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唐小林，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丁玲多次随红军上前线,在复杂的战地环境中工作与写作,成为“打杂的人”和“组织家”。她在“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的过程中,聚焦于思想和感情的细微波动处,以大量的“零碎”完成了战地“生活实录”,最终生成了一种可以有效捕捉战地生活经验的“杂写”形态。区别于一般的战地写作,丁玲的这些“杂写”没有进行类别摘录,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写和工作记述,也包含序言、后记、公演说明和杂文等,完整地还原了工作、写作与生活之间的交织过程。丁玲一方面以“零碎”的写法打破了“印象记”式的表达模式,从而得以灵活呈现被战争搅动的革命历史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以“杂写”的方式挣脱了“作风”等观念机制的束缚,让写作重新接通了生活与工作。丁玲的战地经历和“杂写”实践由此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历练,不仅重组了她的文学结构,也拓展了她对革命和生活的感知程度和范围。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丁玲曾多次随军上前线,被毛泽东称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长期以来,有关丁玲的战地经验与写作形态并没有得到充分梳理。对丁玲来说,上前线的这段时期非常关键,她由上海“亭子间”作家成长为陕北前线的实际工,这一身份的转变不仅影响了丁玲的文学风格,也将她的写作嵌入了具体的工作中。到达陕北后,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客”心态,丁玲要求跟随红军上前线,既要在战地行军中把握集体生活,也要重新认识红军队伍中的人。特别是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的过程中,丁玲在与各种人的互动、摩擦中处理事务性工作,同时也在组织管理一支宣传队伍,协调团员复杂多样的思想和个性。在适应战地生活环境的过程中,丁玲不断调适自己的心态、位置和写作方式,在展开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大量短篇创作。对于丁玲的这些战地写作,以往的研究并不特别重视,一般只在分析报告文学相关问题时有所涉及,其中丰富的认识价值迄今尚未得到有效讨论。
抗战爆发后,许多新文学作家走向前线,创作了大量报告、通讯、速写、游记和访问记等纪实性作品,丁玲的这些战地写作大体也在这个脉络上发生。何吉贤提出从“‘流动’的主体”视角考察丁玲的自我改造和创作,并注意到丁玲此时的主体状态和创作方式的变化,认为丁玲的“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创作开始脱离基于个人经验的、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方式,试图去叙述‘他人’”[1]。这种解读方式为讨论丁玲的战地经验与创作打开了更多空间,但丁玲此时的写作形态还值得在“通讯和报告文学”之外展开更具针对性的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地报告”,丁玲在这个阶段的写作呈现了她的工作状态、与不同人的互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与感情波动,完整地还原了其工作、生活与写作之间的交织过程,可以视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记录思想和感情的“生活史”。围绕个人的旅程经历和见闻,丁玲产生了一系列小说之外的写作计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写作计划,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写出的书,包括“关于南京幽囚生活的书”(《南京三年》)和“记述苏区真实生活的著作”(《苏区二月》)[2](PP45-46);第二类是记录丁玲到达陕北后第一次上前线的经历和见闻,这些作品最终汇合为《保安行》《北上》《南下》等创作集;第三类是第二次上前线期间丁玲领导西战团时完成的文集《一年》,以及一本由她编选、西战团团员集体创作的《西线生活》。尽管其中有些写作计划并没有完成,部分作品也在战地行军过程中散失,但留存下来的作品数量仍不在少数。
这些短篇作品基本上按照流动的时空顺序整理成集,其特点是不将工作与创作进行区分,在内容上既有对战斗经验、日常会议、生活记录等工作内容的介绍、总结,也有大量的战地观察和人物特写,其中特别记录了丁玲在工作过程中与不同人的交往和摩擦,以及由此生发的思想和感情内容。在写作形态上,这些表现战地见闻和工作经验的创作并不遵循特定的文体规范,它们以非类别摘录的“点滴”和“零碎”的方式渗透于丁玲的整个前线生活,可以命名为丁玲在《一年》中所提出的“杂写”。“杂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文体概念,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很多作家都以“杂写”为题进行创作,但其中侧重的表达功能却略有不同。比如,茅盾的“雨天杂写”其实是以杂文的方式进行思想“清谈”,向尚等人的“西南旅行杂写”意在考察纪实,费孝通的“西行杂写”则更注重写感想等。而陈灵犀在他的散文集《杂写》中提到,“杂写”的“杂”关键在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无所不谈”[3](P2),这其实是小品文、美文式的观念。丁玲的“杂写”则是一个容纳了更多表达功能的概念,在内容上既包括杂文、生活记录、人物特写,也涵盖工作记述和随想等,看似无所不谈,但其实有严格的写作范畴,即她的战地生活与工作。需要说明的是,丁玲的“战地经验”对应的不是具体的战斗过程或战争场景,而是在战争搅动下的革命历史实践经验。对丁玲而言,“杂写”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印象记”式的主流战地写作模式,也帮助丁玲拓展了对革命和生活的感知范围和程度,并为她提供了捕捉和再现这些经验的具体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战地短篇写作为讨论丁玲的文学路径变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认识材料。
一、上前线与“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
1953年,丁玲在一次创作会议上回忆和总结自己初到陕北时的工作、写作时,曾特别提到毛泽东对她的教导:
我去工作时,毛主席对我说,你要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首先,把团里主要的人名记住,并且要了解他们。可惜我当时并不体会这些话的重要。我们到农村去工作,到村子里,也得首先记住人的名字,了解那些人是啥样的人,否则,就不能工作。文学工,更要记得人,了解人。[4](P371)
毛泽东说的“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针对的是丁玲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做政治部副主任时的工作,但可以用来概括她在战地前线的整体生活状态和写作线索。丁玲在这个时候回顾毛泽东的话,与20世纪50年代作家“深入生活”的要求有关,其中强调面对具体的人时,要投入足够的耐心与时间,要从感情上去认识人、理解人。尽管在1942年毛泽东《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确立了“深入生活”的基本准则,但丁玲在1936-1938年的前线经历也可以视为一种“深入生活”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丁玲回顾自己初到陕北时的经历,梳理自己对生活和写作的理解。她此时的战地经验涉及战时社会组织、革命队伍的内部管理、对人的认识等,这意味着“深入生活”对丁玲而言不仅是一种积累文学素材的手段,更是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开展方式。丁玲后来曾批评很多文艺写“在前方不懂得深入生活”,“只是惟恐不及地去搜集材料”,并指出编故事或许“不失其宣传意义”,但“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价值”,认为“作家应该去生活,不特要把生活推广,而且要深,不只要感觉,而且要认识”[5](PP55-56)。这里说的“认识”,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的认识,但在丁玲这里可能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指的是接触与认识不同人的广度与深度。直至1979年丁玲编辑文集《到前线去》时,还反复提及学会“认识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影响”,“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6](P3)。那么在战地前线,丁玲处于何种战争、文化与政治氛围中?她如何适应战地生活并打开新的生活经验?她又是怎样“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并塑造出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关于丁玲刚开始上前线的经历,虽然相关的传记、年表都会有所述及,但还可以从丁玲的生活感知和文学规划方面稍作描述。1936年底,丁玲挣脱“魍魉世界”到达陕北苏区首府保安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不仅接受了较多记者访问、参加妇女会、受邀进行演讲,还筹备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创办《红中副刊》(后更名为《新中华副刊》),有力地推动了陕北苏区的文艺建设。朱正明就指出,“陕北苏区文艺运动的建立,我们不能不承认丁玲是一个奠基者或组织者”[7](P34)。不过,相比于常规的文艺建设,丁玲更愿意参与到红军的实际战斗中去,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重新打开一种生活经验。根据朱正明的记述,丁玲到达陕北后不仅想要“了解中国红军的真正生活”,还有意“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2](PP33-35)。这里说的“生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指的是包含具体工作、写作主题和人物的生活,是被战争与革命全面塑造的“活生生的生活”。面对这种“生活”,不仅要全面深入地观察和认识,还要将“写作”视为参与其中的方式。