！”
说罢，他随意而动情地朗诵起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发表了讲话，他说：
“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陈云也说：
“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
他还说：
“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
朱德也一直主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发表意见。
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既有泰国各党议员，还有一些商人和记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月12日，毛泽东同藏族人士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80万人；信天主教的有300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1000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1000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下决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6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中学毕业要30年到40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100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100多人，不到200人，搞了6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还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西藏事务，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2月10日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说：“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这是何等的坦诚啊！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也同样如此。从他一生成功的经历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坦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需要坦诚，有了坦诚，才可以建立友谊，才可以进行合作，才可以互利共赢，这是立身之道、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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