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北平方式”，人们当即就会想到功勋卓著的两位内线——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孰不知，当时中共隐蔽战线在北平织起了一张覆盖四九城的隐秘大网，傅冬菊和闫又文代表着这张网的网口高端，而更广阔的暗战阵地则遍布在工厂、铁路、警局、新闻等各行业底层，太多的“无名小卒”用一件件看似平淡、琐碎的暗战“小事”兜起了这张秘网的网底，使傅作义集团陷入平民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军工厂里埋伏着地下尖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接收日军设在平津地区的十几家军需被装工厂，于1946年夏合并成立“国防部联合后方勤务司令部平津被服总厂”。该总厂在北平设有剪裁部、缝纫部、铺棉场、弹花厂、制呢厂、修理部等10余个直属厂坊，拥有正式职工4300多人、临时工数千人。作为保障华北国民党军并支援东北、西北国民党军的被装供应体系，国民党方面视之为“军需要害”，对这个大型重点单位实施严密控制，特委任少将级军官出任总厂厂长，并调派大量军官或嫡系人员占据各工厂、车间领导岗位。总厂专门派驻一个连的警卫队，设立督察室和牢房，各分厂设立警备室，动辄对所谓“不轨行为者”当众施以军棍，对所谓“闹事者”则关进牢房滥用酷刑。
早在抗战时期，北平地下党就派人打入日军被服工厂并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国民党接收这些工厂后，地下党员们奉命继续潜伏以待时机。解放战争伊始，华北城工部对被服厂地下党提出了“克服一切困难，长期潜伏，发展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破坏敌军的后勤供应”[1]等要求。遵照这一指示，“平津被服总厂”地下党不断壮大组织，于1948年11月成立地下党总支，各分厂也都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至1949年初，该厂地下党员人数达到97人。
在地下党总支领导下，各部门千方百计消磨敌军的军需保障能力。裁剪部的破坏方法是把样板缩小或扩大，使得裁出的衣服不合尺寸，不得不返工甚至报废，最大限度消耗原材料。缝纫部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使得做出的衣服不结实、不耐穿。比如，做军棉衣时，少絮棉花。厂方发现后，要求每套棉衣必须过秤检查，工人就把碎石子塞进棉衣里面瞒天过海。包装车间和成品仓库的破坏办法是，有时有意把包装打得很松，运送途中就散开了，造成衣物遗失；有时又故意把包装打得极紧，等到了敌军手里，有些扣子被压裂了，有些衣领被勒坏了。如此“一条龙”破坏下来，出厂的被装成品有30%不能穿，有关部队的军需官常常被官兵骂得狗血淋头，有苦说不出。
裁剪和包装两个部门是被装生产过程的首、尾两部，可以了解掌握敌军被服供应的数量、何时运往何地、配发给什么部队，据此可以分析推断出敌军驻地、人数、行动动向等重要情报。时任被服厂地下党总支组织委员兼裁剪修理支部书记孟志元回忆说：“1947年秋，厂方急令赶制美式机械化师的两万套冬装，我们弄清了出厂日期，并了解到它是运往东北，为葫芦岛登陆的国民党王牌军队准备的冬装。1948年秋，我们摸清了为驻西北敌军生产的五万套冬装，是运往张家口、新保安的，并查清了出厂日期。凡有新的生产任务，我们都及时将情报送给地下党组织。”[2]
同一时期，以手榴弹、枪榴弹为主产品的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也采取各种办法破坏敌人的军火生产。组装成型是制造榴弹的最后一道工序，敌人设有专门的检验科，但只对每批榴弹进行抽查，而不是逐个检验，党员工人们抓住这个漏洞，“故意将炸药量装放不准，引信装反，或使内部组件接触不良，造成废品”[3]。工人们还故意在枪榴弹内多装炸药，少装铅弹，重量不差，但会造成近距速炸，毙伤射击者自己，工人说这是给国民党造的“快丸弹”（快完蛋）。
组装榴弹的关键是雷管，制作雷管就是将微量白药压缩在一个小金属管筒里，必须将装在雷管内的当量白药，用压力机压实，才能达到一触即爆的质量标准，药装少了达不到标准，但装多一点就会压炸。1948年4月，地下党故意压炸了雷管，震炸了旁边几个产成管，引爆了白药部，将白药部里的雷管、白药、部分装备都炸毁了，连厂房都炸塌了，只能停产维修。
木柄是手榴弹、枪榴弹的重要部件，木柄不合格就组装不出成品来，而木柄质量好坏，取决于“烤料”这道工序。“烤料”需要连续几天，但操作工艺并无严格、具体的规定，靠领班和技术员白天上班时查温度、看火候，夜班交给烧火工，烧火工只管烧火、看火，保持适当箱内温度即可，至于原木料水煮的深透程度、烧火加温的均匀度、适时散气等，烧火工一概不管。于是，地下党就故意将木料烤焦，或烤不干，制作出来的木柄不合格，完不成预定的成品生产定额。1948年夏，工人们还“不慎”过度加温烘烤，造成一场大火，将全部木料和部分烘干设备烧毁，造成停产半个多月。因无弹柄，原定月产3万枚手榴弹和1万枚枪榴弹的生产任务只完成了不足1/3。
军工厂里不仅埋伏着我党的地下尖兵，而且能在破坏敌军火军需供应、掌握敌军动向等方面发挥如此有效的作用，这样的暗战在中外隐蔽斗争史上实属罕见。
巧用敌人报纸公开传递情报
