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概述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发展主要进程，重在清明其中的苏共党内斗争发展变化及其根据，农业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社会建立，国际背景下的大肃反运动，苏联应对冷战内外局面与东欧新道路等历史事件。在强大的苏联建立、反法西斯大战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等历史性成就及其历史条件基础上，科学界定斯大林模式及其历史地位，斯大林主义形成、内涵内容，斯大林功过。最后，简要阐明斯大林晚年以后苏联发展变化的进程和实质。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强大的苏联 反法西斯大战 社会主义阵营 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模式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由此并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领导苏俄人民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到1924年已初步建立和稳住了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列宁逝世后，苏联历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它首先表现在：国内因新经济政策实践发展而生出重大新变化，国际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和平逐渐走向险峻紧张状态。大致地看，1924—1953年的苏联即斯大林时期30年，可以1936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历史活动的重心是经济文化的产业革命或实业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新社会建立，后一阶段历史活动的重心是反法西斯大战和冷战与早期社会主义阵营形成。
由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所决定，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退却”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或间接过渡”的合体，是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的“复旧”——让资本主义等私有经济、小农经济、国营工业继续存在发展和“立新”——允许商品经济存在发展、改变国营企业国有经济运行机制体制等的合体。它内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矛盾和冲突，表现为工业与农业、计划与市场、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体方面的表现——阶级斗争等矛盾和冲突的不可避免。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和处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的苏联，其工业化或国有工业的发展必须处于优先地位。另一个基本原因是，无产阶级力量与城乡资本主义和富农力量的对立与竞争。1921年3月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在它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其内在矛盾初步激发的表现——工业品销售危机等；但此时，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它不适合立即转换。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确定了工业化方针，俄共（布）改称联共（布）。1927年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大爆发，充分显现了新经济政策内在矛盾的大激发；它表明：新经济政策必须适时转换。1927年联共（布）“十五大”确定了农业集体化方针。1928年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是在艰难中实现的，它集中表现为斯大林为代表的主流派与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派在中央会议上几个回合的斗争与主流派的险胜；[1]此时，若不转换新经济政策，让新经济政策继续，或许早就出现了和平演变。
列宁生病时和逝世后，苏共（布）出现的党内斗争，是苏共苏联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甚至决定着苏共苏联的未来。这个斗争实际上开始于1923年10月托洛茨基等多人反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活动。整个斗争经历了斯大林为代表的中央主流派与托洛茨基为代表左倾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左倾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左倾派、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派等几次大范围的斗争，到1929年才基本结束。新老左倾派和中央主流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工业化”方式和方法、“世界革命”（或“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农业和农民”、“党内民主”等几个重大国家发展问题展开的。在与左倾派的斗争中，布哈林多有冲在前面的时候。中央主流派与右倾派的斗争主要是围绕工业化的方式、方法、速度和农业集体化，围绕是否需要进行工农业与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展开的。[2][3][4]总的说来，列宁逝世后，苏共（布）党内五年多的斗争，其核心是深度涉及新经济政策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或者可以看作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某种反映。在整个斗争中，斯大林值到1927年底，都是基本坚守新经济政策的；他只是从1928年起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如国内的大规模粮食收购危机和1928年初“沙赫特事件”，国外1927年英苏断交和反苏反共浪潮出现，才着力于新经济政策的转折。斯大林的胜利主要是通过其主张的政策和理论的适合、适时机并经过集体斗争取得的，而不是靠什么继用左倾派的那一套（与后者仅有局部方面的相同），靠什么权力斗争得来的。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和苏共党内斗争格局明朗，苏联开始了产业革命、农业集体化、文化意识形态革命和新社会的伟大创建。
在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确定工业化方针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新工业化道路，其特点是：工业化是与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相同步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1927年年底联共（布）“十五大”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经过从1928起几个五年计划实施的大力建设，到1935年苏联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而居世界第三位，到1937年工业产值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全部工业产品的国家；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还为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由此，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力大幅提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在苏联高速推进工业化之际，西方世界正处于大萧条时期，苏联也大量引进了西方机器设备、技术和人才。总之，苏联的工业化十几年跑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一百多年的历程。
1927年年底联共（布）“十五大”确定了农业集体化方针。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苏联政府为了加强粮食出口等，从该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农业大规模集体化，1930年制定《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到 1933 年已初步完成农业集体化，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数在总农户数中所占的比例在该年达到65%。此后，是着力完善工作，如1935年制定了《 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 》，到 1937 年其所占比例达到93%，集体化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9.1%。农业集体化变革内容主要包括：广泛建设集体农庄，形成集体农庄制度和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消灭富农和特殊的移民运动；实行义务交售制；建立机器拖拉机站等，推动农业生产从个体经营向大机器生产转变。农业集体化的功绩在于改造小农经济和农民，建立农村公有制经济，使农村经济社会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并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的粮食用于出口，以作为资金积累服务工业化发展。[5][6]农业集体化是变个体生产力为联合生产力，是一场改造革命和阶级斗争，它引起了落后的富农等农民的不满，一些农民在入社前屠杀牲畜，毁坏工具，焚烧农产品，造成集体公社原始生产资料大为减少。天灾、农民自我毁坏的后果、国外经济危机效应和政府过失等多方因素共同影响导致了1932—1933年的大饥荒。
