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并肩战斗的岁月
1921年7月，上海街头出现了两位山东青年，一位个子高高的，一位中等身材。高个子的是王尽美，中等身材的是邓恩铭。他们都是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显然，他们是代表中较年轻的，一个23岁，一个20岁。他们看上去略显稚嫩，对一切都充满好奇。
此前，王尽美有赠友人诗曰：“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他还由此将自己原来的名字王瑞俊改为王尽美。邓恩铭也曾在离开故乡贵州荔波去济南求学时挥毫写道：“赤日炎炎辞荔城，前途茫茫事无分。男儿立下钢铁志，国计民生焕然新。”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小小年纪就心存民族忧患，怀揣远大理想抱负，胸中燃着一团烈火。他们要荡涤旧社会，开辟新世界。
王尽美
其他中共一大代表对二人的评说
年轻活泼、勤奋好学的王尽美、邓恩铭和其他代表们一见如故，无比兴奋，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讲到王尽美和邓恩铭。1936年，他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道：“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他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称他‘王大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对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山东代表讲：“革命胜利了，可不能忘记老同志啊!你们山东应该把王尽美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遗物。”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回忆历史，历数牺牲的一大代表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王尽美。毛泽东还幽默地把邓恩铭称作“吃辣子”的“大老乡”，身为贵州人的邓恩铭与湖南人一样爱吃辣。毛泽东还深情地回忆说：“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都是牺牲了。”
1948年，董必武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时，曾给山东省负责同志写信，特别表达对王尽美的怀念。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到庐山参加会议，火车经过济南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王尽美、邓恩铭两位出席中共一大的山东代表，赋诗《忆王尽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如今，王尽美、邓恩铭花岗石雕像高高耸立在济南五龙潭公园里，雕像下方铭刻的就是这首诗。
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张国焘，也在回忆录中提起这两位年轻代表：“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过路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请教。”
那么，他们是如何结识的，又共同经历了怎样的奋斗历程呢?
邓恩铭
志趣相投，一道发展党的组织
王尽美与邓恩铭同在济南读书，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认识的。那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王尽美，有时会去省立一中看望他的诸城老乡赵震寰和王甡林等人。而赵震寰又跟邓恩铭同班同宿舍。王尽美与邓恩铭交谈后，因志趣相投，很快就熟络起来。
一师经过学潮以后，对学生的控制更严了。晚上只要过了熄灯时间，无论是谁叫门都不让开。而学校的围墙高得出奇，这让夜间经常外出组织活动的王尽美犯了难。也是机缘巧合，这时正在扩建施工的一中开放了后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出。苦于晚上回去无法进校的王尽美终于有了安身之处。他可以遛进一中宿舍，和邓恩铭他们挤在一起睡觉。
邓恩铭和王尽美都多才多艺。邓恩铭尤擅吹箫、吹笛、拉胡琴,还爱唱京戏。而王尽美也吹得一手好笛子，去莫斯科参加会议时都随身带着。王尽美也是个戏迷，从小就爱听说书、讲故事，而且聪明伶俐，不管什么故事，听一遍就能完整地复述出来。两人文才、口才俱佳，写文章，作诗词，演讲引人入胜。两人相见恨晚，革命友谊伴随一生。
1920年夏，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函约齐鲁书社社长王乐平组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王乐平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发起组联系，着手筹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9月，为了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和发展，王尽美、邓恩铭联络在齐鲁书社读书活动中认识的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秘密建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11月，王尽美与邓恩铭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励新学会，并创办《励新》半月刊。王尽美被推举为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总揽会务。