在《红中副刊》的编后记“尾刊随笔”中,丁玲特别提出,“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支)笔”[8](P26)。特别是在编辑集体创作的《长征记》的过程中,丁玲更直观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经验不够”,并提出“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掉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9]。因此,当毛泽东问起丁玲想干什么时,丁玲立即回答“当红军,我想看打仗”[10](P59)。适逢红军方面计划在定边绍沟沿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毛泽东便安排丁玲随前方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上前线,先后在定边、三原等地活动,当时就有不少记者报道“丁玲当女兵”,在形象上“宛若一丘八爷”[11]。丁玲“当红军”热情的背后,其实是她想要在实际战斗中把握红军生活的展开过程。然而,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原本布置的战斗最终取消,红军方面实际上处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丁玲也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的预期。尽管没有亲历具体的战争,丁玲却获得了更多近距离观察和接触苏区群众、红军队伍中人的机会,结识了彭德怀、萧克、贺龙、陈赓、王震等红军将领,在红军集体中感受到了一种“明朗的”和“一有空就互相说着一些无伤的笑话”的友爱氛围[12](P40)。在这种较为宽松自在的状态中,丁玲细腻地记录着行军见闻和身心体会,在接近这些人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感知结构和写作方式,并尝试以新的文学形态转换出她对战争与革命生活的理解。
丁玲此时的写作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详细记录了行军过程中的身体感受、战地风景;二是完成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特写,这在她此前的创作生涯中是非常少见的。丁玲以往擅长的是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不论是“五四”时期的莎菲女士、梦珂,20世纪30年代“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丽嘉,还是驻留延安后写的陆萍等,大多以自己或身边的友人为原型,并生成了以内心叙事或内视角描写为主的写作方法。即使在标志其“向左转”的小说《水》中,丁玲对群众形象的描写也略显模糊,未能完全破除概念化的想象。其实丁玲已经注意到自己写人物的局限性,曾批评自己“只生活在知识阶级中”,“对于大众的生活,没有经验”[13](P11)。尽管她后来提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的号召[14](P9),但这种左翼文学所提倡的“大众化”在都市语境中很难落实,正如罗岗指出的,“即使在观念上愿意‘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但在现实中也找不到相关对应物”[15]。丁玲面临的困境在于她既要避免“五四”时期那种感性自我的写作方式,也要克服左翼时期对革命主体的浪漫化想象,而上前线则为丁玲提供了一个走进根据地、“了解中国红军的真正生活”的实践机会。她在《广暴纪念在定边》《警卫团生活一斑》《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孩子们》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少苏区群众、红军士兵和其他战地工形象,其中既有群像式的描写,也有单独的具体刻画。与此相关的是,丁玲的写作技法也在改变。比如,她在反思早期写作经验时,曾特别提到自己“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16](P4),但是在把握这些人时,丁玲突破了内视角的限制,开始使用更多不同的对话和动作来塑造人物,以此凸显人物的精神能动性。从这些创作变化中可以看出,丁玲此时不仅是在感性层面对苏区军民的人格和个性进行观察,也是自觉地在“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17](P18)所打造的苏区政治文化氛围中展开写作。
尽管在写人物方面有一些新的尝试,但丁玲对战地空间的处理还是存在“风景化”和“内面化”的倾向。比如在《到前线去》中,丁玲特别关注有着不同颜色的“陕北的风景”,虽然意识到在陕北开阔的地形中随时将面临敌机侵袭的危险,却缺乏与战地空间更深层次的连带关系,从她视野中展现出来的地理空间、地形布局是无差别的,只是在重复地“起伏”和“延展”[18](PP36-38)。同时,因为本身不在具体的战斗状态中,丁玲对战争经验的呈现往往只能借助红军将领的讲述来完成,比如在《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中,她以大段的直接引述尝试还原革命将领“说书一样”的口头语言,但在讲述紧张战事的过程中时常插入“上弦月斜挂在山头,广漠的原野,巍巍群山上的新筑堡垒朦胧在淡白色的月光里”[19](P31)这类抒情化的语言,使文章出现了两种分裂的语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叙述的统一性和真实感。丁玲对革命主体和战争经验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部分延续了左翼文学的浪漫化笔法,这也体现在《彭德怀速写》中她对革命主体的刻画方式上。在对彭德怀的外貌特别是五官进行描绘时,丁玲调用了不少“天真”、“顽皮”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精神”等人格化、道德化的评述[20](P34)。这类笔法自然有着丁玲对生动、形象效果的文学追求,但也意味她对革命主体的塑造依然未能克服主观状态的投射冲动,她后来也自我反思说“这还都是抽象的”[21](P465)。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战地行军生活的限制,丁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稳定的心态来进行创作,也未能见证她所期望的激烈战斗,她在呈现这些人物及其生活状况时存在不少限度,有很多地方依然难以完全克服自我的想象和以往的感觉习惯。
对丁玲来说,随部队上前线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她不仅获得了进入红军集体、直面“新的人格”和“伟大的个性的典型”的鲜活经验,也得到了接触战场上各方势力、各种人物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丁玲已经充分打开了这些经验。事实上,丁玲初次上前线时,并未能很快地适应战地部队生活,她的很多感觉也没有真正转化为认识。不同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种种“笔部队”,丁玲此时上前线不具有“组织”的性质,她也曾坦言,当时“对红军的生活,连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自己也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6](P3)。此外,丁玲后来还曾特别提到“部队里不喜欢女同志”[22](P157),这其实是抗战初期妇女随军上前线时面临的普遍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丁玲上前线的时机比较特殊,“1936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到陕北很少,红军还不大懂得团结知识分子,如果上面没有命令,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没有人管的”[22](P157)。这种“没有人管”的状态一方面让丁玲以更加自由的方式进行观察和写作,另一方面也使她处于难以参与实际工作的尴尬位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丁玲组织了西战团,第二次走上了前线,成为一个“带队伍”/“写文章”的“组织家”。在一种要求耐心、投入和深入认识的工作状态中,丁玲开始重新思考如何突破感觉的限制,在观察、认识和理解身边各类人的过程中探索战地写作的可能性。
二、“组织家”:以思想和感情为方法
如果说丁玲第一次上前线主要围绕怎样“认识人”展开,那么她第二次深入战地时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组织人”与“管理人”。除了组织教育以农民、士兵为主的群体外,丁玲对外还要与地方政府、游击队、友军、杂牌军和溃军等打交道,对内则要妥善协调思想个性有很大差别的西战团团员。从这些方面来说,丁玲称自己“成了一个打杂的人”[23](P112),或许不仅是在说自己要完成诸多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还意味着她需要应对与各色人等的互动、摩擦,并从中培养起一种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丁玲后来提出,“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好的组织家,他应该善于理解人,善于与人来往”[4](P371),而正是西战团的这段经历使丁玲成为真正的“组织家”。对战地文艺工来说,“组织”的范畴不仅涉及生活和工作,还包括自己的写作,因此丁玲在“带队伍”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写文章”的自觉意识。比如,尽管在行军途中,丁玲依然在观察人,并曾举例说道:“譬如看见一个骑骡子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龄,衣服的颜色,估计她的家庭的优裕,她将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要发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24](P101)写人物主要在于写思想和感情,这是丁玲多次重申的一条创作准则。她后来甚至直接提出“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对生活中“情感的变化”的捕捉,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25](PP442-443)。从思想和感情处进行“组织”,也成为丁玲“带队伍”的内在意识。可以互相印证的是,西战团的不少团员都提到丁玲将“带队伍”视为一项艺术工作来开展,她掌握着每位团员的个性和情绪状态,注重思想和感情相互激发的作用,以此发挥西战团作为一个战地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组建西战团时,中宣部任命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对于这样的安排,丁玲其实有“说不出的懊恼”,提出“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适宜的”[26](P5)。在丁玲最初的观念里,“写文章”和“带队伍”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不仅难以兼容,还有可能会相互妨碍,因此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在警卫团工作期间,丁玲直言自己“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最终只待了一个月便请求调离了[21](P466)。而领导西战团,不仅让丁玲成为事务工,同时也使她转变为一个团体的“组织家”,特别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西战团的重心很快“由宣传工作变为组织工作”[27],她也开始寻求将工作与写作真正结合起来的方式。相较于第一次上前线的“没有人管”的状态,丁玲此时转变为组织者、领导者,也成为“八路军要人”的文艺代言人,因此她的战地工作和创作被外界格外关注,出现了大量有关她的报道。在这种新的生活氛围和工作位置上,丁玲对人的认识在更内在的状态中得到了展开。
