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原本处明显弱势的主席实现完胜，原因多种，而谍战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主席摸清了蒋逆介石的底牌，让蒋逆在谈判还没开始时，就陷已经入了被动……
壹
谈判前的较量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这个电报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借口毛泽东不去重庆，好将内战责任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泽东去谈判就给予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另一目的，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掩盖他调兵遣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8月16日，毛泽东电复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泽东派人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蒋介石得电后便估计毛泽东不敢赴重庆。因为十年内战时期他就在江西悬赏毛泽东的人头，现在毛泽东肯定不敢上门送头！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毛泽东于8月22日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 1945年摄于延安机场：赴重庆谈判，毛泽东登机后挥帽向送行的人告别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发出两封复电之后，8月23日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
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
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
这表明毛主席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
第二天刘伯承、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各地就位备战。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
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
“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贰
幕后的情报战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重庆的蒋介石倒弄了个手忙脚乱。料定毛泽东不来才演的“假戏”，因而没有准备“台词”。而中共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却按毛泽东的方案推演。
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的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这封电报也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才给了蒋介石一个出乎意料。
这次政治斗争的巨大成功，通过情报手段，掌握对手的真实企图，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是情报工作为战略服务的一个杰出范例。
▲ 1938年，朱德与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左）在延安
从1938年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联络参谋。驻一二师的陈宏谟是个比较老实的人，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贺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回。
驻一一五师的李克定是个职业特务，收买师部译电员，被驱逐回去。
而周励武本是叛徒，路经延安还发展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这三个参谋都由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搞共产党的情报。
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这三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是国民党在延安公开的情报官。
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0师联络参谋郭仲容。
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孔祥熙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
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显出不凡的政治知识。
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
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戴笠特意请到军统讲课。
驻扎在生活俭朴的延安，对于国民党的联络参谋，实在是个苦差事。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
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
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来接替。
周励武一心搞情报，以期早日调回重庆升官。见交际处服务员王荣棠年纪小，就设计引诱。外出时，周励武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想等小王捡拾之后再抓他的把柄。
小王是我方边保布置的人员，哪会贪图他的金戒指，第一次捡起来放在桌上，第二次见他又“丢”，就向组织汇报。这就引起了我们对他的高度警惕。
1944年下半年，交际处的客人很多，有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朝鲜人士金斗奉等人。
延安师范的女生关淑珍，到交际处照顾胡仁奎的孩子，也顺便照顾两个联络参谋。
周励武在延安找不到浪荡的场所，就盯上年轻的关淑珍，多次挑逗。
关淑珍将这个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一天，周励武趁屋里没人，动手动脚，被关淑珍打了两个耳光。
众人围观之中，关淑珍当场揭露，周励武只得低头道歉。交际处负责人金城同志对这厮进行了训斥，这以后，周励武表面上老实多了。
这两个联络参谋经常偷偷发报。他们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而且外出总把密码本随身携带，怎么办？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联络参谋，确实是个苦差事。可是近来，这日子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不禁自嘲：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
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再观察，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霖布置，再找钥匙。
服务员在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杜甫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我方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只得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我方边保的秘哨，一站一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交际处。杨黄霖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
就是这样还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
这边立刻开锁，誊抄。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到时要恢复原状，下次再抄。这样搞了3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真是知己知彼。本想假戏真唱，不承想反被对方导演。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职业特务，却让蒋介石成了丑角。
表面被动回避，突然间登台亮相。共产党情报人员不动声色，助了毛泽东的“大胆”出演。
▲ 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国共谈判，由于国民党缺乏事先准备，只能按照共产党的方案讨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通报中共中央代表团。毛泽东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于是看透对手底牌的周恩来，就这样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
贰
战场上的情报战
云南省易门县十街乡朝阳村，1914年5月，刘志汉出生在这个小村庄。
1925年，刘志汉考入省立昆明第一中学读书，1933年到上海考入蒙藏学院读书。
读书期间，在已经参加革命的三哥刘惠之的引导下，1935年11月参加革命活动，他一边上学，一边帮助三哥充当外围交通员，负责传递情报，在学院，他参加了由地下党和“左联”领导的“抗日救亡会”等组织。
1936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他先学习爆破等军事技术，后学习情报及无线电技术，技术技能和俄文学习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1938年初春，刘志汉和留苏同学取道新疆到达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1938年2月，刘志汉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他在枣园用从苏联带回的当时设备、技术都是最先进的电台建立了延安第一个无线电台，创建了中共从无到有的技术情报系统。
