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蒋逆介石终于能够重新腾出时间精力，来锁定红军为最主要对手，并对苏区开始实施大规模反动“围剿”之年。
10月蒋逆介石在取得，洒向人间都是怨、双方投入兵力在百万的军阀混战——中原大战胜利后，正式对江西中央苏区实施大规模“围剿”。
当时红军的人数和装备远不如蒋逆介石的对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三大军事集团中任意一方的实力，更不如拥有舰队和大炮的张学良东北军，但却能在急剧转化的国内逆势危局中，在毛主席指挥下主动实施战略退却后取得“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的成功，是八一南昌起义以来，红军大规模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第一次辉煌胜利，为后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举行了奠基礼，亦为“农村包围城市”中国革命道路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这其中情报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隐蔽战线创始人、奠基者周恩来的亲自布局指挥下，以“雨花英烈”胡秉铎、冷少农为核心的先烈先驱英雄群体，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前后经历六年时间，为夺取党的隐蔽战线的首个辉煌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诞生了
我党隐蔽战线史上第一份战略情报！
一、艰难抉择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内部争斗转化为武力相向，连续不断，标志着新军阀混战时期的开始，直到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
新的军阀混战给了革命发展的机会，形成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局面。
国际上，世界性经济萧条正在加深，西方列强自顾不暇。
这种形势下，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核心精神就是利用当前的大好形势，希冀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以“城市为中心”举行暴动，一举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
“城市中心论”核心思想是：“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
为此，李立三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思想，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是“躲避和分散观念”，已经跟不上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
6月21日，中央派特派员涂振农赶到红四军前委驻地长汀，要求红四军立即向南昌、九江进攻：“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毛泽东和朱德不赞成李立三进攻中心城市的决定，却只能执行决议。
朱德后来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这既有服从中央决定的原因，也有广大红军干部长期地处偏远农村，对全国形势缺乏透彻了解，轻易相信“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估量原因，更有对“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道路理论实践认识体会不深，还一时未能为大家所理解接受，表明理论从形成提出到实践还有曲折复杂的路要走。
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袭取攻占长沙；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由红四军等组成的红一军团则逼近南昌。
随后，红一、三军团胜利会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红军首占中心城市，成立主力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标志着红军从地方武装开始成长为影响全国政局的重要力量。
面对中共及红军的迅速发展壮大，已经开始威胁到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并有攻取武汉，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具体行动计划，使蒋逆介石意识到红军已经成长发展到足以威胁其政治统治的主要敌人。
1930年8月5日，在中原前线的蒋逆介石指示军政部长兼武汉行营主任的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总指挥，主持‘剿匪’事宜。”“围剿”由蒋介石及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决策部署，标志着国民党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
红三军团一举攻占长沙，使得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进一步膨胀，认为不抓住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便是不忠实于革命。
为了统一力量和领导，8月6日李立三取消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组成统一的行动委员会组织指挥暴动，并派遣刚从苏联回国的
刘伯承到武汉，
聂荣臻到镇江，
曾钟圣到南京
主持指挥武装暴动。
在中央指示下，由红一、三军团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合兵再攻长沙，此时长沙的敌军已得到加强，红军坚持了16天未能攻克。面对敌人可能的南北夹击，毛泽东9月16日决定主动撤围。
期间，获知中央指示，提出江西红军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9月28日，毛泽东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总前委会议，
会上就红军下一步走向产生激烈争论，
有人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毛泽东采取了“不打南昌打吉安”的策略，以夺取吉安，避免与强敌的硬拼。
朱德后来回忆，毛泽东“七弯八弯，弯了很久”，终于把部队带回了江西，但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怎么办，这一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红军10月4日夺取吉安，何应钦急忙于5日飞赴南昌，与担任第九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的鲁涤平紧急商定“剿匪”方案。