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政府开始推行有组织的统筹生产和再生产以代替市场关系盲目支配的计划经济。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也再次发生变化，私有制经济逐渐走向消失。1929年苏共中央在推广经济核算制度的同时，颁布了调整生产管理和确立一长制(厂长负责制)的决议，在企业内部党、政、工三者关系上，党组织负责人与企业行政领导人发生分歧时，行政领导人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党组织可以向上级报告，但不能直接改变行政领导人的决定，企业职工参加管理的权力和作用非常有限。经济核算制成为行政管理的工具和补充。随着各项“经济改革”相继实施，如1929年进行工业管理改革（归口领导等），1930年进行“信贷改革”，1930－1931年进行税制改革，1931－1933年进行“工资改革”，改革的基本趋势是从地方分权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从经济方法向行政方法过渡。由此，排斥市场调节、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基本形成，它类似如“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又兼有新经济政策时期某些体制特征（如经济核算制）。[7]与此同时，一个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确立了。
1923年初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明确提出“文化革命”思想。斯大林继承列宁思想，提出“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大力实施文化革命，使苏联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干部队伍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某些方面还处在世界前列。如苏联1930年起着手在全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推动各地教育发展。仅在1933——1937年就开办了20000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近200年开办学校的总和。到“二五”末，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才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个国家跃居世界第1位。苏联科学家在原子核结构、量子电动力学、晶体物理学、电介质物理、分子物理学和应用化学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苏联还特别注重在职干部的培训，把一些党、政、军干部和优秀工人输送到高等学校进行系统的培训，解决了干部的专业化和知识化问题。这一时期，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中的学生几乎四分之三是工人，四分之一是共产党员。[8]在文化教育发展上，1928年到1932年底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还开展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改造革命和阶级斗争。它发端于1928年五六月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召开相关会议及通过的《鼓动、宣传和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决议。该决议强调思想文化战线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并放弃了之前提出的党不给任何艺术流派和团体以特殊支持、允许它们自由竞赛的规定。大批判的开展，从批判布哈林经济理论开始，涉及到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学（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史）、文艺学等社会科学各重要部门，带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大改造。[9]同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建设工作，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学校课程中加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苏联群众中的传播，初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体地位。
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的苏联，由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完成及五年计划的实行，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实现等，苏联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经济上，私有制经济和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私营经济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主体；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与此相适应，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成为的社会主体基本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第一次出现了消灭阶级对抗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和苏联共产党等社会组织有了系统建设。基本扫除文盲，人们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新的社会主义意识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由于中央政府的大力帮助，一些原来发展比较落后的民族地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进行了经济及社会改造，一种新型的民族关系逐步形成。总之，一系列建设成果，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1936年底苏维埃召开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新宪法，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成果作出肯定。[10][11]这部宪法是继1918年苏俄宪法和1924年苏联宪法之后，苏维埃国家历史上的第三部宪法。苏联1936年宪法颁布是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建成的标志。由此，一种生产力等社会实业大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在世界上出现了。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消除了失业，从1928年起实行免费医疗、社会保险和退休金制度。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强大的新社会新国家——苏联出现在国际和世界历史上，它是充分利用和积极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历史机遇而创造的奇迹，它也是苏联的外交和国际共运事业的一个胜利。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的世界并不太平，它是资本主义从相对稳定走到经济大危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局部侵略战争，英、法、美等国实行绥靖政策、妥协退让的时期。
