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
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
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话说1956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接见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在座。毛泽东在接见中发表了长篇重要谈话，他说：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100%，根据地和红军搞掉90%，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像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8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20多年仗，有军队，有200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可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6门课程中的第2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9部乐、10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的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说：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在谈到反对宗派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幽默地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做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么，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8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
远藤三郎原是前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轰炸重庆的第3飞行团团长，重庆轰炸无用论和日中友好军人协会的创始人，由于他在出版的日记中披露了石井四郎的731部队拿活人做实验的事实，被日本右翼骂为国贼和赤色将军，几乎所有的前陆军同僚都和他断了交。
在接见中，远藤三郎把一把日本军刀亲手交给了毛泽东，表示日本军人从此永远不再和中国打仗了，并为往日的战争行为道歉。毛泽东接受了他的军刀，说：
“不需要道歉，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毛泽东回赠一幅齐白石先生的原作给远藤三郎，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
毛泽东在会谈中还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右派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恩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清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笔者注）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份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地处罚和错误地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他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说：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接着说：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七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稿）》、《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草稿）》、《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全会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份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作‘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170人。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接着，他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欲知中共“八大”开会的情形和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6年9月13日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他还说：“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岂止是写东西，民主作风贯彻于毛泽东的一生。像本章讲述的筹备“八大”的整个过程和一些纲领性文件起草的情形，不过是他处理各种内部事务的一个缩影罢了。“专制”、“独裁”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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