面对眼前急迫的现实威胁，以及中原大战即将胜利可期，何应钦主持拟订的第一次“围剿”最初的计划部署于此形成。
第二天（6日），蒋逆介石即在中原前线柳河对五十师师长谭道源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请你帮助咏安（鲁涤平）负责肃清”。
此时金秋10月，稻果飘香，已是丰收季节。岂知风云再变，远处乌云悄然袭来。面对中央的决议、内部的意见纷争，以及即将到来的未知危险，红军面临着“向何处去、怎么办”的艰难历史抉择。
虽然9月下旬周恩来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因交通通讯的限制，以及当时只是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继续强调“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受王明、博古等人的挑动干扰，党内发生激烈的争论斗争，因而六届三中全会纠偏的精神未能及时有效地传达到红一方面军。
面对当时变幻莫测的环境形势和党内不够清晰明确的政策走向，红军是继续“进攻”还是“退却”？是攻打大城市还是主动回到农村主战场？红军面临着“何去何从”艰难重大的抉择！
就在这形势险峻、意见分歧的关键时刻，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收到了由中央军委从上海转来的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简称“十月情报”）。
资深隐蔽战线史专家李凯在其所著《毛泽东与隐蔽战线》中，
为我们作了这样描述：“这份作战计划刚出笼就被我党打入敌内的情报人员获悉并迅速上报。
周恩来阅后，认为此情报极为重要、及时，立即通过地下交通送往中央红军总部。
当时苏区红军总部的情报侦察工作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尚难以获得像中央军委送来的既重要又准确的战略情报。于是红军总部立即召开总前委军事会议”，进行讨论部署。这是第一份战略情报的提出。
那么，这份战略情报是如何布局获取的？为什么称为战略情报，具有怎样的价值作用和历史地位？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1924年，从问题的源头去寻找答案。
二、黄埔起势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形成，为党提供了公开活动的舞台。周恩来高度重视党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掌握，1924年11月他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久即成立了党历史上最早设立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后称军委），亲任部长，重心投入到党对革命武装力量的建设培育和掌握上，原先担任的区委书记（原委员长）一职由助手陈延年接任。
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以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中的党的工作，当时都是在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下。
为配合党对武装力量建设掌握的需要，着眼于未来武装斗争的准备，周恩来一手主抓武装力量建设，一手着眼于隐蔽工作的创建，开启了为党的隐藏战线奠基所作的实践尝试和工作布建。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由于掌握了这支由黄埔师生为主的武装力量，通过两次东征和讨伐杨刘等战役的胜利，蒋介石逐渐在国民党中脱颖而出，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发迹，是靠黄埔军校起家；国民党黄埔系党军中，何应钦是蒋介石崛起的最大依靠。
何应钦，贵州兴义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蒋介石是日本陆军预备学校振武学校的前后期同学。
1924年2月何应钦应孙中山、蒋介石之邀，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此后担任军校首任总教官，9月奉命筹组军校教导团，出任首任团长。之后以校教导团为基础组建党军第一旅、第一师，何相继任旅长、师长。
1925年8月底，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为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周恩来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6年1月，何应钦接替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3月“中山舰事件”后又担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民党党军中的地位，成为蒋介石把持的黄埔军系“八大金刚”之首，国民党党军中也因此有了“蒋何”之称。
周恩来与何应钦，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主政东江地区期间，两人先后一起搭档共事合作，并在两次东征中有着一同浴血战斗的生死经历。
1926年8月8日，周恩来在广州与邓颖超完婚。他们在离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请了两桌西餐，应邀参加的国民党人有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钱大钧。
因周恩来与何应钦的往来关系，周恩来对于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及其重要性早就了然于胸。
蒋是何的权力来源，何是蒋在军中最大的依靠，掌握了何应钦就掌握了蒋介石的动向，甚至命脉。
从那时起，何应钦即已成为我党积极关注和需要掌握的重要目标对象。
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通过何应钦的同乡好友、在黄埔军校有“青年领袖”之称的中共党员
周逸群，
运用同乡学谊关系，在以何应钦为同心圈的贵州同乡中进行发展布建！
先后发展介绍了围绕在何应钦身边的贵州籍重要亲信幕僚秘密加入党组织，成为党的隐蔽战线初始的重要力量。
周逸群是党的隐蔽战线早期实践的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1925年9月周逸群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周恩来留他在校政治部工作，专门主持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工作，周逸群想去带兵抓枪杆子，周恩来对他说，你现在去带兵，至多带一营一团，