此后，王尽美、邓恩铭等开始酝酿在励新学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骨干中，再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新团体的名称是经过一番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当时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于佩文，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我还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那时学校有一个师生合办的刊物《一中旬刊》，由我主编。因为旬刊社单独有一间工作的屋子比较方便，所以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便常到旬刊社里来。有一个晚上，他们二位又到旬刊社来找我，谈到各学校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爱好时，王尽美同志主张由我们几个爱好马克思主义的人组织一个团体，一面我们自己可以互相研究共同提高，一面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向广大青年作系统的介绍，自然大家都同意了。关于名称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人主张叫‘马克思主义学会’，后来因为用‘学说’，用‘研究’等字样比较好一些，不致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
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重要成员，王尽美和邓恩铭、王翔千等一起共同指导研究会的工作。他们决心改变励新学会组织松懈、松散，人员思想错综复杂等现象，把研究会办成一个严格的团体。规定入会者要有会员介绍，而且必须思想信仰一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街的山东教育会里，门口挂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公开吸收会员进行活动，每个会员发一枚瓷质圆形小徽章，上面印有马克思头像。
与此同时，他们找到一座小楼，把它作为中共山东省委秘密机关所在地。这座小楼在济南泺源门外一个叫东流水的地方，门牌是105号。小楼是两间铺面，一楼一底，坐西朝东，看上去像个客栈，不为人注意。虽僻静而不闭塞，与附近小胡同四通八达，有事可迅速撤离。只有少数几个党内的领导人进出其中，所以一直未被敌人发现，这也和进入此楼的人的警惕性有关。
王尽美出身贫苦家庭，生活俭朴自不待言。邓恩铭在外人看来是县太爷的“公子”，穿得阔气点也不为过。但他平时节俭，经常穿一件浅灰布长衫和一条青布裤子，夏天穿白长衫,套白布长裤。但到了这里，怕引人注目，他时常化装为客栈账房先生，着青布衫，手摇洒金扇。王尽美则是一副小学老师的装扮，皂鞋白袜，长衫礼帽。
白天，这里是一家阿胶门店，其货行销各地;夜间，则是密议山东各地党务工作的地方。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一入105号，数日不出，草拟文稿，油印党刊，与外地同志接谈，日夜不辍，染肺病后亦从不顾及。
这里也是第一批山东共产党人宣誓入党的地方。鲁伯峻等人入党时，小楼上悬挂起斧头镰刀的党旗，他们握手成拳，在王尽美、邓恩铭的监誓下，成了山东党小组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
从这里开始，他们在淄博、益都(青州)等地又发展了许多名党团员，并共同作为入党(团)介绍人。
益都的王蔚明后来回忆：1924年3月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邓恩铭又来看望我了。相见之后，他第一句话便说：“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与王尽美两人共同负责介绍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我问：“谁是王尽美呀?他认识我吗?”邓恩铭说：“他就是五四运动时在枳沟与你会谈过的王瑞俊!”
在王蔚明问到王尽美五四运动以后的经历时，邓恩铭说了很多。王振千补充说：“你这两个入团介绍人都是参加一大的山东代表，可真不易啊!”王蔚明对邓恩铭说：“我认识你快一年了，现在你才介绍我入团，你只对我说你是共产党员，还不肯说你是一大代表。你可真保守呀!”邓恩铭以极严肃的态度对王蔚明说：“党和团的建设，关系到祖国前途。现在反动势力非常猖獗。……即使父母兄弟，也不能轻易泄露。”