1946年底，一份名为《平明日报》的新报纸在北平悄然发行。这份以“民营”面目低调问世的报纸，幕后老板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当时的北平各种政治势力混杂，又有蒋介石嫡系的警特宪系统监视节制，傅作义虽身为最高长官，却处处小心。他重视舆论宣传，但行事谨慎，不敢贸然创办“华北剿总”机关报，于是以民办名义推出了《平明日报》，既宣扬“华北剿总”及其个人的功绩，又不至于过分张扬。
正是因为有了傅作义的背景，这份日发行量5千余份、在北平报界位居中等水平的《平明日报》，一经问世，就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高度重视。受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李炳泉通过其堂兄、“华北剿总”司令部联络处处长李腾九，出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随后，应李炳泉“招聘”，地下党员纪刚和李孟北于1947年初进入《平明日报》采访部担任记者。纪刚回忆说：“到了《平明日报》，由于它是‘华北剿总’的报纸，我就正式领了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发的记者采访执照，一种特殊‘派司’。凡是戒严、宵禁、临时检查，有这种个人‘派司’，都不受检查，都不受约束，可以顺利通过。因为有了这个‘派司’，我经常受组织委派，传送文件，交传口信，好象身上有个‘护身符’。”[4]
进入采访部后，李孟北负责军政要闻，经常深入虎穴，刺探敌军政情报。纪刚负责市政要闻，主要采写国民党市政府、市属各局、法院、警察局等部门的新闻。为指导记者地下党员们安全高效地开展情报工作，时任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专门指示李孟北、纪刚等人：“能通过报纸反映的，就比较系统地写成通讯、文章，公开发表，因为解放区能收到各种报纸。不宜公开发表的，就写成资料，交给组织。重要的军事、政治情报，立即通过地下电台，发回城工部。”[5]
遵照刘仁指示，李孟北着重搜集敌情，借采访国民党北平行辕、“华北剿总”、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之便，经常写一些以分析华北战局为题的报道或通讯，将所获军政情报夹杂于文中，在《平明日报》上公开发表。纪刚着重搜集社情、民情，他对典当、估衣等行业进行了调查，将北平贫民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情况写成通讯发表在报上，还与李孟北一起采访北平梨园界，请著名京剧演员萧长华、郝寿臣、叶盛章等人讲述梨园界的凋零和演员生活的苦状，写成通讯公开发表。为配合接管北平工作，记者地下党还以“社会调查”为名，把敌人各级机关的情况夹杂在采访报道之中公开发表。这些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的敌情、社情、民情，不易引起敌人审查机关的注意，却会受到华北城工部的跟踪关注，整理综合起来，就是一份份完整的情报信息。
就这样，国民党的报纸，成了北平地下党传递军政情报的义务交通员，成了曝光国统区阴暗面的传播平台。这种在敌人眼皮底下，坦然报经敌人审批，大模大样利用敌人宣传工具，公开合法地传递敌情、社情、民情的做法，直接、快捷且安全，既有智慧又具胆识，实乃刘仁领导北平情报工作的一大创举。
记者地下党在全力获取情报的同时，特别注重自我安全防护。有一次傅作义宴请《平明日报》社全体“同人”，餐后合影留念。当时华北城工部有规定，地下人员不能参加合影，以免成为敌特追查真实身份的线索，纪刚和李孟北便借口采访离席而去。
刘仁还指示，在做北平新闻人士工作时，党员记者不以发展组织为主要任务，因为当时的北平新闻界人员成分复杂，有不少国民党方面安插的特务。于是，对待这些特务记者，纪刚、李孟北等人一方面严加防备，以免被敌人盯上；一方面又大胆与之接触，伺机从他们嘴里套取情报。
为避免暴露，刘仁还要求记者党员对外保持“灰色”面目，不能在学运、工运中抛头露面。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宣部发出通知，严令国统区报刊一律不准再提“共党”“共军”“共方”，而要改称“共匪”。此令一出，潜伏在各大报刊的记者地下党员们顿感纠结，拒不改称可能招致敌人怀疑乃至暴露身份，照令执行又恐被自己人视为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的“反党”行为。刘仁得知后明确指示，今后撰写稿件时按照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去写，这是为了党的工作，不是丧失立场，不是“反党”。
“县官不如现管”
1946年6月，中共北平地下党设立了警察工作委员会，顾名思义，主要任务就是在北平警界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从内部攻破敌人堡垒。警委会成立后工作推进很快，至1947年1月已发展党员82人。这些秘密党员并非身居高位的署长、局长，只是普通警员，但他们工作在一线，各管一段，权力不大，但实用、管用，在保护营救同志、获取敌情等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
那时，前门车站警务段经常接到上峰通缉，说××次列车上有前来北平接头联络的共党，穿着、长相如何如何，让警务段在车站抓捕这些共党。有一天，地下党员许文彬接到张家口火车站警务段电话，说一名女共党从张家口乘车前往北平，当晚抵达北平前门站，望查获逮捕。许文彬等人抢先接到这位女干部，将其安全护送出站后，才向警务段长汇报了张家口来电情况。