而做青年会的工作则是两万人以上的工作，其影响还不止这两万人。“青军会”除下设组织、宣传两科外，还专门成立有调查科，专责调查事宜，由后来周恩来在东江主政期间担任他秘书的
关学参
负责；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过的
冷少农
后来担任“调查小组长”，深入军校实地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开启了党的隐蔽战线早期情报实践的先河。
1924年底，周逸群先后秘密发展了其好友同乡、相继担任何应钦机要秘书的李侠公、胡秉铎加入共产党，打入何应钦身边。
1925年底，因国民党右派策动的“君伟”（军委）事件，致使李侠公的秘密党员身份及工作暴露，李侠公被迫辞职，后去苏联留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通缉，被迫隐姓潜藏。
李侠公暴露后，胡秉铎接续工作，暗中积极配合党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多次挫败国民党右派阴谋，并为推动夺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情报支持，之后又及时通报了蒋介石白崇禧密谋策划“清党”动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在掌握蒋介石密谋背叛革命，“即将谋解决我们”之际，周恩来3月30日在上海中央特别委员会上明确提出：“胡秉铎要调到何应钦方面，这样有极大作用！”
可惜没几天，胡秉铎即被捕，不久在南京惨遭杀害，年仅25岁。1927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期）发表了纪念胡秉铎的文章：“他实是中国不可死的青年……一位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先锋。”
三、接续前行
1927年7月15日，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背叛革命开始“分共”，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为反抗国民党的凶残屠杀，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在紧张筹备武装起义之时，着眼于未来武装斗争，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担负领导起义的前敌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顾及眼前的敌人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等的同时，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南京方面，他的老对手蒋介石及其身旁的何应钦。
这时，何应钦已成为蒋介石身边、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方的核心实权人物，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路军总指挥。在李侠公被通缉，胡秉铎不幸牺牲后，党在何应钦身边的布局接连遭受挫折和损失，周恩来手上还有牌可打吗？
其时，在周恩来脑中早已浮出中共秘密党员、时任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中校参谋
郑仲坚的影子。
郑仲坚，贵州贵阳人。1917年，贵州陆军讲武学校创立，何应钦为首任校长。已在黔军任连长的郑仲坚，以第一名考入贵州讲武学校第一期，两年后又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加之一手好字，深受何的赏识，被任命为何任旅长的黔军第五旅副官长兼警卫连长。
1921年冬，贵州发生五旅军变，何应钦被迫逃离贵阳。不久在昆明避难遇刺，郑只身营救何脱险，对何有挡枪救护之恩。
1924年2月，何应钦应邀到广州，协助筹备黄埔军校。6月黄埔军校成立，何应钦任总教官，郑仲坚为总教官办公室参谋。
此后，郑仲坚跟随何应钦，相继担任军校教导团少校参谋、第一旅长中校参谋、第一师中校参谋、第一军军部参谋。
北伐军进占南京后，何应钦成为南京方面的核心实权人物。8月13日，因何应钦未公开表态力撑，促成蒋介石被迫下野，何应钦开始与桂系一起把持南京国民党政府大权，成为灸手可热、各方瞩目的一方中央大员。
着眼未来长远的武装斗争，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在筹备举行武装起义时，周恩来自然想到了还在何应钦身边的郑仲坚。
现在是启动早已布局、蛰伏在何应钦身边的“闲子”的时候了。而重新联络起用郑仲坚，最好的联络人就是其入党介绍人冷少农。
冷少农，贵州瓮安县人。贫寒的家境和艰困的成长经历，使其自觉与贫苦大众结合，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
冷少农后来得悉曾在贵州法政学校担任军事教官、教过他的何应钦，现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为此毅然辞去公职返乡。
1925年7月，冷少农辞别寡母、妻子和不到半岁的儿子，离家赴广州投身革命。
临行前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辞别信：“儿此去的目的，完全尽忠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尽应尽之能力。”真切表达了一位“醉心革命事业的人”尽忠革命、为民尽力的意志和决心。
冷少农到达广州后很快找到何应钦，经何应钦推荐介绍，并由何安排同乡郑仲坚带到黄埔军校政治部报到。
因“少农出专业学校早，社会工作经验多，即被军校本部分配到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办公室里工作，并担任调查小组长”。
为筹备“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9月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二次东征”前夕，冷少农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随周恩来到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
“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调冷少农到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任技术书记。
期间，冷少农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做了其同乡、时任何应钦重要亲信、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中校侍从参谋
郑仲坚
的培养发展工作。
郑仲坚晚年回忆，1925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八周年之日，周恩来、冷少农介绍，以“郑堃（坤）”的化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北伐开始，冷少农随周逸群被派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郑仲坚所在的何应钦部则编为东路军，两人随军分离。