1924年后，苏联外交积极争取和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其中一个重点是加强同德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巩固苏联的安全环境。如1925年前后苏联加强了对德国的外交活动，与其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条约。同时，先后同土耳其、立陶宛、阿富汗、伊朗、也门、日本签订了相关条约。苏联还努力进行各种国际裁军活动和反战斗争。但同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开展不顺利，并出现了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其中，英国是反苏最激进的国家，1927年5月英苏断交和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让苏联再次陷入被孤立的国际环境的危机中。但经过努力，1929年10月英苏签署了复交换文。1933年又同美国正式建交。另一方面，还努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务往来和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为苏联建设服务。1934年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发动政变，自任国家元首，建立残暴的法西斯专政。德国和日本一起成为苏联面临的主要威胁。1933年12月联共（布）中央提出并开始践行集体安全防卫外交，在实践中还揭露英、法绥靖政策的阴谋，积极支援被侵略国家反侵略斗争。《慕尼黑协定》之后，为了粉碎他国的祸水东引阴谋，确保自身的安全，苏联作出两手准备，既努力建设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不放弃同德国和日本改善关系的机会。[12]在大战前夕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推迟进入战争状态创造的条件。
苏联的共运外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的活动实现的。1921和22年的共产国际“三大”和“四大”制定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殖的斗争策略。1924年6—7月“五大”召开，讨论和决定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的策略方针和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建设等问题，通过了《策略问题》决议，强调必须有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革命的手段，而不是和平进化的手段，必须本着列宁主义精神或布尔什维克化，结合各国具体情况而解决所面对的一切问题。1928年7—9月“六大”召开，大会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决议，首次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三时期即“六大”前夕以来，是资本主义稳定趋于瓦解，危机和矛盾加剧，新的革命高潮的条件日益增长的时期。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出现，后来法西斯统治和局部战争出现，这些部分印证了“六大”决议。所以共产国际“五大”“六大”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与其世界总体实际和形势发展趋向相一致的，是基本正确的。当然，它们的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某些“左倾”等错误。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全会召开，着重讨论了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问题，号召建立广泛统一战线。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进一步确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并决定把实际工作的领导权集中于各国党。随着苏联一个新社会的建成，随着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于翌年加入这一协定，世界大战临近，而英法美等国对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倡议态度冷淡，1937年2-3月苏共中央全会调整了其国家战略重点，即在注重经济建设上赶超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强调打破资本主义包围，在国际舞台上战胜阶级敌人。与此同时，国际共运也出现相应变化，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超国家性，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便利自主决策或联合反法西斯势力，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主动解散。总之，在苏共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推动着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和整体的大发展，共产国际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卓著的，当然，其体制机制及运作却过于集中，也出现部分性明显错误。[13]
外交与内政，国外发展与国内发展是相辅相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所处险恶的国际环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腹背受敌,希特勒上台后叫嚷要根除布尔什维主义, 德意日联合反共, 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势力实行绥靖政策, 国内外暗杀事件出现，如1934年10月法国外长遇刺，阶级斗争问题特别突出。正是在这种前提和条件下， 193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苏联的大肃反运动（别称大清洗），其时间经历近两年半。[14]它起源于1934年12月基洛夫被暗杀事件，以1936年7月联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间谍恐怖活动的问题》的密信为开端标志，以1936年8月、1937年1月、1938年2月的三次“莫斯科审讯”为集中表现。1937年2-3月苏共中央全会着重研究苏联面临的国际问题及其对国内的影响，对阶级斗争问题给予了强调和新定位，如全会明确指出：与以前主要针对旧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斗争不同，这次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因为国外因素、间谍等引起的人民的敌人——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等。这次中央全会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强调是肃反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1938年11月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共同发出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这是肃反运动基本结束的标志。肃反运动中出现了过错，但对肃反中过失的任意扩大正是阶级敌人的所为或正合阶级敌人的胃口。大战之前，出现严重自毁，那时的苏共领导人都是白痴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具体部门执行中的失误，斯大林并不完全知情，他还曾及时地做出指示，刹住了扩大化的倾向。当然，他仍负有责任。[15][16]由此可见、苏联1930年代的肃反运动就是一场必要的阶级斗争，其中出现的部分性扩大化错误是特殊背景和条件下不可避免的。
肃反运动结束不久，苏联就迎来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1939年9月，法西斯德国进犯波兰，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场成为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最主要战场。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经过与法西斯军队的几次大战役的胜利，到1944年年中苏联已打出国外。恰在此期，1944年6月英美盟军登陆法国，开辟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9月2日日本法西斯投降，世界大战结束。大战后期，先后召开多次重要国际会议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协调战争推进和商定战后秩序。对苏联卫国战争而言，1941年6月，德国分三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占领苏联大片领土。苏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防御战等战役，粉碎了德军的闪电进攻。自1942年7月始，斯大林格勒大战爆发，苏军与德军激战200多天，1942年11月苏军转入反攻，到1943年2月，歼敌德军200多万，成为大战的转折点。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是苏德战争中德军最后一次进攻战役，苏军取胜。从此，苏联红军完全夺得战略主动权，德军被迫转入全面防御。1944年苏联红军对德军连续发动了10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作战，收复了苏联的全部领土，并将战线推移到境外。后与东欧各国反法西斯武装配合，解放了东欧。1945年5月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击败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包括1945年8月消灭日本关东军几十万。德国法西斯是世界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从苏德战争爆发到欧洲战争结束, 德国军队的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在苏德战场。苏德开战之时, 德军总兵力约850万人左右,用于侵略苏联的约460万人。到1944年中, 苏德战场牵制了153—201个最精锐的德国师, 占德军总数的 63—77%。