在丁玲的领导下,西战团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组织宣传工作,但在对外的通讯发稿方面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军事、社会调查和群众运动等,很少提及西战团自身的工作方法经验。在西战团的总结报告中,丁玲就曾特别指出西战团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在许多发稿中,很少有关于本团生活上、工作上的”,认为“我们应该经常将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训练方法,如何巩固队伍,如何克服困难的经验告诉别人”[28](P219)。这里所说的“本团生活上、工作上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围绕不同人展开的认识、教育和训练等经验。在“带队伍”的过程中,丁玲不仅需要像第一次上前线那样接触不同的人,还要做很多有关人的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但这些内容涉及不同人的感情、思想、精神和情绪等微观层面的经验,很难直接以简单的通讯发稿的形式得到有效梳理。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有关战地生活、工作经验的写作弥补了西战团对外宣传内容的不足,是西战团战地工作中不可分割的内在构成部分。
由于西战团团员们的出身背景比较复杂,在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中,丁玲对不同团员的思想状态和感情变化颇为关注。西战团团员史轮曾在《丁玲同志》中介绍说,团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的“文化水准”、“经济背景”和“职业”都各不相同:
论起文化水准,却是从留洋生以至文盲;论起经济背景,却是自少爷、小姐以至捡炭渣、住地窖者;论起职业,却有作家、秘书、带过几千人的军官、轻易不能在一个学校维持一学期的教员、罢课的鼓动家,五卅、一二·九示威行列的领导者,不安分的工人农民、不听父母之命的孩子……。[29](P166)
西战团团员以抗大的学生为主,也有来自各地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倾向非常多样,混杂着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因此并不容易管理。即使在西战团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丁玲还曾遗憾地表示团员们“自由主义的倾向没有完全克服”,存在“不严格批评与纠正不正确的意见”等问题[28](PP221-222)。在各种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中,丁玲都有意识地对这些出身不同、思想各异的团员进行观察、记述和评价。《一年》中也有很多文章详细记录了她是如何解决团员之间的摩擦的。比如,她在《第一次的欢送会》中写到团员王淇在工作中与他人的矛盾时,就特别提到他“好发空洞的,不正确的意见”,并对他的思想构成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他的思想的来源是很复杂的,有无政府主义,有社会民主党的,有三民主义的,也有唯物论的,但主要的成分是虚无,是极端的自由主义”[30](PP71-72)。针对类似王淇的这种表现,西战团内部一般会通过生活检讨会、思想讨论会、学习小组会和谈话等方式帮助团员实现自我改造。这些“巩固队伍”的日常方式在西战团其他团员的笔下也有相关反映,比如《西线生活》中史轮的《生活检讨会》和田间的《生活检讨会的场面》等文章都详细记录了相关情况。相比较而言,丁玲并不只是简单直接地展开记录和分析,而是在叙事上有特别的安排,比如她通常采用“从头说起”的方式,先写不同人的“来历”和“奋斗历史”,最后才带出他们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在这篇《第一次的欢送会》中,叙述中心本应是“会场中的情形”,但丁玲先追溯了王淇的工作经历和思想构成,然后铺垫了大量之前小组会、生活检讨会和交心谈话等内容,凸显“坦白、直率、热诚、亲爱”的作用,最后才叙述欢送会上大家对王淇的帮助,以及他在思想和态度上的变化。通过这样的叙述调度,丁玲或许想要表达的是,思想的引导和改造并不能仅依靠一般的规约、纪律,还需要借助感情的相互激发,由此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更新和集体认同。这类感情激发的时刻是丁玲特别关注的地方,比如在《西安杂谈》中,她就不仅记述了西战团在西安展开工作的情况,还特别以西安易俗社的社长高培支为例,提出因为“从工作上有了互相认识”,其他人才“帮助了我们”,“同我们好了起来”,其中的关键正是“诚恳,坦白,谦虚,和爱”这类可以消除感情隔膜的因素[31](PP145-146)。
除了对团员的思想成分展开分析外,丁玲还记录了自己与团员在工作交往上的“争执”和“误会”,这些成为她后来写小说的重要经验。在《忆天山》中,丁玲叙述团员天山(张天虚)在集体工作中发生的“成见”、“争执”和“友谊”[32](P89)。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丁玲提出了如何“在集体中受磨炼,克服自己”的问题,这与她后来于《在医院中》提出的“人是要经过千磨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和“人是在艰苦中生长”的主题非常相近[33]。通过叙述这些不同的人和事,丁玲不仅梳理了工作经验,也调整着自己对人和组织的理解方式。据史轮回忆,丁玲曾经想要以西战团各团员为核心人物形象,写一部长篇小说:
前面说过丁玲同志在不断的学着,我觉得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有好几次她向我们说:“将来我把服务团写成一本长篇小说,把每个人物刻画出来……”我看,按她平日的待人来看,她一定有充分把握写得活现,写得动人的。[29](PP183-184)
“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意味着丁玲对一个战地团体内在组织性的理解,其中不仅要有党的领导和制度规范,还需具备从个人、集体再到民族的血肉相连的认同感。尽管西战团有严格的管理条例,但丁玲重视其中不同团员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这也丰富了她对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解。从战地文艺工的角度来看,“带队伍”与“写文章”很难作出对立性的区分,而对二者关系的调整、转化直接影响了丁玲对战地写作形态的感觉和认知。丁玲此时面临的难题在于她所处的“战地”是一个被各方势力所牵制的场域,她不仅要与国民党方面保持“摩而不裂”的斗争状态,还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解和矛盾,因此需要借助感情联动的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扩大与巩固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求。丁玲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创作应该是来源于“实际工作”并能作用于“实际工作”的,而工作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交心,需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相互有了认识”后才能调动起不同个体的主体能动性。不过,对于管理一个团体的工作来说,“太感情”也会给工作带来麻烦[34](P111),因此感情需要思想的托举,这是丁玲在文章中不断强调思想的原因。她的这些工作记录表明,思想的改造需要感情的投入,而借助思想的力量,个人的感情才能真正转化为对集体的责任和认同,最终在感情的共鸣中将自我完全投入集体的工作中去。
在战地工作中,丁玲既重视《河内一郎》《重逢》等直接用于组织宣传的作品创作,也坚持以“零碎”“点滴”的短篇写作来对思想和感情展开细致的梳理。这段“带队伍”的经历不仅为丁玲带来了新的写作素材,也使她找到一种调适写作观念的路径,在不同的微观感情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对不同人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丁玲后来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战地工构想,期待“战地服务团的每个团员,不仅是一个艺术人才,并且也能领导一般工作”[35](P114)。她在这里强调“艺术人才”和“领导一般工作”的一致性,其实指的是要以思想和感情为方法将写作与工作真正“组织”起来,不仅是在检讨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得失,也是在战争语境中思考艺术与工作之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三、“杂写”:丁玲的战地写作形态