1922年，王尽美(左二)、邓恩铭(中间执笔者)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两人半年的莫斯科之行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前数月，王尽美和瞿秋白就是中共指派的代表团负责人。王尽美自然先想到邓恩铭，邀他一起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作为国民党代表的王乐平等，一共6人。王乐平当时已答应国民党方面，去出席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华盛顿会议。国民党方面见王乐平迟迟不动身，便一再催促。王乐平犹豫了，觉得自己毕竟是国民党员，又是省议员，于是想改道去华盛顿。王尽美一听着急了，就约上邓恩铭，还有正在济南的刘仁静找王乐平谈话。三个人用大量事实揭露华盛顿会议的阴谋，讲远东会议的重大意义。王乐平最终放弃参加华盛顿会议，不顾国民党方面的劝阻，和王尽美、邓恩铭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途。
王尽美和邓恩铭化装成皮草商人，乘坐火车到达满洲里，再转车去苏俄。
在莫斯科，他们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这趟莫斯科之旅对王尽美和邓恩铭的思想转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俄那时也处于困难时期，他们在那里看到苏俄实行每日面包分配制度，很多时间都是吃粗劣材质的黑面包。连革命领袖列宁也吃这种黑面包。代表团参观列宁办公室时，曾看到办公桌抽屉里还剩有这种面包的“蒂巴”。陪同的工作人员说，列宁经常工作到无暇吃饭，饿了就吃这种黑面包，有时吃到一半丢下，回来再吃。这些都给王尽美和邓恩铭以极大的触动，同时也促使他们完全接受和支持苏俄的共产主义道路。虽然苏俄方面处在粮荒时期，但给代表团准备了精细白面包。王尽美他们决定自己吃黑面包，把精细白面包转赠给了医院和幼儿园。
大会还组织各国代表参观。一次，在博物馆中看到陈列着一架中国的三弦，许多代表第一次见到这种中国乐器，就问王尽美、邓恩铭会不会演奏。两人会心地笑了，说：“弹不好。”外国朋友来了兴致，一致要他们在晚会上演奏一下。
到了晚上，联欢会开始了，王尽美弹着三弦，邓恩铭吹着笛子伴奏，演奏了中国古曲《梅花三弄》。在场的各国代表异常兴奋，纷纷夸赞中国代表的多才多艺，说他们将来定将担起大任。在他们合奏的《高山流水》乐曲中，各国代表翩翩起舞，欢乐气氛充满大厅。
大会结束以后，王尽美和邓恩铭继续留在苏俄参观学习。
1922年4月，他们一同回到国内。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王尽美和邓恩铭以远东会议代表的身份参加。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汇报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意见。
鲁伯峻
在发展工人运动中并肩奋斗
党的二大结束后，王尽美与邓恩铭回到了济南。他们根据会议精神，决定开展山东省的工人运动，让党的组织扎根到工人群众中去。
1923年，王尽美任济南地委书记。当时山东全省的党团组织都属济南地委领导，而山东只有两个支部：一个是青岛支部，书记是邓恩铭;另一个是淄博矿区支部，书记是张昆弟。
为了壮大工人力量，邓恩铭在青岛创办了工人文化补习学校，扩大党组织在工人中的影响，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党组织。1923年10月中旬，王尽美来到青岛，指导工人运动和党团工作。他与邓恩铭共同介绍教员延伯真入党，延成为青岛发展的第一个党员。1924年6月，又有工人郭恒祥、孙秀峰加入党组织。邓恩铭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的信中写道：“尽美来青，共同努力接洽之结果(铁路机厂和港工已有组织)，其成绩出乎意外……”
1925年1月，王尽美再次到达青岛，与邓恩铭彻夜长谈。邓恩铭向王尽美详细介绍了青岛的情况。之后，他协助王尽美成立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将青岛的国民会议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25年2月，胶济铁路罢工开始后，四方机厂工人在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领导下，也开始了罢工。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对四方机厂工人的罢工非常重视，王尽美又亲临青岛，与邓恩铭共同领导。罢工期间，王尽美从全省各地抽调10余名党团员骨干到青岛，参与组织领导罢工。罢工坚持到第9天，胶济铁路局恐事态进一步扩大，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包括恢复郭恒祥等人的工作，发给工人年终奖，同意增加福利待遇以及增加薪酬等。厂方答复这些条件后，中共青岛组认为，为工人争取了一些条件，罢工就算取得了胜利。邓恩铭和王尽美仔细研究后，决定让工人第二天复工，以便以后再战。邓恩铭和王尽美领导的这次工人运动，维护了工人的权利，把青岛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在全国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邓恩铭和王尽美在领导工人运动过程中积极配合，充分发挥了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
邓恩铭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5月4日，胶澳警察厅以“鼓动工潮”为名在泰山路13号邓恩铭的住处将其拘捕，并于11日将其“驱逐出境”，勒令不得返回青岛。