在美英盟军开辟西欧第二战场后, 苏德战场的德军兵力仍比西欧和意大利战场德军总数高1—1.5倍。整个大战中, 德国武装力量共损失1360万人, 其中1000万人损失在苏德战场。 按比例计算, 德军在同苏军作战中损失全部官兵的 73%, 飞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 75%。法西斯德国最终失败投降的命运是在苏德战场上决定的。[17]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苏联领土面积有所扩大，对苏联来说都是在曾经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里边扩，视作收复原有国土。东欧国家等都属于苏联的安全缓冲带，没有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8]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的首任务就是迅速实现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战争，而其主要战场又在苏联国土上进行，所以战争使苏联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有统计资料表明，战争期间，苏联有2700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相应的上百倍。1700多座城市和七万多个村镇被洗劫一空，三万多个工厂和九万多个农庄被破坏，直接物质损失高达当年的6790亿卢布，等于整个国民财产的三成左右。战争结束后，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人们的生活相当困难，食品和衣服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19]同时，战争胜利后不久，以前所谓的同盟们就开始互相猜忌打压，国际社会发展于1947年就转入到“一球两制”的冷战时期。由此，苏联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不仅难以得到外部援助，而且要分出精力对抗美国等冷战打压，于是，苏联又基本回到战前30年代的社会发展模式。
1945年是苏联胜利结束对法西斯战争的一年，也是苏联由战争向和平过渡的一年，是开始改造国民经济、由军事生产过渡到和平经济建设的一年。如1945年9月4日苏联取消了国防委员会，标志着党和政府机构开始转向和平体制。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年），其中包含了在1946年完成对战后国民经济的调整转变，加快消费品资料增长等要求。第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超出预料：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医治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而且经济实力比战前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20][21]战后，苏联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举行了全国和各地区的苏维埃选举，政治上缓和，法律上基本废除死刑。从1949、1950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转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教育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高等学校在校人数由1940年的81万人增至1950年的124万人。苏联战后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规模比战前扩大了2.5倍，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在科技、军事等领域都进入世界前列。如1948年10月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1949年8月成功进行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验。1950年发明了自己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也是欧洲第一台计算机。其后，制定和执行了第五个五年计划，也较大的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1953年夏天，完全由苏联独创的研究成果氢弹又爆炸成功。此外，苏联还扶助东欧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以抵消欧洲复兴计划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苏联的强大，国际冷战出现了。冷战就是20世纪中后期开始以美苏两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长期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的起因主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及其两种主要强国的出现与直接对立，主要是美国挑战和苏联应战的结果。1947年3月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现是冷战的开始，1947年6月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4月的“北约”成立；和1947年9月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苏联与东欧各国双边友好互助条约签订加速，1949年1月“经互会的”成立，1955年5月“华约”成立。这些都是双方冷战生长的标志。[22][23][24]1948年４月到1949年５月的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和平解除是冷战初步形成的标志。其中，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成为苏联应对冷战内外局面的一项关键举措。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于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会议提出了“两大阵营”理论，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和《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流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决定成立情报局，督促东欧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于1948年1月在南斯拉夫召开，决定出版其机关刊物。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于1948年6月在罗马尼亚召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将南共开除情报局。情报局第四次会议于1949年11月在匈牙利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及加强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决议，还再次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由此，在东欧多国党内展开了清洗铁托分子的活动。1950年11月世界和平委员第二次大会在波兰华沙召开（上届在法国召开）。1950年以后，情报局除了继续出版机关刊物外，很少开展其他活动。1956年4月解散情报局。情报局成立及其行为在加速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积极应对资本主义挑战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无什么大过。总之，面对美国等西方联盟建立和不断加强的趋势，苏联领导人首先采取的并不是直接的对抗措施（如斯大林并没有组成相应的军事集团），而是把重点放在内部调整和延缓战争的和平运动上，为多国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创造了和平条件。
冷战形成时期发生了“南苏冲突”，“南苏冲突”也只有在冷战形成时期才能得到科学定位。“南苏冲突”是关键时候发生的第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内容）与民族形式（特点）问题上的冲突。“南苏冲突”主要起因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膨胀，谋求在东欧起某种领导作用，与当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大局相矛盾。其最初表现主要是南在1848年1月仍然坚持南与保等国家之间建立巴尔干联邦主张，与苏联对外政策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局发生冲突，后来双方冲突的一个焦点又转移到社会发展道路或政策方面。双方冲突，经多次多方劝解无效。1948年6月欧州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开除南共，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上执行了一条“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其对外政策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内政策背离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接着对南实行经济封所、政治和军事压力。从当时的实践迹象包括稍后历史事实上看，南共执政存在的一些原则性政策性不足（如不注重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施某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外政策，让城乡资本主义得到发展，民族主义行为右倾等）表明，苏共对南共的指责还是有所根据和预见的。苏联有能力但并没有武装干涉南斯拉夫（体现了那时苏联的国家性质和胸怀，也好在南斯拉夫没有超越申请加入“北约”的界限），苏共等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基本上是为了当时国际共运的大局。当时东欧多国民族主义倾向发展和冷战的国际形势表明，如果苏联不借助情报局采取措施迅速扭转所处被动局面，一旦铁托的民族主义行动在东欧各党当中产生连锁反应，其后果不堪设想。[25][26]情报局的作用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协调、指导和监督机构——半上级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国际共运就可能是四分五裂。
