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原名李亭芳，黑龙江省巴彦县人，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上层要害部门。他从中尉办事员干起直至国民党少将，曾任汪伪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淞沪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长等要职，深得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信任，成为搜集汪伪第一手情报的“窃听器”。像他那样潜伏于敌伪政权核心并握有实权的中共秘密特工甚为罕见。
张学良部下的“中尉办事员”
1934年，李时雨在北京法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先由法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敬载介绍到同乡张学孟那里，张学孟当时任东北军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由于这三人都是黑龙江巴彦县同乡，李时雨便顺利留了下来。
1935年秋，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调东北军进入陕北“围剿”长征胜利到达那里的红军。这样李时雨随军来到古城西安。后经张学孟举荐，李时雨到“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由此开始了危险的潜伏生涯。当时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找李时雨接上关系，他说李时雨的党组织关系已由北平转到西安，自己是党特派做东北军工作的，受周恩来的领导。刘宇新给李时雨交待两项主要任务：一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二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鼓励官兵打回老家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上午，刘宇新即来到李时雨家，他们一起分析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当时，他们对形势的变化尚无肯定的估计，但总的认为是会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发展。刘宇新嘱咐李，要沉着应对，一方面做好掩护身份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与已经联系好的官兵进一步加强联系，策动他们跟着我党走。
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应承了6项诺言，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押问罪。这对东北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李时雨当时听了也十分震惊。东北军上层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主张不一致，产生了矛盾，1937年2月2日，主张抗日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枪杀。3月，东北军开往蚌埠，不久又转移苏北。到苏北后，东北军总部各厅处人员驻淮阴、淮安一带，大部分住在老百姓家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的部队也调到这一带驻防。6月间，东北军宣布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由于学忠任绥靖公署主任。整编时，东北军总部大部分官员被裁减下来，李时雨也是其中之一。不久，经党组织的安排，李时雨到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公开职务是天津高等法院书记官，继续在平津一带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的直接领导是何松亭（建国后曾任轻工业部顾问、辽宁大学第一任校长）。
有一次何松亭交给李时雨一项任务：向外运送电台机械和马达。当时，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分装在两个箱子里，寄放在英租界达文里李时雨家中。何松亭指示将这批东西运送出去，交给河北一个地下转运站。于是李时雨要到汽车，把两箱电台机件运经日军检查口，安全带到了法院办公室里。不久何松亭又送来一个装有电台机件的箱子。此时，李时雨不好再借口要汽车，但又急着把东西送出去，只好另想办法。为了早日一齐交运这些电台机件，李时雨壮着胆子，冒险在一天凌晨搭乘三轮车，把这箱机件运到“法国桥”边。日军不准三轮车过去，他只得夹在人群当中，一手提着箱子，一手举着通行证，顺利通过了日军检查口。紧接着，李时雨把这3箱电台机件送到了指定地点，对上暗号交付了。后来，这批秘密电台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联络作用。李时雨因机智勇敢地完成转运任务，得到上级领导的嘉奖。
汪精卫指定的“常务委员”
1939年8月起，汪精卫加快了投敌卖国的步伐，第一步棋是策划建立伪政权，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派遣人员到各地网罗代表，国民党元老朱晶华负责平津“选区”。朱晶华到天津后，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时雨。朱晶华见他年轻有为，又是东北同乡，便有意招为代表。李时雨感到事关重大，假称“与家人商量”而请示上级北方分局社会部，北方分局社会部进而请示党中央。此时，我党正在密切关注汪精卫的投敌卖国活动，这是个获取情报的好机会，当即复电表示同意。
