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
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
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话说1957年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党的代表团。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有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2次，第3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那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1月15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争论了一天，在几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国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主张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
下午5时，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下午6时半，毛泽东在杨尚昆陪同下来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住处，与他进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说：
“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
哥穆尔卡也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
毛泽东问道：
“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提问，而是说：
“我们提出了4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3个存在分歧。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由各自决定。”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毛泽东说：
“其它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
哥穆尔卡发牢骚说：
“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
毛泽东说：
“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全体。”
哥穆尔卡说：
“是这回事。”
毛泽东耐心地劝道：
“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说：
“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他又说，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毛泽东解释说：
“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
哥穆尔卡说：
“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
毛泽东说：
“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
哥穆尔卡说：
“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地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关于‘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这句话，毛泽东建议，可以改为‘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在3个有分歧问题上的修改，基本上都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
哥穆尔卡笑着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说：
“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最后申明说：
“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一下。”
哥穆尔卡真诚地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
毛泽东说：
“我准备见你一次。”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
11月1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
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又被称之为《莫斯科宣言》。
这天下午，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隆重开幕。
11月17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头天刚下过大雪，太阳高高升起，天气格外晴朗。
这天下午，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举行第2次会谈。双方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
杜克洛：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毛泽东：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
杜克洛：这很难说。
毛泽东：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3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美国？
杜克洛：对这3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
杜克洛：他们都怕战争。
毛泽东：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
杜克洛：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毛泽东：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杜克洛：需看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
杜克洛：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
毛泽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几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及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受到了在莫斯科及其它城市读书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热烈欢迎。一名留学生记录了现场的详细情况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节录如下：
“下午6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祥地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的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地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地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地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的，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祥地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祥地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
‘同志们！我问你们好！’
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
‘世界是你们的！’
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地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得不成个样子了嘛！’
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
‘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
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
一句话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地向大家说：
‘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8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10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4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13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13亿基本分布在3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3亿当中已经有7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6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6亿4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
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说：
‘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
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一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64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
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得又会心地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8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地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2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到2400万吨。到第4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5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
‘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
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微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他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地大声说道：
‘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这时我们又不由得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祥地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5次。’
又问：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3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么样呀？’
又嘱咐说：
‘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
‘怎样？咱们走吧！’
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王蕙菁则详细地记录了毛泽东此后的活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容纳不下而在楼下俱乐部剧场里坐着的几百名留学生，只是通过麦克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未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想见见他们，于是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便专门从大礼堂走向俱乐部剧场。在那里，他微笑着向留学生们说：
‘我只给你们讲3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之后，毛主席一行从俱乐部出来，上楼到位于大礼堂楼上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参观。而我是从大礼堂出来向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这时，我发现他们显然正朝着我的宿舍方向走来，顿时，我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我立即跑步迎上前去，向中央领导同志们问好，我伸出手先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欢迎您！’
他用那宽大的手与我握手，并说：
‘你好！’
随后，他们便陆续走进我的房间。一进屋，毛主席先看了看我书桌上放着的书，然后看到沙发上放着的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他关心地问：
‘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
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
‘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很及时，这张《人民日报》就是11月14日的报纸。’
他老人家听后很满意。之后，他便坐在沙发上，乌兰夫、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先后入座。我的房间不大，十多位领导同志已坐得满满的。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还在站着，而长沙发上毛主席右侧身旁还有一个空位，我便请邓小平同志入座。他示意自己不坐，让我坐。可我怎能让中央领导同志站着，而我却坐着呢，所以，我还是请他就座。这时，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坐这里吧！他是总书记，就站着吧！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
这句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幸运地坐在毛主席身旁右侧。”“看到他真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像是一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的工人、农民那样的红润、健康，并带有光泽，只是两鬓略有少许白霜。看到这，我非常高兴。这时，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
‘祖籍是河北省。’
然后，他又指着代表团的同志们问我：
‘这些同志你都认识吗？’
我笑着回答说：
‘认识，是从报纸上见过。’
于是，他从自己的左侧坐着的同志一一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党蒙古族的优秀党员乌兰夫同志’，‘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杨尚昆同志’……
接着，他又关心地问起我的生活，毛主席风趣的谈话时而引起我们大笑，气氛轻松。后来，我想为领导同志们备茶，毛主席说：
‘不喝了，看看你的邻居。’
于是便走向与我同在一个单元的苏联研究生谢斯卡科娃的房间，并同她亲切谈话。
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闻讯前来的苏联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宽敞的走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争着伸出友谊的手，问候着，毛主席和他们握手，问好。聪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8点钟左右，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向莫斯科大学正面大门时，人们越集越多，纷纷向他们致意，欢送毛主席一行，待他们的车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大家才从门口返回楼内。”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坐在他的位置上发表了即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他们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10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7000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1800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900万吨。有7000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900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1949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3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1953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21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3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16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作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1年、2年还是5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1年、2年还是5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1年、2年、5年总是睡觉吧？你1年、2年、5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10件证据，刚才讲了7件，下面再讲3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6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6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的时候，只有4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4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1200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400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7000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90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作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作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少了1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12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12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作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40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毛泽东的演讲结束了，会场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11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与陶里亚蒂举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问道：
“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意大利有多少钢？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
陶里亚蒂说：
“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问：
“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
他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
“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
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的回答后，又说：
“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洲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
陶里亚蒂说：
“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问道：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陶里亚蒂说：
“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可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收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
毛泽东说：
“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陶里亚蒂说：
“我完全同意。”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接见留苏大学生时说：“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作硬起头皮顶住。”“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成就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刘日新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恢复计划经济——答某某周刊记者问》中是这样说的：“‘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计划为3856亿斤，实际完成3901亿斤，超过计划45亿斤，超额1.2%完成计划；棉花产量计划为3270万担，实际完成3280万担，超过计划10万担，超额0.3%完成计划。计划制定的精确度如此之高，真是不可多得，对经济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刘日新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还说：“计划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由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高，五年计划4年提前完成（1928—1932）。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英、德、法、日等大国的生产力倒退几十年，而苏联五年计划4年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大国，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些伟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同时，苏联及后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市场经济陆续向计划经济学习。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挽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实行新政，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甚至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战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走第三条道路，也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计划的法国，比不搞计划的英国、美国的经济速度要快很多。1951年—1955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法国为6.6%，美国为4.4%，英国为3.8%。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国民收入倍增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日本的计划对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促进他们的经济在不太长的时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企划厅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编制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经过6个五年计划，韩国即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刘日新所说的这一些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掩盖、不能抹煞的。后人读一读这掷地有声的文字，听一听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能不振聋发聩吗？
电子版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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