历史实践显示：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新生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途径有两种：国际帮扶和自主创建；其形式也有两种：主流和支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至1947年，东欧国家在苏联的反法西斯胜利等帮助下普遍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或民主联合政府，共产党等力量在其中有了相当的影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里亚共产党在胜利后的新政府中居主导地位。随着欧洲冷战和东西方对峙局面的出现，作为苏联直接影响范围的东欧，在苏联的影响下可以出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转型。同时，因为1948年初“南苏冲突”发生，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出现了两条：南斯拉夫一国走自主创建路径；其他七国走国际帮扶（由苏联帮扶）路径；过渡的形式出现了两种：主流形式即斯大林模式在除南斯拉夫外的东欧多国扩展，支流形式即南斯拉夫铁托模式的形成。苏联的国际帮扶，基本坚持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和主体，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等基本原则，它不同于革命输出（由国外者代替国内革命），又不同于国际侵略（侵犯掠夺他国）。对于苏联国际帮扶的途径或形式吕雪峰给予了一定的说明，他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展现了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即通过党际联系渠道把克里姆林宫的意志强加给东欧各国共产党。这一过程是通过‘民主生活会’的方式进行的”，“这样，莫斯科既遵守了不干涉东欧各国内部事务的承诺，又以隐蔽的方式达到了控制东欧的目的。”[27]因为苏共确实比其他各国党先进，这里的强制和控制就是推动进步性的。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东欧国家存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也变成了现实，并且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发展还大大地推动了其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具体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该地区除捷克斯洛伐克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地区外，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巴尔干国家仍是农业国，只具有中等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原属西欧文明圈的波、匈、捷具有议会民主传统，整个东欧国家基本上是君主和资产阶级共同管理国家，或是多党轮流执政。早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西欧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影响，东欧国家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便开始组织工人政党。二战结束后，东欧国家普遍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共产党在其中有着相当影响甚至占主导，多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到来，1947年情报局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东欧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正式开始参照苏联模式，逐步展开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践。到1952年东欧七国基本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的大致构架，匈牙利最早于1958年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同时大量存在社员自留经济），其他多数国家到60年代初才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其中波兰50年代初就放弃了农业合作化（南斯拉夫50年代初也放弃了农业合作化）。[28][29]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都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教育、医疗、休假、合理收入、人身安全和社会保障。由此，进一步强大了社会主义阵营。这种社会主义阵营早就包含着亚洲的新中国和北朝鲜等多国。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1950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在该年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活动，还于1953年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由此，19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西方的东德和西德、东方的北朝鲜和南朝鲜（即韩国）等两个国家的分裂与存在就是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第一次近乎势均力敌的表现。
历史事实可以洗刷一切污垢。从1924年到斯大林逝世的苏联发展，主要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的，它形成了斯大林模式。30 多年的斯大林模式（苏俄初期是斯大林模式的发端）带来的社会主义发展与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势均力敌。可见，斯大林模式的功绩卓著和伟大。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历史实践的一种高度概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最初的实践模式。认识斯大林模式，可从其历程、内容和形式及其历史地位或作用等方面展开。简单地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内容有四项（四层面）：内含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关系上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争取和平的结合；斯大林模式形式体制的基本特点有五项：重工业为主（短腿轻工业和农业）并缩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这项也可以归属该模式的内容方面），政社合一（含政企合一，即国家直接干预社会、企业），以党代政（即党直接领导国家政权），高度集中集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干部的委任制及干部职务的终身制。从历史实践上看，斯大林模式的出现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具体而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60年斯大林模式的主流发展（斯大林晚年斯大林模式扩展到东欧国家和新中国），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又显示出该模式的弊端。[30][31][32]1956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其弊端的最初表现，也是在苏联终结斯大林模式的标志。但在1970年代后期以前，斯大林模式（主要表现在新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积极作用还是处在第一位的。19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面变色，斯大林模式基本消失，说明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的不足和弊端。由此，明确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地位或作用，其关键在于明确这个模式的特征与其形成存在的原由、历史条件、历史状态之关系。