在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的要求下，刘志汉被调到中央军委二局参谋训练队担任主任教员，办了数期技术培训班，培养了不少情报工作人员。
1939年，刘志汉调回中央社会部任机要科科长。后根据工作需要，懂俄文的刘志汉调延安枣园苏联同志处任翻译。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志汉带领包括妻子在内的技术队伍展开情报密码破译战。
在1945年的上党战役中，将蒋介石与阎锡山发动内战关键的军事情报全部破译，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进行的国共谈判，受到党中央的嘉奖。
毛泽东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专门表扬通讯联络科，还赞扬“刘志汉是个英雄”。
创建首个技术情报系统
延安时期成立的中央社会部是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机关。1938年春，刘志汉顺利回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电台台长。
当时中央社会部没有电台，军委的电台已经老掉牙了，刘志汉用从苏联带回的电台设备，建立起延安系统第一个无线电台，可以说刘志汉创建了中共从无到有的技术情报系统。
刘志汉担任中央军委二局参训队主任教员期间，举办数期技术培训班，大量优秀的隐蔽战线工作人员从这里派往祖国各地，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李白，就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
上党战役破译密码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第一战——上党战役爆发，担任通讯联络科科长的刘志汉，带领一个情报组，在枣园后头山坡上架了一个电台，解决了电台接收信号微弱的问题，最终成功破译了阎锡山的密码，将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发动内战的密令和阎锡山的作战部署、行军路线、敌军人名、地名、代号等关键的军事情报全部破译。
中央根据准确详细的情报，制定了“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案，部署了一次又一次“口袋战”，一举歼灭了阎锡山部队3.5万人，打掉了阎锡山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这一胜利开创了我党无线电技术侦查的先河，有力地配合毛主席在重庆进行的国共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重庆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
毛主席回到延安后，专门表扬通讯联络科，还特别指名表扬“刘志汉是个英雄”。
有资料显示，上党战役被列为二十世纪重大军事情报战十二大战例之第九战例，同诺曼底登陆的瞒天过海情报战等经典战例相提并论。
叁
虎穴重庆的暗战
1945年10月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欢送晚宴，气氛热烈。晚宴后，张治中邀请毛泽东观看文艺演出。晚8时许，演出进入高潮之际，一位身材魁梧、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步入剧场，向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附耳低声报告，下午6时许，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从沙坪坝回红岩村途中，遭遇枪杀，送市民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使周恩来不觉一震！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沉着地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他提出严正质问和抗议。
李少石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女婿，他的形象儒雅，从侧面看上去，与周恩来颇有几分相似。这件事是否是针对周恩来策划的？有没有政治背景？它是否意味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是否能够顺利地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一系列的问号，一下子涌上周恩来的心头。从重庆谈判开始以来，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无不对毛泽东的安危忧心忡忡。为了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和所有在重庆的同志都处于一种高度戒备的精神状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一丝一毫懈怠。李少石事件的发生，无疑将同志们的忧虑情绪推向了最高峰……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两个月以前。
1945年8月10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传到了重庆。经历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百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举国上下奔走相告，普天同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内矛盾顿时凸显。中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建国，这个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先下手为强，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14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一份电报，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民党《中央日报》 也大造声势，在国内要闻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新闻“蒋主席电毛泽东，请克日来渝共商国是”，摆出要以谈判求和平的姿态，企图抢先占领舆论制高点和战略主动权。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毛泽东不温不火地回以“朱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朱德总司令电文提出的是受降程序未明的问题。
8月20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了第二封电报，“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蒙蔽了一些媒体，《大公报》 社论的评价是：“蔼然诚坦，溢于言表，不须我们多作解释。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声称“中国共产党不愿参加合作”。《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发电，继续坚持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这三封电报，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风口浪尖，使其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摆下了一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鸿门宴。如果不去，蒋介石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把“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罪名扣到共产党和毛泽东身上。
去，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毛泽东的安全如何保障？张学良被长期监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李济深曾被软禁的遭遇，即是前车之鉴！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共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郑重表态：“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
8月24日，毛泽东即回复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署名“莫一尘”的文章《解决问题的关键》，文章批评那种一定要毛泽东亲赴重庆的论调，认为“显然蓄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并以政治犯遭关押、政党无合法地位和特务横行暗示毛泽东赴重庆不安全。
这件事如何决策，事关重大。一些解放区领导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坚决反对毛泽东亲赴重庆。
8月25日、26日，
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为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实现，毛泽东毅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深入虎穴！他认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同时毛泽东也作了最坏打算，如果作出最大让步还不行，就“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毛泽东的发言，一锤定音。中央政治局同时决定，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进行谈判。