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战地写作基本上都是一些“零碎”[36](P1)。作为“打杂的人”和“组织家”,丁玲正是以这些“零碎”再现了自己的前线生活与工作。丁玲所说的“零碎”,既指写作内容上取材于生活与工作上的琐事,也涉及文学形态方面的思考。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创作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笼统归入“报告文学”或“散文特写”,忽略了丁玲自觉的文体意识。她的这些作品基本都是对战地工作和日常见闻的记录,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写和西战团工作记述,也有序言、后记、公演说明和杂文等,在文体上很难简单地归为“报告文学”。事实上,这种不将工作与创作分开处理的方式,反而区别于进行类别摘录的一般战地写作。丁玲在文体和内容上不进行分门别类,凸显了“认识人”、“带队伍”与“写文章”之间相互渗透交融的关系,其实是她在探索如何将战地生活经验有效地还原出来。用丁玲在《一年》中使用的概念来说,这些短篇创作都是对战地生活的“杂写”,其中既记录工作状态、生活观察,也深入到思想和感情的波动处展开叙述,是完整地处理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一种文体选择。丁玲正是以这种写作形态呈现了自己离开都市后、驻留延安前的战地生活片段和思想过程,折射出她个人生命史与革命史的转折轨迹。
从实际状况来看,一方面,丁玲在战地行军和工作过程中无法从容地进行写作构思,她也曾对外人直言“像这么嘈杂的环境,实在也很难来下笔”[37];另一方面,正是在各种灵活短小的“杂写”中,丁玲将自己的生活与文学进行了同步化处理,不仅实现了对生活切近、灵活的再现和把握,也得以在流动的状态中随时发表思想,真正实现感情的变化。对于这些创作,丁玲在《一年》的前言中谦虚地提出“只能作生活实录读”[36](P1)。在“生活实录”的意义上,丁玲按照西战团从延安到延长、山西、西安的流动路线排列自己的文章,既写西战团“成立前后”的各种准备,事无巨细地记录工作、生活过程中的“点滴”,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进行评论和“杂谈”。但“生活实录”不仅是经验的简单呈现,还需要有具体的形式转化。在为《西线生活》写的前言中,丁玲就对“生活实录”展开了进一步说明,提出了“要具体,要有味,要使人欢喜看,却不能于人无用”的要求[38](P19)。在丁玲看来,基于具体战地工作而展开的文学实践,必然会对自身的形式提出要求,有关“零碎”和“点滴”的表述,以及“具体”、“有味”和“有用”的要求,可以视为在战地工作语境中生成的文学观念。当时西战团的其他团员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比如李劫夫认为,战地的组织宣传“必须有趣味,能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系”[39](P57);另一位团员戈矛也指出,抗战艺术“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或一定的公式这一点”[40](P36),民众所欢迎的正是那些“短小精悍、简单活泼、意义明了,含有煽动性和趣味性”的文艺形式[41](P24)。这些观念的提出,其实都是在战地语境中回应如何将写作与生活接通起来的问题。丁玲曾讨论过苏区文艺与新文学传统的差别,认为在苏区有“伟大的文学素材”,特别是“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但不用那种有精巧构思的长篇来表现,而采取各种灵活的、为群众所接受的形式,这种文艺形式“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17](P19)。丁玲在此时虽然重申了“大众化”和“普遍化”等革命文艺的一贯主张,但强调的是苏区文艺在生产方式和形式创造上的独特经验,这与丁玲说的“零碎”和“杂写”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针对的是苏区群众和战地环境的现实性、具体性,而非观念性、抽象性。
“要具体,要有味”,首先回应的是抗战初期文坛上一般“印象记”式的写作,这意味着丁玲的短篇“杂写”有着现实对应性和写法上的自觉。1938年夏天,针对当时出现的很多空洞刻板的战地“印象记”,丁玲在《说到“印象”》中特别提出:
但只记得写文章,而不参加一些其他的工作,即他的生活领域还是太狭窄的。虽说已经在战场上跑了一趟,慰劳过一些,同师长们谈过几次的话,然而那战场上的激烈,紧张,艰苦,娱乐的氛围气,仍是无法感染的。因此陈列在书铺摊上,最多的便是印象记之流了。[42](P135)
丁玲对战地写作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她不仅以上述杂文的创作否定了“印象记”,在《入伍》等小说中批评了流于生活表面的“战地通讯”,更直接表示自己“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讯”[43](P32)。史轮也曾困惑于战地通讯如何写才有用的问题,认为“日常的见闻”和“民众生活”对于战地文艺工来说“就是很好的材料”[44](P69)。丁玲和史轮提出生活材料的问题,其实是在思考如何让写作有效地服务于战争,这其实是战地文艺工面临的普遍难题。比如在抗战初期,包括卞之琳、何其芳和沙汀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有过“战地访问”的经历,但是始终难以找到能够真正助益于战争的写作方式。姜涛在讨论卞之琳的“战地报告”时提出过“如何突破‘作客’的限制,更为有效、内在地‘服务于战争’”的话题,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收集材料、锤炼写作技术的问题,同时涉及实践方式的调整问题,从延安‘整风’之后的视角看,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45]。从“服务于战争”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此丁玲强调作家应该“接近下层”,在参加实际工作中“化除成见,改变一点个人的习惯”,通过这种“自我改造”,“空空洞洞的印象”才有可能转化为“具体生动的文章”[42](P135)。丁玲将“写文章”放在“参加实际工作”中进行,以“杂写”的方式还原工作和生活的立体性、复杂性,在记录的过程中加以评述、议论和反思,以此实现对经验的相对化呈现,这其实是针对战地写作困境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她后来特别提倡“多写散文,抒发思想,养成随时发表意见的习惯”,认为“写作品主要是写思想”[46](P157)。这种观念也在丁玲对战地写作的设计中得到体现,比如杂文因承担着“写思想”的功能而成为她的“杂写”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一年》中就收录了《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反与正》《说欢迎》《勇气》等多篇杂文,有力加强了丁玲的生活透视能力和文学表现深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丁玲此时对杂文的理解与统一战线的原则有关,她并不赞同“旁观的讽刺”这类讽刺小品式的杂文,更加强调“站在同一的立场,诚恳的建议”[47](P137)。在“杂写”视野下,丁玲的杂文发挥出了对生活的建设性功能,由此她不仅能够对生活自由地观察和记录,也可以将生活不断对象化,实现“写思想”的追求。
如何从“空空洞洞的印象”到“具体生动的文章”,不仅是当时战地写作需要回应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向左转”后已经认识到,“具体生动的文章”源于现实生活经验,因此“深入生活”显得格外重要。她曾对自己以前的写作方式进行检讨,特别是对“旧的技巧”和“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辨析[13](P11),并追问如何避免“写作”成为一种限制她思想的“作风”[48](P16)。有研究者提出丁玲所说的“作风”与她擅长的内心叙事有关[49],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作风”实际上指向了一种逐渐空洞化、自我封闭的观念机制,这也涉及她对生活经验的理解角度和打开方式。丁玲因此特别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认为需要经过“观察”、“经历”和“体验”等环节才能获得“经验”,“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13](P12)。丁玲和团员们此时的写作都是基于自身经验展开的,看似粗糙随意的形式,反而将战地工作中艰难、复杂却又不失紧张、活泼的生活氛围有效地传递出来,在掺杂着各种思想领会与感情体验的人事纠缠中完成对战地生活的记录。从这个层面来看,丁玲此时对战地生活和工作的“杂写”,可以视为自觉克服“作风”过程中催生的文学形态。此时的丁玲不一定已经找到了一种确定的、稳定的写作路径,但“杂写”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别样的尝试。“杂写”意味着打破内容和文体的限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伸缩度,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某种整体性,却可以更好地还原生活、工作与写作的互动状态。
“杂写”是丁玲在战地“带队伍”过程中生成的一种特别的“写文章”意识,她以这种“零碎”的写法打破了抽象化的战地生活理解和观念化的写作机制。“杂”意味着丁玲所说的“零碎”和“点滴”,不仅可以跨越文体的限制,还包含“化整为零”和“打碎重建”的意图,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拓展和捕捉新的生活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杂写”或许是战地行军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写作方式,却让丁玲的战地“生活实录”避免了空洞和抽象,为她把握正在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提供了思想的形式。作为“打杂的人”和“组织家”,丁玲在摒弃自己的“旧的技巧”和“作风”后,用“杂写”的方式摆脱了观念机制的束缚,并从中锻造出以“杂写”为核心的感知结构和文学形态。通过这样的写作探索,丁玲得以深化和重组自己的认识层次和文学结构,为她驻留延安后把握复杂的革命展开提供了更加贴切的方式。
四、结语