仔细考察可知：斯大林模式形成于1930 年代的苏联，该年代前后，苏联所处的历史背景是：落后的历史条件（如经济文化落后、专制传统）与急需追赶、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建国初期、国际关系的对立、紧张或危机时期（苏联处在险恶的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中）。后来，苏联强大了，经过战争和经济恢复，直接生存威胁基本可以解除，但很快又进入国际冷战环境，斯大林模式得以延续。东欧国家的斯大林模式扩展，也是在冷战状态下由可能变为实现的。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参照斯大林模式，也是由新中国落后历史条件等决定的。在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实现发展，都需要国家集中其全部的因素和力量，需要简便理事。这些决定了斯大林模式的生长和生存及其形式体制特点。斯大林模式的体制特点决定着它具有有利于宏观效益扩张和不便于微观活力增长等多重意义。由此可得，斯大林模式是特殊条件下（如落后条件与急需追赶、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对立紧张国际环境下、面临生存威胁时）科学社会主义的较好的一种短期性发展模式。斯大林模式还有历史重现的可能。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具有其一般性内涵和普遍的意义；斯大林模式有其不足和弊端，但它并非必然走向失败；它类似于，一个有病的人，并不一定会死亡；坚持有效治疗，切实改革其形式体制，就会出现转机。一般而言，对于一个中等国家或大国来说，经过30—60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发展，是可以取得基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本领，从而基本解除自己面临的直接生存威胁，若在其间还出现继续革命并取得成功等，斯大林模式正常存在的时间就可能延长。当然，若长期延续斯大林模式，就可能走向其反面，如其弊端之一，就是容易形成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阶级（半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不过，干部官僚化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短期内可以解除的。
斯大林创建斯大林模式，并带来社会主义阵营形成，都经历了一个过程。相应的，斯大林的成长，斯大林思想、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着一个过程。概略地说，1879年12月21日斯大林出生于俄国格鲁吉亚哥里城的一个鞋匠家庭。1894年上中学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896—1897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宣传推翻政府的思想被学校开除，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01年斯大林参与创办出版《斗争报》，这份报纸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稍后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标志着斯大林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33]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斯大林加入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此后，返回高加索，在那里参见1905年俄国革命，领导巴库工人的斗争。斯大林多次被流放和监禁。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从流放地返回彼得格勒，10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参与组织和领导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1922年4月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1924年12月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斯大林指出：“在其他国家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①在这里斯大林首次明确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这个理论是斯大林主义开端的标志。这个理论为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34]1936年12月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通过苏联宪法，斯大林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②斯大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建立的思想是斯大林主义形成的标志。从1941年5月起斯大林还出任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逝世。根据斯大林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发展状况等可得，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01—1924年是斯大林主义的奠基阶段，1924—1936年是斯大林主义的形成阶段，1936—1953年是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或完善阶段。
斯大林是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早期的）建始人或创始人，斯大林思想的创新性和一般性形成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或在俄国现实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斯大林主义的定义和集中概括。[35][36][37 斯大林主义包括斯大林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等组成部分。
斯大林哲学是一种内容相对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对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给予了科学的界定，个别原理（如生产方式发展）作了深化，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军事辩证法等。斯大林哲学进一步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其哲学论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但其哲学也存在辩证法及其应用的某种简单和片面等不足。[38][39]斯大林哲学的特点：主要着是眼于应用和现实，重点在认识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而不在于系统全面的理论构建，这也是斯大林哲学与教科书哲学的区别。
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生产关系及公有制生产关系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存在着矛盾；社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消灭城乡之间等社会差别，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世界市场（两个相互对立或平行的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危机、战争等多方面内容。如其政治经济学论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40][41]斯大林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骨架（如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关系的定义及其与生产力的关系和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两个对立或平行的世界市场等。其基本经济规律表述中的“生产”可看作是广义的“生产方式”，“两个对立或平行世界市场”可以理解为“世界市场的二重性”）。