有一次，地下党员宁培儒代班，车站当值警察打电话报告说，截住了两个想偷偷出站的人，是共党无疑，让宁培儒派人将两人带走。宁培儒知道一旦俩人被带到警察所，解救起来就十分困难了。他当即赶到现场，冲着两个“嫌犯”大声说，你们坐车不买票，还在站里瞎串，以后再不买票，非把你们扣起来不可。说着，一人一脚，把俩人“踢”出了铁丝网。
还有一次，宁培儒接到通知，某某次列车上有3名共党携带银圆到北平采购物品，其中一人30多岁，头上包着白头巾，其他两人40多岁。由于特征描述具体，这3人出站时很容易被查出来。正好列车要进最南边的站台，靠近河边，宁培儒就带人扣留了五六个三四十岁的人（其中两人头上包着白头巾），把他们带到河边假装盘问一番，然后一并放走了事。
1946年初至1947年初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运作期间，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同志经常到前门车站接人。遵照上级指示，前门火车站警务段地下党支部肩负起保卫叶剑英等人安全的任务。宁培儒回忆说：“那时车站很乱，卖报的、做买卖的、闲杂人员、特务混杂在一起，很难分辨。所以，叶剑英的车一到，我们就过去保护。另外，叶剑英同志的司机是国民党北平行辕派的，为了叶剑英同志的安全，我们对此人进行了全面调查。最后证实，这人确实不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有意派在中共代表身边进行监视活动的。”[6]
外一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张友仁、外五警察分局的地下党员张越鹏还曾搞到市警察局准备下发的通缉令，交给上级，所涉人员得以幸免于难。除了保护营救同志，张友仁在搜集情报方面也颇有建树。平津战役期间，他利用自己管理分局人事卡片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国民党员、保甲长以及分局官员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情况报送华北城工部。
北平解放前夕，前门车站警务段地下党支部组织力量保护重要铁路设施、车辆、物资，防止敌人破坏，基本掌控了北平城内9个车站的多数警察和枪支弹药，为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必居”曾是暗战的主要阵地
新中国成立前，北平有大小油盐店铺1650多家，职工两万余人。该行业工人劳动条件极为艰苦，承受着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公会、行会、掌作（工头）的层层倾轧，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生，翻身做主人的意愿极其强烈，一经发动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很快，这一点为中共地下党在油盐行业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同时，长期以来北平各手工行业形成了以籍贯归属为基本特征的“行帮”“行会”，只接受亲友同乡进入本行业做工，以保工艺不外传，防止饭碗被他人抢去。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某一行业工人基本来自同一地区的状况。油盐行业的工人绝大多数来自河北唐县、完县、定县等地，而这些地区在抗战后期已经成为中共控制下的比较牢固的解放区，家庭基础在这一地区的油盐工人切身享受到了土改成果，内心普遍认同、支持共产党。油盐行业这一特征，又为地下党深入其中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1945年春，定唐县城工部向北平油盐行业派遣王炳臣、王建业、种造江、高勇仁、魏永年、刘清海、刘桂森、李信等一批地下党员，为日后创建油盐业地下党组织奠定了基础。经过几年的经营发展，油盐行业地下党组织逐步成为北平手工各行业当中党员人数比较多的一个。而著名酱菜品牌“六必居”，又是油盐行业当中党员人数比较多、组织力量比较强的一家。
当时的六必居肩负着多项隐蔽斗争任务，首先是秘密联络站。地下党员魏庆怀回忆说：“当时，六必居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县城工部派人来接头都先到六必居了解情况，再到柜上找人。如果是党组织派来的人，见面就问：‘你贵姓？’‘姓魏’，‘是姓魏吗？’我就反问：‘您贵姓？’‘姓刘’，‘你带什么东西？’，‘带点火柴或带点什么呀’，‘想买东西，你想想办法’……这是县城工部统一约定好的接头暗号。暗号对上了，就找个地方密谈。”[7]
六必居又是情报交通站。魏庆怀回忆说，他当时负责传递的秘密材料，大部分都是直接送到六必居的。每当需要向上级报送秘密材料时，他就买一张当天的北平报纸，把材料夹在报纸中间，乘车送到六必居。
六必居还是平委和行委秘密活动的地下机关。地下党人经常装扮成商人模样，到各油盐店后场接头联络。当时油盐行业9个党支部当中，六必居、永生厚、雨华馨的党员人数较多、组织力量较强，互相配合，密切联系，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地下工作网，成为地下党负责人最常用的活动据点。平委会领导和油盐业负责人经常到这3家油盐店的后场碰头开会，互通情况，研究工作。晚上有时躲进醋房里，用米汤给上级密写材料。这个时候，其他党员和积极分子就假装在外边聊天，放哨望风。