从更长的视野来看,这些战地经验与“杂写”实践不仅促进了丁玲对革命工作、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理解,在她的生命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在战地工作期间,丁玲曾深陷苦闷和寂寞,受到来自西安、延安内部等多方面的人事纠纷影响,并不如外界新闻报道的那样“快乐”和“健康”[9]。她时常面临着危险严峻的战争环境,同时也承受着“寂寞”和南京“三年幽囚”的阴影,以及来自他人的“谣言,诽谤、仇恨、骂詈”[42](P134)。但是,丁玲开始学会用一种更加理性、成熟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最终实现“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的跨越[50](P50),而这可以追溯到她的战地生活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丁玲与西战团一同获得了成长,“在惊涛骇浪中更形坚固起来了”[51]。在此后“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丁玲不断回顾这段战地经历,反复论及“生活、思想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经验及其反思也成为丁玲写作路径新变的一个支点,为她的文学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对丁玲来说,“写文章”与“认识人”在经验构造上是一致的,“带队伍”也可以视为完成一件“艺术品”。她开始意识到如何真正地去“认识人”和塑造人物,在把握不同人的个性和缺陷的同时,发挥其主体能动性,而这正关联着丁玲驻留延安以后的工作方式和写作症候。事实上,在丁玲的创作脉络中,一直都在陆续地以“杂文”“杂谈”“杂感”“杂记”等为题进行写作,在战地宣传组织上也多采用“杂耍”的艺术形式,从中可以梳理出一条以“杂写”为意识的文学延长线,这有可能意味着丁玲在克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革命之“纯”的理解,开始进入革命之“杂”(复杂、困难、反复等,渗透于生活、工作和写作的“零碎”“点滴”面向)的辩证思考。可以说,丁玲通过“杂写”生活的“零碎”突破了感受方式(“作风”)的限制,让写作重新接通了生活与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创作准备和生命历练,丁玲才得以摆脱既有的观念束缚,重新舒展开了更丰富的文学纹路。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3期
简介
唐小林，上海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丁玲多次随红军上前线,在复杂的战地环境中工作与写作,成为“打杂的人”和“组织家”。她在“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的过程中,聚焦于思想和感情的细微波动处,以大量的“零碎”完成了战地“生活实录”,最终生成了一种可以有效捕捉战地生活经验的“杂写”形态。区别于一般的战地写作,丁玲的这些“杂写”没有进行类别摘录,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写和工作记述,也包含序言、后记、公演说明和杂文等,完整地还原了工作、写作与生活之间的交织过程。丁玲一方面以“零碎”的写法打破了“印象记”式的表达模式,从而得以灵活呈现被战争搅动的革命历史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以“杂写”的方式挣脱了“作风”等观念机制的束缚,让写作重新接通了生活与工作。丁玲的战地经历和“杂写”实践由此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历练,不仅重组了她的文学结构,也拓展了她对革命和生活的感知程度和范围。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丁玲曾多次随军上前线,被毛泽东称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长期以来,有关丁玲的战地经验与写作形态并没有得到充分梳理。对丁玲来说,上前线的这段时期非常关键,她由上海“亭子间”作家成长为陕北前线的实际工,这一身份的转变不仅影响了丁玲的文学风格,也将她的写作嵌入了具体的工作中。到达陕北后,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作客”心态,丁玲要求跟随红军上前线,既要在战地行军中把握集体生活,也要重新认识红军队伍中的人。特别是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的过程中,丁玲在与各种人的互动、摩擦中处理事务性工作,同时也在组织管理一支宣传队伍,协调团员复杂多样的思想和个性。在适应战地生活环境的过程中,丁玲不断调适自己的心态、位置和写作方式,在展开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大量短篇创作。对于丁玲的这些战地写作,以往的研究并不特别重视,一般只在分析报告文学相关问题时有所涉及,其中丰富的认识价值迄今尚未得到有效讨论。
抗战爆发后,许多新文学作家走向前线,创作了大量报告、通讯、速写、游记和访问记等纪实性作品,丁玲的这些战地写作大体也在这个脉络上发生。何吉贤提出从“‘流动’的主体”视角考察丁玲的自我改造和创作,并注意到丁玲此时的主体状态和创作方式的变化,认为丁玲的“通讯和报告文学等创作开始脱离基于个人经验的、以第一人称为主的方式,试图去叙述‘他人’”[1]。这种解读方式为讨论丁玲的战地经验与创作打开了更多空间,但丁玲此时的写作形态还值得在“通讯和报告文学”之外展开更具针对性的分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战地报告”,丁玲在这个阶段的写作呈现了她的工作状态、与不同人的互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思想与感情波动,完整地还原了其工作、生活与写作之间的交织过程,可以视为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记录思想和感情的“生活史”。围绕个人的旅程经历和见闻,丁玲产生了一系列小说之外的写作计划,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写作计划,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写出的书,包括“关于南京幽囚生活的书”(《南京三年》)和“记述苏区真实生活的著作”(《苏区二月》)[2](PP45-46);第二类是记录丁玲到达陕北后第一次上前线的经历和见闻,这些作品最终汇合为《保安行》《北上》《南下》等创作集;第三类是第二次上前线期间丁玲领导西战团时完成的文集《一年》,以及一本由她编选、西战团团员集体创作的《西线生活》。尽管其中有些写作计划并没有完成,部分作品也在战地行军过程中散失,但留存下来的作品数量仍不在少数。
这些短篇作品基本上按照流动的时空顺序整理成集,其特点是不将工作与创作进行区分,在内容上既有对战斗经验、日常会议、生活记录等工作内容的介绍、总结,也有大量的战地观察和人物特写,其中特别记录了丁玲在工作过程中与不同人的交往和摩擦,以及由此生发的思想和感情内容。在写作形态上,这些表现战地见闻和工作经验的创作并不遵循特定的文体规范,它们以非类别摘录的“点滴”和“零碎”的方式渗透于丁玲的整个前线生活,可以命名为丁玲在《一年》中所提出的“杂写”。“杂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文体概念,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很多作家都以“杂写”为题进行创作,但其中侧重的表达功能却略有不同。比如,茅盾的“雨天杂写”其实是以杂文的方式进行思想“清谈”,向尚等人的“西南旅行杂写”意在考察纪实,费孝通的“西行杂写”则更注重写感想等。而陈灵犀在他的散文集《杂写》中提到,“杂写”的“杂”关键在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无所不谈”[3](P2),这其实是小品文、美文式的观念。丁玲的“杂写”则是一个容纳了更多表达功能的概念,在内容上既包括杂文、生活记录、人物特写,也涵盖工作记述和随想等,看似无所不谈,但其实有严格的写作范畴,即她的战地生活与工作。需要说明的是,丁玲的“战地经验”对应的不是具体的战斗过程或战争场景,而是在战争搅动下的革命历史实践经验。对丁玲而言,“杂写”的意义不仅在于打破了“印象记”式的主流战地写作模式,也帮助丁玲拓展了对革命和生活的感知范围和程度,并为她提供了捕捉和再现这些经验的具体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战地短篇写作为讨论丁玲的文学路径变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认识材料。
一、上前线与“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
1953年,丁玲在一次创作会议上回忆和总结自己初到陕北时的工作、写作时,曾特别提到毛泽东对她的教导:
我去工作时,毛主席对我说,你要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首先,把团里主要的人名记住,并且要了解他们。可惜我当时并不体会这些话的重要。我们到农村去工作,到村子里,也得首先记住人的名字,了解那些人是啥样的人,否则,就不能工作。文学工,更要记得人,了解人。[4](P371)
毛泽东说的“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针对的是丁玲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做政治部副主任时的工作,但可以用来概括她在战地前线的整体生活状态和写作线索。丁玲在这个时候回顾毛泽东的话,与20世纪50年代作家“深入生活”的要求有关,其中强调面对具体的人时,要投入足够的耐心与时间,要从感情上去认识人、理解人。尽管在1942年毛泽东《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才确立了“深入生活”的基本准则,但丁玲在1936-1938年的前线经历也可以视为一种“深入生活”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丁玲回顾自己初到陕北时的经历,梳理自己对生活和写作的理解。她此时的战地经验涉及战时社会组织、革命队伍的内部管理、对人的认识等,这意味着“深入生活”对丁玲而言不仅是一种积累文学素材的手段,更是以“人”为中心的工作开展方式。丁玲后来曾批评很多文艺写“在前方不懂得深入生活”,“只是惟恐不及地去搜集材料”,并指出编故事或许“不失其宣传意义”,但“在文学上没有什么价值”,认为“作家应该去生活,不特要把生活推广,而且要深,不只要感觉,而且要认识”[5](PP55-56)。这里说的“认识”,字面意思上可以理解为对生活的认识,但在丁玲这里可能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指的是接触与认识不同人的广度与深度。直至1979年丁玲编辑文集《到前线去》时,还反复提及学会“认识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影响”,“我在感情上开始了很大的变化”[6](P3)。那么在战地前线,丁玲处于何种战争、文化与政治氛围中?她如何适应战地生活并打开新的生活经验?她又是怎样“一个一个的去认识人”,并塑造出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关于丁玲刚开始上前线的经历,虽然相关的传记、年表都会有所述及,但还可以从丁玲的生活感知和文学规划方面稍作描述。