斯大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可归纳为四大方面：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内含在社会工业化和经济不断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不间断的开展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如接续开展整个社会经济和小生产的公有化改造、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并使它们在不太长时期内基本完成而基本建立起新社会；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概念和新特征理论，内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有商品的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社会经济和小生产的公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并基本消灭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国家，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普及等六大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主体地位建立；三、一个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或某个大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及其初期的不断发展或强国的基本道路理论，内含注重以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为主的生产力和经济国防的恢复与发展，不断开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社会基本制度和体制建设，不断开展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政党民族关系等政治制度和体制建设，不断开展和加强意识形态和文化科技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建设，开展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世界和平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建设，开展阶级和阶级斗争建设（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建立后剥削阶级消灭了但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和阶级斗争）等六大路径；四、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及其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等理论。[42][43][44]斯大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斯大林并没有完全突破列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大脉络。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理论家，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是世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45]斯大林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继承列宁的事业，完成和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早期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苏联；二、统帅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三、支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支援和带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早期社会主义世界，并支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地区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四、实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的一生并无什么较大过失；有人说他有，那主要是阶级异己的说法或短浅历史观的结论，至于其具体的形式体制和政策上的不足，那主要是特殊历史条件环境的必然，谁能超越历史条件环境？
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个专门从事管理的阶层（并保持其适当稳定性）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人人当官，人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的制度化建设不断解散这个阶层的垄断和固化状态。在干部官僚化问题研究上（官僚化比特权化含义广泛但又不等于官僚主义），已经形成了阶层论、阶级论、精英论等多种观点。[46]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及其权、利、路线倾向演变）经验教训，可以给出干部官僚化发展状态的科学界定：当这个管理阶层特别是其各级执有重要决策与管理权那部分或某集团的垄断性和固化性明显，享有明显的特殊利益（如其收入和生活方式等与普通人民群众有很大差别），并且其行为（权）背离人民群众解放事业及其利益（如脱离人民群众而成为群众的老爷、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干部人数不少，或者是在某特殊条件时，干部队伍中出现集群性争权夺利等特殊现象，那就表明：这个管理阶层或某集团转化成官僚主义者阶层或其集团；当这个管理阶层或集团，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集团（在路线政策意识形态及行为属性上），还有了自己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意识、反动谋略和反革命行为与路线，那就表明：这个管理阶层或集团，官僚主义者阶层或集团转化成官僚主义者阶级——半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其集团。从苏共苏联的历史发展实践上看，1920年3月召开的俄共（布）“九大”，确立了干部任命制原则，并进一步加强了专门机构的干部管理和任命工作。随后几个月，在往年的基础上，中央向各国家机关等派遣了大几千名干部。1921年12月党的代表会议建议省委和县委书记“由更高一级党组织确定”，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通过了这项建议。这些标志着1920年代初苏联干部管理阶层已经基本建立。根据斯大林时期苏联历史实践发展情况，依据前面关于干部官僚化发展状态的界定标准，可以得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并没有形成官僚主义者阶层，更没有出现官僚主义者阶级，具体理由已有多人论及。[47]当然，斯大林晚年的苏联已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层的苗头。1949—1950年的“列宁格勒案件”，主要是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恐惧后日丹若夫派（以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为代表）战后地位上升而制造的冤案。[48]“列宁格勒案件”就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包括稍后加入的赫鲁晓夫）集团（在权和利方面都明显异化）变成苏联官僚主义者阶层苗头出现的标志。这个集团到1956年又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集团。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政策措施。1953年6月赫鲁晓夫发动政变，并在9月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5月他出访南斯拉夫。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会议确定了苏共的“和平过渡”等“三和”路线，这就继承了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依钵，这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夸大斯大林的过失，污蔑和基本否定斯大林，包括在“二十大”前后实施的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一系列“翻案”，由此掀起国内外反斯大林反共浪潮，这些就是其阶级立场转变的明显标志。“三和”路线和非斯大林活动，标志着苏共苏联社会发展方向性质的转折转变，这也是二战后第二个新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的标志（第一个是1940年代末出现的铁托修正主义）。反斯大林或非斯大林化是东欧1956年波匈等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苏联对波匈事件的干预特别是对匈牙利事件实施军事干预，标志着苏联帝国霸权主义开始。由此，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对匈牙利事件实施军事干预，这就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确立的标志。“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最先由列宁提出，指“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③（1969 年新中国国庆期间提出“打到社会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其时“社会帝国主义”即指赫鲁晓夫开始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后《人民日报》社论作了具体论述）。[49][50]赫鲁晓夫“社会帝国主义”模式的形式体制基本延续着斯大林模式的形式体制，但其与斯大林模式的本质内涵已经不同了。勃列日列夫等苏联时期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依钵。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势力前段发展还呈上升态势，1980年代由苏攻美守转入美攻苏守，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又开始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向直接的资本主义转变，并导致苏联解体。[51][52][53]可见，苏联的变质和解体与斯大林没有必然联系。