此后冷少农随军进驻武汉，并参与贵州辛亥革命元老陈纯斋等贵州籍同乡在武汉发起创办的《长江怒潮》日报工作。
此时郑仲坚则随何应钦在南京转为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
因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安排，当起义部队向南昌会集之时，在武汉的冷少农却受命逆行东下前往南京，设法以何应钦师生、同乡的背景，打入国民党军中，与潜伏在何应钦身边的郑仲坚取得单线联系，就地指导郑搜集情报，并负责交联传递，以配合党即将开展的武装斗争，发挥内线作用。
冷少农到南京后，经早年曾资助何应钦留学的陈纯斋、同学刘健群等人帮忙，联络上何应钦，并与郑仲坚接上联系，恢复了关系。
1928年12月何应钦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总监，郑仲坚为中校步兵监员。
经刘健群等人向何举荐说明，冷进入训练总监部任上尉，何应钦“派少农做贴身秘书，他的家信都命少农先摘由方交阅”。
1929年5月，何应钦陆续兼任武汉行营主任等职，郑仲坚跟随何相继出任行营司令部主任办公室中校参谋、作战科长等职，步入军事核心要害部位。
1930年3月，蒋介石调任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成为国民党仅次于蒋的军方二号人物。
冷少农情报小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当时陈赓担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同时兼任中央军事部谍报（情报科）科长，主持军事情报工作。
当时中央军事部谍报科的工作人员有刘仲华，1929年夏天周恩来又调卢志英到军事部谍报科工作。
由于冷少农情报组后来提前预报了蒋介石对红军实施第一次“围剿”的重大动向，为进一步做好搜集应对工作，1930年11月周恩来将曾希圣从武汉长江局调到上海，专职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科长，加强军事情报工作的部署指导和搜集研究。
可以看出，冷少农情报小组是周恩来同志在筹备南昌武装起义之时，着眼未来重大军事斗争需要同步进行的情报战略布局，是针对国民党军队高层实权人物何应钦情报工作承前启后系列布局中的重要一环。
冷少农肩负的使命与党的武装斗争相伴而生，责任重于泰山，他和郑仲坚可以说是党的隐蔽战线最早打入敌人心脏的先驱！
四、冷剑出鞘
因红三军团攻占长沙，1930年8月8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政府国务会议发布特派何应钦办理湘鄂赣剿匪事宜，何应钦成为授权策划“围剿”的主要负责人。
此时，郑仲坚正担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司令部武汉行营作战科长。
据当年曾与冷少农结识的同乡牟龙光回忆：“1930年春，我们到达武汉时，郑已随何应钦到武汉，何做行营主任，郑做何的行营司令部的作战科长。我与郑见面，问冷少农的情况，他说（冷）还在训练总监部，还常常通讯。”
牟龙光回忆：解放后他与郑仲坚在劳改单位相处在一块十多年，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曾对我谈到：“党交给他的任务是从何应钦那里得到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事计划。他随何应钦到武汉行营、南昌行营、临川前线指挥部，都当作战科长。”
“蒋介石、何应钦在江西对红军的一、二、三次围剿的计划，以及作战命令，都是郑仲坚拟订，经何应钦发布出去的。在拟定计划后，郑仲坚就按冷少农约定的秘密通讯方法，照抄一份给冷少农，转寄给上海……再转交周恩来同志。”
因而，何应钦10月5日到南昌与鲁涤平刚刚商定好对红军及江西苏区实施“围剿”作战的计划部署，很快即
由在武汉的郑仲坚
转递到冷少农手中并迅速送到上海，
周恩来阅后，认为情报极为重要及时，立即指示将情报从上海发电到香港，再通过人力地下交通转赣西南特委送往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10月22日收到情报后，第二天（23日）即召开总前委会议进行讨论部署。
1930年1月，中央在上海与香港两地实现了电台通报，但发给赣南、闽西红军的电报，
还需由“香港地下交通站交给地下交通员，由他们派人送往大埔，再转永定”。
“这一过程一般需要将近10天，比过去从上海至香港的航运快捷了一个月”。
以此推算，从10月5日形成“围剿”计划方案，到情报的获取、传递至送达，到23日太平圩会议通报，时间用了18天。情报传递的时间、过程与当时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契合一致。
可以看出，中央军委于10月上旬获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10月中下旬收到，并于23日在太平圩会议上通报的情报，即为郑仲坚搜集获取、冷少农指导传递的情报。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2月蒋介石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部队，策划对红军及江西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
郑仲坚也随何应钦调任为南昌行营参谋处作战科长，并经何应钦推荐，同时担任南昌行营参谋处新设立的第二科——调查情报科（简称“调查科”）首任上校科长。
南昌行营调查科是国民党军政部直接领导的情报组织，也是国民党军事情报系统设立的首个情报机构，是国民党“军统”的前身之一。
据郑仲坚晚年回忆：“我旋因调南昌行营参谋处第二科上校科长（即专办情报事宜，搜集江西红军情报，以供这次即第二次的所谓‘围剿’的中央陆军二三十万人大部队参考应用极反动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我经常将中央军的一切动态、兵力部署、师旅长姓名，以及其他一切有关事项，按事前与冷少农在南京秘密预定的通讯办法，不失时机地用快函由邮件寄与冷少农，转报给上海方面周恩来总理。冷当时系中共驻南京的一个地下小组负责人。这是1931年五六月里的情况。”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南京等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撤离，被迫隐蔽。
6月1日，冷少农在给大哥冷良晟的信中提到：“我这一次准备离开南京，照了一张单相来留纪念。”
这显示冷少农已接到指示，做好长期离开的准备。当时正是第二次“围剿”刚结束，蒋介石正在积极部署第三次“围剿”的重要时刻，
冷少农毅然选择了留下，没有轻言撤离。