接到党的指示后，李时雨便于次日同朱晶华商量：“我愿意当代表，为汪先生效劳，可我不是国民党员，怎么能参加国民党‘六大’呀？”“这不用担心。”朱晶华马上说，“你不是，可以让你是嘛！其实，我也不是汪精卫的人。我的真实身份是受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来调查汪精卫问题的。”朱晶华把李时雨这个同乡当成知己，表示：“从现在起，你就说自己是在北法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朱晶华为完成网罗代表的任务，不惜弄虚作假，“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李时雨解除了顾虑，同意以国民党北方代表身份去参加汪伪“六大”。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各地代表有 233人。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临时主席团主席，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陈璧君等为副主席，梅思平兼秘书长。大会通过了改组中央、修改国民党政纲、调整中日关系、还都南京等一系列决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定了“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投敌纲领。李时雨详细记录了会议情况，回到天津后，立即向北方分局社会部汇报，为党中央提供了汪精卫政权卖国投敌内幕和伪“六大”若干决定等第一手情报。李时雨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上级组织的表扬。
当年12月，汪精卫主持六届一次常委会，决定改组天津、北平及河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李时雨等人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赴上海参加汪精卫的接见。在愚园路公馆一间会客厅里，汪精卫在与新任常委一一握手之后说：“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别的出路，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任，实现共存共荣。”他在讲话中还透露了他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当时，李时雨几乎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传给中共北方分局。他在《回忆录》中说：“通过参加大会过程，我对汪精卫一伙投敌卖国的罪恶活动，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了解，取得了对我党来说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情报资料。”
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一群汉奸粉墨登场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及各院、部、会主要负责人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职。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由汪精卫授意提名，任命李时雨等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并指定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就意味着，李时雨必须离开天津到南京履新。
开始，李时雨对于去南京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他在平津已打下相当好的地下工作基础，现在又要单枪匹马、赤手空拳地闯入敌营，不知何时才能站稳脚跟。何松亭听了他的想法后鼓励他说：“你具有开拓者的才能，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为党做出贡献。”北方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建国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代表组织很快批准李时雨打入汪伪政府。李时雨坚决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为行动方便，并为回北方汇报有“探亲”借口，李时雨决定暂不带家属，其夫人孙静云仍留北平工作。
陈公博赏识的“秘书长”
李时雨到南京后，每次在立法会上的发言，都观点鲜明，一语中的，为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加上不失时机地吹捧，很快博得陈的信任与赏识，倚为亲信。仅3个多月，李时雨就在伪立法院打开局面。陈公博的女秘书莫国康曾对李时雨说：“陈先生对你的印象很好，说你为人敦厚诚实，法学很有根底，是个有才能有作为的青年。”李时雨像个“窃听器”，不仅从陈公博的谈话中得到许多重要战略情报，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及他们罪恶活动等情况，都进入他的视野。1940年7月，李时雨借伪立法院暑假休会的机会，回北平向何松亭汇报工作。10月，以探亲为名又带回一批重要情报。为达到长期隐蔽、防敌生疑的目的，北方分局社会部决定派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去南京，以行医为掩护，担任情报传递工作。
1941年4月，陈公博担任上海伪政府市长兼上海保安司令，其“亲信”李时雨则被委以党部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的职务。上任之初，陈公博让李时雨负责筹备成立保安司令部，李时雨趁机安排了几名中共地下党员。由于还保留有立法委员身份，李时雨可以自由来往于宁沪之间，收集敌伪情报也可以进入更广阔的领域。孙静云不久也来到上海，负责内勤和情报交换工作。但他们的情报活动还是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一天深夜，孙静云在家中被捕。日本人企图通过孙搞清李时雨的身份，还追问她和何松亭的关系（天津地下党组织被日军破获）。宪兵队向孙静云动用酷刑，灌凉水、跪砖头、用棍子打……孙静云强忍巨痛，始终未吐露一字真情。最后由陈公博亲自出面，发了火，日本宪兵队才放人。