注释
① 《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版第458页。
参考文献
[1] 徐玥：《新经济政策终结原因新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
[2] 颜杰峰和祖金玉：《20世纪20年代苏共党内派别斗争及其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3] 陈爱茹：《苏联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6月。
[4] 吕新雨：《托洛茨基主义、工农联盟与“一国社会主义”》，《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
[5] 王树桐：《三十年代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几个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4年02期。
[6] 王景新：《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和集体农庄制度演变及重新评价》，《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34期。
[7] 林水源：《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管理体制的演变》，《世界经济》1980年02期。
[8] 秦正为：《关于斯大林“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长江论坛》2014年第5期。
[9] 王香波：《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3月。
[10]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12月版。
[11] 新寰：《苏联宪法(一九三六年)简介》，《政治与法律丛刊》1982年01期。
[12] 陈建平：《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的两次重大调整》，《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3] 刘新刚 程恩富：《关于共产国际的几个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14] 王玲 李桂峰：《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时间辨析》，《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23期。
[15] 吴恩远：《廓清一个历史真像——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领导文萃》2005年第4期。
[16] 刘书林：《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7] 李舒琴：《苏联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新西部》（下旬刊）2010年第8期。
[18] 梁强：《从苏联外交部门档案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1期。
[19] 张义德：《战后初期的苏联经济》，《历史教学》1997年第9期。
[20] 王瑶：《战后初期苏联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
[21] 苏联中央统计局公报：《1951—1955年苏联第五个五年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总结》，《统计工作通讯》1956年10期。
[22] 毛锐 于翠萍：《关于冷战起源问题的新研究综述》，《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3] 杨捷：《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4] 赵学功：《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冷战的起源》，《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十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25] 沈志华：《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6] 金重远：《阿尔巴尼亚和苏南、苏中冲突》，《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2期。
[27] 吕雪峰：《论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06期。
[28] 孙振远：《苏联东欧国家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农村经济》1986年10期。
[29] 马细谱：《走谁的路，去往何处——对东欧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20期。
[30] 孙利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斯大林模式”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2期。
[31] 刘明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苏联模式性质的认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32] 吴怡冉：《斯大林模式探析》，《大视野》2018年11期。
[33] 赵永华 毛燕 ：《斯大林早期主办的报纸》，《新闻前哨》2014年第2期。
[34] 汤德 森江丽：《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4期。
[35] 李尚德：《斯大林理论评价》，《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36] 〔俄〕亚·季诺维也夫 马维先 译：《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8期。
[37] 顾海良：《列宁斯大林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展示》，《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3期。
[38] 薛文华和李树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1期。
[39] 张混：《简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40] 胡钧：《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探索——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07期。
[41] 田湘南：《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贡献的研究》，《经济师》2019 年第 6 期。
[42] 张雷声：《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
[43] 徐恕：《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次转变》，《“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创新”的学术研讨会抡文集》2002年12月出版。
[44] 曾昭禹：《斯大林的“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能突破吗》，《探索》2010年第4期。
[45] 王伟光：《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46] 齐晓娟和赵雪：《对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本质的研究综述》，《商》2015年第28期。
[47] 郭春生：《苏联特权阶层：内涵界定、形成时间、角色转化》，《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8] 李华：《党内斗争是“列宁格勒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北方论丛》1995年第3期。
[49]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社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1970年4月22日出版。
[50] 李静杰：《苏联扩张战略中的华沙条约组织》，《苏联东欧问题》1981年第2期
[51] 刘书林：《“非斯大林化”与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
[52] 孙师文：《国内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综述》，《林区教学》2016年第2期。
[53] 卢文忠：《苏联解体的历史反思——基于对国外的民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驳》，《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二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2024、7、21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