油盐店的后场是工人的劳动场所，也是生活场所。资本家一般都是通过“掌作”管理后场工人劳动、指导技术操作。制作酱菜醋的后场潮湿、脏乱且酱醋味浓，资本家和警察特务通常是不会到后场去的，但送料、取货、产销、购货的人则频繁往来，还常有工人家属来此吃住三天五日的情况，这就为地下党人假扮上述人员来此接头联络提供了方便和掩护，即便是常来常往，也不至于引起敌人的怀疑。
有鉴于此，后场掌作是敌是友，对于隐蔽工作能否安全顺利地开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六必居之所以成为地下党的重要活动据点，正是因为有一位支持认同共产党的后场掌作。此人姓董，小名董沙子，家乡搞土改时，他家里分得8亩麦子地，他到处宣传共产党好，两个儿子都在六必居做工，都加入了地下党。他本人担任行会总会头，每年开行会，他都遵照地下行委的要求出面组织，配合地下党与资本家的斗争。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一时期，其他各行业地下党也千方百计因地制宜展开隐蔽斗争。
为了宣传中共政策，影响北平的人心向背，华北城工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出版发行等行业，与国民党当局展开机智斗争。文委领导下的“朝华书店”，有意在店里出售各种政治色彩的书籍，给公众以政治面目中立的印象，他们把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放在柜台最前面，看似“尊重”，实则是个挡箭牌，后面放着郭沫若、范文澜、邹韬奋等人的进步书籍。蒋介石的书标价很高，令人望而却步。郭沫若等人的书籍标价公道，便于普通百姓购买阅读。从解放区运来的革命书籍，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则藏在柜台下面，看准了对象才卖。得益于积极而缜密的秘密工作方式，朝华书店一直安全运营到北平和平解放。
华北城工部铁路工作委员会领导本系统地下党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945年底国民党发动内战之际，西直门站地下党提供了关于西直门车站两次大军运的情报，将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九十六军开赴东北部队的番号、辎重等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上级。平津战役期间，北平铁路局调度所地下党把铁路系统的调拨情况，如军用列车的数量、去向，多少罐车、客车、平板车，车载什么货物，每天密写交给上级，经地下电台发往城工部。西直门机务段地下党员李舸曾多次身着火车司炉浑身油泥的劳动服，装作去康庄、怀来探亲的样子，携带一些材料或物品，顺利闯关送往解放区。一次，他“把地下党在北平一个地下实验室培植出来的盘尼西林（青霉素）菌苗和无线电收发报机所用大功率电子管装在一个点心盒子里，无能的国民党军警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而晚上在康庄住店时，却被解放区公安查获，经严格审问弄清情况后，将他护送到张家口。
和平解放前夕，北平市政工委发动本系统所有地下党员搜集情报。从本企业的厂房、设备、人员、资金，到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在本企业活动情况，特别是本企业附近所驻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兵力、装备、明碉暗堡等情况，统统写成材料，报送给上级，为攻城准备和此后接管北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津战役期间，城工部各委员会发动本系统地下党员搜集大量敌方情报，包括地图、名册、电话本等，装了4大麻袋报送到华北城工部。
任何一条大道，都是由千千万万颗毫不起眼的小石子铺就的。北平和平解放幕后的隐蔽战线上，我们既要铭记威名赫赫的傅冬菊和阎又文等众所周知的英雄人物，也不应忘记战斗在基层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无名小卒”。
注释：
[1][2][4][5]《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第183页，第249页，第250—251页。
[3]张进科、周文彬：《北平七十兵工厂地下党斗争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20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页。
[6][7]《中共崇文区地下党斗争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1月印刷，第139页，第249页。■
（系中国国史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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