不久，伪上海市警察局要组织一个赴日考察团。李时雨想这是个躲避日本人纠缠的好机会，便向陈公博提出要求。陈公博说：“也好，出去走走，冷一下，他们就不再找麻烦了。”李时雨等四人参观了日本各地的法院、监狱、看守所、警察机关及防空、消防设施。只见日本经济一片萧条，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人。侵华战争给日本社会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李时雨回国时途经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大城市，所到之处，也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李时雨回沪后，将日敌危机四伏的窘境和沦陷区的敌情整理出一份材料，密写并伪装好，由交通员送到北平。
李时雨主管的秘书处是掌管保安司令部文书档案、收发汪伪政府机密文件的要害部门。为了及时收取李时雨所获情报，北方分局社会部建起了联络网，并在南京下关车站设立情报转运站，任命李时雨为情报特派员，孙静云为机要员。为充实力量，又增派杨宁（化名杨德修）赴上海做联络员（掩护职务是保安司令部少校军官）。三人组成党小组，李时雨任组长。由于日伪加紧勾结，忙于围剿我抗日力量，陈公博无暇顾及保安司令部，重要文件都由处长李时雨送市政府面呈批阅，日常事务归李时雨处理。他聪明干练，敦厚老成，深受陈的信任，任秘书处处长仅五个月，便又兼任军法处处长。陈公博对李时雨说：“你懂法律，又能秉公执法，让你当军法处长我放心，一定能做出成绩来。”
这期间，日伪开始对新四军进行“清剿”。汪伪政府成立了“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除担任该委员会副委员长外，还任上海分会主任。分会下设四个处，具体负责组织“清乡”。李时雨任第四处处长，专司清乡人员的监管与督察。由于有李时雨这个“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日寇的“扫荡”计划等情报都能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新四军。因此，凡遇日军和保安队的大规模行动，新四军提前就转移了；而敌小规模的骚扰，则因新四军预先设防，十有八九遭到惨败。于是日本人就训斥保安司令陈公博无能，陈公博则骂参谋长和团长们是饭桶，他万没想到泄密的竟是自己的“亲信”李时雨！
李时雨打着陈公博“廉洁政治”的旗号，利用执法队长的身份，严惩了一批趁“清乡”横行乡里、敲诈勒索的伪军官和烟、毒、赌等罪犯。此举除受到陈公博的赞赏外，还得到日军联络官五十岚大佐的褒奖，称他是“执法如山的清官”、“快刀子李”。一时间，李时雨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人物，各色人物都来巴结。为搜集情报，李时雨也多方结交，与各界周旋。1943年8月，汪伪政府将上海租界区改为区公署、成立伪警察局时，署长陈公博让李时雨兼任警察局司法处处长。孙静云在一次回北方汇报工作时，许建国曾说：“你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它什么部门，应广泛打入之！”此时，李时雨集党、政、军、警几个处长大权于一身，他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收集到许多极珍贵的情报。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南京伪政府在一阵骚动之后，很快就以陈公博代理政府主席而恢复平静。没抢到主席位置的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只好就任上海市长兼警察局局长。本来陈公博去南京赴任时，已委任李时雨司法行政部次长之职，但周佛海极力反对：“陈先生，你不能把人都调走，尤其不能调走李时雨。”陈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闹翻，只好收回成命——他们竟为一个蒙在鼓里的“窃听器”而争执。李时雨被周佛海任命为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李时雨像跟随陈公博一样，每天“一心为公”，出入周佛海的公馆批阅文件，及时将收集到的情报送出。周佛海主政上海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布投降，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早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初，工于心计的周佛海就给自己留了后路——与重庆蒋介石政府秘密勾结。此时，重庆国民政府要接管上海，蒋介石便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则任行动总队军法处少将处长。
一天，周佛海把李时雨叫到官邸，秘密交代任务：“蒋委员长已通电全国，命令沦陷区日伪军在中央受降部队到达前，负责维持治安。我们的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军法处要全体出动稽查，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拘捕！”李时雨马上铿锵作答：“请周先生放心，从明天起我就彻查内部。”李时雨开始行动了，不同的是，他没去追查谁与新四军有联系，而是按照中共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执一指示，策动伪警保安一团和三个保安大队起义，悄悄改编成一个师，拟任师政委。但因形势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集中力量进军东北，暂停解放上海。李时雨接到电令后，策反工作只好停止。党组织重新布置了工作，李时雨等仍在张执一、刘人寿的领导下担任侦察敌情的工作。
戴笠身边的“上校组长”
1945年10月，蒋介石政府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率队乘虚而入，开始接收上海。