1936年底,丁玲挣脱“魍魉世界”到达陕北苏区首府保安后,立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不仅接受了较多记者访问、参加妇女会、受邀进行演讲,还筹备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创办《红中副刊》(后更名为《新中华副刊》),有力地推动了陕北苏区的文艺建设。朱正明就指出,“陕北苏区文艺运动的建立,我们不能不承认丁玲是一个奠基者或组织者”[7](P34)。不过,相比于常规的文艺建设,丁玲更愿意参与到红军的实际战斗中去,在具体的实践层面重新打开一种生活经验。根据朱正明的记述,丁玲到达陕北后不仅想要“了解中国红军的真正生活”,还有意“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2](PP33-35)。这里说的“生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指的是包含具体工作、写作主题和人物的生活,是被战争与革命全面塑造的“活生生的生活”。面对这种“生活”,不仅要全面深入地观察和认识,还要将“写作”视为参与其中的方式。在《红中副刊》的编后记“尾刊随笔”中,丁玲特别提出,“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支)笔”[8](P26)。特别是在编辑集体创作的《长征记》的过程中,丁玲更直观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经验不够”,并提出“伟大的著作,决不是文人在纸上掉弄笔墨所可以成功的”[9]。因此,当毛泽东问起丁玲想干什么时,丁玲立即回答“当红军,我想看打仗”[10](P59)。适逢红军方面计划在定边绍沟沿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毛泽东便安排丁玲随前方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上前线,先后在定边、三原等地活动,当时就有不少记者报道“丁玲当女兵”,在形象上“宛若一丘八爷”[11]。丁玲“当红军”热情的背后,其实是她想要在实际战斗中把握红军生活的展开过程。然而,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原本布置的战斗最终取消,红军方面实际上处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休战状态中,丁玲也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的预期。尽管没有亲历具体的战争,丁玲却获得了更多近距离观察和接触苏区群众、红军队伍中人的机会,结识了彭德怀、萧克、贺龙、陈赓、王震等红军将领,在红军集体中感受到了一种“明朗的”和“一有空就互相说着一些无伤的笑话”的友爱氛围[12](P40)。在这种较为宽松自在的状态中,丁玲细腻地记录着行军见闻和身心体会,在接近这些人的过程中不断调适自己的感知结构和写作方式,并尝试以新的文学形态转换出她对战争与革命生活的理解。
丁玲此时的写作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详细记录了行军过程中的身体感受、战地风景;二是完成了大量不同类型的人物特写,这在她此前的创作生涯中是非常少见的。丁玲以往擅长的是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不论是“五四”时期的莎菲女士、梦珂,20世纪30年代“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丽嘉,还是驻留延安后写的陆萍等,大多以自己或身边的友人为原型,并生成了以内心叙事或内视角描写为主的写作方法。即使在标志其“向左转”的小说《水》中,丁玲对群众形象的描写也略显模糊,未能完全破除概念化的想象。其实丁玲已经注意到自己写人物的局限性,曾批评自己“只生活在知识阶级中”,“对于大众的生活,没有经验”[13](P11)。尽管她后来提出“到广大的工人、农人、士兵的队伍里去”的号召[14](P9),但这种左翼文学所提倡的“大众化”在都市语境中很难落实,正如罗岗指出的,“即使在观念上愿意‘文章入伍、文章下乡’,但在现实中也找不到相关对应物”[15]。丁玲面临的困境在于她既要避免“五四”时期那种感性自我的写作方式,也要克服左翼时期对革命主体的浪漫化想象,而上前线则为丁玲提供了一个走进根据地、“了解中国红军的真正生活”的实践机会。她在《广暴纪念在定边》《警卫团生活一斑》《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孩子们》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少苏区群众、红军士兵和其他战地工形象,其中既有群像式的描写,也有单独的具体刻画。与此相关的是,丁玲的写作技法也在改变。比如,她在反思早期写作经验时,曾特别提到自己“不愿写对话,写动作,我以为那样不好,那样会拘束在一点上”[16](P4),但是在把握这些人时,丁玲突破了内视角的限制,开始使用更多不同的对话和动作来塑造人物,以此凸显人物的精神能动性。从这些创作变化中可以看出,丁玲此时不仅是在感性层面对苏区军民的人格和个性进行观察,也是自觉地在“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17](P18)所打造的苏区政治文化氛围中展开写作。
尽管在写人物方面有一些新的尝试,但丁玲对战地空间的处理还是存在“风景化”和“内面化”的倾向。比如在《到前线去》中,丁玲特别关注有着不同颜色的“陕北的风景”,虽然意识到在陕北开阔的地形中随时将面临敌机侵袭的危险,却缺乏与战地空间更深层次的连带关系,从她视野中展现出来的地理空间、地形布局是无差别的,只是在重复地“起伏”和“延展”[18](PP36-38)。同时,因为本身不在具体的战斗状态中,丁玲对战争经验的呈现往往只能借助红军将领的讲述来完成,比如在《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中,她以大段的直接引述尝试还原革命将领“说书一样”的口头语言,但在讲述紧张战事的过程中时常插入“上弦月斜挂在山头,广漠的原野,巍巍群山上的新筑堡垒朦胧在淡白色的月光里”[19](P31)这类抒情化的语言,使文章出现了两种分裂的语调,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叙述的统一性和真实感。丁玲对革命主体和战争经验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部分延续了左翼文学的浪漫化笔法,这也体现在《彭德怀速写》中她对革命主体的刻画方式上。在对彭德怀的外貌特别是五官进行描绘时,丁玲调用了不少“天真”、“顽皮”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顽强的精神”等人格化、道德化的评述[20](P34)。这类笔法自然有着丁玲对生动、形象效果的文学追求,但也意味她对革命主体的塑造依然未能克服主观状态的投射冲动,她后来也自我反思说“这还都是抽象的”[21](P465)。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战地行军生活的限制,丁玲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稳定的心态来进行创作,也未能见证她所期望的激烈战斗,她在呈现这些人物及其生活状况时存在不少限度,有很多地方依然难以完全克服自我的想象和以往的感觉习惯。
对丁玲来说,随部队上前线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她不仅获得了进入红军集体、直面“新的人格”和“伟大的个性的典型”的鲜活经验,也得到了接触战场上各方势力、各种人物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丁玲已经充分打开了这些经验。事实上,丁玲初次上前线时,并未能很快地适应战地部队生活,她的很多感觉也没有真正转化为认识。不同于全面抗战爆发后出现的种种“笔部队”,丁玲此时上前线不具有“组织”的性质,她也曾坦言,当时“对红军的生活,连党的组织生活,什么也不懂”,老红军同志对自己也不了解,“甚至有些人会看不惯”[6](P3)。此外,丁玲后来还曾特别提到“部队里不喜欢女同志”[22](P157),这其实是抗战初期妇女随军上前线时面临的普遍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丁玲上前线的时机比较特殊,“1936年的时候,知识分子到陕北很少,红军还不大懂得团结知识分子,如果上面没有命令,知识分子在这里是没有人管的”[22](P157)。这种“没有人管”的状态一方面让丁玲以更加自由的方式进行观察和写作,另一方面也使她处于难以参与实际工作的尴尬位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丁玲组织了西战团,第二次走上了前线,成为一个“带队伍”/“写文章”的“组织家”。在一种要求耐心、投入和深入认识的工作状态中,丁玲开始重新思考如何突破感觉的限制,在观察、认识和理解身边各类人的过程中探索战地写作的可能性。
二、“组织家”:以思想和感情为方法
如果说丁玲第一次上前线主要围绕怎样“认识人”展开,那么她第二次深入战地时面临的问题则是如何“组织人”与“管理人”。除了组织教育以农民、士兵为主的群体外,丁玲对外还要与地方政府、游击队、友军、杂牌军和溃军等打交道,对内则要妥善协调思想个性有很大差别的西战团团员。从这些方面来说,丁玲称自己“成了一个打杂的人”[23](P112),或许不仅是在说自己要完成诸多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还意味着她需要应对与各色人等的互动、摩擦,并从中培养起一种处理复杂情况的能力。丁玲后来提出,“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好的组织家,他应该善于理解人,善于与人来往”[4](P371),而正是西战团的这段经历使丁玲成为真正的“组织家”。对战地文艺工来说,“组织”的范畴不仅涉及生活和工作,还包括自己的写作,因此丁玲在“带队伍”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写文章”的自觉意识。比如,尽管在行军途中,丁玲依然在观察人,并曾举例说道:“譬如看见一个骑骡子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龄,衣服的颜色,估计她的家庭的优裕,她将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要发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24](P101)写人物主要在于写思想和感情,这是丁玲多次重申的一条创作准则。她后来甚至直接提出“一个作家首先必须是思想家”,对生活中“情感的变化”的捕捉,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25](PP442-443)。从思想和感情处进行“组织”,也成为丁玲“带队伍”的内在意识。可以互相印证的是,西战团的不少团员都提到丁玲将“带队伍”视为一项艺术工作来开展,她掌握着每位团员的个性和情绪状态,注重思想和感情相互激发的作用,以此发挥西战团作为一个战地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组建西战团时,中宣部任命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对于这样的安排,丁玲其实有“说不出的懊恼”,提出“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适宜的”[26](P5)。在丁玲最初的观念里,“写文章”和“带队伍”是两种不同的状态,不仅难以兼容,还有可能会相互妨碍,因此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在警卫团工作期间,丁玲直言自己“解决不了多少问题”,最终只待了一个月便请求调离了[21](P466)。而领导西战团,不仅让丁玲成为事务工,同时也使她转变为一个团体的“组织家”,特别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西战团的重心很快“由宣传工作变为组织工作”[27],她也开始寻求将工作与写作真正结合起来的方式。相较于第一次上前线的“没有人管”的状态,丁玲此时转变为组织者、领导者,也成为“八路军要人”的文艺代言人,因此她的战地工作和创作被外界格外关注,出现了大量有关她的报道。在这种新的生活氛围和工作位置上,丁玲对人的认识在更内在的状态中得到了展开。