早在年前他在致姻叔曾春如的信中即提到：“革命系一伟大工作，非短时间所能成功，非少数人所能胜任，从事者只问工作需要而定其动作，在短时间无所谓成功，更不容有身退。”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冷少农选择留下坚守，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自1930年10月起，在周恩来及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指挥下，冷少农通过就地指导郑仲坚，及时获取了蒋介石、何应钦策划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三次大规模“围剿”的作战计划及大量军事情报，如同冷剑出鞘，在关键时刻为党和中央红军“为中央革命根据地赢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被迫暂停了对红军的倾剿。为躲避敌人的内部排查，周恩来先安排郑仲坚以母病为由，请假回到贵阳。年底周恩来、陈赓、曾希圣等受顾顺章叛变牵连的共产党人相继转移到了苏区。但冷少农坚持留了下来，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南京市委的重建和南京的兵运工作。由于工作交叉，由此埋下了严重隐患。1932年二三月，因南京党组织遭到第七次大破坏，冷少农的党员身份也由此暴露，于3月不幸被捕。如果当时冷少农能及时撤离，也许不会被抓捕，但他的被捕却是党的隐蔽战线莫大的损失。
为了保守党的机密，保护战友，在狱中冷少农备受酷刑，坚贞不屈，面对游说，大义凛然。最后因敌人一无所获，恼羞成怒，于1932年6月9日，将年仅32岁的冷少农和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等人一起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五、霜天烂漫
1930年10月6日，蒋军攻占冯玉祥大本营郑州，宣告以军阀混战为标志的中原大战结束。10日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告国民通电，将“肃清匪共”列为最切要的五项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期以三月，最多六月，限令一律肃清”。
此时，借中原大战胜利之势，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信心决心、规模层级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凛冬将至，关系到刚刚崛起的红军及其红色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存续，红军及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向何处去、怎么办、以及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三大问题。
途中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17日）、太平圩会议（23日），以及罗坊会议（25日至30日），讨论解决红军“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
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收到了中央军委转来的这份“十月情报”，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回答这三大问题提供了锐利武器，为毛泽东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最终教育说服红军广大指战员，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一）“十月情报”及时精准反映了蒋介石集团战略重心调整，将红军作为主要对手，实施大规模“围剿”的重大战略动向。为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毛泽东带领红军主动纠正“立三错误”，及时实施战略退却，促成红军转危为安，重新回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上来，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决策基础，解决了红军“向何处去”的方向问题。
“十月情报”反映的背景是：1929年以来军阀混战为主的局势已经发生转变，敌人的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对付红军上来，革命面临新的转折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指出：“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而当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
因此，袁州、峡江会议就红军何去何从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任红三军团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回忆：由于“当时‘立三路线’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揭开，打南昌，攻九江，取得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份的首先胜利的影响还严重存在，所以会上的争论，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为大家所接受。”
22日，红军收到“十月情报”，23日总前委立即在太平圩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十月情报”，毛泽东在会上向大家通报了敌情。何长工回忆：“因为敌情较前严重，大家深感大敌当前，形势逼人，现在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了。”
为此，26日在罗坊召开的总前委与江西行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红一方面军“不打南昌、九江”，实施战略退却的方针，促成了红军主动摆脱了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羁绊，重新回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来，避免了红军可能遭受的重大挫折，解决了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方向问题。
朱德后来说：如果不是这样而真照李立三的错误指导做下去，“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同时“十月情报”，为印证毛主席运用调查研究对形势变化所作的科学判断提供了客观依据。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通过调查研究来分析掌握形势，把握时代特征，以此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在1930年5月所作的《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中提出：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国内形势正发生变化，严肃指出严重的局势即将到来。
