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
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中午，毛泽东乘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方向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到了槽黑车间，毛泽东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地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地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的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扳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裴》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副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说罢，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地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背诵完了，他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地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舵工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地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他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杨慎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
“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
4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他劝吴芝圃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4害，但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4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6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二、整风第4阶段进行的方法，应当是：在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党组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二三十人的小型整风会议，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采取人人检讨、人人过关的方法。一般地说，这样的小型会议，开个4、5次，即可大体结束。如果在会议进行当中，发现重点人物，或发现有重大原则性的意见分歧，须要更充分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需要适当增加会议次数。召开这种会议的目的，是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提高觉悟，改进工作。小型整风会议结束以后，凡是能够写的同志，都应当写出本人参加整风运动的思想总结。这种思想总结可以采用个别交谈互相传阅的方式，不必经过会议的讨论通过。
三、整风第4阶段，以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在揭发和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应当着重揭发和批判在执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倾向。在揭发和批判宗派主义的时候，应当联系到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以便提高全党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上述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地区、本部门在这个阶段应当着重地揭发和批判哪些方面的问题。
四、在农村，应当紧密结合生产，进行整党、整团、整社。在整党、整团、整社的基础上进行民主选举党、团的委员会和社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农村党员、团员、乡、社干部可以不必写个人的思想总结，但是，要在整风中进行一次鉴定。
五、各地区在统一安排本地区整风工作的时候，应当把财贸部门和其他分散的基层单位、城镇居民、小商小贩的整风统一安排进去，并且要注意加强领导。不要使这些方面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漏掉了或者滑过去了。
六、无论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基层单位，无论在整风运动中和今后日常工作中，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错误，表扬先进，改进工作，都应该广泛使用鸣放辩论和写大字报的方法。
七、为了有力地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的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可登党刊。）
4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宾馆会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会见中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又去参加武昌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曾希圣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城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地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主席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这一顿饭菜，老通城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对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大家吃完饭已经是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地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他又走到主席台中央，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他。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随着扩音器播放的音乐唱起了革命歌曲《东方红》。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正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可怜当今少信仰，善男信女仍拜神。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呜呼！警示在前，动荡于后；右派作乱，天地翻覆！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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