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
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话说1957年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在谈话结束前，毛泽东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傍晚，刘媛英等人正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地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到了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候，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地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毛泽东问：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从客厅到餐厅仅有一墙之隔，中间垂着绿绒布。客人们掀开绒幕，来到小餐厅，围坐了一大桌。桌子上摆着一些酒菜，酒是白酒和葡萄酒，菜是湖南风味，有扣肉、腊肉、火烙鱼、炒粉丝等等。毛泽东先给客人们敬酒，只有王季范、章淼洪、刘媛英能喝几盅白酒，其余的人全喝葡萄酒。乡里人不懂城里敬酒的规矩，不等碰杯就一口干了。毛泽东也不介意，他和王季范、章淼洪碰杯、干杯。他又给客人敬菜，先是给每个客人夹了一块扣肉，叫他们多吃菜，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大辣椒，说：
“湖南人喜欢辣椒，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可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是北京的炸辣椒，味好，就是只能给你们每人吃一个。”
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一边吃菜，一边想着刚才杯子里那橘红橘红的液体，不觉有些醉意，就问毛泽东：
“主席，你给我们喝的是不是糖水？”
王季范闻言连忙朝她俩眨眼睛，示意她们不要多讲话。来前就交代过她们，见了毛泽东不要多讲话，谁知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毛泽东并不介意，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回答说：
“十嫂，十七嫂，这是葡萄酒，你们在乡里没喝过吗？”
“没喝过。”
“那就多喝一杯吧。”
“不喝了，谢谢主席。”
文十七阿婆说话时，似乎没有注意到王季范的表情，她仍然说：
“三哥，台湾怎么不拿回来算了？”
毛泽东笑了，他耐心地说：
“十七嫂，台湾是要拿来的，只是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吃完饭，又端起杯子对大家说：
“吃过饭，都喝一杯酒。这样好，饭上加酒，哪里都有！”
说罢，他喝完了杯中的白酒。大家也都跟着喝了一杯红酒或白酒，回到客厅，工作人员已经在桌子上摆上了香烟和新鲜的水果。
“你们吃吧。”
毛泽东指着香蕉、苹果让客人。秘书走过来和他耳语了几句，他便站起来说：
“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们一起照个相。”
于是，众人就在客厅垂下的绿绒布前分成两排，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后排依次站着刘媛英、章淼洪、文凯元、文泽湘、王先槐。照完相，王季范对大家说：
“主席很忙，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客人们闻言，开始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也不再挽留，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想起文桂香之妻和文涧泉的娘还没有来过北京，就笑着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明年你再来，再带几个人来北京看看，一个是九阿婆，一个是瑞人阿婆。”
刘媛英一行6人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五一劳动节，中南海又派来两辆小车把她们接去看电影。仍旧是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毛泽东同她们一一握手，请她们就座，还未来得及寒暄，窗帘便拉下来了。这天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看完电影，毛泽东送她们从后门出来，等她们上了车，毛泽东还在向她们挥手。
再说4月11日中午，毛泽东召见来京的老朋友周谷城，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与他进行了讨论。
原来早在1956年，周谷城因为不赞成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就撰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没想到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新建设》杂志编辑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周谷城起初对这种学术争论并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杂志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这才慌了手脚。
毛泽东非常赞赏周谷城的文章，鼓励他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把冯友兰和另外一些在京的哲学家王方铭、贺麟、金岳霖、费孝通接到颐年堂，共同探讨关于形式逻辑在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尔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午餐，他指着服务人员端来的饭菜，风趣地对众人说：
“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大家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周谷城和王方铭说：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还对大家说：
“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饭后，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一直把客人们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他们乘车而去。
冯友兰不禁想起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4月15日下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春意盎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数万群众，在北京南苑机场迎候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下午3时许，一架图-104喷气式专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只见他白发银须，神采奕奕，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尔后缓步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热烈握手，并热情地说：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
伏罗希洛夫也风趣地回答道：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说罢，他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在毛泽东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也致词答谢。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近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围绕着领袖的车辆热烈欢呼，时间长达近一刻钟。
下午5时10分，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乘坐的车辆进入新华门，到达伏罗希洛夫的下榻处勤政殿。
是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提议明天晚上在欢迎宴会结束后让苏联客人观看由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有人说：昆曲难懂。毛泽东说：
“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听得懂么？昆曲载歌载舞，而且这出戏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4月16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参加宴会的有所有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会、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
晚上6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的陪同下，从勤政殿漫步来到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门前迎接。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陈毅说：
“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方面。”
毛泽东接着说：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
周恩来还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说：
“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还要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陪同客人们步入宴会大厅，乐队立刻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大厅里的人们全部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毛泽东首先致词，他说：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亲爱的苏联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的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40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身上看见了自己解放和建立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朋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8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伏罗希洛夫微笑着说：
“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
伏罗希洛夫说着有些动情了。毛泽东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
“对呀，不能不崇拜。”
伏罗希洛夫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一句。二人会心地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了演出。当侯永奎唱到【折桂令】中的“……管叫你海沸山摇”一句时，他那几个漂亮的鹞子翻身，快、脆、帅，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悲壮氛围之中，为林冲的悲愤心情所震颤。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偌大怀仁堂里，热烈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关于这次欢迎伏罗希洛夫酒会的电讯中，以明显的题目标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3次国共合作的第2次公开谈话（第1次见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人民日报》却是首次将这一信息公诸于世。
后来，正当卫立煌决心为国共新的统一战线做贡献的时候，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1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会议，公祭卫立煌。由周恩来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
且说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行文极其特殊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1957年4月19日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4月20日
袁水拍拿着毛泽东的信给李希凡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说：
“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意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同时表明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过后李希凡问袁水拍：
“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
袁水拍苦笑着说：
“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
李希凡闻言，沉默了许久，依然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日本社会党以浅沼稻次郎书记长为首的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他握着浅沼稻次郎的手说：
“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是在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斗争中的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日一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坦诚友好，激动不已，他说，自己对过去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表示非常抱歉，对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泽东对浅沼稻次郎的自责精神表示赞赏，他说：
“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浅沼稻次郎认为，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但由于两国的现状，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还说：
“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我赞成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他还说：
“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7年、8年、10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浅沼稻次郎说：
“日本经济是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
坐在浅沼稻次郎身边的胜间田清一向毛泽东提问道。毛泽东回答说：
“世界变大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
4月24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着手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只要没有其它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
欲知毛泽东如何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的浅沼稻次郎时说：“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他的这些话和此前曾对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所说的“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是一个意思，是用哲学的语言、辩证的观点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反面教员。如同把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当做反面教员一样，说明了反面教员是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人民的教育作用，从而促使中国人民觉醒、团结和奋起抗争。而那些“国粉”一类人却罔顾历史事实，断章取义地刻意歪曲毛泽东的本意，炮制出了所谓的“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说。他们说什么“毛泽东讲话没有什么顾忌，口无遮拦地道出了事实”，“没有日本鬼子打到中国，他们是没有机会发展壮大的，只因为有了鬼子的侵略，他们才赢得时间，赢得发展壮大的机会，就凭这一点他就要感谢日本鬼子”。此论荒谬之极矣！人们常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比喻小人与伟人的差异，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那些“燕雀”压根就不懂得“鸿鹄”的语言，所以就更谈不上知其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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