他在10月19日致中共湘东特委信中指出：“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段必须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在“红军何去何从”问题上，同样也面临着如何对待组织原则和处理利益格局等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
毛泽东思想上不赞成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鉴于服从中央的大局，不可能从组织上予以对抗，因而只能在讨论及实践中去说服教育干部。
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同志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来分析形势，教育大家”。
但在当时红军内部普遍存在相信李立三关于“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急性冒进认识和盲目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显然仅仅依靠运用“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分析来教育说服大家是不够的。
罗坊会议上，有人提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
因而“十月情报”反映的敌情严重变化的事实，成为说服教育和团结广大红军指战员重要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指出：“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
“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毛泽东、朱德同志在红军内部存在严重分歧的处境下，做了大量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耐心细致地纠正部队内相当普遍的盲目执行上级命令和急躁情绪，使得红一方面军，尤其是红三军团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
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滕代远回忆：“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
特别是后来红三军团主要领导彭德怀鲜明的团结意识、大局意识，使得红军主力团结在一起，彭德怀明确说：“总前委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
此时，毛泽东同样面临着国恨家仇和亲友的生离死别。
为报复红军攻占长沙，何健派人到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10月24日，在长沙县抓捕了杨开慧和年仅8岁的毛岸英，并于11月14日将杨开慧残忍杀害。
从红四军6月奉命离开长汀西进，到10月红一方面军召开罗坊会议，毛泽东率领红军走过了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
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
罗坊会议前，正是有了中央军委送来的这份战略情报，找到了“问题的‘来源’”，把“‘现状’弄明白”，为毛泽东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最终教育说服红军广大指战员，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这就是毛泽东团结、争取和诱导三军团回到江西，在战略上集中兵力，准备好粉碎敌军‘围剿’的曲折过程，也是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同‘立三路线’作激烈的曲折的胜利的斗争的过程。这一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罗坊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在罗坊做了有名的“兴国调查”，他在《兴国调查》中指出：“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
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情报来源于调查研究，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既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决定行动的依据，也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
（二）“十月情报”及时反映了蒋介石的部署计划安排，为红军反“围剿”创造了准确的战略退却时机，争取了充裕的战略准备时间，为最终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奠定了战略基础，解决了红军下一步“怎么办”的具体行动问题。
毛泽东指出：“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达到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伍，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为此，“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十月情报”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前通告了形势的转换，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为红军争取了有效应对“围剿”的战略决策时机和退却准备时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时接到情报后，“认为此情报极为重要、及时”，并以“十万火急”“日夜兼程”形式紧急转送红一方面军，有着深沉的战略处置意涵。
等到蒋介石12月7日抵达南昌进行“围剿”最后部署，最终确定12月16日实施总攻时，红军主力已经退到根据地腹地做好了充分准备，待敌前来。郭化若说：“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理想。
红一、三军团主力已经集中整训，政治动员工作做得比较普遍深入，财粮已有相当的征集准备。”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
正是有了“十月情报”的预警，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动实施战略退却，集中主力，避实就虚，以逸待劳，