在丁玲的领导下,西战团进行了非常有效的组织宣传工作,但在对外的通讯发稿方面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军事、社会调查和群众运动等,很少提及西战团自身的工作方法经验。在西战团的总结报告中,丁玲就曾特别指出西战团工作的一大缺点是“在许多发稿中,很少有关于本团生活上、工作上的”,认为“我们应该经常将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训练方法,如何巩固队伍,如何克服困难的经验告诉别人”[28](P219)。这里所说的“本团生活上、工作上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围绕不同人展开的认识、教育和训练等经验。在“带队伍”的过程中,丁玲不仅需要像第一次上前线那样接触不同的人,还要做很多有关人的复杂的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但这些内容涉及不同人的感情、思想、精神和情绪等微观层面的经验,很难直接以简单的通讯发稿的形式得到有效梳理。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有关战地生活、工作经验的写作弥补了西战团对外宣传内容的不足,是西战团战地工作中不可分割的内在构成部分。
由于西战团团员们的出身背景比较复杂,在工作的具体展开过程中,丁玲对不同团员的思想状态和感情变化颇为关注。西战团团员史轮曾在《丁玲同志》中介绍说,团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家的“文化水准”、“经济背景”和“职业”都各不相同:
论起文化水准,却是从留洋生以至文盲;论起经济背景,却是自少爷、小姐以至捡炭渣、住地窖者;论起职业,却有作家、秘书、带过几千人的军官、轻易不能在一个学校维持一学期的教员、罢课的鼓动家,五卅、一二·九示威行列的领导者,不安分的工人农民、不听父母之命的孩子……。[29](P166)
西战团团员以抗大的学生为主,也有来自各地的青年,他们的思想倾向非常多样,混杂着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等,因此并不容易管理。即使在西战团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丁玲还曾遗憾地表示团员们“自由主义的倾向没有完全克服”,存在“不严格批评与纠正不正确的意见”等问题[28](PP221-222)。在各种生活和工作的场景中,丁玲都有意识地对这些出身不同、思想各异的团员进行观察、记述和评价。《一年》中也有很多文章详细记录了她是如何解决团员之间的摩擦的。比如,她在《第一次的欢送会》中写到团员王淇在工作中与他人的矛盾时,就特别提到他“好发空洞的,不正确的意见”,并对他的思想构成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他的思想的来源是很复杂的,有无政府主义,有社会民主党的,有三民主义的,也有唯物论的,但主要的成分是虚无,是极端的自由主义”[30](PP71-72)。针对类似王淇的这种表现,西战团内部一般会通过生活检讨会、思想讨论会、学习小组会和谈话等方式帮助团员实现自我改造。这些“巩固队伍”的日常方式在西战团其他团员的笔下也有相关反映,比如《西线生活》中史轮的《生活检讨会》和田间的《生活检讨会的场面》等文章都详细记录了相关情况。相比较而言,丁玲并不只是简单直接地展开记录和分析,而是在叙事上有特别的安排,比如她通常采用“从头说起”的方式,先写不同人的“来历”和“奋斗历史”,最后才带出他们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在这篇《第一次的欢送会》中,叙述中心本应是“会场中的情形”,但丁玲先追溯了王淇的工作经历和思想构成,然后铺垫了大量之前小组会、生活检讨会和交心谈话等内容,凸显“坦白、直率、热诚、亲爱”的作用,最后才叙述欢送会上大家对王淇的帮助,以及他在思想和态度上的变化。通过这样的叙述调度,丁玲或许想要表达的是,思想的引导和改造并不能仅依靠一般的规约、纪律,还需要借助感情的相互激发,由此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更新和集体认同。这类感情激发的时刻是丁玲特别关注的地方,比如在《西安杂谈》中,她就不仅记述了西战团在西安展开工作的情况,还特别以西安易俗社的社长高培支为例,提出因为“从工作上有了互相认识”,其他人才“帮助了我们”,“同我们好了起来”,其中的关键正是“诚恳,坦白,谦虚,和爱”这类可以消除感情隔膜的因素[31](PP145-146)。
除了对团员的思想成分展开分析外,丁玲还记录了自己与团员在工作交往上的“争执”和“误会”,这些成为她后来写小说的重要经验。在《忆天山》中,丁玲叙述团员天山(张天虚)在集体工作中发生的“成见”、“争执”和“友谊”[32](P89)。在这篇回忆性的文章中,丁玲提出了如何“在集体中受磨炼,克服自己”的问题,这与她后来于《在医院中》提出的“人是要经过千磨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和“人是在艰苦中生长”的主题非常相近[33]。通过叙述这些不同的人和事,丁玲不仅梳理了工作经验,也调整着自己对人和组织的理解方式。据史轮回忆,丁玲曾经想要以西战团各团员为核心人物形象,写一部长篇小说:
前面说过丁玲同志在不断的学着,我觉得她的确把过去写小说的天才如今完全献给眼前的工作了。她把观察力、透视力完全应用到团里来了,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一件天衣无缝的艺术品。她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有好几次她向我们说:“将来我把服务团写成一本长篇小说,把每个人物刻画出来……”我看,按她平日的待人来看,她一定有充分把握写得活现,写得动人的。[29](PP183-184)
“她想使她领导着的团成为一件艺术品”,意味着丁玲对一个战地团体内在组织性的理解,其中不仅要有党的领导和制度规范,还需具备从个人、集体再到民族的血肉相连的认同感。尽管西战团有严格的管理条例,但丁玲重视其中不同团员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这也丰富了她对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理解。从战地文艺工的角度来看,“带队伍”与“写文章”很难作出对立性的区分,而对二者关系的调整、转化直接影响了丁玲对战地写作形态的感觉和认知。丁玲此时面临的难题在于她所处的“战地”是一个被各方势力所牵制的场域,她不仅要与国民党方面保持“摩而不裂”的斗争状态,还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不解和矛盾,因此需要借助感情联动的作用,才能真正完成“扩大与巩固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要求。丁玲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创作应该是来源于“实际工作”并能作用于“实际工作”的,而工作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交心,需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相互有了认识”后才能调动起不同个体的主体能动性。不过,对于管理一个团体的工作来说,“太感情”也会给工作带来麻烦[34](P111),因此感情需要思想的托举,这是丁玲在文章中不断强调思想的原因。她的这些工作记录表明,思想的改造需要感情的投入,而借助思想的力量,个人的感情才能真正转化为对集体的责任和认同,最终在感情的共鸣中将自我完全投入集体的工作中去。
在战地工作中,丁玲既重视《河内一郎》《重逢》等直接用于组织宣传的作品创作,也坚持以“零碎”“点滴”的短篇写作来对思想和感情展开细致的梳理。这段“带队伍”的经历不仅为丁玲带来了新的写作素材,也使她找到一种调适写作观念的路径,在不同的微观感情经验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对不同人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丁玲后来提出了一种理想的战地工构想,期待“战地服务团的每个团员,不仅是一个艺术人才,并且也能领导一般工作”[35](P114)。她在这里强调“艺术人才”和“领导一般工作”的一致性,其实指的是要以思想和感情为方法将写作与工作真正“组织”起来,不仅是在检讨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得失,也是在战争语境中思考艺术与工作之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三、“杂写”:丁玲的战地写作形态
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这些战地写作基本上都是一些“零碎”[36](P1)。作为“打杂的人”和“组织家”,丁玲正是以这些“零碎”再现了自己的前线生活与工作。丁玲所说的“零碎”,既指写作内容上取材于生活与工作上的琐事,也涉及文学形态方面的思考。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创作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笼统归入“报告文学”或“散文特写”,忽略了丁玲自觉的文体意识。她的这些作品基本都是对战地工作和日常见闻的记录,其中既有大量的人物特写和西战团工作记述,也有序言、后记、公演说明和杂文等,在文体上很难简单地归为“报告文学”。事实上,这种不将工作与创作分开处理的方式,反而区别于进行类别摘录的一般战地写作。丁玲在文体和内容上不进行分门别类,凸显了“认识人”、“带队伍”与“写文章”之间相互渗透交融的关系,其实是她在探索如何将战地生活经验有效地还原出来。用丁玲在《一年》中使用的概念来说,这些短篇创作都是对战地生活的“杂写”,其中既记录工作状态、生活观察,也深入到思想和感情的波动处展开叙述,是完整地处理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一种文体选择。丁玲正是以这种写作形态呈现了自己离开都市后、驻留延安前的战地生活片段和思想过程,折射出她个人生命史与革命史的转折轨迹。