一朝天子一朝臣。戴笠接管上海后，开始大规模“肃奸”（即逮捕惩治汪伪人员）。作为汪伪“红人”，李时雨此时面临选择：要么深度隐蔽，继续潜伏在上海；要么去解放区。在等待党组织指示期间，李时雨的旧日“好友”、大律师余祥琴由浙江回沪，来到他的家中。余祥琴说他此时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跟他干。李时雨本来不愿和军统打交道，但想到如打入军统能为党获取更多的重要情报，便说：“我愿意跟祥琴兄干，但听说军统要肃奸……”余祥琴不以为然：“我既让你留下，就能保你的性命。沪郊情报站过去报了些吃空饷的名额，随便给你安一个就行。”余祥琴要他再拉一些警察局的人，作为进“组织”的见面礼。
李时雨将与余祥琴的谈话内容向刘人寿、张执一作了汇报。几天后，他们通知李时雨说，党组织已研究决定让他将计就计，打入军统去进行工作。这样，李时雨便以“党国特遣地下工”的身份进入了军统。其实戴笠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有一天，余祥琴约李时雨去见他的老师、青帮头目杜月笙。恰巧戴笠来了，余即向戴介绍李。戴笠头一句话就说：“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你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李时雨说：“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戴笠接着说：“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此后，李时雨又听过戴笠几次讲话，对这个特务头子的印象是“阴险狡诈，时而凶神恶煞，时而道貌岸然，变化多端，反复无常”。在余祥琴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
二组是社会组，专搞上海社会动态，即每日发生的重大事情。李时雨逐步深入魔窟，利用职权之便，既能经常同特务头目接触，又能直接看到军统总部对上海所属各站的指令、通报及通知等机密文件。他及时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情报，上报组织。由于党组织较早地掌握了军统的行动计划和迫害、暗杀的“黑名单”，得以及时通知已被监视、跟踪甚至要被暗杀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和进步名流，使他们尽快摆脱险境。同时第二组的首要任务是“肃奸”，总部列出100多名汪伪政府高级官员名单，要李时雨提供详细地址。李时雨对名单上的汉奸早已恨入骨髓，现在正是以恶除恶的好时机。他迅速把掌握的情况报给军统本部，那些汉奸纷纷落网。李时雨在“肃奸”中立了大功，受到戴笠的褒奖，但危险却于此时不期而至。
◆晚年李时雨。
原来，军统特务在审查汉奸时获悉，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与李时雨有牵连，并为此逮捕过他的太太孙静云。军法处处长沈维翰立即向正在北平搞“接收”的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而戴笠认为李时雨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可能是共产党；况且他入军统后卓有建树，不同意逮捕。但不巧的是，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戴笠死后，军统内部相互倾轧更为加剧。督查处和军法处开始对李时雨暗中侦察。李时雨将危险处境向张执一作了汇报，张执一决定让李时雨找机会撤出上海，到东北去找陶铸接关系。于是李时雨买了去北平的飞机票。
可是，就在9月17日李时雨欲乘机离开的前一天，军统特务抢先一步将其逮捕，关押在军统看守所。由于李时雨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就用毒打、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问，但始终未查出“异党”罪行，加上外边的同志和朋友托人疏通，３个多月后，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李时雨转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家王朝风雨飘摇，1949年2月李时雨终被取保释放。他出狱后很快与张执一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李时雨往来于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婉转宣传我党政策，正告他们要保护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李时雨的活动引起了上海公安局局长、保密局头子毛森的注意，曾派特务进行盯梢。张执一再次决定李时雨撤出上海，并送来接关系的信件和路费。
同年4月，李时雨和孙静云取道香港来到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将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提供的情报资料转交军管会。由此，这位在魔窟里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地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曾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政务院情报总署、军委联络部等部门任职。孙静云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中李时雨备受冲击。1978年李时雨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离休后，他将平生积蓄奉献给家乡巴彦县，被县委命名为“李时雨奖学金”，用以奖励优秀学生。然而那无形战线上的刀光剑影，峥嵘岁月，无时不在他心头萦绕。李时雨为此笔耕不辍，撰写了《敌营十五年》《烽火历程》等书，回顾历史，启迪后人。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同志病逝于北京，走完他91载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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