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最终于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红军以五天两仗，歼敌一个半师的辉煌战果，“以弱胜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中央苏区的建立扩大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为此，心情愉悦的毛泽东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三）“十月情报”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以反“围剿”胜利的丰硕成果，为促成“中国革命道路”在中央的确定奠定了实践基础。
毛泽东指出：“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以罗坊会议为代表的“十月抉择”，表面上看是形势问题，深层次却是道路方向问题。在当时形势环境下，毛泽东面临的不仅仅是单纯地如何看待形势、转变策略，解决红军眼前的行动方向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是事关中国革命能否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当时红军及苏区的生死存亡，决定中国革命的命运。只有回答解决了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发展的重大课题，红军及苏区才能生存下来，才能面对敌人长期的“围剿”而不断取得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成长壮大。
如果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于1月致信林彪提出的“乡村割据”的思想，还只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思想讨论。那么这之后毛泽东通过寻乌、兴国等开展调查研究，对阶级估量、国情特征及时局变化所作的科学判断，为这一道路思想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时，根据情报反映的敌情变化，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召开的罗坊会议，于10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明确作出了“不打大城市”的战略调整，重新回到农村主战场，从实质面上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城市中心论”，以党内决议的形式明确了以“乡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之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从实践成果上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理论道路的正确，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实际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具体实践成果，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思想路线的正确，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据此对中国革命道路方向作出了新的判断。
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的训令指出：“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伟大的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一页。”
4月，新成立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第一号》决议明确指出：“这个转变正式形成，是新余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在党的文件，明显确定了这个转变”，是经过了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
1930年9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做出了高度重视红军和苏区的新战略，革命重心开始从城市转移到苏区。
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刚结束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向苏区转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央大批骨干被派入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局和其他根据地的中央分局，形成了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中央与各地红军逐步建立起无线电联系，从而最终在部署落实上实现了党及红军工作重心转移到“以农村为中心”这一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罗坊会议的转变和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开始在中央的形成和立足奠定了基础，“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此时虽是严冬，东方高山之巅，一轮朝日却已喷薄而出，霜天红烂漫，万木生光辉！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
“十月情报”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有力印证了毛泽东对形势所作的科学判断，引导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促使红军转危为安，重新回到农村主战场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并以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成果，为最终形成中央决策，确立“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促进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一份情报凝聚了党的隐蔽战线先烈先驱的心血，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道路方向，反映出党的隐蔽战线的发展历程，展现了战略情报具有的历史价值和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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