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央建议，他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
中共中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正常运转，高效决策，指挥全党继续奋斗。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十分清楚，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无疑是以防不测，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大家的心里都沉甸甸的！
作了最坏的准备，还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对于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警卫工作，中央政治局委托周恩来考虑具体方案。经过反复研究，周恩来指定龙飞虎、颜太龙、陈龙等三人做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员。
龙飞虎和颜太龙都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先后跟随周恩来赴重庆，政治上绝对可靠，熟悉重庆情况，长期从事保卫工作，是最佳警卫人选。
随后，周恩来又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毛泽东在重庆的警卫工作，决定增派毛泽东的警卫班战士齐吉树照料生活，另派枪法精准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随行。
同时，周恩来决定，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保卫，由武全奎负责安排；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保卫，由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负责；谈判期间代表团对外办公地点的保卫，由朱友学负责。
一切俱已安排妥当。临行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正式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谈判的决定。
中央的决定公布后，基层的同志对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是什么看法？
著名作家方纪在散文《挥手之间》中，为我们留下了详细的记述：
“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
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
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
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
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8月28日，是毛泽东启程的日子。延安数千军民到机场相送，气氛十分凝重。登机后，“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拥上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放在机窗玻璃上。
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头顶上盘旋，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
8月28日下午3时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乘坐的476650号军用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安然着陆。
头戴灰色拿破仑帽、身着中山装的毛泽东第一个走出机舱，并向在场的人们挥手致意。
山城重庆再次沸腾了！
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
当时重庆特务、帮派横行，社会治安混乱，而且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谁都知道是一场鸿门宴，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重庆谈判更是十分艰难曲折。历经40多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基本达成协议，准备签署《双十协定》。
但是，就在协议签署的前两天，就在为毛泽东举行欢送宴会的时刻，突然发生了李少石事件。
在这个微妙而敏感的时刻，这不能不引起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警觉。周恩来得到报告后，立即起身离开晚会现场，当面质问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这究竟是不是有计划的暗杀”，要求他立即彻查此事，并切实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随后，周恩来赶到重庆市民医院，慰问李少石家属。在医院里见到李少石的遗体，周恩来想起了李的岳父廖仲恺先生，不禁悲从中来：“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现场笼罩在悲愤之中。
但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不能久留。他抑制住自己的悲愤，初步安排了李少石的后事，又匆匆赶回宴会现场。他要求宪兵司令张镇，必须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于是，张镇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亲自布置了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深夜11点多把毛泽东安全送回红岩村驻地。
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不安和震动。第二天上午，宋庆龄、邵力子、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吊唁。重庆各报记者和在渝外籍记者10多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采访，使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0月9日，案情基本查清，国共双方确认，这是一次交通事故引发的偶然事件，没有复杂政治背景。
10月11日下午，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当他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平稳降落时，早就等候在机场的两万多延安军民，拼命鼓掌，热烈欢呼，迎接领袖的胜利归来！
从近些年新发现的史料来看，重庆谈判期间，蒋逆的心情真是波澜起伏，他的确曾经考虑过趁谈判之机扣押毛主席的方案。
在1945年9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经过反复权衡掂量，直到10月6日他才放弃了这个打算。
这些新披露的史料再次证明，当年党内外的同志和朋友担心主席安全问题，绝非杞人忧天。
重庆谈判旧址——桂园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询问老朋友章士钊对时局的看法，章士钊沉吟良久，在毛泽东手心里轻轻地写了八个字：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更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默默地关心着毛泽东。
比如，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工作的钱剑夫，听说毛泽东在桂园会客的间隙，喜欢走出大门，在警戒范围之外散步。
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对重庆谈判的态度并不一致，在重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十分危险，他立刻请朋友带给毛泽东一张字条：
“晨风加厉，白露为霜；
伏莽堪虞，为国珍重。”
毛泽东看到字条后，立刻会意，再未轻易走出桂园大门。点点滴滴，可见人心向背。
因此，我们这边的安保工作，非常细致严谨！
为了加强主席在重庆的安全警卫工作，中央派出“一虎二龙三鼠”，即
龙飞虎（1915年出生，江西永新县人）、
陈龙（1910年出生，辽宁抚顺人）、
颜太龙（1915年出生，江西永新县人）、
齐吉树（1924年出生，江北元县人）、
舒光才（1917年出生，江西兴国县人）、
戚继恕（“树、舒、恕”与“鼠”同音）。
这6人政治无比坚定、头脑相当灵活，而且个个枪法精湛、警卫经验丰富。
1945年8月，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自左向右依次为：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陈龙
保卫毛泽东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毛泽东在住处时，“一虎二龙三鼠”一刻也不敢大意，手握上膛的枪，随时警惕周围动静。毛泽东外出时，“一虎二龙三鼠”更加高度紧张，提前对目的地沿途路线路况进行研究分析，制定应急方案。等到出行时，前面有两辆三轮摩托车开道，后面四辆小汽车跟随。
毛泽东和陈龙坐第一辆小汽车，周恩来坐第二辆小汽车，其他随从和警卫人员坐后面两辆。龙飞虎有时会坐在前面的摩托车上，有时也和陈龙一起与毛泽东同乘一辆车，他们一人坐前排，负责控制车速，一人坐在毛泽东身边，负责他的安全。
上面说了当时重庆很多民主人士都很担心主席的安全，周总理曾笑着对他们说：“我们不仅有‘二龙一虎’护驾，毛主席还带来了‘三鼠’，足够对付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了，蒋介石不敢胡来。”在重庆期间，“一虎二龙三鼠”枕戈待旦，日夜守护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对李克农等人说起重庆警卫的情况：“我们这次深入‘虎穴’，‘一虎二龙三鼠’没有当小老鼠，全是龙虎般的人物！”
从此，“一虎二龙三鼠”名声大噪，一时被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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