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
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
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话说1957年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吴冷西问道：
“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晚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吴冷西说：
“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泽东说：
“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新闻工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1、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做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至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2、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3、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4、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毛泽东说着，从斜躺着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看来现在新闻界有3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学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做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毛泽东说罢，与会者都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议论纷纷。吴冷西作了简要汇报，他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毛泽东接着说：
“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1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只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本人就起了先锋作用。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题材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5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李富春、薄一波《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写了一个批语，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国家机关各党组，军事各部门：
现将李富春、薄一波同志《关于解决目前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中央认为这些意见很重要。我们要在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过去4年中，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筑方面，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暴露的严重问题也很多。报告中所揭发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如建设用地过大，建设标准过高，各搞一套，等等。这些巨大浪费的现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请你们在目前展开的整风运动中，发动各地方、各企业、事业基层单位的职工群众和党内外的技术人员，彻底揭发各种不合理的和严重浪费的现象；同时，还应组织力量，抓住重点，进行系统的检查，改变当前大多数单位迟疑不决、不敢动手的状态。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可参考。有些意见应立即实行，如退还多余建设用地，降低建筑标准，停止扩大中等技术学校等。有些意见，需要慎重研究以后，才能定出办法，如训练工人办法，工人休假制度，加强基层领导力量等问题。请你们将检查的结果，作出总结，报告我们。
中央 1957年5月19日
5月20日，毛泽东给德·达姆巴（今译达希·丹巴）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100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5月20日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案边学习了一会儿英语，休息时和他的英语老师林克谈起了《沁园春·雪》的主题，和关于这首词注家解释错误的问题。毛泽东问：
“你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词？”
林克想了一想，说：
“我最爱读的要数《沁园春·雪》。”
毛泽东说：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文采、风骚、大雕，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须知这是写诗啊！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说罢，立刻挥毫书写了《沁园春·雪》全文，送给林克作纪念。
林克得到毛泽东的书作，自然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可是后来这幅字被田家英看见了，田家英自称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无奈，只好送给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
北京大学学生在大饭厅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报便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等。学生们的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在他们的报道中，称其为“北京大学‘民主墙’”。
毛泽东在一连几天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5月22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9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搞过头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他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罗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
5月23日，“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她说：
“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作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的正是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呢？”
且说5月2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邓小平在汇报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邓小平接着谈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作了总结，他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他称现在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5月24日，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在批示中写道：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及当天到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位同志：
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 5月25日
又，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5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段重要讲话。
5月27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写道：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个小时内，印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
是日下午，毛泽东邀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问题。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6月3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后，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他来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问要不要反击？周恩来说：
“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李维汉的发言稿，一边说：
“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初，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他和杨开慧当过保姆的孙嫂陈玉英。毛泽东握着陈玉英的手，微笑着说：
“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好健康啊！”
他帮助陈玉英入座，情不自禁地说：
“你和开慧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很坚强，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你们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辈子，该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来一次，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你女儿要来，让她来一次，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
毛泽东问起杨开慧在狱中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说：
“开慧是个好人哩，你也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留陈玉英吃了午饭。饭后，陈玉英要走了，毛泽东扶着她起身，扶着她下台阶，还温和地嘱咐她说：
“小心点。”
陈玉英视这种特殊礼遇为理所当然，还像过去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是一家人。她对扶着她的毛泽东说：
“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时隔4天，毛泽东第2次接见了陈玉英，说以后要给陈玉英寄一些钱去，好让她生活过得好一些。
毛泽东将自己的两张照片送给陈玉英和她的女儿孙燕，并提笔在照片上签了字，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
陈玉英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泽东多次寄钱补助陈玉英的生活，还供养她的女儿孙燕上大学。
后来到了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又把她的女儿孙燕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并给孙燕买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泽东第2次接陈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两次接见她。这是后事。
再说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鸣放情况。
此前，陈叔通和黄炎培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6月6日，毛泽东看了陆定一6月5日送来的6月4日《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
简报中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在校内外散发，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
毛泽东在《简报》上批示道：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泽东 6月6日
6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并批示：
“即送刘、周、陈、朱阅，尚昆用电报于今日发出。另印如前示。”“不发新疆、西藏。发后留交小平阅。”
毛泽东在《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中写道：
“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
“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
“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6月6日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当众宣读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来，卢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乔木通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泽东要和他们二人谈话。胡乔木叫吴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处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胡乔木和吴冷西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来到勤政殿后面的一个小门旁，走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似乎是刚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两张单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着这一天的《文汇报》，那些已经看过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还堆满了近期看过和将要看的书，有古籍，也有新书。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泽东见二人进了屋，就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他们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你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现在报纸很吸引人，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胡乔木、吴冷西刚坐下，毛泽东不等他们回答，便又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他进行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正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是邓拓。吴冷西一听说是要自己去代替邓拓，就说：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看吴冷西，又看看胡乔木，说：
“两个月前，我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我在上海发现这个情况，就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乔木谈，第二天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谈。我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警醒过来。我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我的看法：《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和几天前的社论，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泽东对着胡乔木严厉地说：
“中央党报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胡乔木解释说：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我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让你去。”
吴冷西说：
“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过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合到《人民日报》去。”
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这很不妥当。中央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你再考虑考虑，给你10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这是为什么？》社论稿上改了几个字，交给吴冷西和胡乔木，要新华社当晚向全国广播，要胡乔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全文如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中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惧，屈服。但对中国人民来说，共产党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帮助人民推翻了压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势力，帮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使人民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迈进。最广大的人民从来没有像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这样充满光明的希望和生的乐趣。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这些人警告卢郁文“及早回头”，请想想他们所说的，究竟是向什么地方“回头”？当然，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头上也会说他们怎样才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云云。但是，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辈何香凝先生说得好：“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她指出，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钳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非常明显，尽管有人叫共产党“下台”，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些决不会使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发生任何动摇。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些威胁和辱骂，只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除《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组织反击右派进攻的斗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撰写的《这是为什么？》一文短小精悍，以理服人，不失为一篇政论文的范文。他在文章中写道：“共产党也犯过错误，也有缺点，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是要整掉这些错误和缺点。一切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善意的人们，都在积极地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以便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样的时候，却有人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权的言论称为‘无耻之尤’，‘为虎作伥’，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这种人的政治面目，难道还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么？”“难道还能相信对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如此仇视的人们，是在那里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在那里拥护社会主义事业么？”在这里，毛泽东把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的因果关系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可是后来有人却故意颠倒这一因果关系，说什么“双百方针”和让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是“引蛇出洞”。此论岂不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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