奋斗不息，都为党的工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王尽美一直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加上长年忘我工作，他在山海关工作时就染上了肺结核病。到了1924年10月，已是肺病晚期。他抱病到青岛与邓恩铭会合，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他经常熬夜，有时一晚上要写六七篇文稿，紧张的没日没夜的接待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但他无暇休息，也顾不上休息，只有晚饭后才躺上床小憩，但过了片刻又折身伏案工作。他一阵阵地咳着，严重时会大口大口地吐血。就这样，在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之日，他还在会上发表讲话。会后，他又先后在中国大舞台电影馆和胶澳中学举行的会议上带病讲演。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仍提高声音，激昂陈词。
1925年1月下旬，春节将至，王尽美在邓恩铭等人劝说下，终于返回济南准备过节。其间，他在趵突泉公园墙外，同基督教徒进行大辩论。连续三天的论战，使他吐血晕倒，不得不住进济南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医院。住院不到一周，他又抱病重返青岛，帮助邓恩铭领导工人运动。在罢工胜利的基础上，他们趁热打铁，于2月中旬在青岛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为此后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尽美先去了淄博，随后到北京、益都，最后来到了青岛，与邓恩铭等人一起领导日商大康纱厂工人罢工。罢工胜利了，王尽美的身体也彻底垮了。邓恩铭等都想让他好好治疗，可大家都拿不出钱，无法支付昂贵的药费。王尽美也考虑到自己的病情，留在青岛只会给邓恩铭他们增添麻烦和负担，决定暂时回家休养。回家乡后，王尽美病情仍一天天恶化。他预感来日无多，决定返回日夜挂念的青岛。那里有党的组织，有亲密战友，有并肩战斗的邓恩铭。
1925年7月，正值酷暑，乡亲们用病床做的担架抬着王尽美，一步一步送到高密车站，然后扶他坐上火车。到青岛后，王尽美住进了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青岛医院。
到医院看望次数最多的是邓恩铭、鲁伯峻等人。王尽美此时已骨瘦如柴，肚子板硬，不时吐着紫黑色的血块。他忍着疼痛，把在家中思考的问题、总结的经验教训一一告诉邓恩铭，与邓恩铭一起分析研究党的工作，有时也会憧憬未来。他握着邓恩铭的手，感慨地说：“我要先走一步去见马克思了，只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任务没有完成，我心不安呀!恩铭呀，你们要继续努力啊!”
王尽美说：“恩铭，以后有机会见到李大钊、毛泽东、董必武他们，替我向他们问好，就说我为党工作的时间太少了，太少了啊!但我永远是党的儿子……”
邓恩铭安慰王尽美：“我们都是党的儿子!忠于母亲的心至死不渝，要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病逝。弥留之际，王尽美让母亲请来青岛党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在病榻上口授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此时的邓恩铭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同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邓恩铭离开青岛接替病逝的王尽美，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1月，山东地委机关遭敌人破坏，邓恩铭被捕入狱。在狱中，因患严重肺结核病，经党组织和亲属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6年6月，邓恩铭再次秘密回到青岛。这时青岛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邓恩铭不顾疾病痛苦，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青岛的党组织。1927年4月，邓恩铭代表山东1025名党员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并应邀到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邓恩铭返回山东后，8月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8年春，由于叛徒告密，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在狱中，他领导难友们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两次组织越狱，部分同志冲出监狱脱险。邓恩铭因疾病缠身，外加受刑过重，行动困难，未能越狱脱险。
1931年4月5日凌晨6时，邓恩铭等22人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刚满30岁的邓恩铭，就义前仍慷慨激昂，写下这样一首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两位革命先驱，虽然并肩战斗的时间只有七八年，但这七八年正是他们生命中最灿烂的岁月，最后都把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他们心中的梦想。他们所开创的伟业早已载入史册，他们成为后人敬仰的不朽楷模。
(原载《党史博览》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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