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话说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决定把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在报纸上公布，并且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加以讨论，根据这个经验改变自己的领导作风。
这个报告是1957年11月写的，说的也只是同时种试验田的若干县中的一个县即红安县的经验。现在种试验田的方法在湖北省已经比较盛行，其他省也有一些地方开始推广这个方法，某些工业企业中的干部也开始学习类似的工作方法。但是从整个来看，这个方法还远远没有在全国普及，全党认真讨论一次红安县的经验还有重大的迫切的意义。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风，使干部真正到群众中间去领导群众。它可以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我们全党的干部必须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既不要做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不要做空头政治家。因此，在全国各地区各方面普遍推行种试验田的经验，是完成党的整风任务的基本关键之一。除了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应该普遍种试验田以外，从事工业工作、交通运输工作、财政贸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领导工作的同志，也应该认真研究种试验田的方法，联系本身工作特点，得出必要结论，以便打掉官风，逐步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
中共中央 1958年2月14日
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厉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四十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四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1958年2月20日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3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发表在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如下：
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文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政法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在运动中展开了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全民大辩论，并且证明党中央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已经形成了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潮，但是另有很多单位还没有开始发动或者还没有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也有不少单位还没有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思想作风上的系统整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些同志甚至觉得生产和整风这两项紧迫任务，是互相矛盾、很难同时并举的。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抓紧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这条纲，领导得好，安排得好，群众发动得好，完全可以把现阶段的整风运动和生产等工作统一的抓起来，而且，只要发动起群众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就可以有力地揭露出一些干部思想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害性，就可以迅速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就可以进一步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使干部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因此，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各级党委，各部门和各单位的一切党的组织，必须抓紧对这一运动的领导，并且注意下列各点：
一、领导上要心中有数，一方面，必须放手发动群众，采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另一方面，还必须注意，不管过去的浪费和保守现象如何严重，成绩总还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10个指头中的1个指头。因此，应该适时地引导干部和群众把最大的注意力和干劲放在积极的改进工作、发展生产方面，用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具体措施，在实际上清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思想。
二、在运动中，要防止“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即只看到现有的物质条件，看不到伟大的群众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要防止只片面地注意业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同时，也要防止离开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实践，抽象地空谈整改。
三、凡是没有经过群众鸣放、干部整改过程的地方，在这个运动中间，应该选择适当的时机，认真补课，即首先让群众批评干部和工作中的缺点，并且雷厉风行地加以改正，以消除群众和干部间的隔阂，解除群众的顾虑。
四、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原来设想和安排好的平衡，也会不断地被万马奔腾的群众运动所突破。我们应该欢迎和赞扬群众在各个战线上的跃进，促进落后的部分赶上去，力求在先进的基础上达到新的运动的平衡，并且审订原来的规划。
五、原来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会在运动中不断地为群众的创举所打破。我们必须对于群众的创造，虚心地加以研究，按照发展的需要和群众在实践中的考验，重新审订原来的规章制度。凡是真正束缚生产力发展而又可以迅速修改的，应该立即修改。
六、现在已经有些群众自动要求取消或者改变那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我们对于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表现和热情，应该欢迎和爱护。但是在实际处理工资福利问题的时候，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那些真正妨碍工农团结、妨害职工内部团结和其他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工资福利制度，应该经过细心的研究，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全国性的要经过中央批准），作恰当的调整，除此以外，不要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
关于运动的具体部署和工作步骤，由各地各级党委自行安排。关于运动的经验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和交流。
1958年3月3日
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地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花，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地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地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还编印了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成都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问题。
参加成都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在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毛泽东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1955年，也不是1956年，而是19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他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地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毛泽东还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那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作：‘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欲知此后成都会议如何进行？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一方面继续批评反冒进，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这就是他在教育下属的时候一贯提倡的办实事，说真话。很可惜，一些人在评价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方面的事实。这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歪曲历史，抹黑领袖，实在是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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