从实际状况来看,一方面,丁玲在战地行军和工作过程中无法从容地进行写作构思,她也曾对外人直言“像这么嘈杂的环境,实在也很难来下笔”[37];另一方面,正是在各种灵活短小的“杂写”中,丁玲将自己的生活与文学进行了同步化处理,不仅实现了对生活切近、灵活的再现和把握,也得以在流动的状态中随时发表思想,真正实现感情的变化。对于这些创作,丁玲在《一年》的前言中谦虚地提出“只能作生活实录读”[36](P1)。在“生活实录”的意义上,丁玲按照西战团从延安到延长、山西、西安的流动路线排列自己的文章,既写西战团“成立前后”的各种准备,事无巨细地记录工作、生活过程中的“点滴”,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进行评论和“杂谈”。但“生活实录”不仅是经验的简单呈现,还需要有具体的形式转化。在为《西线生活》写的前言中,丁玲就对“生活实录”展开了进一步说明,提出了“要具体,要有味,要使人欢喜看,却不能于人无用”的要求[38](P19)。在丁玲看来,基于具体战地工作而展开的文学实践,必然会对自身的形式提出要求,有关“零碎”和“点滴”的表述,以及“具体”、“有味”和“有用”的要求,可以视为在战地工作语境中生成的文学观念。当时西战团的其他团员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比如李劫夫认为,战地的组织宣传“必须有趣味,能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系”[39](P57);另一位团员戈矛也指出,抗战艺术“不必拘泥于一种形式,或一定的公式这一点”[40](P36),民众所欢迎的正是那些“短小精悍、简单活泼、意义明了,含有煽动性和趣味性”的文艺形式[41](P24)。这些观念的提出,其实都是在战地语境中回应如何将写作与生活接通起来的问题。丁玲曾讨论过苏区文艺与新文学传统的差别,认为在苏区有“伟大的文学素材”,特别是“红军部队活生生的生活”,但不用那种有精巧构思的长篇来表现,而采取各种灵活的、为群众所接受的形式,这种文艺形式“大众化,普遍化,深入群众,虽不高超,却为大众所喜爱”[17](P19)。丁玲在此时虽然重申了“大众化”和“普遍化”等革命文艺的一贯主张,但强调的是苏区文艺在生产方式和形式创造上的独特经验,这与丁玲说的“零碎”和“杂写”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针对的是苏区群众和战地环境的现实性、具体性,而非观念性、抽象性。
“要具体,要有味”,首先回应的是抗战初期文坛上一般“印象记”式的写作,这意味着丁玲的短篇“杂写”有着现实对应性和写法上的自觉。1938年夏天,针对当时出现的很多空洞刻板的战地“印象记”,丁玲在《说到“印象”》中特别提出:
但只记得写文章,而不参加一些其他的工作,即他的生活领域还是太狭窄的。虽说已经在战场上跑了一趟,慰劳过一些,同师长们谈过几次的话,然而那战场上的激烈,紧张,艰苦,娱乐的氛围气,仍是无法感染的。因此陈列在书铺摊上,最多的便是印象记之流了。[42](P135)
丁玲对战地写作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她不仅以上述杂文的创作否定了“印象记”,在《入伍》等小说中批评了流于生活表面的“战地通讯”,更直接表示自己“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讯”[43](P32)。史轮也曾困惑于战地通讯如何写才有用的问题,认为“日常的见闻”和“民众生活”对于战地文艺工来说“就是很好的材料”[44](P69)。丁玲和史轮提出生活材料的问题,其实是在思考如何让写作有效地服务于战争,这其实是战地文艺工面临的普遍难题。比如在抗战初期,包括卞之琳、何其芳和沙汀在内的很多作家都有过“战地访问”的经历,但是始终难以找到能够真正助益于战争的写作方式。姜涛在讨论卞之琳的“战地报告”时提出过“如何突破‘作客’的限制,更为有效、内在地‘服务于战争’”的话题,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收集材料、锤炼写作技术的问题,同时涉及实践方式的调整问题,从延安‘整风’之后的视角看,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45]。从“服务于战争”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此丁玲强调作家应该“接近下层”,在参加实际工作中“化除成见,改变一点个人的习惯”,通过这种“自我改造”,“空空洞洞的印象”才有可能转化为“具体生动的文章”[42](P135)。丁玲将“写文章”放在“参加实际工作”中进行,以“杂写”的方式还原工作和生活的立体性、复杂性,在记录的过程中加以评述、议论和反思,以此实现对经验的相对化呈现,这其实是针对战地写作困境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她后来特别提倡“多写散文,抒发思想,养成随时发表意见的习惯”,认为“写作品主要是写思想”[46](P157)。这种观念也在丁玲对战地写作的设计中得到体现,比如杂文因承担着“写思想”的功能而成为她的“杂写”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一年》中就收录了《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反与正》《说欢迎》《勇气》等多篇杂文,有力加强了丁玲的生活透视能力和文学表现深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丁玲此时对杂文的理解与统一战线的原则有关,她并不赞同“旁观的讽刺”这类讽刺小品式的杂文,更加强调“站在同一的立场,诚恳的建议”[47](P137)。在“杂写”视野下,丁玲的杂文发挥出了对生活的建设性功能,由此她不仅能够对生活自由地观察和记录,也可以将生活不断对象化,实现“写思想”的追求。
如何从“空空洞洞的印象”到“具体生动的文章”,不仅是当时战地写作需要回应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所面临的难题。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向左转”后已经认识到,“具体生动的文章”源于现实生活经验,因此“深入生活”显得格外重要。她曾对自己以前的写作方式进行检讨,特别是对“旧的技巧”和“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辨析[13](P11),并追问如何避免“写作”成为一种限制她思想的“作风”[48](P16)。有研究者提出丁玲所说的“作风”与她擅长的内心叙事有关[49],但从另一角度来说,“作风”实际上指向了一种逐渐空洞化、自我封闭的观念机制,这也涉及她对生活经验的理解角度和打开方式。丁玲因此特别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认为需要经过“观察”、“经历”和“体验”等环节才能获得“经验”,“只有在经验中,才能得到认识”[13](P12)。丁玲和团员们此时的写作都是基于自身经验展开的,看似粗糙随意的形式,反而将战地工作中艰难、复杂却又不失紧张、活泼的生活氛围有效地传递出来,在掺杂着各种思想领会与感情体验的人事纠缠中完成对战地生活的记录。从这个层面来看,丁玲此时对战地生活和工作的“杂写”,可以视为自觉克服“作风”过程中催生的文学形态。此时的丁玲不一定已经找到了一种确定的、稳定的写作路径,但“杂写”对她来说却是一种别样的尝试。“杂写”意味着打破内容和文体的限制,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伸缩度,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某种整体性,却可以更好地还原生活、工作与写作的互动状态。
“杂写”是丁玲在战地“带队伍”过程中生成的一种特别的“写文章”意识,她以这种“零碎”的写法打破了抽象化的战地生活理解和观念化的写作机制。“杂”意味着丁玲所说的“零碎”和“点滴”,不仅可以跨越文体的限制,还包含“化整为零”和“打碎重建”的意图,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拓展和捕捉新的生活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杂写”或许是战地行军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写作方式,却让丁玲的战地“生活实录”避免了空洞和抽象,为她把握正在展开的战争与革命提供了思想的形式。作为“打杂的人”和“组织家”,丁玲在摒弃自己的“旧的技巧”和“作风”后,用“杂写”的方式摆脱了观念机制的束缚,并从中锻造出以“杂写”为核心的感知结构和文学形态。通过这样的写作探索,丁玲得以深化和重组自己的认识层次和文学结构,为她驻留延安后把握复杂的革命展开提供了更加贴切的方式。
四、结语
从更长的视野来看,这些战地经验与“杂写”实践不仅促进了丁玲对革命工作、文学创作的进一步理解,在她的生命史上也具有特殊意义。在战地工作期间,丁玲曾深陷苦闷和寂寞,受到来自西安、延安内部等多方面的人事纠纷影响,并不如外界新闻报道的那样“快乐”和“健康”[9]。她时常面临着危险严峻的战争环境,同时也承受着“寂寞”和南京“三年幽囚”的阴影,以及来自他人的“谣言,诽谤、仇恨、骂詈”[42](P134)。但是,丁玲开始学会用一种更加理性、成熟的方式来对待自己,最终实现“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的跨越[50](P50),而这可以追溯到她的战地生活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丁玲与西战团一同获得了成长,“在惊涛骇浪中更形坚固起来了”[51]。在此后“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丁玲不断回顾这段战地经历,反复论及“生活、思想与人物”之间的关系,这些经验及其反思也成为丁玲写作路径新变的一个支点,为她的文学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
对丁玲来说,“写文章”与“认识人”在经验构造上是一致的,“带队伍”也可以视为完成一件“艺术品”。她开始意识到如何真正地去“认识人”和塑造人物,在把握不同人的个性和缺陷的同时,发挥其主体能动性,而这正关联着丁玲驻留延安以后的工作方式和写作症候。事实上,在丁玲的创作脉络中,一直都在陆续地以“杂文”“杂谈”“杂感”“杂记”等为题进行写作,在战地宣传组织上也多采用“杂耍”的艺术形式,从中可以梳理出一条以“杂写”为意识的文学延长线,这有可能意味着丁玲在克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革命之“纯”的理解,开始进入革命之“杂”(复杂、困难、反复等,渗透于生活、工作和写作的“零碎”“点滴”面向)的辩证思考。可以说,丁玲通过“杂写”生活的“零碎”突破了感受方式(“作风”)的限制,让写作重新接通了生活与工作。正是有了这样的创作准备和生命历练,丁玲才得以摆脱既有的观念束缚,重新舒展开了更丰富的文学纹路。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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