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
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
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话说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人把这次历时10天的会议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说：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3级才起床。”“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种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180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陈云在1月18日的会议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提出了3条措施：一、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二、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三、有计划地控制社会购买力增长的速度。
此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
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总结讲话（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一共讲了7点意见：要足够的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治问题；农业问题。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
“依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统统捅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40万份，并且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
“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1月2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就处理在押病残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考虑到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毛泽东批示道：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方案送中央审阅。”
1957年2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报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央组织部关于县、区、乡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发给你们，供参考。
关于现有乡干部的工薪待遇问题，中央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作出决定，报告中央备案。一般说来，大乡应具有区级领导能力（人数应少于原来的区级），大多数干部应该是原有的区级各种干部，他们的待遇一般应该是原来的区级各种干部的待遇。小乡则应按原有乡干部待遇，这种乡干部的待遇应当比照当地农民经济情况去规定，不可超出当地农民收入过多，以免使乡干部脱离群众。各地应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于乡干部的成份和待遇进行适当的调整，并教育乡干部在实际生活上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工作方法上注意克服命令主义，密切联系群众，警戒脱离群众的危险。
撤销区级机构，扩大乡的范围，是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加强乡级领导能力，充实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骨干。因此，凡撤销区级机构的县，应将区干部下放到乡，乡干部下放到社，而不是上提，在必要时应从县、地两级抽出适合到乡工作的干部放到乡去，使乡一级至少具有原来区级的领导能力。
撤区后，县直接领导的单位增多，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如何领导乡级工作，这是一个新问题，目前尚无成熟的经验，希望各地随时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报告中央。
中央 1957年2月7日
2月11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毛泽东在1956年12月间将《水调歌头·游泳》书赠黄炎培，黄炎培收阅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问及何以用“极目楚天舒”一词，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两小时飘30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顺致敬意！
毛泽东 2月11日
2月14日晚，毛泽东由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陪同，在勤政殿接见了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主席胡启立和田海亭、叶绍宾、伍慧莲、孙寿珠、黄绍康、傅杰6位副主席，同他们交谈了40多分钟。接着，他又接见了参加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学联委员。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尔后坐下来同大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说：
“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说：
“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说：
“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到了高级机关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
原来早在1954年，领导上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向邓拓和周扬表示，愿去文学研究所。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接着，毛泽东在谈话中表扬了姚文元，他说：
“最近姚篷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父名姚梦生，笔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文中魁元”。
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卫士封耀松还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泽东身旁。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忙于思考、整理一个有关“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即后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方面的讲话提纲，早先已经修改了4遍，又经过7次征求意见，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现在依然还在继续修改着。
每临大事，他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特别是在进行像这一类重大理论创作的时候，他的生活更是毫无规律可言了。卫士长李银桥交代封耀松说：
“你得想个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老人家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这两天两夜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喝过两茶缸麦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去打扰毛泽东。过了许久，封耀松见毛泽东放下笔，身子靠着椅背，将头往后一仰，两只手在额头上揉了揉，捏了几下，又打了个哈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抓住时机赶紧走上前去，问道：
“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又作了一个深呼吸，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勉强说：
“不用搞别的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说完，他又埋头写起来。封耀松赶紧来到厨房，向侯师傅说明了情况。侯师傅一听就不高兴了，嚷道：
“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烤几个芋头？”
封耀松说：
“主席说让烤几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没办法，只好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封耀松端着碟子回来了，谁知一进门，就听见了响亮的鼾声，近前一看，毛泽东斜靠在床垫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封耀松不敢打扰，便把碟子轻轻地放在暖气片上，退到门口坐下等候。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了一声。封耀松忙进屋去，手捧碟子小声说：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
“噢，想吃了，拿来吧。”
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地剥着皮，自得其乐地吟诵起他很早以前写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封耀松在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噜声，他蹑手蹑脚地进屋，见碟子里只剩一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睡着了。封耀松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盘子准备退出，突然感觉到毛泽东的呼噜声与往常不一样，就探过头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毛泽东嘴里竟然含着半个芋头！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不住的颤抖着！另外半个芋头还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放下碟子，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封耀松，气冲冲地大声问：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声“主席”，就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唉——”毛泽东看着封耀松，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说：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着封耀松，说：
“好吧，小封，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后来，封耀松在回忆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时说：“毛主席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饭盒提来，2菜1汤，1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酱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饭总是手不离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饭时，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两眼紧紧盯着报纸，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盘子和嘴之间来回运动，筷子始终落到盘子的一个位置上。那是一盘空心菜，他已经夹走了半边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夹不住了。我悄悄转动盘子，让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没有感觉到菜盘的变化。停了一会儿，我又将荤素两个盘子调一个位置，毛主席依然没有察觉到饭桌上的变化。‘嗯？’毛主席嚼了几口，突然一怔，说：‘味道不对呀？’说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赶紧说：‘是我把两盘菜调个过儿。’‘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说：‘我说不对劲儿。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得那么软绵呢。’人们都知道，毛主席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汤；差了么，1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酱豆腐喝下去。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当时情况确实完全如此。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边的十几年中，他老人家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了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度、饥饿感强烈时，必定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道：‘唉，我经常一顿饭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有脸去见他老人家啦！’”
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情况，李家骥也曾回忆说：老人家的饮食非常简单，他对我们说过：“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其它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且说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上将他整理好的“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的讲话提纲先讲了一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这天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讲到第7部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专门讲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6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此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解决失业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说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15分钟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所发的照片，既没有刘少奇的，也没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员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1957 年 6 月 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在文革初期自杀的——笔者注）了。”
再说2月28日，出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57年3月1日，是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长篇讲话。
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月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兹将他的总结讲话提纲抄录如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2年至3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指将他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笔者注），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一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即准备由2000份扩充到30万份，发到县一级——笔者注），蒋介石选集（他赞成出蒋介石选集，但不公开发行——笔者注）。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有人在讨论时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
毛泽东在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6个座谈会，这实际上是他又一次大规模的调查活动。
6日晚，毛泽东召集9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康生在座。关于思想工作问题，毛泽东说：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康生插话说：
“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毛泽东说：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毛泽东说：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插话说：
“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毛泽东说：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关于闹事问题，毛泽东说：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100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有人提出，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毛泽东说：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么！（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像这样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有人说，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毛泽东说：
“不要改造？我60多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楳、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十九世纪奥地利画家克里姆特的代表作《吻》，是一幅抽象主题的寓意画。画面表现的不是某个人的爱，而是人类普遍的对异性的爱——笔者注）？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由总理西罗基率领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准备在几个月或更长一些时间，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批评，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整一整。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就出来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地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欲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将要发表什么远见卓识，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又一部重要文献。正像以前一样，在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时候，他是极其慎重的。他反复地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反复地修改提纲。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传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期间，他又召开了6次座谈会，广泛地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又乘车南下，一路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收集反馈意见，继续修改，直到6月19日才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其良苦用心，你越往下看才会越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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